本文其實有一個致命的假設錯誤， 那就是“上個世紀幾乎所有參與戰爭的主要國家，不管它們是輸或贏，伴隨而來的是經濟衰退”。 這是本末倒置了， 經濟衰退導致了戰爭而不是戰爭導致經濟衰退。 資本主義的特點是和平必然導致周期性危機（資本集中）。 美國30年代也沒有戰爭， 也沒有天災， 也沒有人禍，卻餓死800萬人。 正式二戰救了美國。 因為戰爭導致資本家壟斷被打破， 財富重新分配了， 所以才有一段時間的大發展。

中國農業資本主義社會也是如此， 戰爭導致大量人口死亡， 新建立的國家手中有大片土地可以分給立功的軍官（漢代）平均分配給百姓（隋唐）， 或者交給軍戶（明朝）。 然後， 按經濟規律辦事天災人禍官商學黑連哄帶騙順搶，土地集中，經濟危機，然後動亂。 中國的悲哀是地主不會對外擴張搶別人的土地， 當然別人的土地也沒有中國好。

畫蛇添足為啥？ 當今世界戰爭的危險比很多人想像的大。 就如同世貿大廈， 誰相信她會瞬間坍塌？ 比如歐洲最大的工業化國家烏克蘭， 核武器，航母，最大的飛機，最肥沃的土地，最高比例的受教育人群，現在就淪落到男的賣命，女的賣身來苟延殘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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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思義：中國要足夠強大，美國才不敢動武　 　近年來熱炒的“修昔底德陷阱”說法，源自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對古希臘的兩個城邦國家雅典與斯巴達戰爭所作的總結：即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 大國，而現存大國也必然來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依此類推，中國是“新崛起的大國”，美國是“現存大國”，兩國之間爆發嚴重的衝突不可避 免。
　　
　　但雅典和斯巴達戰爭與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既有相似之處，也有不同之處。分辨這些差異至關重要，因為兩者不可同日而語。此 外，中國古代智慧和希臘智慧有共通之處，“中國人在兩千多年前就認識到‘國雖大，好戰必亡’的道理。”下面我將結合中國古代智慧與中國現代的馬克思主義分 析，證明中美可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雅典和斯巴達戰爭　
　　和平的經濟收益大於戰爭
　 　雅典和斯巴達戰爭與“修昔底德陷阱”的第一個根本性區別是經濟。事實上，在工業革命之前的古代世界，經濟增長速度是微不足道的——年增長率可能低於 0.1%。國家間不存在經濟合作以促進經濟顯著增長的客觀可能性，使得通過戰爭掠奪別國資產、奴役別國人民等，成為合理的政策。
　　
　　 工業革命大幅促進經濟提速，從而從根本上改變了戰爭與和平的相對經濟利益。韓國僅用一代人的時間就實現了從低收入到高收入或接近高收入國家的跨越，這在以 前是不可能的。從第二次世界大戰直到國際金融危機之前，發達國家生活水平增長几乎未曾問斷過。相比之下，上個世紀幾乎所有參與戰爭的主要國家（英國，法 國，德國，日本），不管它們是輸或贏，伴隨而來的是經濟衰退，而和平則帶來經濟擴張——美國是一個例外，它因為二戰實現了其歷史上最快的經濟增速。第一次 世界大戰也造成了巨大的災難，終結了歐洲作為近500年來世界最有活力經濟中心的地位。
　　
　　同樣，二戰後，美國發動的戰爭導致其絕對優勢相對下降。越戰引發經濟動盪造成的通脹，使得美國花了二十年的時間才恢復元氣。據估計，美國2003年入侵伊拉克耗資1萬億至3萬億美元，這導致奧巴馬不得不大幅削減美國軍事支出，以穩定國際金融危機後的美國經濟。
　　
　　英國歷史學家泰勒說過，能否保持大國地位取決於是否擁有打一場大規模戰爭，以及避免打仗的成本大於收益的能力。
　　
　 　除了成本外，根本的原因是，和平與經濟上升、戰爭與經濟下降的關係顯而易見。亞當·斯密最早提出，勞動分工是提高生產率的最重要因素。這包括國際勞動分 工，而國際勞動分工需要和平的環境。因此，在當今時代，和平的經濟收益幾乎總是大於戰爭的經濟收益。微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工業革命以來的戰爭教訓
　　
　　許多西方歷史學家傾向於集中精力研究類似1914年或者最近發生的重要州際衝突，而非修昔底德陷阱。我將根據工業革命以來所爆發的衝突教訓，分析中美爆發重大衝突的可能性有多大。
　　
　 　19世紀時期，英國是“現存大國”，美國是“新崛起的大國”，當時美國的經濟增速比英國快得多。到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美國的經濟規模開始大於英國；到 1918年，美國超過英國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個實例證明，“修昔底德陷阱”並不必然存在——當時的“現存大國”——英國和當時的“新崛起的大國” ——美國之間並未發生重大戰爭。原因何在？
　　
　　如果英國對美國發動戰爭，那麼英國將不可避免地被擊敗，因此英國從未着手對美國發動戰爭——自殺對英國資本主義來說並非一個理性的政策！英美關係證明，“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避免的。那麼，中美從下述衝突中可借鑑什麼經驗？
　　
　　一戰：衰落的大國具有侵略性
　　
　　此外，核武器的問世意味着戰爭帶來的損失也會更大。這當然是格雷厄姆·艾利森回顧美國歷史研究發現，16世紀以來16個崛起的世界或地區大國中，除了3個最近崛起的大國尚存，大多數早期崛起的大國均已滅亡的一個原因。
　　
　　但即使經濟狀況相較修昔底德時代發生了根本性的改善，顯然也不能阻止戰爭發生，比如一戰和二戰。所以，它們是按時間順序分析。
　　
　　一些西方歷史學家在分析1914年爆發的一戰時，將中美關係與英德關係相提並論——美國相當於1914年的“現存大國”——英國，中國則相當於“新崛起的侵略性大國”——德國。但是，這種類比可以得出完全相反的結論！
　　
　 　歷史學家分析了德國選擇1914年發動侵略戰爭的動機。原因是，當時德國正在經濟上追趕英國，但在與俄羅斯的經濟競爭中日益處於下風，且與美國相比，其 軍事地位日益惡化。1912年，德國總參謀長馮·毛奇發表了臭名昭著的聲明，稱“既然戰爭不可避免，那就越早越好！”據他解釋，就對比俄羅斯與德國的軍事 實力而論，德國軍隊財政開始吃緊，意即德國執政界感到他們權力的頂峰已過去，德國軍力現已大大變弱。
　　
　　中國目前的形勢與1914年 的德國完全相反。與最強大的經濟對手美國相比，中國的經濟實力並不弱。中國的軍事地位仍遠不如美國，但其軍事實力正日益增強。因此，對中國來說，合理的政 策是堅決反對侵略，等待時機。時間在中國而非美國的一邊。事實上，如果真要對1914年前的情況作類比，扮演德國好戰角色的最佳候選人非美國莫屬。美國的 軍事實力現正處於頂峰，但經濟活力和經濟增速不及中國。
　　
　　大量的證據支持這一論點，最近的例子就是美國侵略伊拉克的戰爭，而中國沒有這樣的記錄。對1914年類比的結論是，日益衰落的大國——美國是具有侵略性的。
　　
　　二戰：國家虛弱會導致戰爭
　　
　 　歷史學家對二戰的發生並不感到意外。英國和法國對納粹採取姑息態度，導致納粹德國坐大，從而讓希特勒有能力發動戰爭。同樣地，蘇聯軍隊在 1939-1940年與芬蘭的戰爭中明顯露出疲態，導致希特勒得出他可以在1941年襲擊蘇聯的結論。二戰事例表明，國家虛弱會導致一個國家快速陷入戰 爭。
　　
　　冷戰：美國虛弱時“愛好和平”
　　
　　接下來談1945年後的美蘇冷戰。美國和蘇聯都沒有發動對彼此的戰爭 的原因不足為奇——彼時兩國都有核武器，如果兩國真發動戰爭，那麼兩國都將毀滅。因此，兩國間的衝突只是局部的，並且都是通過代理人進行。最重要的是，冷 戰檢驗了兩國的相對經濟活力——蘇聯的國力在上世紀70年代初達到頂峰，當時其經濟規模達到美國的40%至45%。但到上世紀80年代初，蘇聯沒有啟動中 國式的經濟改革，導致其經濟陷入停滯。蘇聯並不是在軍事上被打敗，而是因為其經濟失敗了。
　　
　　冷戰的深層教訓是，當美國國力虛弱時， 那麼其就“愛好和平”，比如美國在上世紀70年代初和中國建交，在越戰失敗的背景下，緩和與蘇聯的關係。但到上世紀80年代美國恢復實力時，啟動了更具侵 略性的政策。當時，蘇聯在軍事上是強大的，但經濟虛弱。因此，美國在經濟上對蘇聯施加壓力——里根當時加強軍備建設並非旨在打仗，而是為削弱蘇聯經濟。微 信搜索：大國博弈（第一個就是
　　
　　美對華動武需要兩個條件
　　
　　當前的中美關係可借鑑什麼歷史經驗，以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其一，如果中國示弱，那麼美國會變本加厲地針對中國推行侵略性的政策。戈爾巴喬夫時期所犯的這個災難性的錯誤，推動蘇聯解體。戈氏的首席外交政策顧問 格·阿爾巴托夫曾對美國稱：“我們將解除貴方的後顧之憂，不再當美國的敵人。”他還主張對美國作出最大幅度的讓步。美國一方面笑納了這些讓步，另一方面加 快分裂蘇聯的進程，推動北約部署軍事到俄羅斯邊境。
　　
　　戈爾巴喬夫時期的這一教訓體現了冷戰的本質——當美國感覺自身虛弱時，其會採取“友好”的立場；當美國感覺自身強大時，其則會推行侵略性的政策。
　　
　 　中美關係截然不同於冷戰時的美蘇關係。當時，蘇聯軍力強大，但經濟虛弱：雖然美國不擁有壓倒性的軍事優勢，但其在經濟上更強大。因此，美國的戰略是轉移 鬥爭焦點到經濟競爭。中美的相對優勢截然相反。中國的經濟增速遠快於美國，但美國擁有全球的軍事優勢。所以，美國的戰略是：試圖將鬥爭焦點引向軍事緊張， 比如在南海挑釁中國；試圖減緩中國經濟增速，比如將中國排除在貿易協定之外。
　　
　　美國試圖將鬥爭焦點轉移到軍事領域會導致“修昔底德陷阱”不可避免嗎？不會！因為美國內部並非鐵板一塊，其社會分為幾個階級。
　　
　　美國單單加強軍備對付中國，就需要大量調配民用資源到軍事用途，更別提與中國打仗了。因為美國經濟增長緩慢，年增長率約為2%，這意味着美國民眾生活水平增速會放緩或下降，引發民眾的強烈不滿。
　　
　　只有在兩個條件滿足的情況下，美國才會對中國動武。
　　
　 　首先，如果美國民眾遭受巨大的失敗，無力阻止其生活水平的大幅下滑，然後主要的資源可在無阻力的情況下轉移到軍事支出。當然，當美國民眾感到其重大利益 受到威脅，正如二戰時感受到日本的威脅一樣，其會對其他任何國家展現同樣程度的牴觸情緒。因此，中國避免威脅美國的核心利益，是完全正確的。但1945年 以來的趨勢顯示，美國民眾越來越不原意為非核心利益作出犧牲，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美國發動的戰爭禍及經濟產生的一種副產品。
　　
　　按照時間順序，美國民眾對戰爭的牴觸程度如下：對朝鮮戰爭的牴觸微不足道；對越戰的反對力度最初很小，但後來漸漸增大，直至迫使美國政府結束戰爭；2003年反對入侵伊拉克的力度最初就很大，現在則是壓倒性地視之為災難；大多數美國民眾反對在中東捲入新的戰爭。
　　
　　由於中國不尋求對抗美國的冒險政策，因此沒有跡象表明，美國民眾願意為對中國動武作出犧牲。
　　
　　其次，如果中國經濟嚴重放緩，美國有可能對中國發動戰爭。這樣，美國可以在不對其民眾造成重大經濟負擔的情況下，在軍備建設上超過中國。中國無法決定性影響美國的趨勢，但最基本的條件是，中國必須足夠強大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而這取決於中國的經濟成就。
　　
　　這兩個條件是相互關聯的。中國越強大，美國民眾為對抗中國所付出的犧牲就越大，因此他們就會越不願意忍受這一點。認為“中國增強實力會激怒美國”的想法，完全違背事實。中國實力虛弱才會使美國敢於向中國動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