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關係的本質---敵對和打擊

多年來，某些中國人在談到中日關係的時候，總要重複一下中日友好的調子，然而，歷史與現實非常明確的證明，中日友好的提法是缺乏事實的自欺之談。綜觀中日兩千年的交往，中國與日本之間，中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之間從來沒有過平等友好的關係。宋朝以前，日本稱臣於中國，而中國人毫無保留地傳授文化與技術，特別是在唐朝，日本多次派人到中國求學，而中國也有鑒真東渡等。從明朝開始，則是日本人對中國不斷侵略、破壞，不斷殘殺中國人的歷史。中國人強盛時，日本人是中國人的門生，而中國人奉其為上賓；中國衰弱時，中國人卻淪為日本人的刀下鬼。

中日之間過去沒有過友好，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違背事實提出中日友好的虛幻概念，只能是誤國誤民。日本對中國的狼子野心早在盛唐時已顯露無疑。唐太宗時朝鮮內亂，中國應新羅之請以宗主國身份平亂。唐高宗龍翔三年（公元六六三）日本以援助百濟為名，出動舟師數百，占領錦江口。唐朝不得不譴劉仁軌領兵擊之。一千二百多年後的甲午戰爭與這一幕何其相似，同樣是朝鮮內亂，中國以宗主國身份平亂，然後日本乘機尋釁。然而，強弱易勢，甲午之戰的結果是日本吞併朝鮮、屠城旅順、割取台灣、牟獲暴利，給中國人民帶來無限的痛苦和災難，給日本人帶來了巨大的歡樂和利益。顯然，日本在唐代對中國的尊重不過是他們崇拜強權的特性的表現。當時的日本尚處於近乎蒙昧的時代，無論在文化技術和國力上都遠遠落後於大唐。於是日本多次派遣唐使到中國，學習製造工藝、建築美術、典章制度等等，並仿照中文草書偏旁等造成日文，使日本開始走出原始時代，完成所謂的大化革新。日本人向唐朝稱臣的目的，無非是要通過引進文化來改善他們蒙昧落後的狀態。當時日皇即告誡其使者：言語必和，禮意必篤，毋生嫌疑，毋為詭激。二戰後，日本對美國千依百順，連天皇也每天早晨起來就

去給麥克阿瑟鞠躬行禮，獲得美國的信任，以從中國和亞洲掠取的資金購買設備和獲取先進的技術，如汽車、電器、半導體等。一旦感到羽翼豐滿，就開始看不起美國人，把美國的工程技和管理水平說得一無是處的《日本敢於說不》就是一個例子。然而，美國在計算機方面取得了巨大的進步把日本拋在後面，而南朝鮮等生產隨機存取芯片也侵蝕了日本和市場占有，這無疑是給那個狂妄無知的索尼總裁打了一計耳光，他曾狂言日本的一兆位存取芯片能打破美蘇的戰略平衡，認為日本人的智力無與倫比，殊不知日本不過是在做計算機最簡單重複的一個部件而已，而現在，這個日本人在藐視中國人之時，又對美國人畢恭畢敬了，連聲說他不反美國，他最佩服美國人。

在日本人這種對強者的恭敬面前，善良的中國人看不到日本人的目的，而把他們當做了謙卑好學的朋友。李白就曾寫詩哭祭阿倍仲麻呂。中國人確實是重情義的民族。但是日本是如何回報中國人的善良與幫助呢？以唐朝之強勢，日本人吃了敗 之後自然不敢明目張胆地侵犯，而且他們表面上還對中國非常恭敬，不時 人朝貢，領取賞賜。但一旦中國勢弱，日本立刻變了態度。宋朝抑兵太甚，版圖收縮，國力疲弱，於是日本便不再朝見中國天子，而向北方勢力日盛的遼國稱臣，只是從中國引進曆法、醫藥]印刷等技術。到明朝時，更有日本民眾自發組成團隊到中國沿海進行殺人掠貨之事。明史記載倭人『 載方物戎器，出沒海濱，得間則張其而肆侵略，不得則陳其方物而稱朝貢』開始時，他們還假裝是入貢使者，一有機會則殺掠而去，沒機會就呈上土產換取賞賜。明太祖洪武二年四月，倭寇數次侵掠蘇州、崇明、殺略居民，劫奪貨財。此後倭患連不斷。到明成祖時其規模越來越大，大的寇群多達萬人，小的數百人。其據點深入沿海各省，到處為害，已形成一股極為殘暴的海盜武裝，其所侵犯的地方，無不殺個雞犬不留。如成祖三十四年，柘林一帶倭寇『犯乍浦、海寧，攻陷崇德，轉掠西塘、雙林烏鎮、菱湖諸鎮，杭城數十里外流血成川，巡撫李天龍束手無策』，成祖四十一年春，『倭陷福建永寧衛，大掠數日而去。復攻永寧城，破之，大殺城中軍民，焚毀幾盡』。總計沿海倭寇肆虐達七十八年之久，明朝天下騷動，耗費國庫巨額經費，軍隊死傷數十萬。後經戚繼光等與之苦鬥多年，才告平息，但中國也因此元氣大傷。而倭寇屠殺中國居民十多萬，搶劫財產難以計數，更從此開始輕視中國。明萬曆年間，也就是甲午戰爭之前三百年，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六十個小國之後出兵二十一萬，攻占朝鮮，意欲以朝鮮為基地，一舉征服中國。豐臣秀吉的計劃包括：占領中國後定都北京，將朝鮮王移至日本，鞏固中國的統治之後，即向印度進軍。這一計劃的主旨就是將日本舉國從貧瘠的島嶼上遷移到大陸，也就是日本後來的所謂大陸政策。

在豐臣秀吉時代，日本的國力當然不足以完成這一設想，而且其計劃也尚處於不成熟的階段。明朝雖然內政疲蔽、外交乏術，但畢竟是個大國。李如松出兵朝鮮與倭兵惡鬥，儘管中國軍隊多次中了倭寇的狡計，也終於迫使日軍撤退。豐臣秀吉和美夢雖然破滅，卻鼓舞了後來的日本人。此後日本的戰略家們便開始不斷研究和制訂滅亡中國的周密計劃。一九二七年，田中義一的占滿蒙、滅中國的詳細計劃可以說是集日本人三百年研究之大成，其對中國的資源人文的了解程度與其用心之險惡、計劃之周密，任何不麻木的中國人看了都會出一身冷汗。缺乏危機感的中國人卻似乎並沒把日本的威脅放在心上，使一直在暗中窺視等時機的日本人終於找到機會，剛從西洋學會了製造槍炮， 便立刻拿中國人開刀。一八九四年引誘清朝出兵朝鮮，然後借保護僑民等為由，向中國不宣而戰，姦淫殺戮，逼迫清庭割地賠款。此後中國人在日本人眼裡更是豬狗不如，成了殺光、搶光、燒光的對象，男人的脖子成了比試刀鋒的試驗品，女人被日本人任意姦淫後開腸破肚，兒童成了日本人刺刀上的玩物...世界歷史上有哪個民族像我們一樣遭受過如此的恥辱？！今天連菲律濱、印尼人都動輒打殺中國人，不就是因為我們曾經被日本人殺得太慘，所以誰都敢踩我們一腳？由上可見，說中日人民有過友好的歷史完全違背事實的。

持這種說法的中國人的唯一根據是唐代日本留學生與一些中國學者的密切交往。然而，這種交往是由中國向日本單方向的文化和技術輸出，日本留學生對其中國導師的尊重根本不能作為日本對中國友好的證明，只能證明中國人對日本的無私的善意，在唐朝以後的所有年代，包括宋、明、清、民國，日本人對中國不但沒有尊重，反而一有機會就瘋狂地侵略破壞、燒殺搶掠。日本對中國懷有根深蒂固的惡意。

日本人以惡意對待中國人，不是因為我們做了任何對不起日本的事，而正是因為我們教了日本人太多的東西。日本沒有創造自己的文明，他們引進了中國文明作為其文化的根本。日本人要稱霸世界，必須首先徹打垮它的啟蒙老師—中國，以摒棄它固有的自卑心理。一旦消滅了中國，日本就可以把自己標榜為世界文明的一支，成為世界的領導力量。這種心理，和那些武俠故事中不肖子弟藝成之後要殺害恩師是同樣的。如果我們作一個統計，考慮與中國人接觸過的日本人對中國的態度，我們將看，無論是日本人還是日本平民，他們中的絕大多數對中國都是極端仇視的，只要有機會，他們就會做危害中國人的事。在中國施行三光的日本兵當然不用說，那些控制中國礦山工廠的日本管理人員用最殘忍的方法折磨中國勞工，製造了數以百計的萬人坑，被劫持到日本的中國勞工，也被日本平民殘酷迫害而大量死亡，當日軍占領南京時，日本全國一片歡騰，《東京日日新聞》上連載兩日兵“百人斬”比賽的比分106：105的進度成了他們飯後的談資...

在所有與中國人直接接觸的日本人中，九成以上用了極端殘忍的手法對付中國人，而其它沒有直接接觸中國人的日本人則贊同前者的作法。直到今天，日本人中間認為日本曾經侵略而不只是“進入”中國的有多大比例？認為日本應該向中國賠罪的又有幾個？如果我們不以實證的態度去回答這些問題，而是泛泛地認為任何地方好人總比壞人多，甚至憑空斷言日本人中90％是好的，那就太不能汲取教訓了。我們不能用自己的思想方法和道德準則去估量別的民族，不能假定別的民族有着和我們類似的善惡觀念，否則，日本的所有行為就會變得無法理解。每一個民族都有它特有的個性。我們應當從他們的行為總結出他們的“習性”，研究他們思維和行為的規律。

實際上，在我們與日本接觸過程中，日本人的行為方式顯示出了驚人一致性。一千多年以來，日本人使用的種種手段可以說是老一套，可我們總是上當，原因就是因為沒有根據日本人特點來揣測他們的用心。多年來，很多反映日軍侵略的電影都帶這樣一個套路：日軍兇殘，但總有一兩個有良知的日本人不惜生命同情幫助中國人。這樣拍的用意很明顯，但是我們應該想一想，這種情節的構造有事實的根據嗎？這種到處都有好心的日本人的現象可能發生嗎？

答案是完全與徹底的否定，絕對在南京大屠殺的幾個星期內，沒有證據顯示有任何日本人救過任何中國人，倒是有一個德國納粹黨員叫拉貝的實在不忍日軍和獸行，感於當地人民平日對他的友善，保護了很多人。在整個中日戰爭期間，沒有任何記載證明有電影裡那種“浪漫”的日本人救中國人的事情，倒是不少中國百姓撫養戰後被父母遺棄的日本嬰兒的事跡。如果真有電影裡那種善良的日本人，當年的保護人與被保護人今天豈不會成為新聞里大力宣傳的對象？

這些電影和類似文學作品起到的作用，就是在觀眾頭腦中造成了一種假象，認為日本人其實跟中國人差不多，他們的暴行只不過是因為受了軍國主義的灌輸。顯然，這種將一切歸咎於軍國主義的說法顛倒了因果。日本的殘暴由來以久，從中國歷史看至少可以追索到明朝的倭寇，如果從日本本身的歷史來看，嗜殺的血腥特質其實是其文化固有的一部份，軍國主義的產生實際上是這種物質發展到高級階段的必然結果，而不是相反。在抗戰期間，日本為了消磨中國人的鬥志，鼓吹東亞共榮圈政策，一邊對中國人在肆屠殺，一邊大談“中日親善”欺騙了不少人，也勾引了汪精衛等漢奸。現在，如果我們自己大談中日友好，自己捏着鼻子哄自己，不僅淡化了日本罪行的嚴重性，還麻痹了我們應有的警覺，實在是愚蠢之極。中日友好的說法從中國人嘴裡說出來只能讓日本人感到可笑，更加加深了對中國人的輕視：受害者跟逍遙法外、否認罪行的日本人講友誼，莫非是被殺怕了，要忘卻不共戴天之仇，求皇軍日後留條生路？

當日本某某首相上台時，有些人總要敢忙發出賀電，稱對方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這樣露骨地向日本示好，令中國人羞恥得無地自容。其結果是，日本人越發輕視中國，越發頤指點氣使。“中國人民的老朋友”橋本龍太郎敢朝拜靖國神社，膽敢在釣魚島周圍陳列大批軍艦，軍國主義再次粉墨登場，難道不正是因為得了中國長期以來委曲求全的態度的縱容？在中日建交前，日本尚有人敢明目地否認侵略，而七二年之後，日本修改教科書、否認南京大屠殺、參拜靖國神社種種事情就斷髮生，這一切，與某些中國人倡導“中日友好”不無關係。

每當日本政府高層人士發表“錯誤”言論，中國方面必然指責這是日本“少數”，軍國主義分子或是極右分子在歪曲歷史，然而，只有“少數”日本人是禍水的提法明顯是一種主觀膩斷。如果日本人大多數是反對軍國主義，承認侵略有罪的，那麼，為什麼在戰後五十年裡，他們沒有選舉出一個歷史觀不那麼反動的政府呢？一九九六年的大選中，為了爭取選票，日本自民黨在其綱領中加上要求內閣成員應該參拜靖國神社等條款，同時橋本首相親去參拜戰犯靈位，“感謝戰歿者”。日本的執政黨明知這一類行為必然會激起亞注洲各國極大的憤慨，為取得日本民眾支持，不得不冒由此風險來表現他們的“愛國”，由此，日本的民意一目了然。戰後，在美國的包庇下，軍國主義分子控制了日本的政壇。隨着日本經濟勢力的膨脹，軍國主義已捲土重來，他們不僅僅是否認侵略，他們把日本的大東亞戰爭美化成解放亞洲的“聖戰”。在他們看來，這樣能給日本帶來巨大經濟利益和戰爭當然是多多益善的，承認侵略有罪，就意味着日本民族必須主動放棄征服中國乃至世界的“夢想”這對沒有得到足夠教訓和日本人說是不可能的，一九九四年八月，《朝日新聞》訪問了包括首相在內的內閣大臣，提問他們對“大東亞戰”的認識，結果十九人中，只有五人承認有過侵略，而這五人中沒有一人侵略中國表示悔罪之意，美國在一九九五年九月二日，在珍珠港紀念日本投降，邀請日本首相參加，結果日本全國輿論大嘩，認為是對日本的侮辱，明白了日本人對其侵略戰爭的這一認識，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他們不向中國道歉了，我們也可以預期，在未來的某個時候，日本皇軍是還要對中國人行“善舉”的對此恩德，我們只有指望屆時中國軍隊能禮尚往來，報日本之萬一了。

日本的年輕人，多數看不起中國人，而且視中國為敵人。據最近的民意調查，日本的大學生大部份認為中國是日本最大威脅。而極力向西方和亞洲散布中國威脅的也正是軍費開支為世界第二的日本人。而在中國方面，最近，《中國青年報》的調查表明，99.4％的中國青年認為須牢記日本的罪惡史，95％以上的人認為絕不能容忍日本右翼分子美化罪惡，毒化日本下一代，80％以上的人認為日本正走向軍事化的威險道路，認為日本對亞洲以及世界和平構成威脅。在對日本民族和性格的評估半數以上的人選擇了“殘忍”作為主要特徵。今天的中國人與日本人之間的交往超過了以往任何時代，中日人民之間的敵意也隨着互相了解的增加而深化。年輕的中國人比他們的長輩更加仇恨日本。原因非常簡單，在更多的交往中，中國人才認識到仇視敵視中國的並不只是幾個頭號軍國主義分子，而是整個日本民族。日本人非常清楚，日本跟中國接下了血仇，這種仇恨若不加以消解，日本過不了安心日子。對日本來說，未來的發展道路只有兩種選擇。一是，承認日本對中國和亞洲犯下的罪行，與軍國主義劃清界線，放棄其征服亞洲乃至世界的野心，爭取亞洲人民的諒解。二是，美化日本的罪惡，對下一代灌輸軍國主義的“光榮”，以在未來適當的時機全民發動、東山再起，以鐵血武力掃蕩亞洲，將一切與日本有仇的民族斬草除根，建立“東亞共榮圈”。所有跡象表明，日本選擇的是第二條路。這裡的原因，一是日本固有的頑固。二是因為日本在二戰中損失極小而獲利極大，以總計三十萬的平民死亡人數換取了對亞洲的掠奪與破壞，而日本人，包括眾多罪大惡極的戰犯都沒有受到懲罰。強弱本來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日本通過使自己變強而他人變弱，奠定了其今日繁榮的基礎今天的日本處處把自己當成亞洲在經濟和文明的領袖，如果承認侵略有罪，就得像德國一樣向受害國賠款、謝罪，就必須放棄日本人優越、日本人應當統治亞洲的“信念”，就會動搖日本經濟和道德的根基。

像日本這樣的民族如果沒有受到沉重的教訓是絕對不可能自動反省的，從日本看來，打一次大東亞戰能獲得如此巨大的利益，又怎麼能否定戰爭呢？既然日本不會承認侵略罪行，他就要考慮這個問題：怎樣對付堅持要討回公道的中國人？

從這樣的現實展望中日關係，我們看到的是一場生死搏殺。我們沒有選擇的餘地。中日友好既沒有歷史的根據，也沒有現實的基礎。向中國人民宣傳中日友好的觀念，必然造成思想收的錯誤和混亂，不是導致人們思想麻痹，就是引起國人對中國政府的不信任。用“中日世世代代友好下去”之類的不現實的想法來指導中日關係的發展，完全是作繭自縛。歷史的教訓使我們必須以最大的惡意揣測日本的用心，中國人民爭取正義的事業和日本軍國主義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和對立才是中日關係的主流與實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