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思維論：中國傳統謀略與西方對策論 (李炳彥)
李炳彥解放軍報社高級編輯，軍事謀略學專家，國防大學兼職教
授；曾獲全軍首屆專業技術重大貢獻獎、第3屆韜奮新聞獎；著有《三十六計新編
》、《兵家權謀》、《軍事謀略學》等，主要研究成果已被英國劍橋大學名人傳
記中心收入《世界名人錄》。
中國傳統謀略與西方對策論
●西方的對策論是在保證己方損失最小中獲利最大。
●中國的傳統謀略則是調動對方不自覺地採用我所期望的策略，從而使我獲
利最大。
為了打贏高技術戰爭，必須發展我們的高技術，這是沒有爭議的共識。問題
在於，我們是不是還需堅持思維與技術齊飛？謀略訓練還有沒有意義？
曾有這樣一種說法，打高技術戰爭，還得靠高技術，主意再好，點子再妙，
沒有新的技術手段也白搭。持此說法的朋友經常用老鼠怎能給貓脖子上掛鈴鐺，
來比喻謀略在高技術條件下是無法實現的主意。但若用東方謀略的思路，還是可
以找到解決辦法的。這裡需要弄清西方對策論與中國傳統謀略在思路上的差別。
西方對策論的基本思想是：不管對方用什麼對策，而我所用的對策則要保證
獲利最大、損失最小，即所謂“最大最小原則”。中國傳統的謀略思想，則首先
看對方用什麼策略，研究對方用什麼策略；因勢利導，誘使對方採用可以使我方
獲利最大的策略。這兩種“獲利最大”有所不同。對策論是在保證己方損失最小
中獲利最大；而中國的傳統謀略則是調動對方不自覺地採用我所期望的策略，從
而使我獲利最大。
這不是說對策論的思想不對。比較而言，對策論的方法叫算法法，能用嚴密
的數學表達，決策追求穩妥；對策論的假設前提和理論體系是建立在“重複對策
”的背景之下的。在“重複對策”的背景下，最好的策略莫過於按照最優混合策
略的概率分布，隨機地選用一個策略。而中國的傳統謀略則屬啟發法，即另闢蹊
徑，在最大的冒險中包含着最大的成功，風險與機遇同在。謀略是一方的決策者
用來影響或控制對方決策活動的一種特殊的手段和方法，即通過謀略活動，製造
和利用對方的決策失誤，以實現自己的利益目標。
在對抗決策中，對策論假設決策者是“理想局中人”，不存僥倖、不犯錯誤
，遵循着“從不利情況下爭取最有利結果”的原則行事，由此建立起零和對策的
模型。對策論作為一門應用數學發展起來，沒有以劣勝優、以弱勝強之說。然而
，軍事對抗與作戰指揮活動中，在一定實力的基礎上，必須有“以謀取勝”的理
論，這就是“上兵伐謀”的思想。這種理論的認識基點是：在錯綜複雜的人與人
競爭、對抗的環境中，任何決策者、指揮員都有可能犯這樣那樣、或大或小的錯
誤。正因如此，以劣勝優、以弱勝強才有了實現的可能。在這裡，謀略扮演着系
統地研究敵方決策者、指揮員如何會犯錯誤以及如何利用這些錯誤而贏得勝利的
角色。於是，對策論所假設的“理想局中人”就不得不還原為有思想感情、有個
性特點的“現實決策者”了。謀略運用也就要以行為科學、心理學、認知科學、
思維科學等現代人文科學群及情報信息為基礎了。
進而言之，謀略方法與一般對策論方法有兩個顯著區別：一、謀略方法以造
成對方犯錯誤來實現自己的利益目標，爭得勝利；而對策論則是建立在“最大最
小定理”上，以保險取勝。二、謀略方法是“外延求解法”，即在“矛盾之外解
矛盾”；而一般對策論則是“內涵求解法”，是在矛盾之內解矛盾。因此，面對
兩難困境，惟謀略方法能求得圓滿解決，找到走出困境的第三條路。而在此情況
下，一般對策論則顯得一籌莫展。
從兵學文化的傳統講，對策論倚重於作戰的物質方面，即便於進行量化的力
的方面，有它的科學性，有值得我們汲取之處。因為我們的兵學文化忽略技術，
輕視量化；強調藝術的方面多，強調科學的方面少。我們很需要取彼長，補己短
；需要對自己的兵學文化觀念進行改造。這也正是科技練兵的重要意義之一。但
任何事情有其長，必有其短。西方兵學文化，重有形，輕無形，早已引起西方軍
事家的注意。對策論代表着西方兵學文化。它的遺憾就在於：對於人的智能和心
理方面等難以量化的無形力量，不便被納入科學的運籌之中。蘭德公司政治學研
究部主任喬·波拉克說過：“當美國軍事計劃人員認為可能有必要用兵時，他們
更多的是注重敵方的能力，而很少考慮敵方的戰略和意圖。”
從對策論的角度看，貓是老鼠的剋星，老鼠是無法給貓脖子上掛鈴鐺的。而
按照中國謀略學的思路，老鼠可以設法誘使貓自己戴鈴鐺。
謀略運用與“以劣勝優”
●人與人的競爭。對抗活動不能機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競天擇，優勝劣汰”
的規律。
●人是有能動性的。人與人的競爭、對抗活動可以把雙方的能動性最大限度
地激發出來。
這幾年，學術界似乎有一種新發現，認為“以劣勝優”的提法不符合規律，
規律應該是“以優勝劣”。我們過去打仗，是在戰略全局的劣勢中，通過科學用
兵，運用謀略，造成一個個局部優勢；通過積累一個個局部的小勝，逐步贏得全
局的勝利。高技術條件下的戰爭已經沒有了這種轉化的時間。不言而喻，“以劣
勝優”的提法已經不適用了。還有一種觀點認為，“以優勝劣”是規律，“以劣
勝優”是事實，而不是規律。總之，“以劣勝優”受到了質疑。
然而，人與人的競爭、對抗活動不能機械地套用自然界“物競天擇，優勝劣
汰”的規律。因為人是有能動性的。人與人的競爭、對抗活動可以把雙方的能動
性最大限度地激發出來。“以劣勝優”的優與劣主要是指雙方軍事力量的對比。
以往的戰爭中，衡量軍事力量的優與劣，又多是以數量來作比較，以裝備來作比
較。因此，“以劣勝優”也就是以少勝多，以弱勝強。戰爭史上，這樣的例子很
多。毛主席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中引舉的秦晉淝水之戰、魏吳蜀
赤壁之戰等都是“以劣勝優”的典型戰例。應當看到，多次重複、反覆出現的事
物就一定蘊含着必然性，就有其規律性。
美國的羅伯特·倫納德中校曾研究了戰爭史上481次戰鬥，發現其中272次為
劣勢兵力一方取勝，175次為優勢兵力一方取勝，34次是雙方的實力基本相當。在
劣勢兵力一方取勝的272次戰鬥中，126次為進攻戰鬥，僅有81次為成功的防禦戰
斗，剩餘的65次攻方和守方的數據不全，情況不明。羅伯特的研究表明：戰爭中
的數量優勢在一定情況下對戰鬥力的發揮來說有制約性。兵力龐大會導致以下問
題：裝備和訓練經費過高，訓練難度大；部署和使用困難；指揮和控制困難。以
少勝多，以弱勝強的最可靠的辦法是：使敵人產生方位失調，功能失調，士氣失
調，時空失調。
從羅伯特的研究可以看出：軍事鬥爭是非線性的。這是“以劣勝優”的基本
理論依據。軍事鬥爭的非線性是因為偶然性常常影響決策，有時一念之差決定勝
負命運。這就使軍事決策成為一種非線性的。許多事實證明，在不少情況下，作
出決策的依據是那些相對全局來說比較次要的因素。有一種說法，蒸汽機之所以
被內燃機取代，主要是由於口蹄疫的蔓延所造成的。由於這次口蹄疫，許多用來
為蒸汽機汲水的馬槽被廢棄了。戰場上的軍事對抗中，決策的非線性更突出、更
明顯。某軍區在訓練中曾出現過一則“以劣勝優”的典型事例。
某部在一次通信對抗演習中，為顯示敵優我劣下的對抗，給擔負干擾任務的
甲方越級補充了大批量、高性能的電子偵察和干擾器材，堪稱“一優三先”，即
：優越的電子技術裝備，由此帶來所具備的干擾強度、頻帶寬度和跳頻速度都遙
遙領先於乙方。同時，甲方還從有關部門和院校調集了許多技術專家，並在對抗
演習前，專門針對乙方的通信器材，秘密進行了干擾訓練。
乙方面對與甲方的巨大差距，不畏縮，不氣餒，從傳統謀略與高技術裝備的
結合上求對策、找戰法，主要採取了5招：一是將大的電台作為電子欺騙的假電台
，將小電台作為隱蔽指揮的真電台。二是將約定俗成的試發報變為真發報，而按
以往的習慣，應當真發報時，卻發假報。三是派出眾多的假指揮所，使原有的幾
個團變為十幾個、二十幾個團隊，一些戰鬥保障分隊也以團的名義出現，師指揮
所也有真有假。四是讓所有的電台以自編的代碼，反覆地進行要發一起發、要停
一起停的“聯合行動”，而且，齊發在對方休息之時，齊停在對方工作之際。五
是將上述幾種對抗之策不斷地交叉變換，各個真假指揮所和通信樞紐的電台、雷
達、密語代號及其聯絡時間、配置地域和工作方式也都每打一仗，換一個花樣，
不斷翻新。
對抗的結果是：甲方的強大干擾波連連被乙方的謀略引向了假電台，而甲方
還自認為抓住了真目標，緊緊咬住不放。就在甲方自以為得計並加大對假目標的
干擾力度時，乙方的各級指揮所卻順利地完成了自己的通信與指揮，各級部、分
隊也都按時到達指定位置，完成了攻擊準備。
更可笑的是：乙方看着甲方連連失利的沮喪，決定在即將結束的最後一仗里
不再使用謀略，給甲方一點面子。然而，就在乙方把所有的電台、雷達等都按常
規用法開動、等待甲方干擾時，甲方卻毫無動靜、不予干擾了。原來他們誤認為
乙方又在行詐，惟恐再一次上當受騙。有道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真作假時假
亦真。”
這一演練實例說明：“兵者，詭道也。”孫子2000多年前揭示的這一戰爭法
則仍能反映高技術戰爭的規律；電磁場上，更是施詐用謀的舞台。謀法是逆常之
舉、用變之法。在科技練兵中練謀略，重要的就是通過網上對抗、電磁場上的交
鋒，演正法，學變法，研奇法。“奇正之變，如循無端之環，不可勝窮也”。無
論何時，新奇總能達到“出其不意”之效，而新奇無非是第一次上演。
謀略訓練與智能訓練
●謀略展現在人與人競爭、對抗的場合，智能則閃耀於任何場合。
●智能訓練非但不排斥謀略訓練，謀略訓練恰恰是其中的應有之意。
軍隊由體能型、技能型到智能型的發展與變革也使軍事訓練發生了由以體能
訓練為主、到技能訓練為主、再到智能訓練為主的3次變革。智能訓練正是科技練
兵的本質所在。科技練兵為什麼更不能忽視謀略訓練？這是智能訓練的本質內涵
所決定的。
什麼是智能？智能可分為兩種：一種是人類智能，即人的智能；另一種是非
人類智能，即人工智能。
許多複雜的問題必須靠人工智能。在科學史上，聞名世界的四色問題最先由
德國數學家默比烏斯提出。此後的100多年間，許多數學家為了證明這一假說，絞
盡了腦汁。但這需要研究2000多個組合圖形，進行200億次判斷，這是人力望塵莫
及的。直到1976年，美國數學家阿佩爾·哈肯和考西利用電子計算機運算了1200多
個小時，才最終解決了這一難題。如果用今天每秒鐘運算一億億次的計算機，解
決難題的時間會大大縮短。
在高技術戰場上，縱橫交錯的信息流、宏大的信息量單靠人的智能是無法應
付的，更要靠人工智能。有人估計，對於現代戰場上所獲得的情報，如果用傳統
的手段，只能處理30%以下，真正送到指揮官手中的還不到10%。另外，高技術戰
爭節奏快，變化急速，單靠人腦無法應變。專家指出，如果使用先進的計算機決
策輔助系統，進行運籌，一般說15分鐘後就能給出1～3個經過可行性論證以及功
效得失權衡比較的模擬決策方案。
應該說明的是：人工智能是人類智能的擴大和延伸。信息只有轉化為決策才
能利用或才能實現利用。以人工智能構成的決策輔助系統是輔助人進行決策的，
而不是取代人進行決策的。
在人工智能日新月異向前發展中，國際上曾經發生過一些十分有趣的事。比
如，石油危機期間，松下商社的贏利額突然下降了37%。企業要求“經營之神”—
——松下幸之助重新到第一線掌權。他上班第一件事是：下令把全部電腦停掉。
目的不是為了省下100多萬日元的電腦費用，而是給人留出更多的冷靜思考的時間
。從這裡，我們可能會更深刻地理解，二次大戰時，蒙哥馬利為制服“沙漠之狐
”———隆美爾，獨自到一個與外界隔絕的隱蔽之處踱方步的含意了。
從上述關於智能的定義和列舉的情況表明，智能與謀略是緊密相聯的，特別
在人與人的競爭、對抗的活動中，兩者更是密不可分。在一定意義上說，謀略就
是為實現某一利益目標而利用信息控制對方決策方向使之按照我所期待的方向行
動的舉措。這個定義和智能的定義是非常相似的。所不同的是場合範圍。謀略展
現在人與人競爭、對抗的場合，智能則閃耀於任何場合。不言而喻，智能訓練非
但不排斥謀略訓練，謀略訓練恰恰是其中的應有之意。
科索沃戰爭中，北約軍隊使用的熱成像系統可根據目標與環境溫熱的細微差
異，來發現、識別目標。即使關閉了發動機的坦克和車輛在短時間內仍因散發一
定的熱輻射而可能被發現。因此，熱成像系統被稱為提高空襲效果的“顯微鏡”
。為對付這些“顯微鏡”，南聯盟卻偏偏有意識地把坦克、火炮等重裝備置於燃
燒着的廢油料堆之類的熱源附近，藉助這些熱源的強熱輻射掩蓋坦克、火炮的弱
熱輻射，使空襲的北約飛機和導彈無法辨認真假虛實。北約的各種雷達是根據目
標對雷達波的反射來發現目標的偵察器材。將這種雷達裝嵌入飛機、直升機，它
對地面偵察和監視的死角是地面雷達的數十分之一、數百分之一，被稱為指導空
襲的“千里眼”。為對付這些“千里眼”，南聯盟用摺疊的波紋鐵等物品誤導前
來攻擊的飛機、導彈，使隱蔽於建築物和樹林裡的坦克、車輛得以保存。
可見，現代先進的偵察技術雖然能看到“山那邊的事情”，但無法知道“山
那邊將要發生的事情”；可以知道“山那邊之其然”，但難以知道“山那邊之所
以然”。
其實，南聯盟以謀抗敵之法，我軍有許多部隊在科技練兵中都已想到過或者
採取不同的形式試驗過。謀略思想沒有變，只是行使謀略思想的載體、方式變了
。“三十六計”第一
計叫“瞞天過海”。計中講：“陰在陽之內，不在陽之對。”中國傳統哲學
的內涵不僅講對立統一，還講在互相排斥中存在着互含、互蘊、互引的特性。推
演為謀略，其思想內涵就是：秘密行為、秘密行動不一定用尋常的保密方式、隱
蔽的方式來藏匿，有時藏密於公開的行動之中，更能達到保密的目的。立足於高
技術戰爭，對此謀略思想作個新解，那就是：制服高技術偵察器材的辦法就存在
於高技術偵察器材的原理之中。
可見，弄清高技術兵器的原理，對付的辦法也就存在其中了。比如，地形匹
配加區域景像是巡航導彈的主要制導方式。其原理是首先將飛行航線下方的地形
通過遙測、遙感等手段，變成數字化地圖，預先存入彈載計算機內。導彈在飛行
過程中，再將探測到的實際地形同預先存入的數字化地圖進行比較、對照，按圖
索驥，飛向目標。於是，防禦者據此理，可通過臨時增設、拆除或摸擬的方法，
改變局部地貌，對其進行誤導；或者通過強電磁干擾，使導彈飛行中獲取的參數
與預先存入的數據不符，從而偏離航線或目標。還有人提出，巡航導彈的這一導
航原理決定它對固定目標打擊較為準確，而對機動目標則無能為力。因此，防禦
者可對一些重要目標，如防空系統、戰略導彈發射裝置等，通過頻繁機動，進行
規避，由以往的靜態防禦變為動態防禦。這也不失為一種可取的辦法。
當然，上述招法在敵以精確打擊實施不接觸作戰的情況下，還不能擺脫被動
挨打的局面。重要的是謀劃如何把戰場推向敵方，在發揮“招架之功”時，運用
“還手之力”，爭得主動。
《中國國防報》2002年1月0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