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將到來的時代為什麼會不一樣？在華盛頓特區裡，很多人說是因為中國崛起。幾年前當我準備前幾版《全球趨勢》時，可能也會提出同樣的看法，此刻不同的是，我會說不只是中國而已，還有其他目前崛起成為區域大國與全球強權的國家。國際舞台上新成員的崛起（以中國為首），是讓即將到來的時代異於以往的原因，不過最大的改變可能在日常生活中，在我們的周遭，與個人力量逐漸增強有關。

我的看法是，個體權力的增加（簡稱「個體賦權」）是件好事，能夠達到這樣的程度，再好不過了。人類，不分種族與國籍的男男女女終於有機會充分發揮個人潛力，這不正是民主的夢想嗎？過去幾個世代辛辛苦苦地奮鬥，不就是為了追求這個目標嗎？這不是值得慶幸的事嗎？我現在仍是這樣想的，但是當我站在分析師的角度思考時，就可以看出麻煩所在了。

中產階級壯大卻日益感到不安？

日益健康與富裕的中產階級迅速增加有著很重要的寓意，西方的研究大多是把焦點放在汽車之類的消費品新市場，這類市場隨著中產階級的成長而大幅擴大。美國與西方的大型企業愈來愈依賴這些日益蓬勃的市場，獲利來自海外的比率持續增加。

中產階級的崛起，使政府做什麼或不做什麼都受到愈來愈多的檢視，這也是我訪問的政府官員都覺得政府承受的壓力愈來愈大的原因。同理，對各地的中產階級來說，政府貪腐也是一大問題，我聽到無數的抱怨。不過，一位巴西的前官員在會議上告訴我，「巴西的貧民覺得貪腐沒有這麼嚴重，因為他們覺得自己不受影響。」

在肯亞，政府官員和學術專家對於貪腐有不同的看法。他們擔心西方國家對非洲的興趣消退，那會對他們的反貪腐邉贏a生不利的影響。有人告訴我：「我們發現，西方對治理的觀點，異於中國與印度。萬一西方不再為治理和法治提供同樣的資源，非洲的問題就大了。非洲各地的政府將會轉向中國尋求援助，忘了西方國家以及當初有關民主治理、人權、反貪腐措施的附帶條件。」他們也看出非洲的天然資源可能是腐敗或更大衝突的根源。肯亞一位前高階官員告訴我：「非洲有太多的交易都很齷齪，毫不透明，中國更是在背後推波助瀾。我覺得肯亞還沒有準備好開採石油，我們還沒有針對資源的開採制定必要的法規，這個問題不僅攸關石油和天然氣的開採，也與其它礦產和天然資源的開採有關。這一切都是交由少數的官僚處理，並未開放討論，關鍵決策的制定都未經過適切的考量。」

在肯亞公共政策研究分析中心主辦的全球趨勢會議上，另一位專家提到「國家之間的資源爭奪」。他認為，如果一個國家非得有大規模的貪污才能管理資源的開採，那個國家註定「完蛋」，他也擔心缺乏適當的監督對環境有害。貪腐特別隱匿難查，尤其連司法部門都淪陷時，貪腐更難以根除。不幸的是，歷史上每次出現經濟迅速發展時，往往都會助長腐敗和組織犯罪。對開發中國家的人來說，調查一再顯示，大眾都認為貪腐是亟需解決的首要問題之一。

我在美國或西歐各地巡迴簡報《全球趨勢》時，感覺也很氣餒，尤其是談到中產階級崛起的時候。許多觀眾聽到中產階級可能蓬勃發展，都覺得難以置信，他們比較擔心的是中產階級可能會消失或萎縮。當然，即使世界上其它國家成長得較快，西方國家的所得中位數（即使許多國家的所得停滯），還是比開發中國家的中產階級所得要高，而且這種現象未來還會持續很久。不過，大家對西方中產階級的擔憂確實有幾分道理。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布蘭科．米拉諾維奇最近完成追蹤全球貧富差距的創舉，他的結論是「工業革命以來，人們的經濟地位經歷了最徹底的全球重新洗牌」，最貧窮的人尚未掙脫極端的困境，但其他的窮人過得比以前好，很多人已經掙脫絕對的貧困。他的研究顯示，全球新興的中產階級每年每人的實質所得增加三％。相反的，西方的中產階級（仍然維持在前四分之一）則大多陷入停滯狀態，最頂層的一％過得非常好，最頂層的五％還不錯。他的結論是，全球化使全球最富有的四分之一人口出現兩極化發展：最頂層的一％大幅拉開了他們和其他富人之間的距離，這也再次確認了「首富才是最大贏家」的大眾觀感。

所以，即使西方的中產階級仍比全球各地的新興中產階級好，認為「西方的中產階級陷入停滯，甚至衰退」其實也沒有錯。各地的中產階級總是預期過得更好，這是全球對中產階級的普遍看法（至少我是這樣定義的），這也是西方中產階級的所得成長趨緩令人沮喪的原因，尤其當其它地方的中產階級都過得更好時，相比之下，那又更讓人沮喪了。美國的中產階級占世界的比率將會下降，當開發中國家的新興中產階級不斷出現時，美國的比率更是相形見絀。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成長趨緩，將會進一步加深「西方中產階級陷入掙扎」的大眾觀感，他們面臨全球化就業市場的激烈競爭，連需要更高技巧的工作也不例外。

中產階級在追求穩定與改革之間徘徊

另外，中產階級的政治觀也是一個議題。已故的哈佛大學社會學家薩繆爾．杭亭頓與其他的學術界理論家談過，「中產階級往往生性喜歡變革，但中年時轉趨保守」。中產階級是社會與政治秩序的捍衛者，前提是那些秩序必須符合他們的利益。在這個時代，那是指國家必須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務。我與巴西社會學家在討論中提到，人民早在二○一三年示威抗議以前，就對政府日益不滿，因為中產階級並未看到他們的稅金轉為更好的服務，尤其是在醫療和教育方面。

顯然，追求穩定（或人身安全）和滿足期望難以兩全。以中產階級崛起的規模來看，它帶來的改革並沒有預期的這麼大。即使是中東阿拉伯國家等發生動盪的地區，我們也看到政治秩序和安全最終還是凌駕了大家對民主的憧憬，埃及就是一例。在《全球趨勢》報告中，我們提到有些國家有民主逆差，也就是民主體制出現了入（民意流入）不敷出（決策產出）的逆差，表面上定位為民主，但作為已無法滿足基層的需要。當一國的經濟發展程度高於治理水準時，就會出現民主逆差。理論上，有民主逆差的國家就像易燃物，容易被多種火花所引燃。

我們根據國際未來模型所做的推測顯示，如果許多資源豐富與比較富裕的國家繼續發展的話，目前或未來幾十年將會出現民主逆差，這些國家大多位於波斯灣、中東和中亞地區（例如卡達、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巴林、沙烏地阿拉伯、阿曼、科威特、伊朗、哈薩克、亞塞拜然），以及亞洲（例如中國和越南）。這些國家和一般認為脆弱或瀕臨崩解邊緣的國家很不一樣。國家脆弱的標準指標通常不包括任何壓制性的指標，而是著眼於一國的內部衝突，或是否缺乏經濟生存力。這些民主逆差高的國家，例如中國和波斯灣地區的國家，萬一出現嚴重的政治危機，將會是很大的風險，因為他們對國際體系相當重要。

既然如此，為什麼有些國家還沒有引爆呢？這也是很多思考未來的人自問的問題。不過，更重要的是，這也是許多專制政權擔心的問題，這些國家之所以沒有發生動亂，可能是因為他們創造的中產階級是不同的類型。波斯灣和中東國家由於能源收入豐富，產生一種經濟富足的狀態，足以壓抑政治變革的壓力。不過，即便如此，中產階級還是會想要爭取更公平、更廣泛的機會，這種壓力依舊日益高漲。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資深官員告訴我們，儘管當地的生活水準很高，他們擔心人民對民主權力的要求日益強烈。西方一些熱中宣傳民主與人權的非政府組織，可能利用大眾對於缺乏權力的不滿，激起更多的民怨。他們也覺得宗教極端主義的興起，是不滿日益增加的徵兆，並把外界想要支持民主和人權團體的作為，都視為協助宗教極端分子。

在俄羅斯，二○一一年和二○一二年的民主示威抗議，顯示新興的中產階級要求公正的選舉與政治體制的改革。但俄羅斯的中產階級還很小，也很分散，只占總人口的二○％，絕大多數的人民仍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只有一○％非常富裕，位於中產階級之上。許多生活貧困或接近貧困的人是依賴政府提供的普通社會福利，而社會福利的成本正在上漲，不過政府廣泛蒐集的能源收入可以支應那些成本。許多中產階級是政府官員、公安、公共部門的管理者，以及國營事業的員工，他們都依賴政府和物價穩定，不可能自砸飯碗，反過來顛覆政府。

中產階級究竟是要求民主，或是比較在乎人身安全？答案可能和年齡結構有關。二○○八年，也就是發生阿拉伯之春的前兩年，我就看出埃及的穆巴拉克、突尼西亞的班．阿里等政權，可能在國內要求改變的壓力聲浪下崩解。當出生率下降，年輕族群的比例不斷縮小，也為民主的萌芽提供了機會。社會學家發現，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在南韓和台灣等國家中，當中產階級在前獨裁政體下成長，更多的年輕人加入職場後，政治自由化的壓力跟著增加。二○○○年到二○二○年，一群北非國家（包括利比亞、埃及、突尼西亞）也愈來愈接近那樣的狀態。不過，任何轉變在中東肯定都會困難許多，畢竟南韓與台灣的經濟前景較好，有助於緩和邁向民主的轉變。相較於這些已經確立民主改革、轉趨穩定的國家，埃及比較年輕，許多年輕人仍為求職所苦，即使是教育程度較高的年輕人也難以值霉ぷ鰲�東亞經濟之所以蓬勃，是因為政府持續透過教育普及與發展出口產業，來迅速改善勞力素質。

●本文摘自先覺出版《2016~2030全球趨勢大解密：與白宮同步，找到失序世界的最佳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