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

　　海外華人中流傳的一首歌中有這樣一句詞：我們擁有一個名字叫中國。但今天有政治人物和學者告訴你，你的名字是含糊不清的，你搞不清你唱的是什麼。某種意義上，這是對唱歌的中國人說，你搞不清你自己是什麼。

　　首先指出這個問題的政治人物，是台灣李登輝先生。他說，“中國這個詞也是含糊不清的”。最近，美國歷史學者，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寫文章論證。他說，“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還是種族名詞呢？”。他說這是“無窮的爭辯”。余英時的政治觀點，讀報多的人早已熟悉他在一切機會都會重複他對中國的近現代史的全面惋惜的看法。比如中國近現代從鴉片戰爭，到抗日戰爭的對外強侵略的反抗是不應該發生的“過度反應”。他不只一次指責中國人的“狹隘民族主義”的對此歷史的責任，他更是警告目前中國人的“狹隘民族主義”類似於排外的屠殺猶太人的“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因而這將成為對亞洲和世界文明的威脅。

　　一些人覺得困惑，在中國大陸，主張“復歸中國傳統文化”的人多半是反對“全盤西化”甚至以西方“文化侵略威脅”的名義抵制現代化的，然而在海外，象余英時這樣在美國大學講授儒家思想的“新儒家”居然附和亨廷頓的儒家文化威脅世界文明的“文化衝突”論。同樣令人困惑的是，在中國，為領袖思想提供“理論基礎”的文人已衣帶漸寬的今天，我們看到歷來對極左文人的文章表示不齒的余英時卻抄襲其法。

　　如果將學術和政治分開，這都不奇怪。儘管以歷史學者，美國教授，中央院士的身分來加重分量，余英時的上述歷史和政治觀點和一切東西方學術規範和教養是無關的。不然你很難理解，本來外強侵辱為因，華人反抗為果的中國近代史，世界強權在幕後談判桌上決定中國命運的中國近代史、以不平等條約和南京大屠殺為特徵的中國近代史，會在一位歷史學者手裡成為中國人“狹隘民族主義”的“過度反應”所導致的歷史後果。如果沒有那些美國的學術頭銜，如果沒有政治需要，任何一個持這種觀點的人都不會有聽眾。然而，問題就在這裡，所以今天這種囈語成了通行的“理論”。這正是中華民族復興道路上的一個艱難。不過我認為這終究會被克服的。

　　轉載的復旦大學歷史系姜義華的文章，從歷史出發，站在學術角度，對中國在地理、種族、文化、政治上的具體內容作了一番分析。讀者可以思考他到底把“中國”搞清楚了沒有。然而，應該這樣說，問題並不在於“中國”這個概念是否有學術上邏輯上的“清楚”性，特別是把“清楚”的標準簡易化絕對化之後。在某種這樣的標準下，余英時的觀點有他正確的一面，因為世界上大多數東西的定義都是不清楚的。我不認為有把每件事的定義或本質搞得理論上無懈可擊的可能。隨便舉例，比如“科學”的概念，中國一位英年早逝的哲學家舒煒光這樣說過：我們天天感受到科學的成果，科學是什麼卻成了問題，科學的進步在實踐上一目了然，在理論上卻十分模糊…。又如，你知道什麼是女人的定義？麻煩的很。你想拿一個單一的標準來“清楚”地“沒有爭議”地概括全體女性？比如“可以和男人性交”？“可以生孩子”？有同性戀單性家庭男性媽媽或者不能生的石女們和你“無窮地爭辯”。或者乾脆用“女性生殖器”一條來解決這個問題？這個也可以改變…。

　　這就是一切寫大百科全書的人的苦惱。唯一的出路常常是綜合的定義，將數條對一事物的本質的理解綜合起來定義它。雖然它們每一條都可能是片面或有例外的，但綜合起來是較確定的。在“中國”的定義這個問題上，將地理、政治、文化、和國際法等方面的說明綜合起來，我們不會認錯什麼是中國什麼不是。

　　余英時的論證，問題更重要的不在於前提，而在於他的結論，或者說不在於理論而在於他的政治目的。簡單地說，他的前提即使真，也不能達到他要論證的目的。一個事物的定義可能邊界模糊這一點，（１）並不表明它沒有清楚的部分，（２）並不妨礙人們在實踐中大多數情況下辯認這個事物，（３）也並不表明每一個有關這個事物的判斷沒有合理或不合理的差別。我們知道物理學是科學，我們也知道風水“學”不是科學，不管風水先生如何能說會道。作出這個判斷並不需要皓首窮經。我們不會因為科學的定義沒有定論這一點，便說，“風水也是科學”的判斷和“物理學是科學”的判斷一樣合理或一樣不合理。我當然拿不出一個普遍有效的“女人”的定義來。但在訪問同性戀者或男伴女裝者的電視報道中，我依然一眼能認出坐在那裡搔首弄姿的傢伙是假貨，儘管他描着細眉，尖着嗓子，穿着裙子，挺着乳房，壓着喉結，縮着寬肩，藏着青筋突出的大手大腳在那裡羞答答地扭。他說不定比我想象的還徹底，作了變性手術，但我用不着探討那個部分的“清楚”性就可以決定不和這“女人”眉來眼去。

　　余英時的目的，實際上在於論證因為“中國”概念模糊，所以中國對台灣的主權是沒有充分基礎的。作為一個受過鑽牛角尖的思辯哲學訓練的人，我當然對他的“理論”有同情心，但這不妨礙我說，即使如此，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在實踐上是一目了然的，說中國對台灣有主權當然比說日本對台灣有主權要合理。中國的概念可能是邊界不清的，但台灣屬於這概念之中就象我的母親是女性一樣清楚。

　　人說，偏見比無知離真理更遠。但有人卻要你相信他有學問，所以他擁有公正。這樣的人的論點，常常有別的弱點或目的需要掩蓋。現在你看到了這樣的一個良好的例子。

　　文章的一大優點是一系列具體細緻的建議，這是今天我們解決兩岸問題的方案中最缺乏的東西。只在有具體方案之後，思考才會進步，事情才會發展。即使一個具體方案最終被認為是成熟的，但她成為人們討論的基礎，修改的起點，問題從空談轉變為務實，從對罵轉為討價還價。也就是說，她起了根本性的促進作用。文章對比如軍隊之間的合作關係，如何在聯合國代表上作安排，外交“空間”如何安排，兩個治區的政府、立法機構、最高法院，國家元首的問題都有很好的，民主性的，階段性的，維護雙方尊嚴的安排建議。希望兩岸政界學界，開始進行這樣的討論。中國的發展，從而進入一個良性的階段。

　　　　　　　　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
　　　　　　　　　　　兼評余英時〈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

　　　　　　　　　　　　　　　　－姜義華－

　　美國哈佛大學塞繆爾·亨廷頓教授一九九三年夏在《文明的衝突》一文中斷言，文明之間的衝突在未來的世紀中將會取代意識形態及其他形式的衝突而為世界上最主要的衝突形式，要求制定世界戰略來遏制儒家文明及伊斯蘭文明。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後，所謂“中國威脅論”連篇累牘地出現在某些報刊上。這些高論早已為世界上許多學者所批駁。

　　最近，亨廷頓的高論卻得到一位著名教授的極高評價，被推譽為“一針見血地點破了冷戰世界新潮流的本質”；“中國威脅論”也得到這位教授的應和，中國被他說成“已隱然成為許多亞洲國家恐懼的強權”，“它已從自衛轉變為攻擊，它的攻擊對象主要便是美國”。這位教授便是美國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時先生。最近，他在台灣《中國時報》上發表了一篇〈飛彈下的選舉——民主與民族主義之間〉，提出了上述論點。而為了給上述論點提供歷史的依據，余英時先生縱論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織。關於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余英時先生說：“在民族—國家的認同方面，中國人自清末到今天，卻始終沒有取得共識。”他還進而言之，說：“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有什麼樣具體內容，恐怕今天誰也說不清楚。它是地理名詞呢？政治名詞呢？文化名詞呢？還是種族名詞呢？我敢斷言，無論是從地理、政治、文化、或種族的觀點去試圖對『中國』這一概念加以清楚的界說，馬上便會引出無窮的爭辯。”關於近代以來的中外關係意識，余英時先生寫道：“中國過去是一個文明大國，一向有『居天下之中』的優越感。西方政治學家也注意到中國人在潛意識中至今還不能接受與其他國平起平坐的事實。”“中國人師法西方確不是心甘情願的認輸，而是以此為手段，以達到與西方強國並駕其驅甚至越而過之的境地。……今天不少中國人的心中對於西方——美國是其最主要的象徵——確激盪著一股難以遏阻的『羨恨交織』的情緒。這種情緒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

　　余英時先生是一位著名的歷史學家，但是，他在這裡所講述的歷史卻明顯地有悖於歷史實際。當然，這是一篇政論，不可以嚴謹的學術論文去要求它；然而，它所提出的問題本身，卻具有足夠的嚴肅性，不可不認真對待。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足以證明，如何認識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不僅關係著能否正確地認識中國的昨天、今天，能否正確地認識東亞乃至世界的昨天與今天，而且關係著能否正確地引導中國與世界走向明天。

　　　　　　　　　歷史形成的中國和“中國”這一名稱的歷史

　　中國這兩個字究竟是地理名詞、政治名詞、文化名詞，還是種族名詞？這個問題，只要認真考察一下歷史的中國形成和發展的總過程以及“中國”這一名詞涵義演變的大體情況，本不難辨別明白。而要深刻了解近代以來中國的國家意識與中外關係意識，也必須首先研究歷史的中國形成和發展的總過程，以及“中國”意識演變的情況。

　　歷史的中國形成與發展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歲月，“中國”一詞在不同的時代、不同的場合有各種不同的用法。

　　王爾敏所撰寫的〈“中國”名稱溯源及其近代詮釋〉一文將先秦典籍所見“中國”詞稱一七八次匯錄成表，並引用其他諸多考證資料，說明“中國”一詞，自商代起至秦漢統一以前，諸夏民族已普遍習用，研探其所含意旨，約有五類；一、京師，凡九次；二、國境之內，凡十七次；三、諸夏之領域，凡一百四十九次；四、中等之國，凡六次；五、中央之國，凡一次。該文據此指出：

　　古代“中國”在地球上所籠罩固定領域之範圍，秦漢統一前，當已形成了共喻之理解。就是普通觀念之中國，載於文獻者，均漫指黃河及淮河流域之大部分。而沿邊裔之秦、楚、吳、越則不在“中國”領域之內。至秦統一之後，形成政治大一統局面，中國行政制度改變，遂使“中國”稱謂之實義又有新確立，不但三十六郡沿為正確之中國領域，而東南至於海，北至於塞，西接流沙，則俱為秦漢時代所共喻之中國領域。

　　歷史的進程是曲折的。秦、漢統一以後，中國又經歷了一個相當長的分裂時期。晉室南渡後，東晉人將十六國斥為夷狄，南北朝時，南朝罵北朝為索虜，北朝罵南朝為島夷，而都以“中國”自居。隋唐統一，使“中國”版圖進一步擴大，和周圍各地區聯繫進一步密切。經由五代十國的分裂至宋統一，又有遼、金、西夏等國與之相峙。繼此之後，經由從成吉思汗到忽必烈祖孫三代的經營，漸次統一了蒙古高原上的蒙古各部、突厥各部，東北和黃河流域的金，寧夏、甘肅的河西和鄂爾多斯一帶的西夏，新疆的西遼，西藏的吐蕃，雲南的大理，以及長江流域、珠江流域的南宋，形成了空前的大一統局面。所有這些地區，都成了“中國”的一部分。明朝時期，這個大一統局面又受到破壞。而到清朝建立時，經過從努爾哈赤、皇太極到順治、康、雍正、乾隆六代二百多年的經營，形成了比之元朝遠為穩定的新的大一統國家。而“中國”這一稱謂，到這個時候終於有了相當確定的含義。

　　主持編繪八卷本《中國歷史地圖集》的譚其驤教授在《歷史上的中國和中國的歷代疆域》一文中提出：“我們應該採用整個歷史時期，整個幾千年來歷史發展所自然形成的中國為歷史上的中國。”他認為，十七、十八世紀的清國版圖便代表了這個由幾千年歷史發展而自然形成的中國的範圍。他分析了中原地區跟各個邊疆地區長期以來經濟、文化、政治的關係，指出：“隨著歷史的發展，邊區各族和中原漢族之間的關係越來越密切了，形成了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光是經濟文化的交流關係不夠了，光是每一邊區和中原的合併也不夠了，到了十七世紀、十八世紀，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需要形成一個統一的政權，把中原地區和各個邊區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而清朝正是順應了歷史發展的趨勢，完成了這個統一任務。”他特別強調了“自然形成”這一根本特徵，指出，當時清朝之所以能夠在這麼大的範圍之內完成統一，決不是單純的由於那時的清朝在軍事上很強，這個統一所以能實現，首先是因為清朝以前，中原地區已和各個邊疆地區關係很密切，不但經濟、文化方面很密切，並且在政治曾經幾度和中原地區在一個政權統治之下。如東北地區在唐朝時候已經建立了若干羈縻都督府、羈糜州，經過遼、金的統治和明
朝奴爾干都司的治理，清朝時走向統一便是自然趨勢。北方蒙古高原上匈奴與漢朝曾多戰爭，後來降漢；唐朝一度統治了整個蒙古高原，後來突厥重新復國；元朝時蒙古高原是嶺北行省。西北地區，西漢設西域都護府，唐設安西、北庭都護府，元置阿力麻里，別失八里行中書省、宣慰司等。吐蕃和唐有過相當密切的交往，後來長時間處在厄魯特蒙古統治之下。台灣在明朝後期已有顏思齊、鄭芝龍等人去那裡建立了漢人政權，後來荷蘭人入侵，鄭成功在一六六一年從荷蘭人手中收復了台灣，奉明朝正朔，一六八三年為清朝所平定。所有這些地區在清朝時走向統一，同樣都是自然趨勢。至於這個統一到清王朝時終於鞏固下來，穩定下來，主要不是靠軍事征服、軍事勝利，而“主要的原因是中原需要邊區，邊區更需要中原，需要統一在一個政權之下，這對中原人民有利，對邊區人民更有利”。正是有了社會、經濟的基礎，中國在十八世紀中葉至一八四○年穩定的版圖內實現了政治的統一。這時“中國”作為一個地理名詞，已涵蓋了滿、蒙、藏、維、漢等各個民族以及所有這些民族的文化。正由於清朝系滿族聯合蒙、漢兩族共同創建，對於各民族在政治上走向統一，文化上走向共同發展，便比之先前各個世代更為有利。儘管在這中間也有不少摩擦與衝突，但漢族以外的各民族和他們的民族文化成為中華民族和中國文化不可分割的一個部分，則已確定無疑。

　　於此可知，至十七、十八世紀，經歷了漫長的歲月，歷史的中國已經確定無疑地、鞏固地自然形成。一八四○年以後，當西方列強來到東方時，所面對的正是這確定無疑的中國。王爾敏先生有一篇論述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應變之自覺的文章，歷舉當時著名的知識分子六十六人所提出的變局言論，其中凡述及“中國”或“中外”者，所指的“中國”，都正是這一確定無疑的中國。這些事實表明，當時人們對於“中國”一詞的地理含義、政治含義、文化含義、種族含義，已經形成了共識。

　　　　　　　　　主權意識、民權意識與近代國家意識

　　在古代自給自足的生產方式支配下，人們通常更多關心的是自己的家庭、家族、國家意識相對比較淡薄。近代以來，中國遭逢幾千年來所未有的巨變，外患內憂，首先極為強烈地催生了人們的主權意識。可以說，中國人的近代國家意識正是伴隨著國家獨立與主權意識的高揚而逐漸形成的。

　如所周知，中國從十九世紀中葉起，就遭到當時最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英國、美國、法國以及俄國的不斷侵凌。十九世紀末，新勃起的德國、日本也咄咄逼人地肆虐於中國。附從於這六大強國的還有一批西方的中小國家。列強憑藉炮艦的威脅，取得了一系列特權。汪敬虞在《資本、帝國主義國家在近代中國的特權》一文中，將列強所攫取的特權分成“根據不平等條約取得的特權”和“沒有條約根據的特權”兩類。除去這些特權外，列強還屠殺中國軍民，割占中國大片領土，幫助清王朝血腥鎮壓中國民眾運動，在租界及中東鐵路附屬地內為所欲為。誠如湖南巡撫王文韶在一八七四年一份奏摺中所說：“竊惟中國之有外患，歷代皆然，而外洋之為中國患如此其烈，實為亙古所未有。”事實是在一八七四年以後其患愈演愈烈，將獨立與主權問題極為尖銳地提到中國面前。

　早在十九世紀六、七○年代，一批先覺者已經明確提出了維護國家自立與主權的問題。王韜已將列強所獲取的各種侵及中國主權的特權稱作“額外權利”，而要求予以收回。鄭觀應已強調必須在確定稅率時堅持獨立自主，指出交涉中，“一切章程均由各國主權自定，實於公法吻合”。到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主權一詞已相當流行。陳獨秀一九○四年在《安征俗話報》上發表過《說國家》一文，指出：“凡是一國，總要有自己做主的權柄，這就叫做『主權』，……，外國不能絲毫干預，才
算得是獨立的國家。若是有一樣被外國干預，聽外國的號令，不得獨行本國的意見，便是別國的屬地。凡是一國失了主權，就是外國不來占據土地，改換政府，也正是雞犬不驚，山河易主了。”這一認識，出自一位二十五歲青年之口，而且以白話闡述，足以說明主權意識這時已經在人們國家意識中占據了突出的地位。正因為如此，收回已經喪失的主權、保護主權自立，成了當時愛國者的普遍呼聲。

　怎樣才能維護國家主權？起初，人們寄希望於公理、公法，以為可以據此向列強力爭；很快，人們發現，列強常常肆無忌憚地踐踏這些公理、公法。人們又寄希望於朝廷勵精圖治，有所作為；但是，不多久，人們就失望了。於是，人們轉而寄希望於民權。

　主權意識的增強，推動了拒俄、抗法、抵制美貨、保礦、保路等運動的高漲；民權意識的增強，促進了立憲運動與革命運動的展開。這些運動匯合在一起，終於推翻了喪權辱國的清朝的君主專制統治，迎來了“中華民國”的誕生。

　“中華民國”的命名及其誕生，在中國近代國家意識的發展中具有重要的地位。這是周、秦以來第一次將已經流傳數千年的“中國”兩字逕直用來作為正式的國名。“中華民國”四字出自中國同盟會“恢復中華，建立民國”誓詞。孫中山、黃興、章太炎等人一九○六年所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解釋“恢復中華”時強調；“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人之政治，中國人任之。……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在解釋“建立民國”時強調：“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國
民政府，凡為國民，皆平等以有參政權。……敢有帝制自為者，天下共擊之。”為推翻清朝統治，革命派曾起勁地鼓吹過“驅除韃虜”，但是，在武昌起義後，鼓吹“反漢”最力的章太炎便致書滿族留日學生，說道：“若大軍北定宛平，貴政府一時傾覆，君等滿族，亦是中國人民，農商之業，任所欲為，選舉之權，一切平等。”孫中山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職時所發布的宣言書中，第一條就宣布：“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
蒙、回、藏諸族為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明示“中華民國”是生活在中國廣大領土上的所有各族共有的統一國家。

　　　　　　　　對國際霸權的抗擊和中國的國際平等意識

　廣大民眾為使中國擺脫被凌辱、被欺侮的屈辱地位，強烈要求廢除強加於中國的各種不平等條約，和各國建立雙方平等、互尊主權的新型關係。藉助廣大民眾同仇敵愾，一九二六年八月，中國收回了上海公共租界內的會審公廨；一九二七年初，中國收回了漢口、九江的英租界；接著，中國又陸續收回了鎮江、威海衛、廈門的英租界，並相繼與美、比、義、葡、英、法、日等國簽訂關稅條約，廢除各國在中國的協定關稅權，收回了關稅自主權。但是，中國並沒有沿著這一趨勢發展下去而取得國際平等地位，原因在於這時遇到了十九世紀後半期以來最為嚴峻的外部及內部的挑戰。

　外部的挑戰，首先在於日本軍國主義悍然侵入中國東北，企圖打破第一次世界大戰及凡爾賽—華盛頓會議所確定的列強分割世界的格局，獨霸東亞乃至整個亞洲太平洋地區。內部的挑戰，來自以蔣介石為代表的特殊利益集團，他們在北伐戰爭勢如破竹向前發展之時，為保障自己的特殊利益，轉而向列強妥協，乞求得到他們的支持，同中國共產黨分裂，將如火如荼的工農運動鎮壓下去。當日本軍國主義的鐵蹄步步進逼時，他們採取了“不抵抗政策”，致使東三省失陷，華北被蠶食，最後華東、華中、華南及中國其他廣大地區都慘遭蹂躪。

　面對國家危亡的嚴峻形勢，中國人民奮起反對妥協、投降，掀起了轟轟烈烈的抗日救亡運動，推動了國共兩黨第二次合作，實現了全民族團結一致，堅持了八年抗日戰爭。

　抗日救亡運動與八年浴血抗戰，對於中國走向主權獨立、取得國際平等地位起了巨大作用。中華民族以極大的民族犧牲，包括人力、物力、財力的犧牲，抗擊了日本軍國主義的主力，打亂了日本的戰略部署，有力地阻遏了日本的“北進”攻打蘇聯的計畫，推遲了日本實施“南進”攻占東南亞乃至南亞的計畫，支援和配合了美國及其他盟國同日本侵略者的血戰，對歐洲反法西斯戰場也起了很有價值的支持作用。儘管中國主要工業總產值這時只達到歐洲小國水平，中國人民捍衛國家的獨立、主權、自由的不屈意志和面對強敵英勇無畏的鬥爭精神，卻使中國成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足以和蘇聯、美國、英國相匹敵的反法西斯主力之一，中國因此贏得了世界上眾多反法西斯國家的崇敬和廣大愛好和平的人民的同情，終於取得了世界大國的地位，成了一九四二年一月一日簽署《聯合國家共同宣言》的二十六國中帶頭的四大國之一，一九四三年十月三十日又與美、英、蘇三國共同簽署《關於普遍安全的宣言》，宣布將儘速“根據一切愛好和平國家主權平等的原則”，成立大小國家均得參加的“普遍性的國際組織”。一九四五年中國又與美、英、蘇三國一道作為邀請國，發起於四月十五日在美國舊金山召開“聯合國家國際組織會議”。在《聯合國憲章》中，中國被確定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儘管在此之前，斯大林曾對此表示過異議，表示“無論如何，他不認為中國在戰爭結束時會是非常強大的”，藉口“例如一個歐洲國家或許會對中國有權對它運用某種機構表示不滿”而企圖將中國排斥於“四強”之外，但中國終於還是取得了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這就使中國有了可能取得國際平等地位，成為維護國際安全和世界和平的一支中堅力量。

　在成為世界四大國之一的過程中，中國先於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宣布廢止對日本及義大利的一切不平等條約、協定、合同，並明確宣布戰後決定收復台灣、澎湖、東北土地。一九四三年一月，中英、中美簽訂條約，廢除英國、美國在華不平等條約及各種特權，其後，英聯邦對華不平等條約。但是，中國並沒有因此而在事實上真正取得國際平等地位。英國仍拒絕將新界、九龍、香港歸還中國，葡萄牙仍然占據著澳門。更為嚴重的是在二次大戰行將結束時，世界已實際形成美、蘇兩大強權企圖彼此劃分勢力範圍、共同主宰世界的格局。兩大國都不願更沒有真正平等地對待中國，而總試圖由他們來安排和決定未來的命運。在一九四五年二月舉行的雅爾達會議上，美國與蘇聯首腦專門討論了中國問題。美國國務院會前擬定的《美國對華長期目標和政策大綱》及《英、美、蘇的對華政策的統一》說明了美國對華的基本要點，這就是：“由我們〔指美國〕負起領導責任，幫助中國發展一個強大的、穩定的和統一的政府，以便它可以成為遠東的主要穩定因素。”為此，美國“應爭取英國和俄國的合作來達到這個目標”。在羅斯福與斯大林討論中國問題時，為換取蘇聯支持美國上述對華政策，羅斯福答應了斯大林所提出的“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須予維持”、“大連商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也須予恢復”及“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等嚴重損害中國主權的條件，雙方並邀請邱吉爾共同簽署了秘密的《三大國關於遠東問題的協定》。會後，美國負責說服中國政府答應上述條件，最終由中國外交部長王世傑與蘇聯外長莫洛托夫於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在莫斯科簽訂包含上述不平等內容的《中蘇
友好同盟條約》；而作為對美國的回報，蘇聯首腦則一再表示“幫助中國恢復起來的工作必須以美國為主”，“美國是唯一有足夠資本和人才，在緊接著戰爭結束的這個時期內，能對中國真正有所幫助的國家”。實際上，就是承認美國在中國具有特殊地位，中國屬於美國勢力範圍。

　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中國八年抗戰勝利結束。中國收回了被日本霸占五十年之久的台灣、澎湖列島，但是，也喪失了雅爾達秘密協議所規定的權益。舊的霸權主義者日本軍國主義剛剛倒下去，美國這個不可一世的新的霸權主義者又逞威於中國。駐華美軍司令魏德邁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向華盛頓提出的報告說：“中國是東西方之間的一座橋梁。今天由於出現了強大的蘇俄，中國也是世界上兩個最大的強國，即蘇俄和美國政治、經濟角逐的舞台。”美國為使中國成為其僕從，以其為鞏固的根據地控制亞洲大陸，運用“以華制華”的手段，全力支持蔣介石政府在抗日勝利後不久就悍然發動全面內戰，圖謀一舉撲滅八年浴血抗日中成長壯大起來的中國共產黨及其所領導的人民力量。中華民族又一次面臨整個國家盛衰存亡的生死考驗，而中國的國家意識在維護國家自主、獨立和國際平等的這場鬥爭中又一次升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就是這一升華的集中表現。

　中華人民共和國這一名稱，比之“中華民國”舊名，保持了“中華”這一中國傳統的稱呼，同時，更加凸顯了“人民共和國”這一國家的現代性質。毛澤東在籌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新政治協商會議籌備會上強調：“中國必須獨立，中國必須解放，中國的事情必須由中國人民自己作主張，自己來處理，不容許任何帝國主義國家再有一絲一毫的干涉。”他還明確提出，中國和其他國家將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原則的基礎之上”發展外交關係。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表示中國人已戰勝了國際霸權主義，自己掌握了國家的命運。正因為如此，人民共和國誕生，對於中國人民來說，確如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開幕詞中所說：“我們有一個共同的感覺，這就是我們的工作將寫在人類的歷史上，它將表明：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我們的民族將從此列入愛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勞的姿態工作著，創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時也促進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們的民族將再也不是一個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們已經站起來了。”

　但是，歷史留下的國際霸權主義的沉重負荷不可能一夜間驟然全部消除。建國伊始，中國不得不對朝鮮戰爭作出反應，和美國軍隊在朝鮮領土上直接對壘，在一定意義上可以說，這是中國四○年代後期在自己的國土上同美國強權較量的繼續，只是先前所面對的是美國強權的代理人。朝鮮戰爭結束後，“冷戰”總格局仍然籠罩著中美整個關係，而且衝突又因為美國插足於台灣海峽，阻止兩岸走向統一而具有特殊緊張的性質。除此之外，中國還有一個消除蘇聯在中國特權及抵制蘇聯霸權主義新要求的問題。這方面的□牾、衝突逐步發展，後來終於演化為中蘇公開論戰及雙方在邊疆地區兵戎相見。

　因此，就中國現代國家意識及中外關係意識的發展歷程來看，二十世紀三○年代、四○年代、五○年代至六○年代及七○年代中期，可以說，是中國同一個又一個不可一世的國際霸權主義者進行針鋒相對鬥爭而逐步取得國家獨立、自由和領土主權完整以及國際平等地位的時期。經過這近半個世紀的艱難歲月，從七○年代開始，一方面是美國總統尼克松來華訪問，結束了中美之間敵對狀態，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六日《中美關係建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報》中，美國正式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唯一合法政府”、“承認中國的立場，即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中美關係迅速改善；另一方面則是中國正式結束了五○年代初同蘇聯結成的同盟關係；以這兩大事件為標誌，中國終於開始作為世界上獨立的一極而屹立於歐亞大陸的東方，儘管中國國力還比較弱小，但這卻是不容忽視和輕視的一極。

　　　　　　　中國的現代化建設與“有容乃大”的開放意識

　從近代國家意識逐漸形成開始，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都把現代化建設同近代國家的發展緊密聯繫在一起，而進行現代化建設，就必須吸取世界一切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的成果。正因為如此，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對外實行以我為主的開放，二者互相輔佐互相補充。這樣，就不難了解，為什麼倡導除去“額外權利”的王韜又強調“當今之世，非行西法則無以強兵富國”，為什麼一生倡導“三民主義”的孫中山制定了“實業計畫”，主張“使外國之資本主義以造成中國之社會主義，而調和此人類進化之兩種經濟能力，使之互相為用，以促進將來世界之文明”為什麼在日本、美國、蘇聯三大強權面前都鐵骨錚錚的毛澤東也倡導“學習資本主義國家的先進的科學技術和企業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學的東西”、認為“工業發達國家的企業，用人少，效率高，會做生意，這些都應當有原則地好好學過來，以利於改進我們的工作”，明確表示“我們的方針是，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但是，歷史實踐已經表明，中國這樣一個大國，當仍然處在國際霸權主義的嚴重威脅之下，尚未取得真正的獨立、主權和國際平等地位時，不可能集中全力來進行現代化的建設，也不可能真正充滿自信地坦然有效地對外實行開放政策。王韜那一代面臨內憂外患、無法潛心富國強兵不用說了；即如孫中山，雖然擬定了《實業計畫》，晚年卻仍不得不傾注全力於政治的、軍事的鬥爭，顯然是由於這一總的形勢；而毛澤東從抗美、反美到反修防修，一而再、再而三地將自己的注意力從經濟建設這一主軸上轉移開去，固然有他自己對形勢估計過分嚴重這一因素，但“冷戰”總態勢及中國所受到的種種威脅，不能不說也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原因。

　世界走向多極化，導致美、蘇兩霸對峙所造成的“冷戰”格局終告結束，給中國集中主要力量專心致志地進行現代化建設提供了廣闊的外部空間。中國的國家意識，在繼續珍視國家的獨立、主權、領土完整和國家的尊嚴、國家的利益同時，愈來愈重視富民富國。謀求國家的獨立、主權和領土的完整，本就是為了保障全體人民全面而自由的發展，使他們不再為愚味、落後、貧困、恐懼所困擾，富國富民本來就是其應有之義。同樣，如果民不富，國不強，始終處於落後與貧窮狀態，就不可能真正不受別國欺侮而名副其實地站立在世界上。將這二者緊密結合在一起確定國家發展戰略，表明現代國家意識進一步成熟。

　在二十世紀最後這二十多年中，一心一意進行現代化建設終於成為中國發展的現實。為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積極發展，中國在確保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前提下，實行了全方位的開放政策，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特別是擁有資本的優勢、對外貿易的優勢、科學技術的優勢、產業結構應變能力較強的優勢、勞動者素質高的優勢的西方發達國家的優秀文明成果。在承認社會主義同資本主義存在著對立和鬥爭這一面的同時，更看到兩者之間又有互相借鑑、合作和利用的一面。對於歷史上遺留下的所有有損於中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問題，諸如香港問題、澳門問題、海峽兩岸尚未統一問題，以及若干領土糾紛，都採取了既有原則的堅定性又有高度靈活性的辦法，努力用和平的方式一一加以解決。依循這一基本國策，中國和世界各國特別各西方發達國家的關係，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在平等、友好、互利的基礎上普遍而全面地得到大幅度的發展，同時，中國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也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取得舉世矚目的持續、高速、穩定發展的宏偉成就。

　可是，這一切，在余英時先生的眼中，卻一概變形了，它們竟成了所謂“憎恨西方的心理”，變成了中國對西方“羨恨交結”的民族情緒，變成了這種民族情緒“開始在新的歷史階段尋求德國式的發泄，而且明顯地從自衛轉向進攻”，“要求一個『強大的中國』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余英時先生並給他所說的這種“民族情緒”加了一個比之亨廷頓更加駭人聽聞的大帽子，說這是“在中國製造出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

　作為一位歷史學家，在作出結論時，最重要的首先是所依據的歷史事實、歷史實際。余英時先生是錢穆先生的嫡傳，是史學大家，應當分辨得清楚，近代以來，中國同世界的交往，特別是同西方發達國家的交往，從來也沒有像今天這樣廣泛而密切。中國人沒有將現代化等同於“西化”，這是因為中國人經過一個半世紀的曲折反覆，已經深刻認識到，實現中國現代化，不能機械地完全仿效西方。中國必須充分吸取西方發達國家幾百年的發展在經濟、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和社會管理方面所積累
的豐富經驗，但是，又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走適宜於中國的情況的自己的路。這並不是憎恨西方所致。西方所有國家，無論是英國、美國、法國、還是德國、義大利，乃至東方的日本，在實現現代化的時候，有哪一個國家是機械地完全仿效別國的呢？為什麼盎格魯—撒克遜型可以不同於萊茵型，美國型可以不同於英國型，偏偏中國就不可以走自己的路呢？走自己的路，竟等同於“憎恨西方”，等同於向西方“進攻”？這是一種什麼樣的歷史推理呢？

　要求成為一個“強大的中國”，在這裡竟成了對美國的“攻擊”、“進攻”，成了“向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公開挑釁”。難道中國就應該永遠衰弱，而不應強大麼？不知這又是一種什麼邏輯。中國人沒有去對美國指手劃腳，叫他們對美國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的發展該怎麼做不該怎麼做。同樣，中國人對自己的情況最清楚，對自己所面臨的困難、問題了解也最具體、最深切，儘管中國人非常急切地希望了解各國的相關經驗，認真研究來自中外的各種積極的建設，但是，不應當也不可能聽任美國國會和美國政界、學界對中國歷史、文化一無所知或充滿偏見的某些人的指揮來決定自己的行止。這本是常識。回顧八○年代後期以來中美關係的歷程，究竟是美國咄咄逼人地要將他們的意圖、要求強加給中國，還是中國不遠萬里到大洋彼岸去將自己的意圖、要求強加給美國，事實本來非常清楚。余英時先生卻倒過來誣指中國正在造出一個“納粹式的民族主義運動”，這本身不是赤裸裸的霸權主義又是什麼呢？

　近七十年前，孫中山在神戶作過一次關於“大亞洲主義”的演講，正面駁斥了當時一位美國學者所鼓吹的“黃禍論”。孫中山指出，美國這位“黃禍論”者“指斥一切民族解放之事業的運動，都是反叛文化的運動”，其實是要“來壓制我們九萬萬民族，要我們九萬萬的大多數，做他們少數人的奴隸”。就文化本身而言，這種文化觀是十足的歐洲中心論，“歐洲人自視為傳授文化的正統，自以文化的主人翁自居，在歐洲人以外的，有了文化發生，有了獨立的思想，便視為反叛”。孫中山認為，這其實只是一種“霸道的文化”，它專門注重功利，是一種“專用武力壓迫人的文化”。今天，從亨廷頓教授到余英時教授，是不是又重複了當年這種“黃禍論”呢？

　但是，無論是舊“黃禍論”，還是新“黃禍論”，距離正在發生巨變的中國現實都太遙遠了。轟動世界的《大趨勢》的作者約翰·奈斯比特最近出版的《亞洲大趨勢》在結論中說：
　近一百五十年間，當西方人享用他們創造的進步和富庶時，大多數亞洲人還生活在貧困之中。現在，亞洲踏上了富強發展之路，經濟的復甦使東方人有機會重新審視傳統文明的價值。隨著技術和科學的引進，亞洲向世界展示了現代化的新型模式，這是一種將東、西方價值觀完美結合的模式，一種包容自由、有序、社會關注和個人主義等信念的模式。東方崛起的最大意義是孕育了世界現代化的新模式。亞洲正在以“亞洲方式”完成自己的現代化，它要引導西方一起邁入機遇與挑戰並存的二十一世紀。

　這段結論同樣適用於中國。奈斯比特也是一位美國學者，但是，他沒有那種歐洲中心論、西方優越論的偏見，對“東方社會日益向功利化和高科技型，面臨精神危機的西方人越來越東方化”抱著積極的態度，認為“東、西方兩種文化、經濟交融之時，世界將會更加生機勃勃”，因此，觀察亞洲問題，包括中國問題在內，顯然要比那些以西方為中心的霸權主義者顯然公正和準確得多。

　中國進行現代化建設和中國所實行的開放政策，沒有像國際霸權主義者所希望的那樣走向喪失國家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門戶開放，利益均等”，這是霸權主義者所最為憤懣不平的。但中國正因為堅持了真正的獨立自主，包括不和世界上任何大國及國家集團結盟，不插手任何國家的內部事務，方才能夠真正做到有容乃大，突破地域性聯繫的局限，而將東西方文明的優秀成果結合在一起，將中國的發展展置於人類文明所提供全部優秀成果築成的基礎之上。這是中國近代以來國家意識在更高層次上的發展，真正關心二十一世紀人類的和平與發展者，都應當對此表示歡迎，並積極給予支持，而決不應持與此相反的態度。作為一個嚴肅的學者，應當像奈斯比特那樣，努力幫助西方對中國、對亞洲有一個客觀的了解，從而推動西方國家和企業對中國、對亞洲的理解、尊重和合作，使中國和西方各國，特別是美國的關係，建立在更高的更有成效的基礎之上，這方才是對西方世界真正負責，對包括東西方世界在內的整個人類的未來負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