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的來說，康居之戰在當時，是一場非常冒險的戰役。所冒的最大風險並不在於軍事，而在於政治。因為當時漢帝國的國策，已經不支持這樣的遠征了。更何況郅支單于的勢力，看起來還沒有對漢朝造成影響。這場戰爭之所以讓陳湯名垂千古，是因為敏銳感覺到戰略風險的他，集結兵力發動遠征時，並沒有得到漢庭的同意。甚至說他的直屬上司西域都護甘延壽，都是在木已成舟後，才不得不和他一起賭上一把。
　　所謂“將在外，軍命有所不受”，至於說這種自作主張是否被漢庭事後所認可，更多只能靠結果來決定了。當然，整個戰役前後的過程也證明，陳湯並非是在賭博。一則他沒有耗費帝國中央的力量，完全靠西域都護府就完成了這次遠征。“以夷制夷”（徵調西域十五國之兵）的做法，讓漢朝所承擔的風險降到了最低；另一方面，在遠征過程中，以政治手段分化康居與匈奴之間的聯盟，也大大提升了成功率。並且不至於在擊敗郅支單于後，讓康居成為漢朝的敵人。
　　外交為主，軍事為輔的戰略指導思想，是兩漢經營西域的核心思路。換句話說，具備外交思維的將領，才能夠真正維護漢朝在西域的利益。後來投筆從戎，攜三十六壯士重返西域的班固，也正是秉承這一思路，幫助東漢帝國恢復了對西域的控制。
　　基於上述考慮，尤其是對比了當年李廣利耗舉國之力，遠征大宛的慘澹結果（那種情況，還大受封賞）。漢庭最終還是褒獎了陳湯、甘延壽的這次遠征。而這次遠征在戰略上，除了消除匈奴在西域開闢第二戰場的隱憂以外，還極大的震懾了身居漠北的匈奴本部。三年之後，呼韓邪單于再一次前往長安，提出願累世稱臣，希望漢庭能夠同意和親（公元前33年）。
　　在此之前，由於草原內亂不休，漢庭雖然在戰略上已經和匈奴達成和解，但卻並不願意以和親之舉，來表明自己的立場（到底支持誰）。現在，呼韓邪單于終於成為了匈奴帝國唯一的單于，並且顯示出了自己對漠北的控制力。漢庭再拒絕和親的話，就有些說不過去了。只是今時不同往日，一個宮女（王昭君）就把呼韓邪單于給打發了。
　　現在，漢朝的邊境看起來終於迎來了真正的和平。在此之後，西、北邊境也的確在長達44年的時間裡，未再燃起烽火（至公元10年）。實際上，如果從公元前62年，虛閭權渠單于最後一次，陳兵十餘萬於光祿塞外算起，漢朝的邊境在匈奴陷入內亂後，所迎來的和平時間長達70餘年。然而從地緣角度看，這一微觀歷史中的和平年代，並沒有足夠的地緣支撐。因為拋開那些表層政治之後，我們會發現，此時漢、匈雙方的地緣格局，與漢武帝后期並無二致。也就是說，仍然據有整個漠北草原的匈奴，在休養生息之後，依舊會成為漢帝國的隱患。
　　這其實也不僅僅是漢帝國所面臨的困境了，在中央之國二千年的所謂“封建史”中，農業文明的中原王朝，始終沒有辦法滲透漠北。在這種情況下，就算匈奴帝國成為了過去式，草原之上也依然會前撲後繼的出現各種力量，繼續他們與農耕區的恩怨。相比之下，能夠以外長城防線，鎖定陰北草原的漢帝國，已經算是做的相當不錯的了。
　　事實上在和親之後，漢庭就對外長城防線（主要是光祿塞）是否還要維護展開的爭論。在匈奴人和支持放棄者（漢朝方面）看來，既然大家已經和解了，就應該尊重各自的地緣特點，以農牧分割線，也就是內長城來確立雙方的控制區。這個理由看起來也的確充分，特別是在這樣一條草原長城，本身就在中央之國地緣控制力之外的情況下（意味着要付出更多的成本）。
　　然而這樣做的話，相當於又讓匈奴人回復了最初的控制區，並且可以直接對農耕區造成威脅。因此在經過庭議後，對游牧民族的不信任，以及居安思危的想法還是占據了上風。也就是說，漢朝並沒有因為暫時到來的和平，而放棄外長城防線。只不過出於外交方面的考慮，自然是不能以這樣的理由用來回復呼韓邪單于的。為此，漢庭特意派出使者表示，漢朝需要這樣一條長城，並不是防範匈奴，而是為了防止國內的不法之徒，出塞禍害匈奴。匈奴人當然不會真的相信這樣的理由，不過相不相信都已經不重要了。對於匈奴來說，他們已經沒有籌碼來要求更多了。
　　將陰北草原保留在漢朝的直接控制區，並繼續讓烏桓人游牧於燕北草原（雖然他們有時也會南下搗亂），的確能夠讓漢朝獲得足夠的安全感。不過這也並不代表絕對的安全，既然漢朝自知無法滲透漠北，那麼讓漠北草原保持分裂狀態，就是最好的選擇了。只是當下漢匈之間已經達成了和解，漢庭看起來暫時並沒有必要，去動搖呼韓邪單于及其繼任者的權威。
　　最終進一步分裂匈奴的想法，是由那位超前的改革者“王莽”來實現的。在取代漢朝，建立“新朝”後的第三年(公元10年)，王莽不僅對內嘗試了諸多改革措施，也對“前朝”略顯保守的外交政策作出的重大改變。具體的做法，就是將呼韓邪單于的十五的兒子，盡數立為“單于”。
　　王莽的這一做法並非首創。當年漢武帝正是以“推恩令”來分裂、削弱國內諸藩王勢力的。以結果來看，王莽的這一做法，也的確讓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內亂。不過就當時的情況來看，這一做法所引發的直接後果，就是對“新朝”直接插手內政感到不滿的匈奴人，再一次南下攻擊漢境。也就是說，漢匈之間維持了數十年的和平狀態，就此打破。
　　由於王莽的介入，中央之國就此陷入了長達三十年的內亂期。雖然名義上，東漢帝國的開創者——漢光武帝劉秀，在公元25年就結束了王莽的統治，以洛陽為都城復建了漢帝國(都城東遷，是為“東漢”)。但這場內亂卻使得匈奴得以有機會，反過來介入中央之國的內政。由於匈奴人的介入，東漢帝國直到公元40年，才收復陰山一線的五個邊郡（五原、朔方、雲中、定襄、雁門五郡）。而在此之前，這一地區是由一個假稱漢武帝曾孫的諸侯“盧芳”所割據的。
   在地緣的技術條件沒有大變化的情況下，歷史看起來就是一次次輪迴。在西漢帝國建立之初，似曾相識的情況也同樣在此發生。那時試圖依附匈奴圖謀自立的，就是那位也叫“韓信”的“韓王信”了。不過地緣關係類似，但結局卻是不同。劉邦在擊敗韓王信之後，旋即在大同盆地陷入了“白登之圍”。鼎盛時期的匈奴帝國，讓漢帝國又花了一甲子的時間，才有機會開始着手解決北方邊患。
　　相比之下，劉秀和他的子孫，面臨的局面就要好的多了。西漢帝國對匈奴的連續打擊，不僅留下一筆巨大的政治遺產（人心思漢，包括匈奴也是打着恢復漢室的名義南下）讓他得以有機會重組漢帝國，更讓匈奴帝國就此一直處於崩潰的邊緣。
　　在漢帝國重新控制長城防線之後不久，在天災人禍的助力下（遭受天災的同時，還遭受烏桓等國的攻擊），匈奴又一次陷入了內亂。而這一次內亂的直接後果，就是呼韓邪單于的一個孫子（時為日逐王）率部南下，希望仿效他的祖父，依靠漢帝國的力量重返漠北。為了顯示自己與歸附漢朝的決心，這位單于甚至直接繼承了“呼韓邪單于”的稱號。
　　既然有前例可循，漢庭自然不會反對這位小“呼韓邪單于”留在陰北草原休養生息了。不過這一次，漠北匈奴的控制者，卻並沒有如郅支單于那樣，“戰略性”的西遷。有鑑於此，匈奴帝國開始進入了南、北分立時代。而與歸附自己的南匈奴聯合，進攻身在漠北的北匈奴，也成為了東漢帝國的首要任務。
　　有了南匈奴的加盟，只據有漠北草原（最重要的是，沒法從農耕區獲得補給了）的北匈奴，基本上沒有翻盤的機會。更重要的是，北匈奴所面臨的新挑戰（漢朝之外），並不僅僅是來自漠南草原的兄弟部落。當年被匈奴所攻滅的東胡系游牧民族，也開始了戰略反攻。除了一般盤據於燕北草原的烏桓人以外，一直在大興安嶺北部蟄伏的鮮卑人，也開始進入匈奴左翼，試圖從崩潰的匈奴帝國身上分一杯羹。
　　在多重打擊之下，北匈奴的崩潰只是一個時間問題。僅僅是在公元83年至85年，先後就有七十三批匈奴人，從漠北南下附漢。公元91年，在苦撐43年之後，北匈奴終於重複當年郅至單于的選擇，向西跨越阿爾泰山，開始嘗試建立“西匈奴”了。
　　如果這又是匈奴內部的一次輪迴的話，接下來南匈奴應該回到漠北，重建匈奴帝國了。然而這一次，情況又略有不同。因為搶先一步填補空間的，是從肯特山之東發起攻擊的鮮卑人（留在漠北的匈奴人，都融入鮮卑部了）。也就是說，在北匈奴遷入準噶爾盆地及其以西地區後，整個蒙古草原的地緣格局，變成了南匈奴與鮮卑，南北分立的格局。
　　從東漢帝國的角度來看，這種格局未嘗也不是一件好事，畢竟讓草原由兩個不同部族控制，更符合分而治之的原則。有了鮮卑人在漠北，南匈奴也就只剩下依附漢帝國這條路了。為了進一步控制這些匈奴人，他們後來甚至被允許進入長城以南地區。對於漢帝國來說，有了南匈奴取代長城護衛北方邊境，固然是一件省力的事，但這也對中央之國內部，造成了巨大的地緣風險。至於風險是什麼，相信已經不用我多說了。
　　現下，我們更關心的是退入準噶爾盆地的“北匈奴”，又去往何方。從地緣結構上看，如果他們真想重建匈奴帝國的話，就必須南下吃掉烏孫、控制西域，就象郅支單于當年所嘗試的那樣。然而由於漢帝國的存在，這一嘗試依舊未能獲得成功。公元119年、124年、126年、137年、151年，漢匈雙方圍繞着巴里坤山南北，在巴里坤草原和哈密盆地，前後進行了五次戰役。最終，即無法吞併烏孫，又無力滲透西域的匈奴人，選擇再一次西遷。
　　以地緣結構來看，匈奴人再一次西遷的方向，只能是康居人的領地的。唯一不能確定的是，這兩支有共同敵人（烏孫）的游牧民族，是否又一次把聯盟的基地，設立在了烏孫之南。由於在後來的歷史中，中央之國內部開始陷入內亂，並最終因為游牧民族的滲入，陷入了長達四百餘年的內亂狀態。因此天山南北，再發生些什麼，已經不是中原史家所能夠關注到的了。
　　我們能夠確認的是，不管你叫這支西遷的匈奴人叫“北匈奴”還是“西匈奴”，他們從此之後與中央之國再無交集。公元五世紀中葉，一直明顯來自亞洲草原的黃種游牧部落，在征服南俄草原之後，開始攻擊分裂之後的東、西羅馬帝國。
　　在對照中央之國的歷史之後，這股被西方人稱為“匈人”的亞洲游牧勢力，與西遷之後的匈奴人對上了號。如果這一切都是事實的話，那麼北匈奴在脫離與漢帝國的接觸之後，花了三百年的時間向西滲透。以地緣邏輯來看，在這一過程中，康居人在哈薩克丘陵一帶的領地，以及阿蘭人所占據的南俄草原，都曾經被匈奴人所統治過。
　　不管最終攻擊東、西羅馬帝國的阿提拉，是不是匈奴人的直系後裔，都意味着公元五世紀中葉，在東亞大陸處於因游牧入侵，所引發的大分裂時代時（南北朝），歐亞大陸的另一端，也被迫開始接受來自亞洲草原力量的影響了。在此之前，“世界島”的另一端，以羅馬帝國為最終表現形式的歐洲文明，也已經依託地中海文明圈，獨立的發展出了自己的一套體系。
　　鑑於現代文明體系，是由歐洲人所開創的，所以長期以來地中海文明圈，被理所當然的被視為人類文明正源（華夏文明及其它文明，就被視為旁支了）。所謂“世界史”也被看作歐洲史，及歐洲史的延伸。當然，作為華夏文明繼承者的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從大歷史的角度反駁這一觀點，並通過自己的努力證明，中央之國對現代文明體系的貢獻。不過出於知己知彼的需要，在大致了解亞洲地緣結構之後，我們接下來還是很有必要把視線投向歐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