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5月以來，印巴核試驗和印度人民黨政府突然對中國發難，引起世界大國在南亞問題上一陣紛忙。這迫使人們對南亞問題進行思考，人們想問：在中印關係日益好轉的情況下，印度卻突然反目，它究竟想幹什麼?印度是南亞核競賽的始作俑者，在制裁問題上，與伊拉克相比，以西方大國為主導的國際社會對印度如此軟弱，這究竟是為什麼?長期困撓國際社會的南亞問題的焦點及中國周邊安全的重點是什麼?南亞問題對世界和平的影響是什麼?
1.印度在南亞的目的何在?
印度在歷史上的孔雀王朝時期(公元前324—151年)，曾是北起喜馬拉雅山，南到邁索爾，東抵阿薩姆河西界，西達興都庫什山的南亞大國；中世紀莫臥爾王朝時期(1526—1857)，印度的版圖曾再次接近這一規模。英國統治印度期間，英國以印度為中心，使自己在亞洲的勢力伸展到北至阿富汗和西藏部分地區，南至印度洋，東至東南亞的範圍。印度獨立後，尼赫魯雄心勃勃，夢想以大印度“聯邦”的形式全盤繼承英帝國留下的“遺產”。1947年，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使尼赫魯的“大印度”夢想首次遭到重挫。印巴分治後，尼赫魯痛心地說：“巴基斯坦是一個具有不可能實現的神權概念的中世紀國家。它不應該成立，而且要不是英國人支持真納的愚見，這件事決不會發生……總有一天合併必然會到來。[1]
中國是尼赫魯實現其大印度“聯邦”不可迴避的鄰近大國。尼赫魯對華外交存在着他既想與中國聯合又不想放棄控制西藏地區的企圖這一不可調和的根本矛盾。尼赫魯認為：“不論從長遠角度或是從短期的角度來看，中國和印度應作朋友，應該合作，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2]1949年12月30日，印度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但同時印度開始在中印邊境線上默不作聲地蠶食中國領土，以圖造成既成事實來迫使中國政府承認。1950年中國進軍西藏，年底印度三次向中國政府提出備忘錄和照會，反對中國出兵西藏，要求中國政府用和談來解決“西藏自主”問題；1954年印度與中國在聯合公報中第一次公開提出按五項原則發展兩國關係；但就在同一年，印度政府修改地圖，並照尼赫魯“應沿邊界全線建立一系列的邊境哨所，特別是在可能有爭議的地方，必須建立邊境哨所”[3]的指示實行“前進政策”。1959年，尼赫魯在人民院發表講話，公然支持發生在中國西藏的武裝叛亂並鼓吹“西藏獨立”。印度蠶食中國領土的行為到1962年達到高峰，中國政府被迫實行反擊。
但是，尼赫魯外交政策的內在矛盾及其失敗教訓不僅未引起印度後來政府的足夠重視；相反，尼赫魯的“大印度聯邦”的思想卻為印度歷屆政府所繼承，並在其實踐中以不同(溫和或強硬)方式使之進一步轉化為地區霸權主義外交政策和實踐：1965年印度對克什米爾繼1947年後再次採取軍事行動；1971年由印度軍事支持導致巴基斯坦分裂為巴基斯坦和孟加拉；1975年印度正式吞併錫金王國。80年代中期，由於印度國內經濟日益下滑及國際鬥爭日益向經濟競爭轉化，執政的國大黨開始把注意力轉向國內，為發展經濟注意改善和發展對華及與其他鄰國的關係。90年代拉奧政府改革使印度經濟有了長足進步；90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政策的負面影響開始顯現，加上1997年東亞經濟危機的影響，印度國內的民族沙文主義情緒驟然抬頭，最終把反映這種情緒的印度人民黨推向印度政治舞台中心。印度人民黨原主席阿德瓦尼在1998年2月大選之初就聲稱：“印巴分裂不符合印度任何一派的利益。”[4]阿德瓦尼這句話與尼赫魯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印度人民黨眼中，巴基斯坦和孟加拉本應與印度是一個整體。
印度的所謂“國家安全”概念分南北兩面。在北面印度要求要有對巴基斯坦—西藏—孟加拉一線實際控制能力，南面印度則要求對印度洋的實際控制能力。要實現此目標，就不能迴避北方中國純粹是由地緣因素產生的所謂“威脅”，而要解除這一所謂“威脅”的最根本的途徑，就是促成西藏與中國（事實）分離。西藏獨立可使中印之間出現一個緩衝地帶，可使印度在避免腹背夾擊的條件下，在南亞大陸繼而在印度洋地區採取更為大膽的行動。明白這一點，就不難理解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所說的“中國是(印度的)最大的潛在威脅。來自中國的潛在威脅要大於巴基斯坦”，筆者認為這句話的深層語義是：中國是印度推行南亞霸權主義的“最大”障礙；中國抵制印度南亞霸權主義的力量要大於巴基斯坦。
2.西方縱容印度的深層原因
印度在1998年5月11日—13日進行核試驗，巴基斯坦又被迫於月底以核試回應。八國會議對印巴核試驗予以遣責；在主席國中國的主持下，聯合國安理會又通過1172號決議，要求印巴中止研製核武器計劃，並作為“無核國家”無條件簽署核不擴散條約和全面核禁試條約。但在制裁問題上大國間則很難保持統一的行動。不僅如此，印巴核試後，美國遲遲不宣布推遲或取消美國總統年底對南亞的訪問，給人的印象似乎是，只要印度給克林頓一個過得去的台階，美國總統就會在年底如期訪問南亞。俄國更是無所顧忌地和印度進行核能與軍事合作。所有這些與國際社會對伊拉克的制裁相比，形成了十分鮮明的對比。這是為什麼呢?1997年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在歐洲已啟動了北約東擴計劃，在太平洋地區美日又進一步加強和擴大了日美安保同盟及其作用範圍。這兩大部署在地緣政治上將從東西兩翼對俄國和中國起到相當的鉗製作用。環視擺在我們眼前的這盤國際“大棋局”，我們應意識到，西方亞太戰略布署將在南亞封口。
20世紀美國外交策略在一定程度上是19世紀英國外交策略和馬漢海權學說及麥金德地緣政治學說的繼承和發展，其要點是用不斷促成大國分裂和製造小國的方法來確保海上運輸線及戰略資源地區控制在美國及其盟國手裡。中東和中亞不僅是歐亞大陸的中心地帶，同時也是國際石油和天然氣資源藏量最為豐富的地帶。這又使得麥金德的歐亞大陸中心學說有了雙重的即地緣中心與能源中心合二為一的意義。40年代，英國促成印度分裂；90年代，西方又促成蘇聯的解體。自從中亞五國出現並把俄國邊界向北推移之後，在中東和中亞周圍，已沒了比中國更有潛力的大國。這樣在21世紀，分離中國西部，具體說，就是事實上——不管形式(比如達賴的所謂“高度自治”)如何——分裂中國西藏地區，很可能是西方地緣政治戰略的目標所在。把俄國推向北方之後，再在中國和中亞石油國之間設置一道像西藏和新疆這樣的政治屏障，符合西方永久控制世界地緣和能源中心的戰略利益，這與印度在中印間建立西藏緩衝區的政治圖謀正好合拍。印度目前正在竭力向西方表明願為西方實現這一目標打前鋒，但條件是請求西方對其核選擇採取綏靖政策。印度總理瓦傑帕伊在核試當天給西方大國首腦寫信解釋說：印度核試是因為“有一個公開的核武器國家與我們接壤”，因而不會對美國“造成任何威脅”。瓦傑帕伊在信中保證：“印度將繼續在一個多邊或雙邊框架中”同美國合作，“以促進核裁軍事業”。同年5月11日，印度總理瓦傑帕伊的首席秘書米拉什明確表示：印度核試驗不是針對美國的，並“希望美國能理解這試驗是為了印度人民的安全”。
對西方大國而言，今天的印度與80年代的伊拉克不同。西方曾利用伊拉克軍事消耗伊朗，在伊拉克放棄伊朗並調頭南下後，西方就利用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機會，對伊拉克實行了最嚴厲的打擊；這使得美國既撈到了和平衛士的桂冠，又為美國軍隊進駐海灣找到了藉口。伊拉克從科威特撤軍之後，國際對伊制裁併未因此而中止，反而又在“核查”問題上持續了下去，致使伊殘存的一些軍事實力在制裁中也喪失殆盡。與80年代伊拉克把矛頭指向伊朗的政治情勢十分相似，目前印度的矛頭已指向中國，印度所要實現分離中國西藏的戰略目標也與西方一致。既然如此，西方就難於在核問題上對印度實行與伊拉克同等量的制裁。印度人民黨看準了這個時機，在美國總統特使理查德森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傅全有於1998年4月先後訪印後沒幾天，就下決心向中國攤牌。印度人民黨的謀略在於，印度在國際事務中要取得大國地位，就必須公開進行核試驗並宣布自己為核國家，為此印度必然會遭到美國的反對；為了減輕美國的壓力，印度必須向中國發難。這樣印度便可達到三重目的：一是印度在自認為最有利的時機，向中國攤牌(他們認為這是遲早的事)；二是在西方壓力較小的情況下使印度進入核大國的行列；三是在成為核國家的同時又換來西方對其以中國西藏為近期目標的南亞霸權要求的綏靖態度。現在看，印度人民黨上台後的第一次政治冒險的確取得預料之內的結果：印度不僅使西方在經濟制裁問題上作出相當的讓步，而且在1998年7月底8月初召開的東盟地區論壇會議及南亞區域合作會議上還避開了會議的正式遣責。西方對印度的綏靖政策正從經濟領域向政治領域發展，然而，此時就必須指出的是，待到印度在西藏問題上的利用價值消失，屆時西方大國就會像對待伊拉克那樣以各種藉口反手削弱印度的軍事實力並迅速解除其核能力。西方無論如何也不會容忍在印度洋國際航海線北側有一個核大國存在。
3.南亞問題的焦點與中國安全的重點
在美蘇爭霸的冷戰時代，一般認為南亞問題就是印巴問題，南亞問題的焦點是克什米爾問題。印度尚不具備在國際舞台上“自立門戶”的綜合國力，因而南亞問題只能是美蘇兩強各自世界戰略中的籌碼。冷戰結束後，中亞形勢發生了兩個重要變化：一是蘇聯的解體和中亞五國的出現。俄南下印度洋的努力將面臨着比冷戰時更大的困難，這使克什米爾地區在西方遏制俄國戰略中的作用下降了。二是印度經過90年代的改革，綜合國力有了很大的發展，印度在多極化的歷史潮流中已發展為獨立的一極。1995—1996年度印度國內生產總值已居世界第十六位[5]；軍事上，今天的印度已成為以核武器和高科技為後盾的軍事強國，其空軍自封世界第四，海軍已擠入世界十大海洋強國之列。這一變化使印度的政治眼光不再囿於克什米爾這樣的彈丸之地，印度所謀求的已是“在國際事務中要起到與其國土面積和實力相符合的作用並要得到相應的大國地位”。（參見印度人民黨政府公布的《國家治理章程》）為了實現這一目標，與30年代德、日及80年代伊拉克面臨的兩面夾擊的形勢一樣，印度必須先從北方解決問題。
另一方面，冷戰後迅速崛起的中國及其對中東和中亞能源的巨大潛在需求，就不能不引起西方戰略家的關注。如前所述，西方現代外交的戰略考慮是保證對國際能源重要產區(當然首先是中東和中亞地區)和地緣中心地帶的絕對壟斷和控制。為此，在中東中亞和中國之間建立一個像西藏這樣的隔離帶，符合它們的戰略利益。這樣，在冷戰後的西方地緣戰略中，克什米爾問題將逐漸讓位於西藏問題——這與冷戰時期西方為聯合中國對付蘇聯而使得西藏問題讓位於克什米爾問題的情形一樣。印度一直反對克什米爾問題國際化，但希望西藏問題國際化。使西藏問題迅速國際化而不是與中國發生正面和全面衝突，在主權概念上用迂徊(比如達賴所謂“高度自治”)的方式而不是向中國主權概念直接挑戰，這很可能是未來達賴集團、印度及國際反華勢力達到實際分離中國西藏目的的基本策略[6]。中印邊界問題本身就與所謂的“西藏問題”扯在一起，因此，從我國西南方向看，未來使西藏問題進一步向“國際化”方向升級的政治導火線之一，可能就是由印方挑起的中印邊界衝突。
基於上述分析，我們應對世紀之交的南亞問題有一個新的看法，這就是：冷戰前，南亞問題的癥結在於殖民主義製造的印巴矛盾及由此產生的克什米爾問題；冷戰後南亞問題的癥結則演變為印度地區霸權主義問題，與此同時，南亞問題的焦點將從克什米爾地區日益東移至西藏地區。
1997—1998年，在中國北方邊境形勢日益改善的同時，我東部和西南邊疆的安全環境卻出現逆轉。其標誌是：1997年9月23日，日美兩國最終完成了對1978年“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的修訂，雙方進一步擴大了在東亞地區的軍事合作範圍。這對台海兩岸良性互動關係的發展和中國的統一事業將產生非常不利的影響，台灣統一阻力增大。其次，1998年印度公然以中國為敵對目標進行核試驗；一些大國和地區組織出於遏制中國的戰略需要，對印度的核試驗採取綏靖態度，這對我西藏地區安全產生了潛在的威脅。西方遏華勢力正在用迂徊策略向西藏逼近，而這恰巧又與印度分離西藏的圖謀相合拍，這兩股勢力將把西藏這一中國國防安全的“底線”進一步推向“前線”。且不說西藏的存在使中國有了非常廣闊的地緣戰略縱深，僅就其極為豐富的水資源來說，在中國東部地區水問題日益嚴重的情況下，西藏地區安全就對中國未來發展具有生死攸關的意義。鑑於西藏在中國未來崛起中所具有的特殊戰略地位，“東急西重”將可能是未來中國安全環境面臨的新形勢。[7]
4.南亞問題對世界和平的影響
事實上，只要印度全面開動爭霸南亞的軍事機器，印度就會面臨幾乎是來自整個大國世界的壓力。因為印度是一個在大國包圍鉗制中的國家，而它所處的地理位置又歷來是大國必爭之地。印度要想稱霸南亞，在北方它必然要解決分離中國西藏的問題，這就不能迴避與中國對抗。但即使印度在北方得手，也只是達到了目的的一半。印度霸權的最終目標是印度洋，而建立在馬漢海權理論基礎上的西方軍事安全政策，歷來把保衛自太平洋和地中海兩線交匯於印度洋的海上運輸線當作一項極重要的戰略任務。如果印度有朝一日在印度洋面上與西方發生衝突與對抗，那時，印度的命運就遠不是今天的伊拉克，而是1945年的日本；隨之而來的必然是南亞次大陸霸權主義的倒塌和印度幾十年發展的成就的葬送。
和平與多極化時代並不是一種海市蜃樓式的幻景，而是由包括《全面禁止核試驗條約》、《核不擴散條約》、《禁止核材料生產條約》、《導彈技術出口控制協議》等一系列條約以及保證這些條約不被破壞的國際合作力量構成的和平保障體系。歷史經驗告訴我們：一旦保障國際秩序的條約體系遭到破壞，而國際社會又無力阻止這種破壞行為繼續發生，那麼這個時代也就隨之解體。
目前的印度似乎是在玩20世紀30—40年代德國、日本和意大利以及伊拉克在80—90年代玩過的冒險遊戲。而在對待印度核試驗及其南亞霸權要求問題上，西方似乎正在重複20世紀30年代的綏靖主義和“禍水東移”的錯誤。如果說1931年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1936年德軍進兵萊茵非軍事區及意大利兼併埃塞俄比亞等未受國際制約的行動，標誌着一戰後建立的凡爾賽——華盛頓條約體系解體的開始，那麼，今天南亞上空再次升起的磨菇雲則是對維持這一時期和平與發展的國際條約體系力量的公然挑戰。如果國際社會，特別是西方大國還不能汲取二戰前歐美綏靖政策的教訓，還是把本國的特殊利益置於人類共同利益之上，還是希望利用印度稱霸南亞的野心來遏制中國，其後果不僅對西方，而且對印度來說也是災難性的。如果由南亞開始的核試驗在中東和東北亞地區引起連鎖反應，世界將由此再次進入核恐怖的環境之中。況且印度稱霸南亞的戰略目標不僅在於要促成西藏獨立，而且在於它要稱霸印度洋。與40年代太平洋戰爭及80年代的兩伊戰爭的起因和結果相似：印度稱霸南亞的計劃若從向中國發動戰事開始，即使不在北方中印邊境上失敗，那麼它也會在印度洋上受到懲罰。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大國決不會容許一個有核力量的印度控制印度洋，屆時美國還得尋求中國的幫助，以恢復和平。那時，失敗後的印度已是一個破敗的印度，世界就像又玩了場遊戲。
和平與發展的時代畫幕已在南亞撕開了裂口，世界大國是否能通力合作儘快彌合這道裂口，還取決於包括印度在內的大國，特別是中國和美國的政治家們是否有足夠的遠見。30年代如果西方大國能夠早日採取聯合蘇聯的政策，或德日意國內的和平力量能夠及時阻止好戰勢力的上台，那麼，世界就不會經歷那場本可避免的劫難。正如希特勒進攻西方才使丘吉爾認識到聯合蘇聯的重要性一樣，當日本進攻珍珠港後，富蘭克林·羅斯福才意識到扶持日本和怠慢中國都是同樣的錯誤。今天中國正在崛起，有遠見的包括印度在內的大國政治家，應當意識到聯合中國對於維護當前來之不易的世界和平所具有的巨大意義。若西方大國不願意在未來的印度洋面上再經歷一場類似40年代太平洋戰爭那樣的悲劇，那麼，現在就應放棄分裂或變相分裂中國西藏的目標，以贏得中國的信任與合作；若印度不願意重複4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伊拉克因追求霸權而帶來的慘痛教訓，那麼，它現在就應放棄地區霸權主義的追求，與中國改善關係，與國際社會共同把和平與發展的國際環境推向21世紀。
注釋：
[1]轉引自姜兆鴻、楊平學：《印度軍事戰略研究》，軍事科學出版社1993年版，第121頁。
[2]轉引自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123頁。
[3]轉引自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印度對華戰爭》，世界知識出版社1981年版，第81頁。
[4]見巴基斯坦《黎明報》1998年2月10日。
[5]司馬軍：《獨立以來的印度經濟》，《世界經濟與政治》1997年第11期。
[6]印度《論壇報》1998年7月27日刊，《如何對付中國》稱：“隨着5月核試驗，我們已決定對付中國，或如印度人民黨領導的政府所說的那樣：我們的主要威脅不是巴基斯坦，而是中國。北京用傳統邊界線的說法予以反駁稱：阿克賽欽——連同印度的阿魯那恰爾邦——自古就是中國的；克什米爾是一塊有爭議的地區。在與北京的對抗中，新德里若想下大賭注，就應撿北京最脆弱的地方。我們應撿起西藏問題。尼赫魯時期我們在中國對西藏的‘主權’(英國人在這個問題上小心地使用‘宗主權’)問題上作出讓步，這是一個致命的錯誤。中國人侵略西藏時，成千上萬的西藏人，包括達賴本人，被迫到我們這裡躲避。中印間的緩衝區移動了，這使得中國在1962年非常容易地採取侵略行動。如果我們真要讓中國為難，……我們就應當支持西藏的獨立事業。北京可以聲稱克什米爾是‘有爭議的地區’，我們就應提出當前的西藏地位和在那裡發生的西藏人權問題。問題在於現政府是否有膽量這樣做。”
[7]美國蘭德公司受軍方委託於1996年所作的報告(Sourceof Conflict in the 2lst Century——Regional Futures and U.S. Strategy)關於南亞部分作了這樣的判斷：“南亞地區正在擺脫長期以來與世隔絕的狀態，開始融入亞洲舞台。各國越來越多地着眼於戰略全局，而不僅僅是本地區。它們還正在逐步擴散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背景下調整實力對比，其結果將是印度穩居霸主地位。按印度經濟年增長5.5%的保守估計，2025年前它將成為世界第四經濟大國，也將成為中國南翼的潛在軍事威脅，還可能參加以美國為首的遏制中國戰略。印巴之間的競爭目前是最活躍的，也是最危險的；但從長遠看，中印之間競爭的重要性將越來越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