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念四一二大屠殺九十周年：買辦當國國必亡
郭松民

[公孫明按：今天中國最大的買辦，舍木馬豬頭莫屬！]

現在許多新右派知識精英動輒攻擊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但卻閉口不談這種暴力革命的形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代替共產黨做出的選擇！四一二大屠殺的政治後果是：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放棄了自己的革命目標，選擇依附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這決定了他們最終出局的命運。
今天是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90周年紀念日，奇怪的是，無論是官方還是主流媒體，都對此隻字不提，似乎已經完全忘記了還有這麼回事。在自媒體上，談論這個日子的人也不多，這和每年12月13日南京大屠殺紀念日來臨時舉國紀念和熱議形成了鮮明對照。
之所以出現這樣的局面，和把持話語權的新右派知識精英多年來由“告別革命”而“否定革命”的持續宣傳有關。在一種溫水煮青蛙般的不知不覺中，似乎默認了託庇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民國”才是主流文明，四一二大屠殺在不經意間居然有了某種“合理性”，高調紀念會遇到一些無法自圓其說的悖論，所以也就只好冷處理了。

但“四一二大屠殺”對中國現代史的影響，可謂既深且巨，無法迴避。概括起來有兩點：其一，屠殺規定了此後22年國共較量的基本模式，那就是武裝鬥爭，暴力革命；其二，通過屠殺，買辦集團假手蔣介石、國民黨接管了中國，中國更深的淪為英美的附庸，走到了亡國的邊緣。

1926年開始的北伐戰爭，號稱國民革命。就其性質而言，是一場民族資產階級的革命。國民革命的口號是“打倒帝國主義!打到軍閥!”其內在的要求，是希望通過北伐造就一個由強大中央政府保護的能夠排除帝國主義壓迫的統一的國內市場，以便於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國民革命也內在的要求土地革命，因為不打到農村的土豪劣紳，國內市場就無法形成，發展工商業也缺乏足夠的資金。毛澤東主席在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中說：“國民革命需要一個大的農村變動，辛亥革命沒有這個變動，所以失敗了。”

在當時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不掌握軍隊的共產黨主要從事的是非暴力工農運動。工農運動的蓬勃發展對農村的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勢力都構成了嚴重衝擊——這本來有利於實現國民革命的目標，但卻嚇壞了中國的買辦勢力，於是他們收買了蔣介石，用屠殺來作為回應。

屠殺是慘烈的。目睹過大屠殺的魯迅先生說：“我平生從未見過有殺人殺成這樣的！”在事變後3天中，上海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被殺害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蹤者5000多人(大多數也被殺害)，著名共產黨員汪壽華、陳延年、趙世炎等犧牲。4月15日，廣州的國民黨反動派也發動反革命政變。當日捕去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2000多人，封閉工會和團體200多個，著名共產黨員蕭楚女、熊雄、李啟漢等被害。江蘇、浙江、安徽、福建、廣西等省也以“清黨”名義，對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進行了大屠殺。奉系軍閥也在北京捕殺共產黨員。4月28日，李大釗和其他19名革命者就義。

屠殺甚至對國民黨自身也造成了巨大傷害：1927年4月12日前，國民黨擁有約65萬普通黨員，而到了1928年3月，即上海“四一二”“清黨”和武漢的“七一五”“分共”後約一年，國民黨員人數已經銳減到了22萬。而具有國民黨員身份的中共黨員，在清黨前僅5萬人而已，即使把這5萬人全部算在內，也意味着國民黨最起碼自己清掉了38萬國民黨黨員，超過全部普通黨員的一半還多。

面對屠殺，中國共產黨被迫走上了武裝鬥爭的道路，於是先後有了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土地革命戰爭就此拉開序幕。

現在許多新右派知識精英動輒攻擊中共領導的武裝鬥爭，稱之為“暴力社會主義”，但卻閉口不談這種暴力革命的形式是蔣介石和國民黨代替共產黨做出的選擇！反動派最迷信暴力，最喜歡濫用暴力，總是首先使用暴力，至於他們自己後來被暴力革命推翻，則是他們所沒有想到的。

四一二大屠殺的政治後果是：共產黨領導工農群眾走上了武裝反抗的道路；民族資產階級放棄了自己的革命目標，選擇依附買辦勢力和封建勢力，這決定了他們最終出局的命運；買辦勢力聯手新軍閥和土豪劣紳，暫時接管了中國的主導權。

買辦勢力為了從國民革命的內部破壞國民革命，下了很大功夫。
【早在北伐進行過程當中，江浙財團就通過虞洽卿開始了收買蔣介石的活動。據當時中國銀行上海分行經理宋漢章統計，至1927年3月底，中行各分行對蔣介石的各種贊助已高達549萬元。1927年3月29日，北伐軍占領上海後，虞洽卿又與榮宗敬、穆藕初等上海商業聯合會其他代表共29人，集體拜會蔣介石。並於會見中向蔣介石表明態度，只要他與共產黨決裂，他們便會給予經濟支援。在蔣介石做出了明確的肯定性答覆之後，4月1日，上海商界、銀行界給予了蔣介石籌劃政變所需的第一筆資助：300萬元大洋(今天約合7億5千萬人民幣)。在經濟支持之外，江浙財團們還專門成立了軍事、外交兩個委員會，充當蔣介石與西方列強的橋梁，多方奔走為蔣爭取英美等列強的政治支持，以及進行海外宣傳。】

在買辦集團的利誘和帝國主義武裝干涉的威脅下，蔣介石選擇叛變，他以血腥屠殺、鎮壓革命作為回報，從此充當了買辦集團和英美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代理人。蔣介石建立的南京政府，是近代中國最具有買辦性的政府，由於這個政府要依賴買辦集團和帝國主義的施捨才能維持，所以也沒有獨立的內外政策。

買辦政權的建立，給中國帶來了巨大災難。直接後果之一就是內戰不已，除了國共之間的鬥爭，國民黨新軍閥內部，蔣桂之間、蔣馮閻之間、蔣介石和廣東軍閥之間，一直在不斷的進行各種混戰;再一個後果就是面對帝國主義侵略步步退讓，喪權辱國。九一八事變丟了東北三省，蔣介石的政策居然是“絕對不抵抗”，這其中的根本原因，就在於東三省在英美的勢力範圍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中國雖然位列戰勝國陣營，但領土與權益遭受的損失甚至超過了戰敗國。蔣介石接受了美蘇聯手犧牲出賣中國的雅爾塔協定，導致外蒙古的獨立，中國損失了150萬平方公里領土，同時承認了蘇聯在東北、新疆的特殊權益與地位。與此同時，蔣介石與美國簽訂《中美商約》，全面出賣中國的領土、領海、領空和領水。這是中國近代以來最後一個不平等條約。條約簽訂後，美國商品如潮水般湧入中國市場，形成獨占地位，這對民族資產階級是個毀滅性的打擊。工商企業大量倒閉破產，工人失業，國統區的經濟體系趨於瓦解。

1946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報》發表評論說：“這是歷史上最可恥的賣國條約，是蔣政府把中國作為美國附屬國(殖民地)的重大標誌之一，是中華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國恥。”當時的著名經濟學家、廣西大學教授千家駒說：“它是出賣國家主權最露骨最具體的體現，是不平等條約的新版，是新的二十一條約①！即使‘二十一條’也不如本約斷送主權之甚。”著名報人鄭森禹稱《中美商約》“前無先列”，超過了“二十一條”，他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條約。對過去說，其所及事物之廣泛，權益之優厚，地域之深遠，是打破任何條約的記錄的。”

買辦當國必亡國——這就是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留給中華民族的最大教訓！在紀念四一二大屠殺九十周年的日子裡，我們更應該牢記這一點。

註：①《二十一條》是日本帝國主義妄圖滅亡中國的秘密條款。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歐美各國無暇東顧的時機逼迫袁世凱政府簽訂，企圖把中國的領土、政治、軍事及財政等都置於日本的控制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