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美國製造的朝鮮核危機回顧中國的外交和國家戰略轉型過程

老田

1979年的對越戰爭，標誌着中國對外戰略的根本性轉型，此後，中國外交工作重心轉向富國同時拋棄窮國。更為重大的後果，是這個轉型過程中間確立的錯誤認識論，至今依然在發生決定性影響：不考慮中國的國家利益目標和弱勢地位的對外競爭方略，而是一廂情願地攀附富國特別是帝國主義國家，導致外交和安全戰略方面步步錯失，結果是今天美國在中國周邊進行戰爭部署來具體地威脅中國安全。

這個情況表明，中國人民付出巨大犧牲進行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兩場戰爭積累下來的威懾信用，在美國決策層那裡業已貶值為零了，中國已經處在被戰爭威脅的前夜。幾十年過去之後，根據正反兩方面的情況，我們迫切需要認真反思那些對中國安全和外交戰略至關重要的認識論問題。

一、對越戰爭與中國外對戰略的轉折

三十多年過去了，確實應該好好清理一下中國自對越戰爭之後的外交轉型了。此前的毛周時代的外交，基於全球的結構和國家利益分析，確認中國與第三世界具有相似的處境和利害關係，對外戰略是團結第三世界同時反對霸權主義為基點。此後，經過這一場戰爭之後，在國內把毛周時代的外交宣傳成蠢豬政策，說對外交往的都是阿爾巴尼亞和越南這樣一些白眼狼，是徹底吃虧上當的外交和對外戰略，此後需要一百八十度轉彎子：只能夠與富國交好同時與窮國疏遠。

對越戰爭的對內作用應該是主要的，幾十年過去了也沒有發現有啥子實質性的對外功能，對內的目的是：在不需要對民眾講清楚道理的情況下，通過戰爭設立的敵我界限，把民眾對外交的看法和支持方向，短期內徹底扭過來以利於根本性的外交戰略轉型，以此而論，對越戰爭的對內效果還是好的。"

此後數年的宣傳中間，國家的外交和利益目標被徹底虛化，好像中國的國家戰略和外交利益就是“掙面子”似的。這在宣傳上，反映在對中日圍棋對抗賽“聶旋風”幾次逆轉局勢的高密度宣傳，女排和“鐵榔頭”為國爭光的宣傳，舊金山第一塊金牌的宣傳，壓倒一切地輸入給民眾，這些宣傳確立起一個十分明確的印象：好像中國唯一值得關注的國家利益、民眾服務於國家利益的方式就是如何“為國爭光”，而對於實質性的國家利益和衝突，在高密度宣傳中間被悄悄地取消了。

有人認為對越戰爭是向美國等富國俱樂部交投名狀，這個說法是誅心之論，且無法用後來的事實進行檢驗；遞交投名狀的有效性，是在你顯示了忠誠之後，真的獲得了入伙富國俱樂部的資格，但是，中國不僅那時候沒有加入，現在也加入不了那個俱樂部。應該說，中國永遠都不可能獲得富國俱樂部的入伙資格，這是結構性的利害關系所決定的——以中國龐大的人口永遠不會容許你順順噹噹地跨入富國俱樂部，這是一個地球絕對承載不起的發展遠景，為此，在經濟和政治上打壓中國的崛起，是所有富國有着共同追求的目標——避免中國人口消耗了過大份額的地球資源，目的當然是要保留更多的份額給富國自己。所以，即便是有人真的打算遞交投名狀，其實際作用也無限接近於零。

在對越戰爭宣傳起作用之前，不僅民眾不支持與第三世界國家為敵，高層亦然。據鄧力群在《國史講談錄》中間追憶，對越戰爭決策在高層和軍方那裡，也得不到很多支持，鄧小平處境很困難，好不容易才勉強爭取到陳雲同志的支持。而對越戰爭後的宣傳效果，實現了民心民意的根本性扭轉，應該說這個“以戰爭促宣傳”的策略還是成功的：一些民眾甚至認為毛主席和周總理實在糊塗，竟然養了越南這麼只白眼狼。

在越南故意“選擇與中國為敵”的宣傳之下，民眾逐步地認定毛周時代確實不對，認定從前是支持了那些不該支持的國家，並被誘導不再去思考中國在全球格局中間的地位以及誰與中國有共同利益，畢竟要通過結構分析去對民眾去講清楚道理，這是不可能的完成的任務。所以，只能夠以一場戰爭確立新的敵我分界線，然後通過宣傳把還沒有放棄國家認同的民眾，輕而易舉地裝進去。1946年毛主席在會見斯特朗的時候，指出美國的反蘇宣傳首先是為了進攻美國人民，1979年的對越戰爭以及由戰爭敵對關系所確立的宣傳口徑，也具有同樣的效果。

二、錯誤認識論的確立：對國家利益目標的取消和問題意識的顛覆

更為重要的認識論顛覆是：在宣傳中間說毛周時代是閉關鎖國，這不僅把美帝國主義敵視新中國並封鎖禁運的欠賬一筆勾銷了，而且還偷偷地宣揚一種弱國有完全自主選擇權的假定。這樣一來，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以妥協求團結則團結亡，也就不成立了，對於中國來說，要麼選擇與美國合作，要麼選擇對立，似乎這些都是中國自主選擇範圍內的事情。正是通過這樣的胡說八道，就把中美對立的責任轉嫁到毛主席和周總理身上了，好像中美對立是因為這兩個人不識相。就這樣，把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選擇，說成是錯誤地引致與富國對立的原發性原因，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理論和宣傳，其內在邏輯是：不對帝國主義投降是絕對的錯誤。這種宣傳如果不是頭腦發昏或者掩蓋對外投降，顯然是以“想當然”和“一廂情願”去代替嚴峻的現實。

中國精英們在成功地忽悠民眾放棄結構和國家利益分析之後，自己也喪失了分析結構和利益的能力，沈志華、時殷弘、吳建民一類人是其典型代表。全部外交和國家戰略都被這些人的言論所驅使和左右，結果是很顯而易見的：不知道中國有什麼樣的國家利益需要堅守，也就不知道有什麼原則是絕對不能夠放棄的。

在這個宣傳中間，照顧到了對外戰略轉型所需要的民心民意轉變需要，但是，卻根本性地顛倒了強者和弱者的關係，似乎中國作為國際競爭格局中間的弱者，反而擁有了完全的主導權，美國人的戰略反而是被中國的選擇牽着鼻子走的。

有一年老田在北京出差，坐出租車的時候，司機師傅說J總書記有個最新戰略思想：他說美國對中國就是要西化和分裂中國，J說他反覆思考過了，還是要與美國搞好關係。據後來其他渠道的信息，出租司機的說法是有依據的。大街上都知道的事情，恐怕無法隱瞞線人遍布中國的美國。後果我們是清楚的，從銀河號事件到轟炸大使館，到現在公然以戰爭威脅中國的盟國和鄰國。薩德入韓的部署，不僅是擠壓中國的潛在安全空間，還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美國決策層對中國採取核打擊的決策門檻——這使得戰爭比任何時候都更容易爆發。 

在中國作為弱國缺乏主導權的情況下，要承認美國是強國並擁有主導權，中國的唯一正確策略是“以鬥爭求團結則團結存”，任何鼓勵美國決策層認定中國永遠不會反抗的信息，都將促使美國進一步升級其戰爭準備和更多地威脅中國的根本利益。這個以妥協求團結的做法，借用基辛格的說法，肯定要被美國解讀為“要把威懾付諸實施”的“可信度為零”。美國在國際關係一切方面，往往粗暴地踐踏中國的利益和立場，其原因蓋在於此：認定中國永遠都不會選擇支付最必須的安全成本

三、朝鮮核戰略選擇的兩個出發點

朝鮮被逼迫研發核武器，這個高成本自衛權的選擇，是中國和美國聯手逼迫其實施的。據悉，1992年中國在未取得朝鮮充分諒解的情況下，強行承認了韓國並與之建立了外交關係。同時，美國宣布朝鮮是三個邪惡軸心國家之一，這是典型的戰爭輿論準備。在此情況下，朝鮮被迫放棄幻想、不等不靠發展自主的有效自衛權，核戰略由此啟動並獲得成功。換言之，中國的背叛和不可靠，美國的戰爭輿論動員，是朝鮮背負高成本、選擇核戰略的兩大認識基點。

有人認為，朝鮮的核戰略會鼓勵日本或者其他國家同樣邁入核門檻，這不利於世界和平與人類生存，還潛在地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這個看法有一部分道理，問題在於是美國錯誤地選擇了威脅他國，製造了不安全的局勢和戰爭輿論，並且至今拒絕放棄，這是一切國家被逼迫尋找有效自衛權的原發性原因。在這個問題上，是帝國主義製造了不安定要素，並帶來全世界的不安全感受和針對性措施，我們沒有任何理由和道義基礎去譴責基於自衛權的選擇，中國唯一應該選擇的還是要與受威脅的國家團結一道，反對霸權主義以維護世界和平。在這個問題上，指責朝鮮的核戰略選擇，是顛倒了是非、混淆了黑白。

很多人以為只要中國承諾保護朝鮮，就能夠換取朝鮮棄核，這是不可能的。信任一旦失去就很難重建，可置信承諾的珍貴性，只有在你失去之後才能夠充分地感受到，中國已經不可能不支付高成本就獲取朝鮮的再信任了。不要說朝鮮領導人，任何一個有理性的中國人，都不會相信今天的中國統治階級某些成員有什麼擔當和信譽，能夠信守什麼承諾——尤其是信守這個承諾還要冒着與美國扳手腕的可能性。所以朝鮮棄核是不可能的，其當初選擇核戰略的兩個出發點，今天不僅一個也沒有消失，而且還變本加厲地昭示出更多威脅朝鮮生存和安全的跡象來。 

在參與對朝制裁方面，中國的精英們是極其錯誤和有害地誘導了美國的錯誤想法，給美國決策層傳遞了極為錯誤的信息——似乎中國絕對不存在任何國家利益是想要堅守的，一切都可以談判和放棄，這通過對朝制裁的愚蠢選擇明確地揭示出來了。結果，美國開始公開地以戰爭相威脅，在炮艦政策過去很多年以後，美國再一次重拾舊殖民主義的手法去競逐其國家利益，蔑視和踐踏中國的潛在安全利益，更為可笑的是，這個踐踏過程還是中國某些精英們的鼎力支持和輔助之下實現的。

四、迫切需要新的對外戰略認識論

毛主席歷來很重視反面教員的作用，認為這些人比正面教員的教學效果要好許多。所以，有時候壞事也能夠變成好事，美國製造了朝鮮危機局勢，這個局勢引發中國民眾的高度關注。如果能夠藉此確立中國不可能加入富國俱樂部的共識，打破過去的幻想，說不定外交局面會因此煥然一新。危機和局勢，很多時候恰是一個有助於形成新認識的合理起點.

因為多年來以妥協求團結的結果，團結早已經不存在了，甚至已經不存在低成本回復團結的可能性了。所以，必須為此做出支付高成本的心理準備，假如薩德部署不撤銷，應該認真考慮支持朝鮮統一半島的可能性。沒有這樣的高成本支付，相對均衡的戰略態勢和多邊安全的務實考慮，美國決策層是不會接受的，這只能夠導致今日失衡的世界格局日益走向戰爭危險。

作為美國軍工綜合體有機組成部分的約翰·奧林基金會，贊助哈佛教授亨廷頓所寫的戰略專著《文明的衝突與世界歷史的重建》，就設想在南海問題上美國對中國的戰爭開局；一個美國投機資本家索羅斯，也公開叫囂對中國的戰爭。中國如果再不醒悟，繼續放縱美國的炮艦政策，有可能鼓勵出真正的第三次世界大戰來：因為到目前為止美國還只看到採取戰爭手段只有可觀的收益而沒有不可接受的損失。

考慮美國一貫的預防性戰爭的戰略思維——在第一時間預防性地毀滅對手的反擊能力來增進自身的安全，同時也考慮到美國已經無法像前兩次世界大戰那樣本土免於戰火的波及，下一次世界大戰中間，美國很有可能第一波就選擇對中國的毀滅性核打擊，這比常規戰爭的逐次升級的可能性更大。中國人民需要居安思危，必須在這樣的高度上，來重新看待中美關係和中國的對外戰略。

對於美國的戰爭冒險，要高度警惕，但也不必過於緊張。中國古人從來倡導的都不是戰爭殺人，而是提倡“止戈為武”——以戰爭手段確保戰爭被消滅，正如《司馬法》所說的：“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在戰略安全追求方面，無需欺騙和隱瞞，可以明確告訴美國決策層，中國只發展有限的戰略威懾能力，永遠不會被拖入核軍備競賽，而是會保持在這樣一個限度上：如果美國以戰爭手段威脅中國，中國將保證把美國打成墨西哥的殖民地，讓其帝國主義夢想永遠終結於此。乾淨徹底地消滅帝國主義通過戰爭追求霸權夢想的可能性，並保證一次打擊足以使其永世不可恢復，這就夠了；這其實就是中國古人所說的“上兵伐謀”

——最好的戰略就是讓敵人清楚地知道通過戰爭手段什麼也撈不到，讓敵人永遠都不要幻想通過戰爭撈好處這回事。

二〇一七年四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