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與經濟之四十八

中國何處去？

——中、美、台、港經濟戰略與政策運用之比較

中國農曆新年，海外最大的中文媒體《世界日報》洛杉磯分社社長陳世耀先生和專欄主任孫績洋先生代表《世界日報》總社，在洛杉磯東區羅蘭崗的鑽石廣場內紅寶石酒樓宴請金堯如先生，於浩成先生，伍凡先生，並致新春問候。筆者也受邀前往。

金堯如先生身體欠佳，原本很善談，但在這次聚會中卻說的很少，數小時的面談中只簡單地講了幾句話。由於大部分人都是新聞界出身，談話的內容也就不離中美台港的政治經濟話題。從國共內戰到眼前的兩岸三地政治經濟，無話不談，坦率真摯。在談話中，陳世耀先生對我提出了一個問題：“中美台港的經濟共同點在哪裡？戰略區別是什麼？怎麼互補？這次美國經濟為什麼恢復的這樣快？原因在哪裡？”

半年前，美國發生911事件，當時我預測美國經濟復甦會加快，最快會在2002年中恢復。當我的預測一發表，馬上就招來眾多的反對聲音，海外最大的中文BBS〈文學城〉上出現了數篇駁斥我觀點的長文，數位讀者也在網絡上打賭。在短時間內，我也收到了數十封專門討論這個話題的來信。很多讀者問：“你預測的根據是什麼？理論基礎是什麼？”其中一位在澳洲讀經濟的讀者這樣問道：“美國的經濟戰略是什麼？911是否會影響到它的實施？”

美國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二十年前，美國學者托夫勒寫了本影響世界的書《第三次浪潮》，數年後他又寫了《第四次浪潮》。某種意義上講，這兩本書產生的影響非常大，基本上是美國新經濟的奠基人，從根本上改變了美國人的經濟觀念和思維。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日本經濟的崛起迫使美國重新認識自己。無論是政府、企業、還是個人都在思考美國的未來，為美國未來尋找新的出路。為刺激美國經濟，里根政府施行擴張經濟政策和強權軍事。美國經濟開始全面轉型。在以後的十多年中，美國經歷了近代史上為期最長的一次衰退，大量的生產企業倒閉，最明顯的例子就是以航天和軍工企業為經濟支柱的加州，工廠大量倒閉，失業嚴重，企業家紛紛重新起步，尋找新的經濟點。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加州經濟全面轉型，用了不到十年的時間，搖身一變成為IT重鎮和北美最大的貿易集散地。經濟增長再次躍升為美國第一大州。從整體看待美國，基本上與加州相似，經濟全面從生產製造業轉向新經濟體系，貿易，品牌，網絡和知識成為美國未來的新經濟增長點（有關美國新經濟請參考本人之“美國新經濟理論與WTO的本質”一文）。

很多朋友問我：“911之後，美國經濟為什麼很快恢復，而且是在代表新經濟的IT行業並沒有起色的情況下很快恢復。”其實，要解釋這個問題並不難。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美國就已經從一個資本輸出國轉變為資本輸入國，而且成為世界第一大資本輸入國，如果按照傳統的經濟理論分析這個現象，往往會讓人感到很悲哀。更會聯想到早年大英帝國的衰落。但經過了二十年後，美國不但沒有衰落，反而更加強壯，成為世界唯一的強國，這個現象怎麼解釋呢？美國真實的情況又是怎麼樣呢？

如果從表面看今日的美國，看起來和一個世紀前的大英帝國很相似，但實際上國際環境和經濟發展已經有很大的不同。新經濟理論已經通過時間和事實浸入美國企業和民眾心中，經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十多年的經濟轉型，今日的美國已經成為世界的金融中心和知識中心。美國的跨國企業已經從單純的產品製造中心轉變成為品牌和設計中心，美國文化和生活模式推廣中心。跨國公司在世界各地販賣的不是消費產品和生產設備，而是一個企業的文化，經營理念，更主要的是傳播影響各國人民生活方式的信念和思想。全球自由化正是這種經營方式的最大促進者，也是美國長期經濟戰略的主題，IT事業的發展更為這個戰略提供了必要的實施基礎條件。美國製造業的轉移並不意味着美國企業贏利狀態的改變，相反，美國的跨國企業可以賺取更多的利潤，讓美國的經濟更強大，更趨向於管理層次，高知識、高技術層次。良好的教育體制為美國人提供了更多的機會，讓美國人成為世界的領導者，更多的世界級白領階層。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美國製造業外移，造成資本外流，但同時又有更多的資本流入美國，美國企業通過合資經營和發達的金融手段，使用很少比例的資本就控制了更多的海外資本，而這些海外資本創造的財富養活的是更多的高薪的美國白領和知識階層。這些跨國公司將在海外吸收的資本通過美國金融界之手轉換為充滿美國經濟理念的資本再次投資到海外，從而控制更多的它國資本。根據美國紐約大學的一份調查報告中的調查資料顯示，在1955年，美國跨國企業的資本控制率是1:12，1975年的資本控制率是1:34，而到了1998年，美國跨國公司的資本控制率竟然達到了1:268。換句話說，在目前，美國企業只要投資一美元，就可以控制其它國家企業資本268美元（註：美國主要是以股份控股和金融市場來完成這個過程）。而美國在經濟制度上是全球徵稅，也就是說，美國企業無論投資到哪個國家，只要它有贏利，就有責任和義務向美國政府交稅。舉個簡單的案例，假設投資一美元政府可以收到5美分的稅，美國通過資本控制，投資一美元就可以控制268美元，這個投資創造的稅收就是13.4美元（註：此指的投資與稅收的關係並非單獨指貿易企業的收入所得稅，也非獨指消費稅。在美國，計算投資有個基本的考量，就是投資與稅收的收益比例。這個指標是衡量投資與政府稅收的一個統計數字。這個數字很重要，關繫到地方政府投資的收益。政府也會依據這個數字來制定未來發展方向。這與常用的投資回報率類似，但不是衡量企業的回報，而是衡量政府稅收的回報）。美國如此強大的資本控制率，於無形中使美國政府和人民用最小的投資獲得了最大的利潤，通過企業稅收盤剝了其他投資人及國家應拿到的稅收和利潤。而美國強大的軍事更是保證這個過程完成的必要手段，沒有軍事上的強勢，政府就沒有辦法保證美國人投資到世界各個角落裡的投資，就會損害美國利益。這也就是為什麼美國政府一向所說的：“軍事的強大是美國利益的基礎，全球化是美國未來的出路”。

軍事的強大，必然帶來政治上的穩定，民主的社會又給美國人民及世界人民帶來更多的自由和信任。面對不穩定的世界，各國資本擁有者最大的心願就是如何讓自己幾十年辛苦所賺的財富不受侵犯，這樣一來，美國就是他們最放心的國家。無論是在亞洲還是歐洲，美國都早已經取代瑞士成為世界第一的安全國度。美國越強大，資本輸入的越多，美國金融界通過各種經濟工具和手段，將這一筆筆海外流入的財富轉變成具有美國經濟色彩的投資，控制着更多的他國企業。而這些企業又通過專利費，管理費，加盟費，稅收等政策和手段，將每天產生的利潤源源不斷地返回到美國。表面上看美國是個資本輸入國，但由於美國的知識新經濟已經成為經濟主導，美國企業已經通過投資，控股，加盟，技術轉讓，品牌等手段更長久更輕鬆地賺取更多的利潤，作為政府和經濟界人士更清楚地看到了這裡面的奧秘，保持美國軍事的強大，貨幣的強勢更有助於海外資本流入美國，如此有利可圖的事業為什麼不干呢？相對於美國企業來說，資本輸入的越多越好。有心人士看看美國各個跨國公司的年度報告就會發現，主導美國經濟的跨國公司的利潤主要來源都是海外，而不是美國本土。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資本輸入國，輸入的海外資本已經不是阻礙和轉變美國現狀的危險力量，而是成為美國企業擴張的促進劑，成為美國企業經濟擴張的加油站，用一句中國俗語說就是“空手套白狼”，“以夷制夷”。

911事件之前，美國政府換屆，小布什看到了IT行業的泡沫和未來經濟的危險，提出的經濟政策主要是減稅和調整產業結構。當小布什一上台，以IT企業為主的NASDAQ股票指數應聲下跌。美國經濟一度陷入一片恐慌，大家都認為經濟衰退再次到來。在911事件發生之日，數位朋友來電話詢問我對美國未來經濟的看法，當時我這樣回答大家：“一，美國經濟很快會恢復，911事件阻擋了美國經濟衰退。二，美國政府一定會出兵開戰。三，911事件確定並強化了美國未來百年的世界第一地位。四，911事件將加快全球化的進程”。在隨後的評論文章中，我同樣也表達了自己的觀點。我的根據有以下幾點：在美國人心中，911事件所造成的創傷遠高於珍珠港事件，這是美國建國來首次在美洲大陸上出現如此重大的平民傷亡。美國政府無論如何都要出兵開戰，樹立美國人的信心，表達追求自由捍衛自由的決心。而這個決心與行動關繫着美國的未來，任何政治家和經濟學家都不會看不到這一點，特別是對已經轉型中的美國新經濟體系，沒有強大的軍事威懾力量，美國新經濟就會成為空話。一個連自己的國民都沒有辦法保護的政府誰又敢信任它？富人又怎麼會將財富投資到美國？沒有了資本，美國還能成為世界第一強國嗎？從另一個角度上看，美國遭遇襲擊，經濟受到了傷害，短期內海外資本會外逃，但世界上又有哪個國家比美國更安全呢？如果美國不能保護自己的國民，其他國家又有誰能保護自己的國民？依靠英國和日本嗎？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只要美國能作出強有力的反擊，海外資本在短期觀望之後，照樣會回流到美國，如果美國百姓和金融界企業界能齊心協力共度難關，不但流出的海外資本會回流，而且會帶來更多的海外資本。911事件將告訴世界各國的資本擁有者，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如同美國政府那樣保護你的財富。也不會有任何一個比美國更強有力的國家，沒有任何地方比美國更安全。事實上，在911事件之後的第二天，美國金融界就發表了一個共同聲明，表明了態度：“美國金融界支持政府行動，不會趁機漁利”。正是美國金融界和企業界的支持，美國政府採取了強勢政策，穩定了經濟，同時大量的海外資本湧入美國，從另一個程度上對衰退中的美國經濟注入了強心劑。在短期內，IT行業雖然泡沫化，但在數月的整合中，更強勢，更符合市場經濟原則的IT企業站穩了。IT企業已經從賠錢的代名詞轉變為贏利的代名詞，成為真正的贏利企業。放眼世界，除去美國，在其他國家的IT企業又有多少步出了賠錢的階段，而走向了贏利的良性循環？當投資者面對這樣的局面，誰又會將自己的金錢投資到賠錢的企業中去？美國IT行業的成功轉型為未來的美國IT企業全球壟斷創造了一個良好的基礎，更為未來的美國新經濟創造了一個嶄新的未來。

從根本上講，美國是個內需為主的國家，對外依存度只有27%。美國的經濟恢復很大程度是依靠自身力量完成的。由於十年前的新經濟轉型，美國海外投資的擴大，知識經濟早已經取得了實效。相對於美國國內，製造業早已轉移海外，大量的消費和利潤增長點都集中在高智力，高技術上，而常規的經濟衰退表現往往是消費下降，製造業停工。但由於美國已經是全球化最明顯的國家，經濟衰退的損失往往會通過各種方式轉移到海外製造國家，消費下降的最明顯結果是美國海外製造業訂單減少，而影響最大的不是美國，反而是製造業國家。這些製造業國家為了自己不被美國經濟衰退所影響，擴大經濟，穩定本國經濟發展局面，往往會使用更多的經濟手段來促進生產，製造企業為了生存也會壓低成本和利潤，儘量維持企業的最低生存條件，以抵消美國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影響。最明顯的例子就是美國最大的連鎖商業──沃爾瑪商店的商品採購價格，在911事件之後竟然下降了六個百分點，其他產品價格更是“跌跌不休”，使美國2001年第四季度通貨膨脹指數不升反跌。由此可見，世界各國遠比美國更怕它的經濟全面衰退。生產製造國家對美國的依賴程度更大，從反面映襯出美國對世界經濟的巨大影響。另一點更重要的是布什政府的減稅政策在2001年底發揮了巨大的作用。亞洲國家因為經濟秩序的混亂，往往不能體會美國減稅等看似無足輕重的經濟政策的重要作用，我在BBS上看到日本、台灣和大陸學人一同嘲笑小布什在競選中主張為每個百姓減稅數百美元而和另一個競選對手高爾先生爭論的文章。其實，這些日本台灣和大陸的經濟學者根本就不了解美國，看似簡單實際非常複雜的減稅政策對美國整體經濟的影響巨大。舉個簡單的例子，IRA是美國人使用的一種避稅方式。在這次減稅前，每人每年可有二千美元的免稅額度（此指年收入在34,000美元以內者），減稅後，每人每年就增加了一千美元的免稅額度。但根據法律，這筆錢你可以存入IRA帳戶投資升值，在一定時期內是不可以取出來消費的。這樣一來，每年全美國數億人和企業就會因為減稅政策而在IRA基金中增加投資數千億美元，這筆巨大的資金就會通過投資銀行轉向美國各個行業的投資中。減稅不是單純的減稅，而是將減稅的金錢轉向企業投資，促進美國經濟發展，這就是美國經濟政策的聰明卓越之處。各位可以想象，僅IRA一項，美國每年就通過普通百姓之手增加了數千億美元的額外投資，美國的經濟怎麼能衰退？經濟怎麼能不好轉？這與中國大陸為增加內需促進百姓消費振興經濟而傷透腦筋卻不見實效的經濟政策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正是良好的經濟秩序和政策手段，才使得美國政府“遊刃有餘”地調整美國經濟，讓每個美國民眾都自覺自愿地投身於其中。反觀亞洲國家的經濟政策調整，儘管學習美國經驗，照貓畫虎反成犬，政策一樣但結果差之千里，讓人扼腕痛惜不已。

也許有人會問：“美國會用新經濟統治世界嗎？”這是個很難回答的問題，從文化經濟上，多樣化是共存的，但在近年來更多的現象是世界更趨向美國化，無論是文化還是經濟，無論是飲食還是愛情，更多的生活信念中浸透着美國生活方式的印跡，互聯網的發展更加速了這個變化的進程。全球化正是美國新經濟的主體，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規律，值得慶幸的是民主自由的美國率先把握住了這個時代的先機。並率先將它當作長久的戰略實施下去。有哲人說，機會往往在一瞬間。相對於人類進步的歷史長河，美國確實在這個短暫的時間裡把握住了這千載難逢的“一瞬間”。

台灣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自國民政府退守台灣之後，蔣中正先生制定了台灣的長期經濟戰略，其宗旨是，能讓民間去做的，政府絕不干預，大力發展私人經濟。並根據當時的台灣現狀制定了出口加工為主的外向型經濟。上世紀七十年代，蔣經國先生又制定了高科技產業政策。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李登輝先生又將台灣經濟政策定位於國際，號召台灣企業走出台灣，走向南亞和非洲。坦率地講，台灣當局的經濟政策是極為成功的，不僅將人口密集度位居世界第二的台灣經濟帶領到了世界，而且為未來的台灣發展和經濟轉型鋪墊了良好的基礎。

我們都知道，台灣是個海島，缺乏資源，由於和中國大陸抗衡，安全更無保證。資本外逃更是台灣的主要問題。在台灣發展的過程中，資本外逃是影響台灣發展的主要因素，在政治軍事上全面依賴美國是迫不得已的事情。但正是這種全方位的美國化，才促使台灣經濟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和發展，成為日本和美國的主要代工廠，並逐步發展出自己的主流企業。縱觀台灣經濟戰略無非加工為本，製造為主。逐步提升產業技術，擴大海外市場。事實上，在上世紀的國際競爭中，這個簡單的經濟戰略確實讓台灣得到了最大的實惠，並使台灣在國際社會嶄露頭角，迅速躍入發達地區之列。

在兩蔣執政期間，值得一提的是寬鬆的金融環境，蔣中正了解台灣的基本情況，也更清楚華人的心態，所以在私人金融政策上放的很開，特別是私人銀行的入門檻很低，同時大量鼓勵民間金融互助組織的建立，在農村和城市都有不同類型的互助組（即所謂的“鏢會”）。這些小型的類金融機構為台灣創業者提供了更多的融資渠道，也為台灣的小型加工企業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到了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台灣經濟已經起飛成功，國際環境也有了很大的改變。簡單出口加工企業的發展出現了瓶頸，台灣當局提出了品質提升和技術提升的戰略主張，同時鼓勵商人向海外發展。目前活躍在海外的台灣貿易商人，大多都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中期到八十年代中期離開台灣到海外發展的，這些商人為後來的台灣產品出口和市場擴張起了重要的推動作用。亞洲國家經濟起飛的經驗也得到了國際社會的認可和稱讚。

提到近期台灣經濟戰略問題就不得不提到李登輝先生。作為一個複雜多樣性的李登輝先生，各人的解讀不同。數年前，我曾受邀參加世界台商年會，與李登輝先生有過短暫會談。儘管我不贊成李登輝先生的政治理念，更反對李登輝先生“台灣第一”，過於狹隘的“台灣民族主義”主張，但我依然對李登輝先生過人的敏銳和洞察力感到佩服。在李登輝先生的一生中有兩件值得大書特書的地方，他的這兩個決策一個被證明是超人的遠見，被歷史證明對台灣經濟和社會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另一個則在實施中夭折，但未來必將被證明是正確的經濟決策。

當年國民政府遷台，蔣中正推行土地改革方案，採用不流血的政策使台灣農民耕者有其田。並制定了相應的政策來穩定土地政策和農民，以避免大量的農業失業人口衝擊脆弱的城市。這個政策的主要規定就是土地只能在農耕者之間買賣，城市居民不得占有土地。當時的台灣工業不發達，政府為了發展經濟，全力支持工業，不得不採取了一系列支持工業的傾斜性政策，這些政策同樣也損害了部分農民的利益。農民的穩定會關繫到城市的穩定，整體社會的穩定。到了上世紀七十代，台灣工業起飛，逐步走向規模化，工業利潤遠高於農業利潤。這樣一來，大量的農業人口湧入城市，農民渴望財富的欲望也不斷顯露。而當時的台灣工業企業也急需土地擴大生產。於是，在這個背景下，工業財團和地產商就提出了放寬土地買賣的要求，要政府允許非自耕農與企業自由買賣土地。其理由很簡單：“一，讓企業參與農業經營，提高生產效率。二，擴大企業規模，降低企業發展成本，加速台灣向工業化國家發展。三，讓更多的農民轉向工業，全台灣城市化。四，相對於城市工作，農民的收入並沒有實質上的減少，減少土地對農民影響不大。表面看這些理由很合理，實際上卻隱藏着更多的問題。其一是土地自由買賣並不一定全部會轉變成工業，在地少人多的台灣更可能成為投機的工具。其二，農民無法一下轉變成為熟練的產業工人。其三，城市在沒有更充分的準備下，無法接納大量的失業農民，還會引發社會動盪，增加社會發展成本。以當時的台灣情況看，工業化剛剛開始，土地價格低廉，每甲只有四萬新台幣，而台灣工業企業由於在政策扶持下，在十幾年的發展中都擁有了高額的資本積累。當時台塑集團就遊說政府放寬土地政策，要收購十萬甲土地。合當時五十萬農民的自耕土地。面臨巨大的社會壓力和財團壓力。李登輝先生獨自一人力排眾議，當面頂撞蔣經國先生，反對開放土地買賣。力主將資本引入農村，過渡到台灣工業化後期，全社會進行社會資產再分配，解決社會貧富分化問題和工農業分化問題。經過力爭，得到了蔣經國先生的認同。過了十多年，台灣完成工業化，經濟發展到了較高的水準後，台灣放寬了土地政策。這時候的土地價格已經從每甲四萬新台幣上升到了三千萬到四千萬不等。大量的農民因為出賣土地而得到了多年的補償，享受到了國家工業化的經濟成果。社會財富再次通過土地買賣得到了再分配，避免了大量農民的破產。工農業發展平衡，同時造就了大量的中產階級，使台灣社會更趨向穩定。另一方面，在經濟上，出讓土地造成了部分人群的資本富裕，社會消費和投資都帶動了起來。換句話說就是增加了內需，促進了消費和投資。如此一來，更有力促進了台灣經濟的持續增長。重要的是這些“暴富”的農民拿到出賣土地的財富之後，為了今後的生計都在尋找新的經濟投資點，可台灣幾十年的經濟發展造成了傳統產業競爭極為激烈的狀況，想在傳統產業中謀求發展已經變得極為困難。這就逼迫“暴富”的農民不得不將資本轉向高風險的高技術行業。有心的人士了解一下台灣高科技企業，特別是技術含量高，資本密集度大的電子芯片製造業，就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這些高科技企業的創辦資本和主要股東，大部分是出賣土地之後“暴富”的台灣農民。正是這些知識含量不高的“暴富”農民，成為台灣產業提升和轉型的資本輸入者，而此點則可以算是台灣土地政策的意外收穫。如果評價一個人的是非功過，至少在這個問題上，李登輝先生為台灣百姓和社會做的貢獻就值得一書，這個做法同樣也值得有類似問題的國家和地區學習借鑑。

李登輝先生失敗的一個長遠經濟戰略是提出了在台灣建立“亞洲營運中心”的構想。儘管這個政策失敗了，但它仍不失是個極有遠見、充滿智慧的主張。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中國大陸經濟開放，台灣面臨着再次進行艱難選擇的困境。所謂“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要建立一個以台灣為中心的自由貿易經濟圈。這原本是個老話題，台灣的經濟成長到了一定程度之後，經濟和產業瓶頸壓力增大，必須另尋一條出路。由於台灣的地理環境和國際環境，以及資源，人力，技術，資本等問題，台灣可以選擇的路徑很少。如果單獨以台灣立場考慮，台商投資大陸實際上並不是最好的選擇，儘管大陸勞動力低廉，物資豐富，內需巨大，台商進入大陸可以暫時取得成效。但從長遠看，勢必出現依賴，從而對台灣形成經濟上和政治上的雙重鉗制。而以目前台灣越來越少的談判條件看，台商投資大陸就是引頸自殺。如果從長遠打算，台灣更適合建立亞洲自由經濟圈，成為亞洲貿易中心。正因為這個主導思想，當時的台灣政府實施了台商南下政策。引導台商投資南亞國家和南非洲國家。但人算不如天算，南亞國家政局不穩定，菲律賓，馬來西亞，印度尼西亞的政局也無法讓台商安定。南非政府雖然提供了低息貸款，免稅，投資補助等措施，但白人政府很快被推翻，社會動盪治安極差，造成投資的台商內心恐慌。與此同時，中國大陸敞開懷抱，使用各種手段吸引台商。加上大陸和台灣沒有語言障礙，思想理念接近，大陸政府管制鬆懈，華人的投機取巧心態可以在大陸充分發揮，黑金政治與生意能和台灣早年接軌。儘管李登輝先生大聲疾呼，但仍阻擋不了台商湧入大陸。特別是一些面臨破產的中小加工企業在大陸絕處逢生的故事，怎又能不具備誘惑力呢？與此同時，中共全力進行外交封殺，台灣這個亞洲營運中心的構想在李登輝先生下台之日宣告無疾而終。

事實上，台灣施行“亞洲營運中心”的計劃是個極有遠見的經濟戰略，非常符合台灣的實際情況，也是為台灣未來找到一條唯一出路。台灣在製造技術上尚無法趕超日本，企業也都要是小型加工企業，沒有韓國政府扶持的大型企業集團，更沒有美國的世界品牌和資本。台灣唯一可以值得驕傲的就是遍布全球的中小貿易商，而這正是台灣的優勢。建立“亞洲營運中心”實際上就是建立以台商為主的商業連鎖批發。從另一個層面控制經濟，使台灣長久處於不敗之地。此計劃看似簡單沒有什麼高技術含量，但卻是個可行並非常有效的經濟戰略。事實上當我們看到美國沃爾瑪商業連鎖店成為世界第一商業企業的時候，我們還會因為它是最原始的商業零售方式而小瞧它嗎？李登輝先生當初的設想正是最現實，最實際，最可行，最有戰略意義的經濟部署。可惜的是華人天生的短視使台商無法看到此構想的未來利益，中共也因為政治原因而全力封殺台灣這一長遠計劃。

當民進黨執政後，台灣陷入了政黨混戰。陳水扁政府執政一年來從沒有公布過一個具有水準的經濟戰略。政治成為經濟的主導，這更葬送了台灣的未來。一個月前，台灣當局開始討論電子芯片工廠是否被允許到大陸投資的問題。無論民間，企業還是政府，各說各的理，爭執不下。去年，台積電的一位高級主管來美訪問，我和他談到了台灣高級產業外移大陸的問題。這位主管主張將工廠全部移到大陸，並痛罵台灣當局經濟政策的荒謬。當時我說：“陳水扁高喊台灣第一，主張台灣獨立，實際上他是台灣最大的罪人。至少在經濟上沒有任何主張，將台灣拖入了歷史的深淵。在目前，台灣當局最重要的是進行經濟轉型，無論如何，照目前的狀況進行下去，不出五年，台灣就會完全衰落。初中級產品有大陸的強力競爭，高級產品有韓國，日本在夾擊。高科技產品比不上美國，又沒有自己的品牌戰略。現在政府只顧政治惡鬥，又不進行商業布點，台灣的出路在哪裡？以台灣目前的產業支柱電子芯片製造業談，論技術不是台灣獨有，只要大陸肯出錢，就可以在國際市場上買到技術和人才。大陸低廉的成本會將台灣企業在短期內打垮。目前大陸沒有人關注台灣經濟問題，如果想在最快的時間內打垮台灣，大陸政府只要集中資本和人才在大陸建設兩家大規模的十二英寸芯片製造廠，台灣的電子代工廠就會因為成本競爭的原因蜂擁奔向大陸，台積電也會主動投奔大陸，如此一來，在主力企業的帶動下，下游企業也會跟進大陸，台灣不出三年就會全面空洞化，而在空洞化的同時又沒有新的經濟熱點，台灣經濟何處去？台灣靠賣檳榔來維持經濟增長嗎？還會有人討論八英寸芯片製造廠是否被允許投資大陸的問題嗎？”

坦率地講，我一直對台灣抱有很大期望，希望台灣能對大陸的民主和經濟起一個表率作用，但目前的台灣卻令我十分失望。政黨輪換並沒有帶來經濟的繁榮，反而是政黨惡鬥，族群對立，經濟沒有計劃更談不上長期戰略。台灣當局表面順應民意，實際上是朝令夕改，不知所終。在整個世界全面轉型的新時期，台灣當局的表現更將使台灣喪失發展的機會，更有可能因為經濟的倒退而使民主進程全面倒退，更有可能會出現專制制度的復辟。經濟本是政治的基礎，當一個政府將政治當做經濟的基礎而本末倒置時，未來的局面就極為可怕了。一個政府不是為了管理人民，而是要讓人民生活的更好，引導人民開創更美好的明天。也許，在陳水扁的執政期間，我可能看不到台灣的經濟戰略，但更堪憂的是台灣百姓尚未察覺未來的可怕。沒有了經濟戰略的指引，台灣將走向何方？很多時候，經濟往往不單純是經濟問題，它所引發的政治問題可能會更大。悲哀的台灣。

香港經濟戰略與政策運用

香港自開阜以來就實行自由免稅政策，號稱自由港。其實真正促進香港發展的還是香港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政治環境。香港幾十年的發展無一不體現着大陸政治環境對它的“特殊照顧”。香港以往的發展從另一方面證明了華人的商業能力，也證明了資本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香港在回歸大陸之前已經是越來越依賴大陸的經濟發展，香港自上世紀五十年代就已經成為大陸的窗口，一個依賴大陸腹地的加工業和貿易窗口。

隨着大陸經濟的發展，香港的窗口作用越來越小，如果香港仍然以貿易和轉口為主要業務，必然會被大陸逐步吞掉，逐步走向沒落。在商業中，最小成本和最大經濟利益是商業活動中的最本質體現。伴隨着大陸基礎建設好轉和經濟政策的開放，大陸經濟強勁的增長，香港的中間商角色越來越弱化，世界各國企業紛紛將亞洲總部從從香港轉移到北京上海等地，就是最明白不過的暗示。香港回歸前，中資企業紛紛進入香港，但這不過是中共力撐香港，為世人表明自己立場的一個表象，這種輸血的另一層表面掩蓋着中資企業本身內部的虛弱。儘管中資企業希望能利用香港學習先進的經驗和技術，但中資企業進入香港之後，更多的是成為斂財工具及被各色人等視為肥羊而吞噬。只要仔細研究大陸在香港的中資企業狀況就會發現，大部分中資企業都是虧損累累，為香港交了“學費”。所以，短暫的繁榮在沒有堅實的經濟基礎情況下不可能帶來長久的繁榮，只能是曇花一現。

香港回歸祖國，董特首執政，面臨的香港狀況已經是十分不妙。香港整體經濟不好，沒有良好的經濟增長動力，香港政府一向依賴的房地產政策就不可能繼續有效。而這個延續了多年的房地產政策則是香港的命脈，也是香港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對此，董特首顯然沒有更長遠的計劃，他首先是信心喊話，然後是提出了“信息港”的計劃，最後是增加政府公共計劃，以期望帶動經濟發展並為香港指明一條出路。中共對香港的過度關注也使董特首更加敏感。香港政府在這種情況下想努力促進經濟發展，便更多的使用大陸政府常用的政府主導政策，結果使本來就對香港持懷疑態度的商人更為敏感，對香港政府能否保持相對的司法獨立性及穩定的自由經濟政策更加遲疑，投資更加慎重。政府投資和干涉又侵犯了原本私人經濟的空間，儘管幅度不大，但對未來帶來的衝擊絕對不可低估。事情本來就是這樣，一旦香港更接近大陸，香港特色就越淡，吸引力就越差，大陸逐步向資本主義轉型，香港就要尋找出本港特色，在大陸整體經濟圈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只有這樣才能立於不敗之地。董特首提出“信息港”的目標看似美麗，但實際是空中樓閣，甚至成為香港李氏父子圈錢的靠山。

為什麼說董特首提出的“信息港”是空中樓閣呢？讓我們看看香港的基本情況。香港的發展是依靠自由經濟政策，經濟起飛也是加工業和國際貿易，這兩點是早年香港經濟起飛的兩條腿。新經濟理論在全球的施行，主要是全球信息化。若單一從這個角度考慮，董特首提出香港信息化沒有什麼不妥，至少他延續了香港國際貿易的優勢。但問題是，當大陸逐步成長為經濟巨人，大陸經濟開放更加自由化的時候，香港是否還有原來的國際貿易環境？今後的發展是香港信息化吸引力大？還是上海、北京信息化的吸引力大？商人們進行利益比較和政治比較的時候選擇哪個地區有利？如果不能保持獨立的司法和行政體制，香港信息化是否可以競爭得過新加坡在南亞的優勢。無論司法獨立性還是地緣，香港都無法不正視新加坡這個強勁的競爭對手。當中國經濟封閉，政治上鎖國的時候，香港作為中國大陸唯一的一個對外窗口，它有着其他地區不可取代的地緣優勢；但這個優勢一但化解，香港的優勢就減少了一大半。近十多年的香港發展狀況已經很明白地告訴我們這個發展規律，依靠自由貿易港來維持香港的發展已經很難有原動力。同樣，建立在這個基礎之上的“信息港”也同樣難以擺脫“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窘狀。

也許有人會問，香港的未來在哪裡？應該制定什麼樣的經濟戰略？

隨着中國大陸的經濟與政治的同時崛起，日本這樣的經濟大國都會退居第二，香港怎麼還能保持一線的地位？香港成為大陸經濟圈中的一個區域中心的地位是未來的主要發展方向，這不是香港回歸祖國的衰落，也不是大陸香港政策的失敗，更不是資本主義自由經濟的沒落。這只不過是在新的政治經濟環境下，香港回歸到了自己的本位。香港只有認清現實，正視自己的未來，制定確實可行的經濟戰略，想盡一切辦法全力爭取最佳的位置，才能確保將來香港的繁榮和區域中心的地位。如果不顧實際情況，拼自己無法達到的事情，仍妄想着成為主導中國未來，那麼香港就必將加速沉淪，最後在大陸新興城市的重壓之下，連區域中心都保證不住。在行業經濟轉型中，如果香港不能從傳統的加工出口及貿易行業中跳脫出來，香港的未來同樣也會非常暗淡。儘管大陸的硬件設施及軟件管理在短時間內還無法達到香港的水準，但相信這些差距在短短的二十年後會因為大陸的發展和成熟而發生“聚爆”效應，香港會在短短的幾年中徹底沉淪。

新經濟轉型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新問題。儘管二十年前，世界各國就已經爭論着如何進行新經濟轉型的問題。但從這二十年發展的歷史看，世界上轉型最好的國家只有美國、德國、新加坡和中國大陸。在這些國家中，由於各自的情況不同，轉型的內容也不同。如果說美國是代表着新經濟的國家，而德國則是第二梯隊，新加坡則代表着亞洲新興工業國家的經濟轉型。中國則是最艱巨，最困難的將農業化國家轉型到工業化的國家。相對與其他工業化國家，在這次經濟轉型過程中則由於更多的體制和民族性問題，都面臨着大小不同的困難，更有些國家會在這個歷史性的轉型期間從發達國家淪落成為落後國家。而一些落後國家由於轉型過程中抓住了機會，一躍成為新的發達國家，享有未來百年的新經濟成果。歷史往往會因為某種事件發生重大的改變，大英帝國的沒落不是其沒有進步，而是沒有抓住二戰後體制改革的機會，而讓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強國。歷史證明，機會往往就在一瞬間。

香港經濟戰略的制定需要着眼於中國大陸的發展和未來，保持香港司法獨立性及充分自由的私人經濟特徵是香港長期經濟戰略的首要條件。逐步放棄大陸經濟領頭羊的觀念，立足大陸區域經濟中心的基本出發點，想辦法服務廣東，廣西，雲南福建等珠江經濟區，使香港成為大陸南部經濟中心，想辦法和以上海的長江經濟區，北京，天津的環渤海經濟區抗衡，使香港成為中國大陸的另一個經濟重鎮。如果香港政府不能從這個角度出發，盲目自信。隨着時間的推展，以廣州深圳等新興城市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勢必會將香港逐出，使香港成為一個經濟孤島，各種優勢盡失，逐步成為一個完全消費城市，而非一個充滿活力的創新城市。

目前，大陸發展的過程中有一個致命的缺陷，就是金融的嚴重滯後，而金融行業最重要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和良好的信用體制。儘管上海使盡全力來爭取自己的中國金融中心地位，但按照中國目前的司法制度和法律體制，上海很難避開金融發展中的司法制約和國情的約束，也很難在短期內成為真正意義上的中國金融中心。相反，香港正由於其獨特的地位和司法制度，長期的經濟發展經驗，完善成熟的金融業務人員，如果能夠下功夫，將這個設想制定成長期戰略，制定相應的配套制度，吸引並扶持大陸企業在香港從事各種金融交易，這樣一來，香港就很有機會成為中國接觸海外金融的橋梁，成為香港主要的經濟支柱，至少在短期內可以促進香港發展，並通過金融手段來調整支配海外及大陸投資和企業經營。使香港上升到一個新的管理層次。實現新經濟轉型。一旦香港成為中國的海外資本中心或金融區域中心，也必然會給香港帶來更多的投資，更多的利益。香港至少會在一定時期保持穩定和發展。但這個戰略的實施，其中最重要的基礎就是香港的司法必須要保持相對的獨立；另一個必要的基礎是完全公開的政府運作制度和完全自由的經濟體制；而且，完全自由的新聞監督制度也是其中必要的保證。如果香港政府不能保證以上三點，任何長遠的經濟戰略都無法實現。中國大陸雖然落後，卻正在發展，畢竟香港沒有中國大陸的資源和人力優勢，香港也沒有中國大陸廣大市場的優勢。

香港，東方明珠。何去何從，只在一念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