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戰略和政策運用

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的一年，按照慣例受邀參加駐洛衫磯中領館舉辦的中國國慶晚宴。在晚宴中，與相熟的中領館領事閒談，在談到大陸的經濟戰略時，發生了爭論。我一直認為中國大陸沒有制定或真正實施過一個長遠的經濟戰略，但這位領事卻用大陸一直制定有五年計劃而反駁我，結果在討論過程中又牽涉進了幾位旁人，發生了激烈爭論。眾多的留美學生一致指責我對大陸不懷好意，幸好總領事對我還算了解，又是天津同鄉，在僵持時刻從中打圓場解圍。中國大陸是否真正有過經濟戰略，其實只要看看大陸的經濟發展計劃就能知道，大陸的五年計劃充其量只能算是短期建設計劃，根本就不能算是長期經濟戰略。

在中共建立政權之初的十年，大陸實行的是完全的自由市場經濟，在第二個十年則是忽而計劃經濟，忽而半市場經濟，但基本走向是計劃經濟。到了第三個十年，則整個成為僵化的計劃經濟。其後鄧公實施的開放搞活，雖然是自由的市場經濟，但口號卻是：“不爭論，摸着石頭過河”。從戰略上講，大陸只有在八十年代才開始有個“出口加工”的外向型經濟指導政策，縱觀整體卻從來沒有什麼完整的戰略意圖，與其說有，那就是政治上的意識形態為主導。數十年來，中共沒有真正認真地研究中國在國際上的經濟位置，更沒有認真研究併科學地制定中國的經濟戰略。相反，美國這樣一個自由經濟為主導的資本主義國家，卻有數萬自稱是經濟學家的人在研究美國的經濟戰略，美國政府也制定了相應的國家經濟戰略，這對一個號稱“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國家形成一個鮮明的反諷。當我們回頭看看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造成的巨大浪費，就可以知道我們曾經浪費了多少財力物力，在發展中走過了多少歧路。

研究中國大陸的經濟戰略問題，絕非簡單幾句話就可以講清楚。在闡述這個問題之前，我們首先要弄清大陸的真正國情是什麼？國際環境是什麼？中國大陸的競爭優勢和劣勢在哪裡？我們的發展方向是什麼？最佳的路徑是什麼？人民最需要的是什麼？

我一直認為中華民族有個難以克服的通病，這就是人格分裂傾向。很多從大陸移民美國的朋友都對我說：“中國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坦率地講，我非常反感這種說法，更反感這種盲目自大、罔視現實的盲目樂觀。無論從何種角度上看，按照人均分配的原則，中國大陸都是一個資源匱乏的國家，根本就沒有任何值得驕傲的地方，很多人類生活的必要資源都低於國際標準水準。華人往往喜歡面子，當一個人無法炫耀自己本身的個性和特徵的時候，往往就更願意用集體的特徵和過去來炫耀，以證明自己的偉大。這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人格特徵。一個民族或國家的真正力量都要在最基本的個體身上體現出來，如果個體不能體現，那麼，靠這些人組成的民族或國家就能強大？就能值得驕傲？不敢面對現實，而狂妄地自稱自己“地大物博，資源豐富”就能改變惡劣的生存環境嗎？當我們研究中國未來發展戰略的時候，首先就應該承認自己的資源和生存條件惡劣，在世界上並不占優勢。

第二個問題，華人一致認為自己的文化獨一無二，是世界上最優秀的民族。其實這種論調在每一個國家，每一個民族都可以聽到。但真正的問題是，我們是否可以與世界其他民族和國家相比較，能否認清自己的文化和傳統什麼是優秀，什麼是劣性。很多華人都以漢文化同化了眾多的入侵者為榮耀，並以此來證明自己的偉大，但我們為什麼不反思，既然漢文化如此先進和偉大，為什麼還要被落後的蒙文化和滿文化統治數百年？是什麼造成了這樣的結果？為什麼中國落後了世界百年？正是華人社會中的這種虛妄才造成了華人的內耗和不實作風。無法承認自己的落後，無法面對自己的問題，更無法制定切實可行的政策。無論在工作單位還是在家庭，甚至在網絡上的BBS，我們都可以看到一些華人因為嫉妒和虛妄而在狹小的範圍內爭鬥的你死我活，而不願意將自己置身於更廣闊的環境去衡量，更不願意正視自己的不足和想辦法充實自己，用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的成功。相反，卻絞盡腦汁使用各種方式用貶低對方的手段，用口頭之快來發泄，來證明自己比別人更強。各位看看中共幾十年虛妄的宣傳就可以更好的理解華人身上的這一特徵，中共最近發布的《美國人權報告》正是這一華人特徵的最好寫照。同樣，在制定經濟戰略這個問題上，我們同樣要正視中國大陸的實際問題，正確量身，認清楚中國大陸在世界上的位置，準確地為自己找出一個切實可行的，符合中國大陸實際情況的真正的發展道路，而不是一個盲目自大的妄想性經濟戰略。從全球經濟角度上將，按照百姓的實際生活標準，中國不僅不是一流國家，也不是二流國家，甚至也不是三流國家。如果按照全球一百多個國家的百姓生活標準排名看，中國大陸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只能是四流國家。排名在倒數幾十位。儘管中國大陸在近二十年中有了突飛猛進的進步，但仍不能不正視這個現實。也許有人會說：“中國國民總收入超過了萬億美元，已經進入到世界前十名之列。但是，我們不能不承認的是，在這個世界上，人是第一位的，國家是由人組成的，國家強大而人民貧困並不能反映這個國家是真正的強大，也不能說明中國人民生活就步入了世界一流水準。只有在人民的生活真正的躋身於世界一流水準的時候，我們才能自豪地說：“我們是個強國”。而看這個問題的標準正是我們制定經濟戰略的主要標準，我們須制定的經濟戰略不是為了戰爭，而是為了讓百姓能生活的更好，能讓百姓生活的更貼近世界水準。更自由，更美滿。

我們研究中國大陸未來經濟戰略的時候，明白了上述的道理，很自然就會明白我們的優勢和劣勢是什麼。人多是劣勢，但同樣勞工價格便宜也是優勢。相對而言，資源匱乏則是影響大陸百姓未來發展的主要障礙。而目前的經濟水準和人均低收入讓我們不得不承認自己不是強國，更不是一個可以獨自和世界抗衡的強國；文化和經濟上的差異更不可能讓我們成為領導世界的主流國家。我們需要的是學習和建設，需要的是丟掉面子，丟掉幻想，丟掉虛妄，腳踏實地地去創造財富，改造自己的民族和國家。

在目前，大陸的政治與經濟嚴重脫節，好像社會主義制度下照樣可以實現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很多海外的經濟專家和政治專家在看到了大陸的經濟進步的同時也不禁會誇獎這個亞洲的經濟奇蹟。在眾多吹捧之下，中國大陸似乎已成為發展中國家的樣板。事實真是這樣嗎？其實只要我們能認真地了解中國大陸的真實情況，我們的疑惑就會戰勝心理上的自足。中國大陸每年外逃的資本幾乎與外商投入中國的資本接近，大量的優秀人才外流，科學技術沒有實質上的進步，貧富分化日益嚴重，社會政治極不穩定，完全依靠強權政治來維繫，百姓的不滿已經溢於言表，社會治安日趨惡化。在整體經濟上，政治體制已經成為阻礙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也許有人會說，你談大陸經濟發展戰略，為什麼要牽涉政治體制，難道政治對經濟的影響這樣大嗎？

根據世界千年發展史看，每個社會的政治制度都建立在相應的經濟基礎之上，當政治制度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時候必然會被淘汰。蘇俄和東歐的事件就是明顯的例證。如果我們在制定中國長期經濟戰略的時候不能面對政治體制這個問題，不能面對社會發展這個問題，我們同樣不會有一個成功的發展，也不會存在一個合理的“長期經濟戰略”。政治離不開經濟，同樣，經濟離不開政治，沒有合理的體制，任何好的經濟戰略都會成為欺人之談，成為一個欺騙百姓的夢幻。

中國的經濟戰略應該怎麼制定？這個問題其實早在百年前的國民政府建立之初就已經成為國人討論的熱點，無論是孫中山先生還是蔣中正先生對此都有過論述。面對現實的中國，很顯然第一個重要問題就是如何讓人民“均富”，讓百姓在自由中充分發揮自己的個人能力，讓社會財富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第二個問題就是如何穩定地提高中國大陸的生產效率，如何更好，更快地融入國際社會，讓百姓儘快，更多地享受工業化的成果。第三，如何建立制度和體制，讓社會不再動亂，不再專制，保護好中國人民的自由和財富。

坦率地講，關於中國大陸經濟戰略的問題，研究的學者難以計數，發表的各種報告和建議也多如牛毛。以筆者個人的觀點看，其實最主要的還是如何面對現實制定對中國大陸最有利的政策和定位，而不是盲目自大的強國夢。讓百姓得到經濟發展的實惠遠比滿足某些領袖們的強國夢更重要。我們必須承認，中國不是世界強國，現在不是，未來也不是。中國只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尚未工業化，依舊是以落後的農業生產方式為主體的落後國家，在政治文化和經濟制度上更落後於世界百年的非自由，非民主，未完全實行憲政的落後國家，一個只能順應世界發展潮流，正在學步的嬰兒，一個還無法在世界上獨立發揮作用，也無法領導世界進步和潮流的國家，更不是一個可以和世界其他強國抗衡的國家。

也許有人看了上面的文字會說我不尊重中華文化，是蔑視中國大陸。人往往很難看到自己的問題，很難承認自己的不足，更喜歡用自己的優點去和他人的缺點比較；對於華人，更喜歡用悠久歷史來證明自己現在的不足不是自己的問題，並說明自己如何了不起。其實，這就是阻礙中華民族進步的主要障礙，一個不能正視自己問題和現實的民族就是一個永遠不能進步的民族，一個會被歷史和社會淘汰的民族。

在我發表了關於中國加入WTO的系列文章後，一些讀者來信問我是否反對中國加入WTO。關於這個問題，我的態度很明確，中國政府在它合適的時候沒有加入WTO，但又在最不適合的時候加入了WTO。在面對經濟發展的瓶頸和政治體制的制約，不是以中國長遠利益為考量，使一個經濟問題成為一個主導並改變整個中國政治體制的導火索。我從來不反對中國融入世界主流，但反對任何犧牲全體國民的整體經濟利益而維護少數人的利益。就如同我極力反對某些人以“穩定高於一切”為口號來欺騙百姓維護少數人利益一樣。縱觀中共發展歷史，自中共建政以來，無論是海外國家和中共都不可否認地認為，1950年至1958是中國發展最好的時期，也是政治經濟最穩定的時期。但我們回頭看看就會發現，當時的中國並不是計劃經濟為主體的社會，也不是全面一黨專制的社會，當時的民主自由遠高於現在，既沒有管制的戶籍制度，也沒有大一體的占經濟主導的國有經濟。這是為什麼？難道中共在建立一個世界上最優秀的政權的五十年之後，反而不如剛從戰爭中走出來時穩定了嗎？

中國的經濟戰略制定的最關鍵的一點就是，一定要將經濟與政治體制結合起來，從根本上制定長遠的，適合中國人民發展和生存的戰略，任何理由都不能成為阻礙中國百姓追求進步，民主，自由和富裕生活的藉口。只要是能適合中國發展，任何方式都可以是我們的選擇，都不能因為某種不切實際的虛幻而阻擋。中國的經濟戰略就是：“滿足中華民族的發展需求，使用各種方式去讓中國百姓追求民主，自由和財富”。

中國何處去？

數年前，我銀團組織了一個旅美台商投資考察團前往大陸，在與中共某政治局委員會談時，我曾提到了一個建議，這就是在中國實施聯邦制，以更好的適應中國大陸極不平衡的社會發展狀況。當我這個不合時宜的建議講出來之後，這位政治局委員並沒有憤怒，而是笑着勸我多讀一些政治理論的書籍。後來，我曾在多個場合鼓吹中國施行聯邦制，甚至與一些來自中國大陸的留學生爭吵。在數次爭吵之後，我得出了一個結論，中國大陸之所以反對聯邦制，其主要原因竟然是防止中國大陸國土分裂。

那麼，讓我們看看什麼是聯邦制？聯邦制對中國的經濟利益和發展有什麼好處？看看它是否會給中國帶來分裂？一國兩制是否就是聯邦制的變種？

大家都知道，在世界上有幾個主要的政體，聯邦制，共和制，君主立憲制等。中國大陸是亞洲第一個公布並實施憲政的共和國，而美國則是世界上發展最快，最好的聯邦制國家。聯邦制國家的主要特點是由各個獨立的共和國組成聯邦國家，除了外交，軍事等主要國際法權以外，各個加盟的共和國均有自己獨立的司法制度和獨立的執法機構。各個共和國可以根據自己的發展狀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在經濟上更可以根據不同的條件來發展。本地的居民更可以根據自身的情況通過法律來完善自己的要求和願望。相對與不同的民族和種族，聯邦制度更能體現民主，自由，包容更多的不同文化和理念。

中國大陸是由不同的民族組成的一個複雜的國家，各地經濟，政治，文化的發展程度都有顯著的不同，語言也是千奇百怪。很顯然，使用同一種制度來全面制約整個社會必然會帶來相對的不平等。儘管多數人的利益得到了滿足，但在制度許可的情況下，少數人的利益同樣不可以忽視。在經濟上，中國的發展更是相差懸殊，東部的經濟水平接近於中等發達國家，而西部的經濟水平則更接近於百年以前非工業化國家。很顯然，制定同樣的一個制度就無法全面照顧兩種不同經濟水平的百姓需要。結果，在中國就出現了一個奇怪的現象，東部要支援西部，西部地區要執行特殊的經濟政策。一個政策無法在整個中國全面執行，而又造成了另一種新的經濟利益上的輸血和不平衡。西部的民眾認為中央政府無視西部的利益，而東部的民眾認為向西部輸血是侵占了東部人民的勞動成果，從而造成了更多的不平衡。更可怕的是，這種政策上的不平衡引發經濟利益上的不平衡，再成為政治上和心理上的不平衡。在未來就會造成民族內的對立，一個更大的內部對立。更會為未來留下嚴重的隱患。

採取聯邦制，可以讓各省針對自己不同的區域文化，地區特點，產業特徵來制定自己的制度和法律，這點對中國的統一併沒有任何影響，軍隊國家化，中立化，制度化，外交統一，聯邦政府在國家建立統一低稅賦的國稅徵收制度，利用這筆國稅建立全國統一的社會福利保障機制。但其他方面全面放權給地方。特別是在全球化的今天，聯邦制在經濟上的作用更加顯著。地方政府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制定不同的地方法律，限制外來資本的干涉，保護自己的產業和資源。並可以根據地方的現狀來進行調整，從而避免因為全國的統一政策而造成的不適應性。例如，東部社會發達，產業結構完整，就可以根據地方法律在產業開放上放鬆，並根據具體情況適當調整產品進口標準。西部地區，同樣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消費水平，在進口產品標準上適當地放寬。這樣一來，各地政府就可以在政策和法律上有自己更多的主動權，中央政府也不必因為加入WTO，因地方不平衡的發展而造成政策和法律上的困惑，更不必因為保護某些行業而在全國採取非技術性的障礙措施。各省市完全可以根據自己的狀況，利用地方法律來制定自己的不同的而且符合國際慣例的措施，避免更多的外交風波和經濟戰爭。大家都知道，在美國，全國汽油使用標準不同，相對而言，加州的消費和收入水準高於全美，環境保護的要求也高於全美其他各州，這樣一來，制定汽油標準就要高於其他州，無論是何家汽油產品，進入加州銷售都要符合加州標準，而在其他州就可以使用低於加州標準的汽油。當然，不同標準的汽油就會有不同的價格，但發達地區有能力承受，為什麼不允許它們使用更高的要求和標準呢？相對而言，中國大陸的地方發展遠比美國更不平衡，更需要不同的法律和標準。大家都知道上海，北京，廣州的生活水準接近國際發達國家和地區，如果中央政府無視中國發展極不平衡的這種差別而採取統一的政策。顯然，無論對上海，北京，廣州，還是西部各地區都是非常不公平，不合理的。也無助於這些地方更好的發展，統一的政策其結果是對上述兩種差別大的地區都有極大的傷害。而中國加入WTO後，為適應全球化的要求，中央政府不能再設立“特區”，更不能採取非統一性政策。而實際上，“特區”政策實際上就是無視全國人民利益的一種不平等政策，這樣的政策只能造成更多的地區利益糾紛和混亂，為未來造成後患。聯邦制相對於大一統的共和制就具有了更多的靈活性和現實意義。

中共改革開放，鄧公提出了著名的“一國兩制”，從法律上講，“一國兩制”更符合聯邦制的要求。很多國人對於大陸居民不能自由進出香港、澳門而多有不滿，大陸居民和香港不能在一個憲法之下享受同等待遇，顯然有很大的問題。如果實行聯邦制，則可以很好地解決這個問題。相對於台灣問題，統一的最大障礙也是制度問題。實行聯邦制則同樣可以解決這個棘手問題，相對於安定台灣百姓民心，加速統一都有極大的好處。而中共最高領導人也數次講到：“只要統一，沒有不可以談的問題”，大陸和台灣的統一更可以為中國大陸進行政治和社會體制改革帶來契機，讓大陸政治體制和社會體制改革順利進行，造福於人民。相對而言，台灣與中國完成統一也可以使台灣當局名正言順，更可以贏得世界各國的掌聲。

在企業制度的變遷上，我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企業管理制度是從集權的金字塔型逐步轉變成為目前的分權的中心事業型。企業制度的轉變實際也是社會發展的要求，企業為了競爭，為了發展，為了更好地決策和產出，必然要有這樣一個發展，這是經濟競爭的結果，也是社會進步的必然結果。從某種意義上講，企業和國家的管理都是同一個道理，目前的中國政府實行的仍然是金字塔型結構。在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制度上的競爭方面，經過近一個世紀的競爭，大家都有一個結論，這裡不需要多談，但相對於共和制和聯邦制度上的競爭，大家可能談的很少，研究的也很少，有關這方面的文章更少。但我們只要認真地觀察這個世界，我們就會發現，聯邦制就是將經濟競爭制度引入國家概念中最有效果的制度，它所創造的成效遠高於共和制。同樣，聯邦制實行充分的地方自治，在最大的範圍內包容各種不同的文化和族群，讓人的競爭力和才能得到最大限度的發揮。當一個國家裡每個人的才能都得到了最大的發揮，這個國家能不進步嗎？還能落後嗎？經濟決定政治，但同樣，政治制度也對經濟具有推動和阻礙這兩種不同的作用。

也許很多國人擔心中國大陸實行聯邦制會造成中國的分裂。其實這個問題是個根本就不需要擔心的問題。一日，我與員工聊天，談到愛國問題，一位大陸員工對我說：“無論如何大陸不能分裂，否則大陸就會動亂，中華民族就會失敗”。當時我聽了之後問他：“你很愛中國，既然如此，你為什麼要在美國居住？為什麼不回到國內？愛國不是口頭喊一喊，要表現在實際上。你在美國享受聯邦制下形成的財富和生活，為什麼不能讓大陸百姓也享受？難道大陸百姓就應該因為一個名義上的統一而不能享受美好的物質生活嗎？”至少在我的眼中，人是第一位的，國家是第二位的。沒有人就沒有國家，國家的任務是讓人生活的更有秩序，更美好，更能享受物質和精神上的生活，而不是限制他們。國家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應該是促進人的發展，而不是管制他們。國家與人的關係不能顛倒，任何利益團體都不能用國家和統一的口號欺騙愚弄國民，更不可以用國家的名義來實現少數人不可告人的險惡目的。相對於民族和國家統一這個話題，它遠不能和人的地位相提並論。我寧可看到一個分裂的國家中百姓生活幸福，也不願意看到在大一統口號掩蓋下生活艱難的百姓。只有將人放在第一位，一切為了人而不是政府的時候，人民的生活才能真正的美滿快樂，才能進步。

事實上，大一統的中國並沒給人民帶來多少進步和利益，聯邦制度和共和制度的最大區別是，聯邦制度最大限度地引入了經濟生活中的競爭機制，並在最大限度上容許民主和異見。我們如果能正視中國的現狀就會發現，中國從來就沒有真正地統一過，暫拋開台灣不談，只針對大陸各個省市，我們同樣會發現中央政府的統一政策從來沒有真正地在全國各地實施過，各地政府都在使用各種不同的地方政策和內部文件修改中央的統一政策。結果，就形成了各地政府與中央政府表面上的統一，實際是利益上的討價還價。各地方政策層出不窮，但卻不具備法律地位。如果說中國是個共和國，倒不如說是個地方割據的鬆散聯邦。表面上中央政府號令全國，實際上是利益盤結，勾心鬥角，政令不通。更重要的是，各地政府又無法根據地方實際情況制定符合實際的政策法律來發展地方，而是暗中曲線前進，無形中大大地增加了社會成本，阻礙了社會進步。人民的利益和自由民主也沒有辦法得到實施。貪污遍地，腐敗橫行。社會沒有制約，政府沒有制衡。

聯邦制度的實行，在某種程度上更適應中國大陸的現狀，除去解決香港，澳門，台灣三地上的法律問題外，相對於大陸民眾普遍低下的知識結構和民主意識更具有獨特的優勢。地方自治的聯邦制度可以讓大陸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具體調節各地的民主進程，讓更多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制進入百姓生活，並可以讓百姓比較區別。單一的省內自治和選舉也不會影響整個大陸，發展比較快的地區可以先進行地方選舉，採取更有效率的制度。發展落後的地區也可以採取逐步的方式實現民主，分期有計劃的進行選舉並決定自己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制。相對中央政府和中共也可以利用地方自治的時期，全面放開經濟和地方權利，集中主要精力於國家整體發展治理和軍事，外交，社會保障等問題。全面消滅已經被歷史和實踐證明失敗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和集權制度，讓國家和社會平穩過度到一個民主，自由，發達的國家，一個合理的，符合人性的，更適應社會經濟和潮流的社會制度上來。

從另一個角度上看，大陸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已經更傾向於南美國家，這就是集權和壟斷，貧富分化，社會不穩定非全面民主自治的“精英政治”。大陸政治體制上的改革，如果採取聯邦制度，則可以更好地消滅集權，利用經濟規律和人的貪婪本性來轉變整個社會形態。更可以利用這個時間差來調整中共自己本身的定位。使中共順利轉型。聯邦制度帶來的內部競爭也會讓各地的官僚腐敗無處藏身，各種利益團體也可以更多地，更合理地為不同的利益人群爭取自身的利益。中央政府也可以從一個四面為敵的狀態下轉化成為一個平衡的角色，一個全面而又專業的國家管理機器。

讀者看到這裡，也許會問，你談中國經濟戰略，怎麼會花這麼長的篇幅去談政治改革？是否遠離了主題？客觀地講，談經濟戰略並不應該談這麼多的政治問題，但問題是中國大陸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特殊國家，實行的制度也是獨一無二的“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脫離了政治就無法正確地建立中國的經濟戰略。這就如同我在大陸BBS上看到國內經濟學家們不談中國的政治基礎和社會制度而大談美國經濟手段在中國應用一樣荒謬。各位都知道，建設一棟房子首先要調查地基，即使是同一個城市，不同的地方，建築要有不同的地基建設。中國大陸和美國實行的是不同的社會制度，不同的政治體制，如果經濟學家不能看到基礎的不同，而採取同一個經濟手段，那麼你能指望它會得到相同的效果嗎？當我們了解了基礎是什麼，我們才可以談大陸的長期經濟發展戰略，我們才能知道經濟戰略建立在何種的基礎之上才能發揮最大的效果。什麼樣的基礎更適合中國的國情及未來，什麼樣的戰略才能更適應國際社會的發展潮流。

縱觀各種不同類型的政治與社會制度，我更傾向於中國大陸實行聯邦制。事實上，早在上世紀之初，大陸就已經開始聯邦制的探索，聯省自治就是最主要的表現。中國民族眾多，發展極不平衡更為聯邦制度的實施創造了條件。而國際上民主，自由，全球化的要求也更逼迫中國大陸走向聯邦制度。實施聯邦制度，可以更好地解決中國大陸目前目前存在的勢在必行的政治改革問題，減低動亂的風險，消滅腐敗和利益集團。在這個基礎上，首先要確定中國中央政府的獨立和地方政府的政治權力分割，軍隊國家化。其次要在經濟上建立地方中心，全面充分利用經濟規律發展經濟。第三，制定時間表，開始訓政和憲政準備，在全民推行民主及自治教育。第四。全面考慮建立全國性的社會保障機制，在施行政治改革中保護弱勢團體，穩定社會。

在地域上，建立以北京，天津，廊坊為中心的大首都特區，中央經濟部門外移天津，將北京建立成為純粹的政治文化中心，將天津建設為國家經濟中心及北方經濟中心。在華東地區確立上海的經濟中心地位，在華南確定以香港，深圳為中心的經濟中心。確立以海洋國家為整體戰略的長期發展目標。承認不同地區的差別，由各省自行確定自己的發展模式和法律政策。充分利用競爭和經濟規律調整全國的資源和人力，徹底放棄集權和計劃模式。

中共建政，在經濟上採取的是強制“贖買政策”，當時的獲利者名義上是占大多數的貧民階層。當中共進行經濟改革之後，錯失了數次機會。原本應該採取贖買政策，讓廣大的產業工人和農民進行平均的贖買，但中共抱殘守缺，寄希望於經濟改革穩定政權，結果是繼續維持國有企業，對貢獻了青春和財富的占廣大多數的產業工人和農民並沒有實施利益上的贖買，相反是讓少數利益集團在二十年的經濟改革中獲利，成為新的壟斷階層。當蘇俄解體後實施私有化時，中共是在暗中嘲諷譏笑，天安門事件更讓剛剛開始的政治體制改革停滯，自以為採取了正確措施，殊不知，經濟規律不是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短暫的發展並不能長久掩蓋政治體制和社會制度上的問題，短痛變成了長痛。一直被中共嘲笑的蘇俄曾採取的“休克療法”在今日的俄國已經顯示出發展的優勢，相反中共卻不得不任由國有企業和全國經濟陷入被動的“休克療法”之中。正是中共政治上的短視和經濟上的無知造成了目前中共政權和整體經濟上的困境，政治改革被已經形成的強大的利益集團所阻撓，改革成本日益增大，動亂風險增高。在未來，中共加入WTO之後的數年內，國內產業競爭加劇，事業勞工增加，農業成本高居不下，海外產品瘋狂進入，必然會帶來更多的勞工和農民的“生存性示威”，也勢必會引發其它不滿的利益集團加入，造成政治上的更多動亂。

在經濟政策上，中共先是放權地方，放任地方政權無視政策法律而採取一切手段搞活經濟。當地方勢力增大的時候，中共中央政府便採取措施收回權力，與地方政府討價還價，但此時的地方政府已經強大，在政治和經濟上更是與中央政府成為談判對手。結果，在最近的數年中，無論中央政府採取何種手段，均不能達到政行令止的地步，相反成為利益交換的籌碼。在財政政策上更是一塌糊塗，中央政府無視各地具體情況和國際環境，時而採取財政收縮，時而採取財政擴張。事實上情況如何呢？根據中共國務院在今年三月五日，於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所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五年，中共的經濟成長率平均是百分之八點三；而財政收入的平均成長率是百分之十六點五，幾乎是經濟成長率的兩倍。也就是每當人民多賺一塊錢，中共當局的財政收入便增加兩塊錢，人民省吃儉用的錢，幾乎都跑到政府手上了。加上中共的股票市場非常不健全，甚至有些中共的專家學者出來呼籲，希望民眾不要過度涉入股市，以免得不償失，因此有許多民眾選擇將錢存在銀行里。中共政府用發行公債的方式，向銀行借錢來填補財政空缺，等於是拿老百姓的錢給老百姓用，以解決短暫的財政困難。好像吃鴉片一樣，當錢不夠的時候，便向銀行伸手拿錢。目前一個嚴重的後果已出現；就是人民要向銀行借錢借不到，錢也不願意存在銀行，惡性循環的結果，民間與國有企業的各項投資明顯減少，日本的財政赤字便是前車之監。中共面對目前的全國經濟惡像束手無策，一些經濟精英不顧基礎事實而照搬美國的經濟手段：降息，擴張財政。事實上，如果我們看看中共的財政稅收就可以知道，中共實行的根本就不是積極的擴張財政政策，而是緊縮的財政制度，高比例的徵稅和亂收費嚴重地壓制了資本投入，面對這樣的經濟政策，大陸經濟怎麼能發展？而且各地區發展狀況不同，又如何應對？在根本性的社會結構問題上不拿出解決辦法和改革方案，根本就無法解決經濟問題。由於社會結構問題的原因，國有企業，土地和個人資本等最原始的資本無法進入市場，民眾缺乏社會保障機制，投資渠道不暢，法律不健全。雖然大陸政府一直強調發掘內需，但根本問題沒有解決，內需怎麼能啟動？

面對這樣的困境，其實，中共只要能放棄固有觀念，面對現實，內需很快就可以啟動。其方法也很簡單，這就是全面私有化，將國有企業和土地全面私有，讓閒置的資源進入流通市場，啟動內需。土地私有化，可以在相當時期內穩定農民，穩定廣大的農村社會，各地方政府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制定適合本地特點的政策和法律，可以參照台灣土地改革經驗，讓土地在農耕者之間自由轉讓。而在東部發達地區，土地可以適當放開限制，讓企業收購土地，擴大企業，釋放出資本擁有者手中的資本，當部分農民能夠將土地轉變成現金的時候，這些農民就會邁入城市，手中的資本就會轉換成投資和消費資本，中國國內的經濟消費馬上就可以拉動，土地的公開買賣，大陸房地產價格也會迅猛下滑，城市居民手中的資本也會投入房地產業，高高在上的地產業就會成為平民可以接受的消費，成為真正帶動經濟增長的亮點。同樣，大陸國有企業面臨着極大的困境，中共已經成立資產處理中心，希望在國際市場變賣這些國有資產。這種無視產業工人利益的短視力行為實際上不僅不能解決國有企業問題，相反更會造成更多的社會問題，造成更多的貪污腐化和產業工人對政府無視他們利益所造成的敵視及反抗。與其在國際市場變賣國有企業，反而不如發行政府資產代用券，平均發送給城市居民和產業工人，在社會上成立資產流通交易中心，讓百姓去自己選擇。百姓不願意購買企業股份，可以將資產代用券在市場折價出售，願意購買企業的百姓可以聯合其他人收購適合自己經營的企業。這樣一來，百姓會因為自己得到利益補償而平息對政府的不滿，也可以將自己手中的資本轉換為投資和消費。更大的利益是可以讓一些有能力的人去經營已經虧損和搖搖欲墜的國有企業，從根本上扭轉國有企業局面，進而改變中國的社會結構，讓中國經濟和政治全面轉型，達到啟動內需市場。而那些無人購買的國有企業則可以在產權交易市場公開拍賣，讓國際資本公開介入收購，成交的金額作為社會保障機制的補充費用。

也許有人會說，中共如果這樣做，勢必會引發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坦率地講，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我們應該看到的是，通貨膨脹產生的歷史背景是封閉的經濟環境和短缺商品的經濟社會。在目前，中國不是商品短缺，相反是商品過剩，其最根本的問題是資產沉澱，沒有流通。當資本流通之後，正常的經濟社會就會完成，這是中國未來經濟與政治改革都不可避免的事情，只是早晚發生的問題，是不可以迴避的。從另一個角度上看，中國加入WTO，國際社會已經全面進入中國，商品短缺更不是問題。而目前，中國面臨國際社會的強大壓力，人民幣面臨着升值的壓力，而這個升值的壓力也正是因為大陸經濟管制和資產沉澱，資本沒有充分流通所造成。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讓人民幣自然回歸到本來的真實地位，這對中國經濟有百利而無一害，與其使用政策讓人民幣強制貶值，更不如讓人民幣自然貶值。人民幣貶值後，中國商品的國際競爭力更強，更可以促進社會經濟發展。國內百姓因為得到了土地和企業等補償，人民幣的貶值對普通老百姓而言沒有多少利益上的損失，相反是擁有高額資本的新生利益集團損失更大，而這樣的全國資產大分配，更有利於平衡百姓減小貧富分化現象。儘管這個改革任務艱巨，風險極大，但如果錯過了目前的時機，當未來中國的經濟日益惡化，社會動亂層出不窮的時候，中共所面臨的政治和經濟改革將更為困難，社會各階層更難平衡。危險更大。

一位中國大陸知名經濟學者來信與我討論有關大陸與美國經濟比較和政策運用的問題，並希望我能多引用數據來證明我的觀點（因為該學者不同意將其信件公開或摘錄，故請讀者原諒）。我這樣回答：“……我寫文章不是給學者看的，我只希望將我看到的事實和感受寫出來，太多的引用數據資料將喪失文章的可讀性。在我的觀點中，經濟應該是百姓的事情，不是少數精英的學問，也不是閉門造車的自我陶醉。我們需要的是將經濟問題擺出來，讓民眾一同參與，我相信民眾不是傻瓜，也不是白痴，都有自己的觀點，經濟問題中最關鍵的是民眾的參與，如何讓民眾知道什麼是經濟，我們的真實的經濟狀況是什麼。經濟問題應該是百姓們最關心的，最基本的社會學，而不是高高在上的精英學問。另一個問題，美國與中國有很多共同點也有很多不同點，數據的並列與比較很容易。但問題是，美國的數據和中國的數據如何比較，美國的經濟政策如何在中國運用，很多大陸的經濟學家不談政治和社會制度及政治體制上的中美差別，而是單純地學習和引用美國及西方的經濟理論和政策手段，這就如同兩個病人，表面上都是發燒，但一個成年人得了感冒，另一個是兒童得了肺炎，單純地將美國成年人的感冒藥給中國兒童吃，讓感冒藥去治療肺炎，這不是兒戲嗎？美國和西方的經濟政策是建立在自身的社會制度和政治體系之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社會體系與美國截然不同，相同的政策到了兩個國家，實施的結果也會截然不同，我們怎麼可以照搬，我們怎麼可以不看基礎而亂下藥？在我看來，不談政治和制度的經濟學家就不是真正的經濟學家，是誤國害民、自以為是的瘋子，只有解決了最根本的政治和社會制度，才可以談真正的經濟。中國的真正問題不只是經濟，更重要的是政治和制度問題，是社會深層次的體制問題，如果這個問題不解決，經濟問題就不會徹底解決，中國就永遠不會發展。當年鄧公提出反對‘兩個凡是’，但現在，中國仍在執行新的‘兩個凡是’，這就是‘凡是社會主義就永遠是正確的，不能改變；凡是社會上產生的一切問題都不是體制上的問題，不是政治制度問題，都是與政治無關的經濟問題，社會主義政治體制永遠不能改變’……”

中國的經濟戰略與政治無關嗎？與社會體制無關嗎？是執行公有制的經濟還是執行私有制的經濟？這個問題決定着中國未來經濟戰略的走向和制定。我們如何理解現在的世界，如何看待世界潮流，如何認識自己的問題，如何運用自己的優勢，同樣關繫到了中國經濟戰略的制定和實施。

不久前，一位來自上海的經濟官員訪問美國，因為在網絡上讀過我的文章，特意在來美之後通過朋友發來信件，希望能與我見面一談。當我到了他居住的旅館拜訪的時候，竟然發現小小的房間裡有七位朋友在等待着我，其中五位是來自上海的經濟官員。在談話中，其中一位上海的官員對我自豪地說：“上海已經再次成為東方的明珠，現在已經超過了香港，再過二十年完全有能力超過紐約，成為世界第一”。聽到這樣自不量力的話，我感到很吃驚，我反問道：“上海的高樓大廈可能已經超過了香港，未來再建立一些高樓大廈也可能會超過紐約，世界第一高樓不在美國，也不在日本，而在馬來西亞，高樓大廈不能說明真實的經濟水準。上海的硬件建設在突飛猛進，可能超過了香港，但我不知道上海的管理人才是否會超過香港，也不能肯定未來二十年上海會取代紐約成為世界經濟中心？上海已經有很多海外銀行進入，也有很多海外跨國公司進駐，但我知道的是他們在上海總部的影響力都沒有在香港的總部的影響力大，創造的經濟財富也沒有香港多。儘管香港有諸多的不利條件，但上海在軟件上仍然和香港無法比擬，人才更無法比擬。上海可能會成為中國的經濟中心，但對整個中國而言，這只能是個災難，而不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情，用全國之力去粉飾一個城市不是值得誇耀的事情，更不是光榮的事情，只有全中國的城市都能達到上海的水準，上海才能取代紐約”。

在中國的經濟戰略部署上，我曾有這樣一個建議，在中國實行聯邦制後，在中國設立三個經濟中心。北京，天津，河北省，山東省，遼寧省為中心的環渤海經濟區。上海，江蘇省，浙江省，福建省為中心的長江經濟中心，香港，深圳，廣東，海南省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這三個經濟區各自擁有腹部的落後地區作為發展後備，充分利用各自地區的不同經濟類型和資源、人力優勢進行發展。全面帶動中國經濟，形成既有競爭，又有互補的地方經濟。

以北京，天津為主的環渤海經濟區的優勢是強大的訓練有素的產業工人，豐富的資源和高密集度的技術人員。目前，中國新興的IT網絡產業也多集中在這個經濟區，北京做為首都，信息產業應當是首要的發展。這樣一來，在天津建立以高科技風險投資和中央產權交易中心為主的金融市場就顯得非常重要。建立這兩個金融中心不僅可以發展壯大當地的高科技創業，而且可以為眾多的已經窮途末路的國有企業尋找到一個更好的出路，為眾多的國有基礎工業尋找產業轉型的機會，讓更多的資本流向北方的基礎行業，從而帶動東北重工業重新起步。同時在這個地區重點發展網絡信息業，海洋化學工業，攀附在重工業基礎之上的汽車工業和造船業，以及對東歐國家的貿易業。

以上海，江，浙為主的長江經濟區，目前已經形成了電子加工製造業為主的形態，這個地區電力和水資源充足，完全可以充分發揮優勢，形成世界電子業製造中心。而上海股票市場也應該轉型為以這類產業為主，兼顧加工製造業為輔的金融市場。在經濟上建立以貿易為中心的大流通制度，以上海為橋頭堡進軍世界。並帶動腹地四川，河南等地。

在香港，廣東為中心的珠江經濟區，我們應當充分看到香港的優勢，將香港和深圳的兩家股票市場合併或將深圳股票市場與上海合併，取消深圳股票市場，對國內全面開放香港股票市場，讓香港股票市場成為中國企業走向世界的第一選擇。這不僅是促進和保持香港繁榮的舉措，而且是讓大陸企業接受國際市場洗禮的重要步驟，同時也是大陸企業走向世界的最佳捷徑。讓香港經驗豐富的國際金融人才和管理經驗逐步滲透到大陸的優秀企業中去，讓香港股票市場成為大陸經濟發展的動力和助力。在珠江經濟區，加工業已經成為主體，香港和廣東結為一體，香港的多年貿易經驗就會充分發揮。廣東，福建諸省本身就是個資源相對貧乏的地區，出口加工業和香港的結合只有利而無弊。多年來，廣東等地的發展無不依賴於香港的資本和技術，如果中央政府能破除制度上的壁壘，讓香港在這個經濟區內充分發揮領頭羊的作用，廣東的輕工產業必將得到進一步的發展。也會成為世界輕工和民生用品製造中心。

當三個地區經濟中心建立之後，中國西部的發展就會在數年後因為經濟的發展而慢慢啟動，經濟不會因為政策而改變，但經濟規律卻可以逼迫西部經濟開發並改變現狀。三個金融中心也可以產生強大的競爭力，讓國內資本和海外資本分頭流向全國不同的行業和地區，逐步改變目前中國大陸目前重南輕北的經濟政策和現象。天津建立北方金融中心和中央產權交易中心，勢必會帶動北方重工業的資本流向和轉型。更多的資本會逐步轉向北方重工業區，並讓這裡的企業浴火重生，重新擔當起中國以致世界“製造中心”的基礎工業重擔，讓中國北方再次成為世界重工業中心，成為日本，韓國，美國等重工業產業轉移的首選。儘管目前，日本，美國的重工業產業轉移還沒有被逼迫到最後關頭，但一旦中央政府能夠真正給中國北方重工業以經濟上（非政策上的）支持，中國北方的重工業能以品質和價格逼迫海外國家的重工業產品。我相信，未來日本及美國等重工業產業會同樣和目前的輕工產品製造業一樣，因為價格成本問題遷移海外。但如果中共不能看到這一點，而對北方重工業無所作為，寄希望於挽救國有企業，在金融政策上不施行真正的支持，不讓國有重工業私有化，不讓全國百姓的資本進入，那麼，中國東北的重工業永遠就不會進步，永遠不會有競爭力。中國基礎重工業沒有競爭力，那麼，中國企業永遠都是受人支配的“加工廠”，加工產業也永遠不會逃出廉價勞動力的厄運。中國在一無信息與科技產業優勢的情況下，如果再沒有重工業的基礎支持，中國就不可能真正的強大。而中國重工業沒有進步，對世界重工業沒有價格和品質上的優勢，海外重工業產業向中國轉移就遙遙無期，同樣，中國東北的重工業也就不會有更大的發展。長期下去就會成為中共的最大包袱，數千萬貧困的失業的產業工人就會憤怒，曾經為中共政權做出卓越貢獻的東北地區就會成為中國大地上最危險的地區。一個四面都是導火索的火藥桶，一個將滅亡中共的動亂發源地。

看到這裡，也許有讀者會問，你為什麼對中國的重工業這樣重視，難道中國不應該發展高科技技術嗎？難道你不知道重工業是利潤最低的落後產業嗎？

說到此，我們又要回到中國經濟戰略這個問題上。前面我談到了美國的經濟戰略，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經濟已經轉型成為新經濟，即所謂的知識品牌，網絡經濟。日本和歐洲及東亞國家都在經濟轉型之中，無論歐洲和亞洲都是以精細加工為主，用高科技含量的產業加工製造產品。中國經過二十年的經濟改革已經形成了出口加工為主的經濟形態。以目前看，中國因為其本身的原因，成為世界工廠已經形成事實，未來也會如此。從整個世界經濟格局看，美國站在了最上面，幾乎壟斷了知識經濟的全部。德國，日本站在中間，壟斷了中高級產品和部分品牌。中國是最初級的國家。從經濟理論上看，想在一個產品上賺錢，只有兩個角度，一是美國的品牌戰略模式，另一個就是基礎工業和能源。兩頭無論你占據了那一方面，你都可以把握主動權。阿拉伯國家因為占據了能源的一頭，它講話就份外有力，甚至可以控制左右世界；美國強大，但同樣也不得不低頭。中國要想在世界占據有利地位，必須要在各種險惡的環境中找出自己最有利的地位和政策。重工業是消耗能源嚴重，產業利潤低，人力資源消耗大的產業，但同樣，重工業也是投資大，建設周期長，需要專業技術工人，其他行業必須依賴的基礎產業。在這個世界上，無論什麼行業，只要你壟斷了一個行業，你就可以奪取最高的壟斷利潤。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就不可能離開重工業。目前的中國無論從任何角度上看，都無法實現美國一樣的新經濟，占據世界經濟的最有利位置。如果中國既不能如同一樣美國占據最高點，在最基礎的重工業上也失去了控制權，那麼你還能指望中國的未來嗎？而中國擁有的廉價人力資源和重工業基礎不能充分發揮，你能指望靠產業加工的“世界工廠”賺取微薄的利潤來讓中國成為世界一流國家嗎？只有強大中國的重工業，逼迫海外重工業產業因為經濟成本問題向中國進行產業轉移，中國未來才有希望。從根本上控制全球重工業生產，讓中國不僅成為“世界加工廠”，而且成為重工業基地，成為可以控制上游產業的壟斷性基礎工業，中國才有可能在未來世界上爭得一席之地。這也是未來中國經濟戰略中退而求其次，最實際的，最符合中國國情，最有效果，最具控制力的經濟發展戰略。

中共經濟改革開放有其歷史背景，我們不能離開其背景談其失誤。但中共開放改革已經二十年，如果還不能看清世界各國的經濟發展真相，還不能實事求是地制定符合中國利益的經濟發展戰略。那麼，中國就會失去自再次振興的機會。目前中國政府不肯放棄社會主義公有制，不肯私有化，不肯採取適當的經濟手段挽救舉足輕重的中國東北重工業，那麼，中共就不僅僅是短視和無知，而是犯罪，將會成為未來歷史上的罪人，一個不可以饒恕的罪人。在經濟學中有個博弈理論，中國的問題不應該是不顧實際情況去爭取最高，最大，最先進；而是應該根據實際情況去掌握最有利，最適合的發展方式。產業低級並不意味着落後，什麼是最有效，什麼是最有可能，才是我們應該重點考慮的長期發展戰略。只有我們掌握住了一端，哪怕它很低級，但它同樣會在國際社會和經濟社會發揮最大的力量。我們不需要高喊什麼口號，也不需要追求不切實際的東西，我們必須要承認自己的落後，承認自己的低下。只有在這個現實的基礎之上，我們才能有所發展。

從歷史上看，中國是個輕視商業的國家。其實，在整體的世界經濟層面上看，中國的各種情況均不樂觀，唯一的優勢是勤勞的人民。中國如果想讓國家強大，民族發展，就必須要採取切合實際的做法，通過私有化，將沉澱的財富流通起來。打開國門，讓一部分人和財富走出中國，讓勤奮的中國百姓走向世界，“放虎出山”，用另類的方式實現台灣當局曾提出的“亞洲營運中心”的夢想。讓華人在世界各地生根，依靠自身的勤奮和努力建立眾多的小型商業，占據世界各地的最基礎消費市場。我們回頭看看日本和台灣的發展歷程就會發現，早年移民海外的貧困的日本移民和台灣移民對後來的日本及台灣產品走向世界建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勳。中國大陸的輕工產品走向世界同樣也與早年的海外移民關係重大。為了保證中國未來的發展，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海外商業網絡有着極為重要的地位。只有讓華人在海外建立小但穩定的商業網絡，中國產品才能保證未來的優勢和發展的契機，才能對抗西方大資本的連鎖商業競爭和壟斷。以我個人的觀點看，中國的未來經濟戰略不應該是大和洋，更不應該是高和全，應該採取的是最基本的，最基礎的“掏心”戰略。我們不能占據最高層，但我們可以利用我們的優勢占據最基礎的部分。當中國能夠面對這一現實，制定出真正符合中國國情的戰略時，我相信，中國才會有希望，才能有信心地說，我們會成為世界一流國家。

很多朋友來信對我說：“你寫文章對中國提出了很多問題，你為什麼不提出改變的方法呢？”客觀地講，這是個讓我很難回答的問題，我不是什麼聖人，既不是政治家，也不是經濟學家，在這個世界上我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我不僅無力改變中國，我連自己身邊的很多事情都無力改變。畢竟這個社會和世界不是我一個人能改變的。但我很幸運地發現，我身在美國，可以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意見，自己的看法，讓世人看到我的觀點，聽到我的吶喊。中國的問題不是幾個人能改變的，它的命運關繫到了我們每個人，我不知道中國的未來會是什麼樣，但我希望大家能告訴我中國的未來會是如何。

中國何處去？

註：本文為美國約翰基金會在美國某大學舉辦的中國經濟問題研討會上演講稿的修訂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