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的國際主義戰士愛潑斯坦：與中國命運共沉浮
2005年06月14日 19:46 時代人物周報

　　本報記者 李梓　二戰中因為報道“紅色中國”而聞名的最後一位傳奇記者伊斯雷爾·愛潑斯坦(lsrael Epstein)，在度過了他90歲生日後與世長辭。在6月3日舉行的遺體告別儀式上，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等親自前往送別。

　　與埃德加·斯諾等人相比，愛潑斯坦與中國的關係更加緊密，他不僅報道和幫助了中國，還選擇成為一名中國人，親身見證了中國半個多世紀的歷史變遷。

　　惟一的祖國是中國

　　1915年4月20日，愛潑斯坦出生于波蘭一個猶太裔家庭，並在出生不久就隨父母來到了中國。由於愛潑斯坦的雙親是猶太社會主義者，在沙皇統治下不得不到處流浪，從西歐一直到東亞。當時世界上並沒有一個獨立的“波蘭”國，因此愛潑斯坦在出生後沒有取得任何國家的國籍。1917年蘇維埃政權鞏固後，他的父親打算攜全家回蘇聯定居，他們從神戶到了哈爾濱，後來因為俄國內戰和政權鞏固後的清洗等原因，一直未能成行(他的父親雖然是革命者，但卻不完全贊同布爾什維克的主張)，他們最終選擇了中國天津作為居住地。

　　國籍問題一直是愛潑斯坦生活中遇到的麻煩之一，在1957年加入中國籍後，他喜歡拿這個話題來開玩笑。在二戰前，猶太裔在歐洲受到排擠和歧視，但是在天津，他們同其他外國人一樣，享受了很高的待遇。二戰中，他和中國人一道為取得勝利而努力。

　　1945年戰爭結束後，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到美國和父親團聚，並一度打算加入美國籍。但是，麥卡錫主義讓他的計劃落空了。愛潑斯坦在他的回憶錄中提到一件事：“在我們到達紐約的第一個星期，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來拜訪我們，艾格尼絲進門不到半個小時，門鈴響了，一名彪形大漢說，他要檢查冰箱，並把屋內每樣東西都仔細觀察了一遍。”

　　在愛潑斯坦的回憶中，隨着1947國民黨在中國的迅速潰敗，美國的報章充滿了對“丟失了中國”的討論，同時，他的生活周圍開始充滿了密探。在美國，那些報道了共產黨在中國所取得勝利的記者，無一不遭到聯邦調查局的監視。1950年，愛潑斯坦設法與中國派往聯合國的代表團聯繫，並與次年獲得了邀請，他在中國的老上級宋慶齡邀請他到中國籌辦《中國建設》雜誌。當年，愛潑斯坦來到中國，並決定永遠成為中國人。

　　天生的記者

　　愛潑斯坦在天津的洋人區長大，並從少年時就表現出記者的天賦。他的父親辦了一本英文雜誌《東方皮貨貿易》，愛潑斯坦上中學時，便為雜誌擔任英文校對，並於1930年中學畢業後成為《京津泰晤士報》的記者。這張專為天津和北平一帶的外國人服務的英文報紙每天出版16到20頁，而編輯部一共只有7個人，因此，愛潑斯坦的工作實際上什麼都做，甚至包括寫社論。在工作4年後，他丟掉了這份工作，原因是他的老闆偶爾看見他在口袋裡插了一份美國共產黨的讀物。

　　但愛潑斯坦並不缺少工作的機會，他來到北平，再又找了一份報社的工作。在北平，他擺脫了過去那種封閉的租界和洋人圈裡的生活，真正置身於這個國家的現實社會之中，並感受着古都帶給他的文化和歷史薰陶。此時他尚未意識到，“在以後的數十年間，中國實際上成為我寫作的惟一主題。”

　　在北平的經歷決定了愛潑斯坦後來所選擇的道路。他在《北平時事日報》裡的同事(包括《中國震撼世界》的作者傑克·貝爾登)在後麥卡錫時代一直靠開出租車和領救濟金度日，他們在中國時毫不猶豫地站在同情中國人民的立場，其他同事也大都如此。埃德加·斯諾也在這時成為了愛潑斯坦的朋友，斯諾當時在主辦《民主》雜誌，邀請愛潑斯坦為他撰稿，史沫特萊女士也是他們那個小圈子裡的人。其時是 1936年，在中國現代史上很重要的一年。第二年，愛潑斯坦親耳聽到了盧溝橋事變的炮聲，他的父母決定去美國定居，而他卻選擇了留下來。

　　訪問紅區

　　戰火點燃了整個中國，愛潑斯坦被美國合眾社雇用，成了一名戰地記者，併到了南京，在這裡他第一次見到了中國共產黨人。1938年9月19日，愛潑斯坦在廣州的遊行隊伍中見到了宋慶齡，在以後的歲月里，他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抗戰時期，愛潑斯坦為宋慶齡的“保衛中國同盟”工作，1950年代以後，他為宋慶齡創辦的雜誌《今日中國》一直工作到退休。1981年，宋慶齡委託“我最信賴的朋友” 愛潑斯坦為她作傳記。

　　在整個抗戰期間，國民黨的宣傳機構一直嚴格控制着外國記者的發稿傾向，並竭力阻止記者們報道紅區的情況，但越是這樣，記者就越容易同情中國共產黨。

　　1944年9月，在經過了一番抗議和鬥爭後，重慶的21名中外記者組成一個採訪團到了延安，愛潑斯坦在這裡採訪了毛澤東和朱德，並獲得了毛澤東贈送的一幅石版畫像，他一直把它保存在自己的家中。在寫給《紐約時報》的通訊里，他記錄了這次採訪：“我們這次旅行是六年來第一次有外國記者去訪問在敵人後方的中國‘第二戰場’。”他在通訊中除了描寫對中國當時各領導人和八路軍將領的訪問，還記錄了“地雷戰”和“麻雀戰”等戰術。愛潑斯坦還注意到解放區的許多新事物，比如“勞模”；此外，他還學會了扭秧歌。在那裡感受到的新鮮活潑的氣氛給愛潑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並在最後吸引他定居中國。

　　與中國命運共沉浮

　　在對這個國家生活和工作了超過70年後，愛潑斯坦留下了《人民之戰》、《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從鴉片戰爭到解放》、《西藏的轉變》、《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等大量著作。“他對中國的熱愛不只是由於對中國的認同而產生的‘一家人’的感情，而是同他的國際主義思想融為一體。”他的老朋友沈蘇儒說。

　　愛潑斯坦於1964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從此走上了一條完全是中國人才能理解的道路。

　　在文革開始時，他和援華專家寒春等人真誠地期待自己在這場革命運動中不要落後，“對外籍人員而要像階級兄弟那樣對待！”這個呼籲得到了毛澤東的批示，於是他們成立了一個紅衛兵類型的外國人(包括已入中國籍者)組織，取名為“毛澤東思想白求恩——延安造反團”。當然，幾個月後，他們全都被打倒，愛潑斯坦和夫人邱茉莉被以“國際間諜”的罪名在秦城監獄關押了5年。文革後，他和其他中國人一樣得到平反，恢復原職，並繼續致力於出版與寫作，在去世的前一年，他出版了自己的傳記《見證中國》。

　　愛潑斯坦於5月26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住院前他剛剛接受了中國最高領導人胡錦濤對他90高壽的祝賀，他的70歲生日和80歲生日時，也得到了鄧小平和江澤民的祝賀。在訃告裡，他被稱為“愛潑斯坦同志”。

　　愛潑斯坦遺作《歷史不應忘記》

　　2005年4月，愛潑斯坦生前的最後一部著作《歷史不應忘記》問世。作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目擊者、記錄者和傳播者，愛潑斯坦在書中再次揭露了日本軍國主義侵略中國的罪行，痛斥日本右翼勢力企圖美化侵略戰爭的謬論。

　　他在書的《後記》中寫道：“大多數歷史學家都承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導火索是由日寇點燃的。那是在1931年9月18日，日本派軍隊侵占中國的東北，即‘九一八事變’。這一天，在世界其他地方很少被提及，但卻深深地銘刻在中國人民的心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