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能塑造政治，我個人對這一問題的答案是肯定的，台海兩岸也是這樣想的。”美國外交政策研究協會(Foreign Policy Research Institute)高級研究員古孟德（Terry Cooke）說，“台灣方面認為，它在經濟上仍然領先於大陸，而自己則能通過和大陸的經貿聯繫，緩衝其在國際上的競爭壓力；大陸希望以自己巨大的經濟規模將台灣整個融到大陸的經濟中來。”

自連、宋“登陸”之後，台海兩岸的經貿往來越發紅火起來。台灣水果零關稅向大陸出口的熱潮還未退去，開放大陸同胞台灣旅遊又成為新的看點。即使放下這些新近的發展不談，目前兩岸經貿往來規模也十分可觀。截至2004年，兩岸貿易總額累計達4046億美元。同時，台商投資項目累計達64626項，合同台資額799億美元。於是，“以經促政”成為兩岸是否能突破政治分歧的新思維。

從政治學的角度出發，美國戴維森學院（Davidson College）台灣問題專家任雪麗（Shelley Rigger）針對古孟德的主張向《華盛頓觀察》周刊舉出了反例：“台灣的經濟發展深深嵌入大陸是一回事；但這對於能最終完成政治統一是另一回事。美國和加拿大的關係就是一例。儘管二者經濟上的聯繫如此之多，但是政治上還是相互獨立的。”

全球化誘發兩岸經貿互動

“兩岸的貿易中，全球化是讓二者相互依存的核心動能。”古孟德在美國企業研究會（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2005年6月15日的討論會上說，“兩岸有天然的經濟互補性。1980年代初期，台灣開始向大陸轉移輕工業的生產，加速了台灣向IT產業的轉形，並迎來了90年代台灣IT的黃金時期。雖然政治關係的不穩定使之後的兩岸經貿往來受到限制和影響，但是台面下的貿易在過去25年來從沒有停滯過。”

以IT業為例，古孟德分析說，台灣的IT製造商們並沒有權力自己決定產品元件的生產地點，而是要和他們在歐美的合作夥伴――IBM、戴爾等公司商量。而全球化的經濟邏輯則將這些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向中國大陸。從2001年開始，在IT產品愈吹愈烈的外包風下，世界資本開始向中國轉移，而台灣則成為其在大陸市場尋找合適切入點的貿易中間人。最近一兩年中，台海政治交惡，香港更多地擔起了兩岸貿易、金融往來的協助作用。

“將兩岸經貿往來放到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看，是非常重要的觀點。”任雪麗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現在，不僅僅是兩岸關係在變，而是整個世界都在變。當中國成為國際經濟中一個活躍的亮點時，全世界都想和中國人做生意。大陸並沒有將台灣商人‘硬拽’過來投資，而是台灣人在全球爭奪中國機遇的時候占據了文化、歷史和地緣天然的競爭優勢。因此，它能把握住這個機遇在競爭中取勝。”

然而，經濟上的雙贏並不代表二者在經貿優勢中平分秋色。古孟德說：“兩岸使用的經濟模式不同。大陸的經濟主要是依靠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力高，但收益少的產業。而台灣幾十年來一直在向低成本，高回報率的產業靠攏。因此，它不僅能在兩岸經貿往來的文化氛圍內處理得更得心應手，而且也能在商業氛圍中處於領先地位。”

古孟德的言外之意是，作為經濟上起步較晚的小弟弟，大陸在試圖模仿台灣50年代的經濟發展模式。如今，大陸在也開始在海外投資，花很多錢收購外國的大企業，為自己打名氣。然而古孟德覺得以大陸目前的經濟模式看，這樣的投資舉動還不夠成熟。

“經濟熱” 背後的各行其是

“政治和經濟是否能相互影響，關鍵點是看二者以何種方式相互滲透。”古孟德說，“傳統意義上，經濟互動無法從根本上改變政治決策者的主張，使他們放棄所謂的政治平衡。但是，經濟可以一點點滲透入政治關係之中，形成潛移默化的影響。”

古孟德認為，既然全球化是兩岸經貿往來的引擎，它也是兩岸未來“以經促政”的決定因素。在雙方的經濟往來中，兩岸地方官員最能切身體會到雙方貿易關係的深度，從而向上影響國家級政治家的決策。由下而上，隔海相望的兩大政治陣營其實都在感知這種經貿往來對台灣發展的重要性。

然而，在此問題上相對保守的任雪麗卻說：“到目前為止，台海關係的研究中還沒有哪種模式能說明：緊密的經濟往來能夠有效抑制政治爭端。人們並不知道經濟聯繫重塑政治想法的可能性。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個棘手的話題。”

“經濟互動並不一定會實現政治統一，但應該是讓台灣人對大陸形成正面印象的最好方法。”她在接受《華盛頓觀察》周刊的採訪中，對“以經促政”仍然採取積極的態度，“長遠而言，兩岸要達成統一，必須有共同的未來，共同的命運感。因此，多做兩岸互利的事總是有好處的。”

說起美加之間經濟聯繫緊密，而政治上始終相互獨立的例子，任雪麗一方面強調，她主要是為了說明經濟並沒有左右政治統一的能力，但另一方面也承認台海和美加之間存在歷史的差異。

“無論如何，台灣人現在還使用‘中華民國’這個說法，大陸和台灣在歷史上曾經統一過。而美國和加大拿自從脫離英國的殖民統治，各自獨立之後，再也沒有在一起。”她說。

任雪麗認為，“台灣人有這樣的心病，與大陸在經濟上走得過密，會讓台灣經濟最終失分；如果不與中國經濟走近，無論從哪方面講，都只能讓自己邊緣化。中國大陸的實力上升是不爭的事實，它每一天在每個地方都在不斷發展。隔海相望的台灣能做什麼？我覺得台灣越來越多的人覺得，和對岸零接觸，或是最小限度的接觸――也就是綠營推行的戰略――不是長遠之計。”

“民主”和“台獨”不可兼得？

“台灣並沒有一套明確的兩岸政策。”任雪麗指出，“如果說大陸在兩岸問題上只有一個聲音的話，台灣就有2300萬個聲音。這也許是民主制度一個弱點：發言的人太多了，主意太多，反而無法達成統一的政治戰略。尤其在長期而言，即使陳水扁和他周圍的人有一套戰略，但是他們也無法真正執行，因為反對意見總是此起彼伏。”

因此，共和黨眾議員吉姆·立遲（Jim Leach）才發出了這樣的感慨：“獨立和民主”，台灣只能要一樣，無法兼有。

任雪麗說，值得注意的是，泛綠陣營中，雖然為數很少的“極獨派”叫囂的聲音高，但民進黨的主流意見非常不同，他們只是想儘量拖延大陸的統一進程。“拖延（Stalling）”是其戰略的主要內容，同時尋找讓世界接受自己的機會。“拖”的目的在於，中國在變，世界在變，他們希望台灣最終會有機會實現“台獨”。因此，每當大陸號召和台灣進行接觸、談判時，他們總是選擇對岸能接受的最低限度進行接觸，為的是爭取時間，等待（他們希望的）世界局勢的變化。

“泛藍陣營也相信‘拖延’戰術，但是在和大陸的接觸中更加積極，能創造出好的政治成果。”她作了這樣的比較，“基於此，他們選擇了‘登陸’。連戰的訪問更多的意義是象徵性的，但是對於降低台海緊張局勢非常有用。宋楚瑜的訪問才更加有政治野心。他在大陸時講了太多‘友好’的話，以至於損害了他在台灣島內的威信。”

即使存在這樣的“民主悖論”，但是台灣的政體卻始終能為它贏得美國的支持。

“美國政府的一個政策是在全球推行民主化。”任雪麗對《華盛頓觀察》周刊說，“當一個民主制度被建立後，美國人希望能看到它的成功和繁榮。但是，美國也深深理解台海關係在微妙變化中。美國處理這一困境的方案是，堅持無論兩岸達成怎樣的協議都必須得到台灣民眾的支持。”

她認為，“美國人不反對統一。美國的想法是，任何結果都可以，只要台灣人民答應。美國反對動用武力強迫台灣人民接受他們不願意接受的東西。為了防止這一現象發生，美國向台灣出售武器。”

“因此，你可以說美國也在實行‘拖延’戰略，因為目前兩岸還無法在談判桌上達成共識。”任雪麗最後總結道，“但是如果將來有這樣一個協議――兩岸民眾都接受――我相信美國政府會如釋重負，為台灣海峽的戰爭危險降低而高興。”

李焰，《華盛頓觀察》周刊(http://www.WashingtonObserver.org)第22期，2005/06/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