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章立凡:甲申再祭 |
| 送交者: 章立凡 2005年06月23日14:37:39 於 [軍事天地]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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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立凡:甲申再祭 ● 章立凡
中國的老百姓習慣上認為天子聖明而官吏昏暗,李自成《登極詔》中評價崇禎皇帝說:“君非甚暗,孤立而煬灶恆多;臣盡行私,比黨而公忠絕少。”崇禎登基後憂心國事,宵衣旰食,落了個“辛辛苦苦十七年,一朝吊死煤山前”的結局,原因就在於體制不行,培養出來的儘是亡國之臣,他一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封建社會的政治體制,只好跟着當亡國之君。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封建社會是“家天下”,屬於“家族所有制”,“王臣”只是這個家族的奴僕,受命管理疆土人民,管得不好,“大家長”是有權撤換懲處的。但奴僕也有本事合夥欺騙皇上,盤根錯節,尾大不掉,崇禎就是吃了這幫家奴的大虧。 王朝末世,天下紛紛,農民起義成為鼎革的動力,但真正能坐定天下的,畢竟只有一家一姓。可惜“大順”大不順,李自成登極,並未汲取前朝之鑑,迅速腐敗。不久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李氏走上覆亡之路,中原成為大清天下。 綜觀中國封建社會的王朝興替,莫不與農民問題有關。顧炎武曾經說過:“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 (顧炎武:《日知錄》)一個王朝的滅亡,首先從道義上的滅亡開始,道義滅亡時首當其衝的受害者,肯定是處於弱勢地位的農民,而最終罹受覆舟滅頂之災的,則是統治者自身。 辛亥革命後皇冠落地,由封建走向共和,政治體制已變,何以國民黨最終還是丟失了大陸呢?我看最重要的原因有四: 一、一黨專政,黨國不分。國民黨是以黨治國,黨國不分,政黨與政權不分,是“權力集團所有制”。與封建社會的“家天下”不同,黨內的各級權力階層(不包括普通黨員)是集體的君主,對於“天下”人人有份,權力共同維護,利益大家分享。實質上是封建“會黨政治”,而非現代意義上的“政黨政治”,整飭吏治比一家一姓的君主制更加困難。一旦發生普遍的腐敗,黨的上層無力回天,蔣經國1948年在上海“打老虎”失敗,就是最著名的例子。 二、個人獨裁,拒絕民主。孫中山的“省長民選”主張,蔣介石根本沒有實施過。他長期以“訓政”名義,搞個人獨裁,拒絕民主憲政,鎮壓輿論監督,推行特務政治。“中華民國,主權在民”只是一句空話。民主不存,共和安在?如此政權,焉能不亡。
四、抗戰勝利,腐敗加速。蔣介石主張“攘外必先安內”,想消滅了共產黨再抵禦日本侵略。但外患太急,未及消滅中共就發生“西安事變”,被迫中止 “安內”方略。抗戰勝利,“攘外”結束,共產黨已發展壯大,消滅不掉了,使他終生引為恨事。而國民黨的大小官吏,在大後方“茹素”八年,一旦回到原先的“失地”,無不變本加厲,搜刮民脂民膏,搞得民不堪命,財政崩潰。故國民黨亡國,表面上敗於軍事,根本上亡於腐敗。 腐敗的根源,在於統治者習慣於將國家名器視為戰利品,因為在他們眼裡,天下是打出來的,而不是選出來的。 封建君主“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亦無不可。使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大公。……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原君篇》)不少國民黨官員,忘記了中山陵前“天下為公”的垂訓,以為本黨先烈流血犧牲換得政權,加上“老子抗戰八年整”的勳勞,就有資格予取予求,盡情攫取勝利後的紅利,也是一種擴大了的帝王思想。 自1944年3月郭沫若發表《甲申三百年祭》後,重慶《新華日報》、延安《解放日報》皆有連載,各解放區還印了單行本。毛澤東同年在延安的兩次講演中特別談及此文,說:“近日我們印了郭沫若論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們引為鑑戒,不要重犯勝利時驕傲的錯誤。” (毛澤東:《學習和時局》) 郭老那時與晚年不同,寫文章是講真話的;而毛澤東處於在野地位,也注意聽真話。彈指之間,又過去了六十年。對於一個用“三千萬人流血犧牲”換來的政權而言,“勝利時的驕傲”在1949年後的一段時期內是避免了。但閉關鎖國將近三十年之後,隨着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欲望閘門打開,腐敗於今為烈。能否徹底擺脫“周期律”,仍是一個意味深長的老問題。 歷史巨輪前,難為行路客。三百六十年中的匆匆過客們,尚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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