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前，中國國內一位學者曾經寫過一篇文章，其中認為為了避免捲入軍備競賽，中國不應該採取任何 措施來保衛自己的核威懾能力，在國際壓力下沒有國家會使用核武器，因此中國應該倚賴國際上對核力量的反對這一道義力量來保護自己。這一文章被網友們描繪為“中國自廢武功論”的代表，並對之進行了嚴肅的反駁。
自廢武功論的核心是：國際輿論的壓力將會防止超級大國使用核武器進行訛詐和威脅。但是，最近的形勢已經證明，核訛詐和核威脅已經成了國際鬥爭的工具，而且中國是威脅和訛詐的目標之一。國際輿論完全起不了遏製作用。所以，“自廢武功論”已經完全破產。中國的國家安全必須建立在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之上，建立在強大的反擊和“可靠的核威懾能力”之上。
期待中國建立強大的經濟和軍事實力，為世界和平作出應有的貢獻。
儘管遇到俄國，歐洲，中國和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的強烈反對，小布什總統看來還是要決心推動NMD。輿論界普遍認為，一旦NMD成定案，全球必然會再度捲入軍備競賽之中，全球也無法再控制核擴散。許多關心中國未來的人也在為中國捲入新一論軍備競賽而擔心。他們怕中國把大量經費花在軍備競賽上，從而背離發展經濟這一主要目標，他們怕中國重蹈前蘇聯的復轍，因捲入費用高昂的軍備競賽而導致經濟的落後和後繼無力而垮台。正是由於這種擔心，許多人也走向另一個極端：“自廢武功論”。這種論點主張中國絕不能進行任何軍備力量的提升，而是完全靠外交和道德呼求來保護自己。
上述這兩種看法體現了對軍備競賽的一種兩難思維。參與軍備競賽會導致經濟落後，不參與的話就唯有採取“不設防”政策。但是，這種兩難論思維是非常錯誤的。它是基於一種對軍備競賽的不全面，不正確的認識，而且對中國可能的對策使用了一種非常簡單化的思考。
最能反映上述兩難論的是近日由國內一位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時殷宏先生在海外發表的一篇題為“美國國家導彈防禦計劃與中國的可有和應有對策”的文章。時先生文章的核心思想是：“針鋒相對的對稱性戰略──大大增加中國遠程核導彈的數量和加速確立自己牢固的核報復能力──雖然看來必要和可行，但勢將促成或嚴重加劇中美兩國間在核武器和總的政治領域的“安全兩難”形勢，帶來中美間嚴重緊張、對立甚或衝突的一大中長期危險動因，從而大不利於中國的安全和強盛。另一種可以、也應選擇的基本對策，是在破除冷戰時期形成的核武器神話、明了核大國彼此間並非為報覆核攻擊而使用核武器（特別是戰略核武器）已極難想象的前提下，堅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諾，大致只保有對於外圍“核小國”或潛在核國家的有保障的潛在核威懾/核報復能力，除外交上的阻滯和嚴正聲討外，任憑美國去搞NMD。中國應當由此不讓自己在中美政治─軍事關係領域被拖入或陷入安全兩難惡性循環，防範關於對付最壞情況的考慮成為國家大戰略思維和政策制訂的核心或首要出發點。”
那麼，中國的國家安全靠什麼來報護自己呢？時先生認為，巨大的道德壓力將會保護中國。時先生說：由於“道德變遷(特別是對於大規模殺戮以及核武器在這方面的相關或相近含義的廣泛和巨大厭憎），核國家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或者核大國彼此間不是為報覆核攻擊而使用核武器（特別是戰略核武器），已成為極難想象的。換句話說，假如這兩種情況居然發生，甚至即使是出於抵抗或懲罰武裝侵略之類合法合理的目的，其結果差不多必定是“全球共討之”──道德、法律、政治、經濟甚或乃至軍事形式的“全球共討之”，討伐者中間包括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那個國家政府治下的大多數人民，哪怕這樣的國家是強大無比的美國。因此，主要緣於上面所說的道德變遷，無核國家受到核打擊的可能性實際上等於零，一個核大國受到另一個核大國率先核攻擊的可能性也近乎等於零，而上述叄條核武器神話失去了它們表面的真理性。考慮到同核安全兩難和核武器神話相聯的、核國家特有的那種核恐懼，還可以進一步認為核武器與國家安全（或國家安全感）成反比關係，正如用核武器威脅當作強制性外交手段早已被廣泛視為道德上令人厭憎的，從而可以說核武器與國家外交效能成反比關係。”
簡單地說，時先生認為由於中國對NMD採取對策，將會為美國國內的反華勢力提供新的“中國威脅論”的藉口，而且會拖垮中國的經濟，所以中國的唯一對策就只有放棄對核武的改進，放棄“第二次核反擊”戰略，而把中國安全的希望完全寄托在道德輿論對使用核武的遏制效應上。
從純學術性的角度來分析，時先生的觀點存在非常多的問題。他使用了許多錯誤的假設性前提，在推論中也存在錯誤，因此，他的結論就是完全錯誤的。因此，他的文章在著名的“世界軍事論壇”上出現後，遭到網友們的強烈批評。一位網友斥之為：“胡說八道。把自己的命運寄托在不可靠的推理上。”另一位網友諷刺說，“照文章這樣解釋， 乾脆PLA解散得了， 那樣更安全。”還有人貼出更為激烈的話，在此就不方便講了。
另一位網友，貼出題為：“時殷宏的引證的‘安全兩難’論在中美關係上不能成立---美蘇互有效核威懾是‘安全兩易’：中國新增彈頭數抵消NMD才能美中兩安”的文章。全文如下：
“美國軍事戰略評論家潮水2月2日報道，核大國之間相互有效核威懾，如美蘇之間強大的相互核打擊力，使兩造誰也不敢越"雷池"一步，形成了戰略均勢的“安全兩易”，並沒有出現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宏的所謂“安全兩難”，如果按時所言，中國停止新增核彈頭，使中國難以抵消NMD，那麽將打破中外之間原已脆弱的核武戰略平衡，中國的核武將失缺威懾效用，使強國更容易入侵中國如50-60年代各強國曾經多次企圖以核武對中國入侵，直至中國在80年代長程核武實際部署及具備第二次打擊力，各強國認識到入侵中國的代價巨大，才從此打消入侵中國的念頭。
因此，南京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時殷宏的所謂“中國應僅僅維持目前的小規模核武，放棄新增核彈頭數量以抵消NMD的政策，任憑美國發展NMD，依靠全世界的正義感，與道德的呼籲防止強國入侵中國”實際上是二戰前英國張伯倫的奇怪的綏靖論的翻版。
國際政治卻從來就是按實力說話的。南斯拉夫實力弱，就理應被宰割，前清武力軟弱(國力並不弱，光一個甲午戰敗賠款就是日本全國一年財政收入的六倍)，就理應遭列強瓜分，除中國一國以外那裡又有"全世界的正義感，與道德的呼籲"來挽救中國於危亡呢?中國不能因為發展國家安全的必要武力遭窺伺者恐慌就因噎廢食，劃地為牢，自廢武功，自毀長城。須知，中國自廢武功，必然導至1840，1894的一幕幕重演，亡國之後悔之晚矣，而中國自廢武功，將使世界各強國的政客更加敢於以其強凌中國之弱，不會來同中國講"正義感與道德和平"，毫無顧及地揮軍入侵中國台灣，而再無冒險犯難之憂!而一旦如此，戰爭就更難避免，不僅害了中國人民，而且遺害美國人民，所以，中國自廢武功並不符合美國的利益。美國也並不贊成中國自廢武功。
反過來看，如中國鄧小平先生所說，中國之所以能有20年的和平戰略環境，可以放心從事經濟建設，就是因為中國有了“兩彈一星”，今天，美國小布什政府派學者來中國對話，尋求NMD的妥協，允許中國發展超出美國NMD防禦能力的核彈頭數量，允許中國保有有效的對美核反擊能力，以換取中國不反對美國發展NMD，實現美中之間對稱戰略平衡，完全是因為中國的“兩彈一星”使中國成為了美國眼中的“不能迴避的全球戰略安全角色”。在這一戰略態勢之下，如果中國宣揚自廢武功，才會使美國難以理解，從而懷疑中國戰略目標與戰略武力仍不透明，才有“中國威脅論”之嫌疑。
美國前總統佛蘭克林*羅斯福曾經說:“說話要和氣，但是，手中要有大棒!”50多年來，美國各屆政府都遵循這一原則處理國際紛爭。時殷宏先生的所謂放下手中大棒，和和氣氣說話違背了美國的國際戰略原則，美國難以接受，美國朝野因時殷宏的這一番偏激的奇談怪論所引起對中國另有所圖的猜疑，進而炒作出新的“中國威脅論”就不奇怪了。(潮水) ”
潮水先生的評論可以被歸納為“實力是外交的基礎，反擊才是最好的防守”的道理。這是正確的。但是還有一些重要的方面沒有指出來，比如：
第一， 時先生認為中國絕對不能投入軍備競賽，是因為那會沉重打擊中國的經濟。時先生的依據相信也是世人的一個常識：那就是前蘇聯因軍備競賽而垮台的教訓。
但是，這種觀念並不正確，因為其既沒有了解前蘇聯垮台的真正原因，也沒有考慮目前的中國同前蘇聯在本質上的區別。簡單地說，前蘇聯垮台是因為其實行的公有制下的計劃經濟是一種純消耗性的軍備體制，會遏制經濟成長，所以後繼無力。但是，中國目前已經轉向市場經濟，政府對經濟只起拉動作用，而不是唯一和完全的動力。在這種體制下，軍備並不會絕對地排斥經濟，而是互補的。所以，所謂軍備會拖垮經濟的看法是不絕對正確的。
第二，時先生認為，中國不可能進入有限的軍備競賽，而是會無止境的，會越來越升級，需要的資源就越來越多，負擔越來越沉重，所以，最後會拖垮中國。但是，這種對新競賽的理解並不準確。因為，在新形勢下，有限的競賽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拖垮的不會是中國。
要知道，NMD要達到的目的是“絕對安全”，因此如果有一枚彈頭穿過防禦系統的可能性，那麼NMD就是失敗的。所以，NMD的設計必須是四枚攔擊導彈對付一枚來襲的導彈。防禦方等於要多付出三倍的資源。因此，中國的軍備只要始終維持超過攔擊導彈的四分之一以上的數量就達到打破絕對安全，維持自己的威懾能力的戰略目標。這樣的競賽越升級，對防禦方的負擔就越重。這就是為什麼俄國將軍敢於誇口說，NMD必然會失敗的原因。
第三，時先生不願意看到中國增強保護自己的軍備，是怕讓美國的反華份子再抓到把柄，成為新的“中國威脅論”的口實。這種想法恐怕也是一廂情願，自己嚇自己。美國的反華勢力聲音大，但是其實人數並不多。他們為各種偏見所蒙蔽，是難以理喻的。即使中國把軍隊全部解散，他們還是會宣揚中國威脅論。中國怎麼能夠跟着這些人的指揮棒去轉？國際關係史證明的最重要原則就是實力才是外交的基礎。中國沒有實力，連海外華人都會受欺負。
第四，道德正義能夠保護得了中國嗎？正如上面網友的話，如果道德正義能夠保護得了中國的話，那中國的軍隊就應該解散了。這方面的理論是世人普遍都很熟悉的，就不多說了。只舉一個小例子。權威研究證明，美國的民眾絕大多數(超過67%)強烈反對美國“協防”台灣，但是美國的國會還不是照樣通過並堅持“與台灣關係法”嗎？所以，不能把安全政策置於無根據的恐懼之下，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無道理的幻想之上。
總的來說，所謂的“安全兩難”問題其實只是反映出提出問題的人思維的局限性。為什麼只有兩種局面呢？為什麼沒有第三種，第四種甚至於幾十種可能性呢？中國古代有智慧的人考慮對策時往往會有上、中、下三策，其中又可分為上上策，下下策，中上策等等選擇。在中國的軍備問題上也應該有無數種的策略。簡單化思維是不可行的。中國的國策是防禦性的，發展出能夠符合中國國防需要的軍備力量應該是能夠做到的，而且會得到全世界人民包括美國人民的理解和支持。美國不會侵略中國，因此也就不會擔心中國的防禦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