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朱融基總理走馬上任，微笑着走向我們。
　　4年過去，又到“兩會”，人們看到的他還是那張剛直不阿、嫉惡如仇的臉孔，還是那份一往無前的果敢與自信。

　　總理的第一句話是：“請大家提問題，分秒必爭。”令人感慨萬分！

　　再回首：已是彈指十年！

　　時間，對於1928年出生、花甲之年才步入中國政治舞台中心的朱鎔基來說，實在是太緊張了，他的腳步也就總是顯得那樣急促萬分。

　　1991年，年屆63歲的朱鎔基從上海啟程北京，就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務院生產辦公室主任、黨組書記。當時的中國經濟，正處於“疲軟”的局面：生產衰退、人心不穩，企業間相互拖欠劇增，到處是治理整頓後的未完工程……

　　朱到京後的第一板斧便是治理三角債。由於他雷厲風行的風格，這項最難纏、無人敢攬的活居然速戰見效，得到小平以及舉國上下的一片叫好。“懂經濟”從此成了朱鎔基的金字招牌。

　　接下來是對付經濟過熱引起的通貨膨脹問題。1992年後，中國出現了房地產熱、開發區熱、港口機場建設熱、集資熱，供需脫節令物價飛漲。1993年全國物價上漲13%，1994年上漲至21.7%，為改革開放後的最高記錄，1995年仍高達13%。

　　朱鎔基採取了逐漸剎車的所謂“軟着陸”辦法。最厲害的是三招。一是1995年7月12日，中國人民銀行召開全國銀行會議，頒布16條，從緊縮信貸開始堵住貨票進入市場的渠道。二是果斷開倉放糧。1993、1994兩年中央政府放出400億斤國家儲備糧。由於糧價上漲導致副食品漲價，副食品漲價一項大約影響當時物價的2/3，此舉可以說是砸到了通貨膨脹毒蛇的七寸上。與此同時，中央政府還在1993～1995期間，3次提高糧價，鼓勵農民種糧食。到1995年糧食大豐收，市場上糧食開始供大於求，治理通貨膨脹最艱難的階段總算過去了。三是砍項目，防止重複建設、調整產業結構。當時砍項目，砍得鬼哭狼嚎。

　　這三招犀利無比，招招見血。其結果，中國的物價一路回落。到1996年回落至6%，1997年10月份居然出現了中國經濟史上鮮見、改革開放以來從未有過的物價負增長。

　　但是，中國經濟深層次的矛盾日益暴露出來，再加上亞洲金融危機以及特大洪災，宏觀軟着陸所企望的“高增長低通脹”的大好局面在1996年一現後便告消失，新的更加嚴峻的考驗擺在了朱鎔基的面前。主要的問題，便是前些年盲目擴張、重複建設所導致的生產能力大量增長，以致出現了普遍的生產過剩、企業開工不足、產品找不到出路以及失業和下崗工人增多等過去中國人以為只有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才出現的現象。僅1997年一年，中國新出現的下崗工人就有1000萬之多。

　　1998年，朱鎔基正式走馬上任，擔任共和國總理，舉國上下無不寄予莫大希望。滿懷憂患的朱鎔基提出了本屆政府將完成“一個確保、三個到位、五項改革”的任期目標，並表明為此不惜闖地雷陣、赴萬丈深淵的決心，舉世震動。

　　但偏偏開局不利，形勢嚴峻。亞洲金融危機的負面影響滯後到這時來發作。春夏之交，朱鎔基視察山西、內蒙的時候，宣布中國出現通貨緊縮。後來的正式說法則是中國出現了“通貨緊縮的趨勢”。從此，通貨緊縮這個名詞讓人們越來越耳熟能詳。而中國的老百姓逐漸明白，通貨緊縮已取代通貨膨脹成了中國經濟更兇險的最大敵人。這個敵人也是中國政府從未打過交道的勁敵。

　　朱鎔基的應對之策是改適度從緊的宏觀政策取向為“積極的財政政策”與“穩健的貨幣政策”的新組合。政策意圖很明顯，一是要保銀行，二是要穩定經濟。相比於羅斯福新政，中國擴張性的宏觀政策顯得更加決心堅定、措施有力，實施起來毫不動搖。

　　宏觀“軟着陸”至1996、1997年，生產已恢復，老百姓將越來越多的錢存在銀行，居民儲蓄存款每年增加兩三千億。但銀行拿到這筆錢，貸不出去，因為前幾年項目搞得太多。無論是加工工業還是原材料工業，都是過剩的局面。沒有人願去投資，也就沒有人願貸款。錢貸不出去，存款仍要付息，所以銀行虧本不迭。銀行虧本，其實就是財政虧本，也就是國家虧本。

　　在這種情況下，貨幣政策的手段便是銀行連下降息令牌，一年期實際利率由原來近10%下降至2%左右，讓銀行大舒了一口氣。財政政策的手段則是國家用淨高於存款利率的利率，向銀行發行國債，把資金拿過來，直接用於發展基礎設施建設。基礎設施通常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瓶頸，而且基礎設施具有投資大、跨地區作業、回收周期長的特性，國家來做較合適。

　　1998年～2001年，政府一共發行5100億國債，帶動銀行資金和其它資金配套1.5萬億，完成了2萬億的工程。這2萬億的工程包括10萬公里的公路(其中1.3萬公里是高速公路)，5000公里的幹線鐵路，如果包括電氣化、雙軌，改造在1萬公里以上。建設了9.5億千瓦的電站，全部改造了農村的電網。中國的移動電話和固定電話增加了3.2億門。“這都是實實在在地擺在那個地方的”優質資產，將來會發揮長期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

　　5100億元的國債加上銀行配套的貸款，拉動了整個工業生產，並有利於吸引外資，從而保持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其結果，中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下滑的同時保持了一枝獨秀的增長勢頭。財政收入每年大幅度增加，從1996年開始的“九五”計劃期間，平均每年增加財政收入1500億，2001年更是增加近2000億。由於財力改善，政府得以大力改善職工生活，短短三四年，職工的工資差不多增加了一倍。與此同時，教育、科技以及軍費投入大量增加，一個比較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得以初步構築。

　　與此同時，居民的收入和金融資產不斷增加。其中，全國居民儲蓄大約每年增加七八千億人民幣。到2002年2月，全社會居民儲蓄額達到7.8萬億的水平。

　　在此期間，朱鎔基領導的政府還做了兩件大事：一是穩定農業；二是國有企業脫困。

　　1995年後，糧食生產形勢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開始變得供過於求。為了保護農民種糧的積極性，政府決定用保護價收購，專門設立一家農業發展銀行給糧食貸款，同時修建可容納700億斤糧食的現代化糧庫以儲存糧食。可是，糧食儲備持續增長，達到了5000多億斤，加上農民手裡的存糧，可以夠中國人一年的產量了。在過去缺糧的時候，地都種到了山上。現在糧食過剩，政府便提出退耕還林、退耕還草、退耕還湖，糧食由政府無償供應。

　　對於國有企業，朱鎔基很清楚，國有企業最大的問題是3個人的飯5個人吃，要進行改革，必須把人精簡下來。但如果沒有一個社會保障體系把他養起來，國企改革就沒法進行。“人往哪裡走、錢從哪裡來”，這就是中國國有企業改革特有的難題，也是中國社會特有的社會問題。

　　1995、1996年，政府開始構築社會保障體系，主要是保障最低收入者的生計問題。一是養老金保證按時、足額發放。二是失業保障保證下崗職工的基本生活費(每個人規定每月150元，高的200元)。三是增加離退休人員的工資。尤其是1999、2000這兩年大幅增加工資。到2001年末，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覆蓋人數，已擴大到1120多萬人。僅中央財政當年就增加支出621億元。

　　與此同時，朱鎔基大抓了國企三年脫困的工作。這項工作頭幾乎被認為是一項不可能完成的工作。但到了2000年，大部分的大中型國有企業實現了扭虧為盈，國有企業的賬面利潤有了很大的改觀，1998～2000三年期間實現淨利潤3915億元，其中2000年國企利潤達2392億元，比上年猛增140%！為實現國企扭虧，國家使出了債轉股的“撒手鐧”。至2000年1月24日，國家經貿委共審查推薦了“債轉股”企業601戶，擬轉股總額4596億元，其中78戶企業已與金融資產管理公司、銀行簽訂了“債轉股”協議、框架協議或意向書，轉股額金額1122億元。預計中國四大資產管理公司累計將接受大約1.4萬億的不良資產。

　　朱做的大事還有許多。最值得一提的是加入WTO，它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里程碑，標誌着中國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另外是防範金融風險(如處理廣信事件、降低銀行不良資產率、加強監管等)、讓軍隊、武警和公安撤出商海、整頓市場秩序等等。朱鎔基還從政治上推動政府機構改革，一舉撤銷9個工業部門，大幅裁減分流政府冗員，實現了機構裁撤2成以上、人員裁減近半的目標，任期內機構改革沒有出現過回潮。此外，朱鎔基承諾的各項改革如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融資體制改革、住房體制改革、醫療體制改革以及財稅體制改革，也都有不同程度的進展。

　　這一屆政府已為時不多，在海外媒體看來，朱鎔基的內閣已經正式成為看守內閣，但新的問題依然不少。朱鎔基在報告中指出：“當前經濟和社會生活中還存在不少亟待解決的問題。主要是：農民收入增長緩慢，一些糧食主產區和嚴重受災地方農民收入減少，有些地方拖欠工資嚴重，部分企業生產和職工生活仍有困難，就業壓力加大。產業結構不合理和經濟體制深層次問題尚未解決，生態環境問題依然相當突出，地方保護主義屢禁不止，市場經濟秩序有待繼續整頓。一些地方、部門和領導幹部中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盛行，弄虛作假、鋪張浪費嚴重，一些腐敗現象還比較突出。有些單位違規挪用財政資金和專項資金。有法不依、執法不嚴的問題比較普遍。重大安全事故時有發生。有些地方社會治安狀況不好。”

　　為此，他提出，政府將從擴大和培育內需，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加快農業和農村經濟發展，努力增加農民收入；積極推進經濟結構調整和經濟體制改革，進一步轉變政府職能，加強政風建設等多個方面開展工作。

　　聲聲慢：試看眾家評說

　　1998年，一位商人在談起前一天他看到的朱鎔基就任總理的“兩會”開幕式時，情不自禁地抹眼睛。雖然這位商人在他的朋友眼裡幾乎等同於奸商，但那時正是中國經濟最艱難的時刻，就連奸商也脆弱，也有良知和真誠的企盼啊！商人企盼的依據是1993年朱鎔基的猛踩剎車。雖然那次他是十足的倒霉蛋，但他一點不怨恨。他說，朱鎔基上台了，經濟有救了。

　　朱鎔基是否滿足了民眾的期望？

　　2000年，朱鎔基在回答有關“希望中國人民在您離任之後最記得您的是哪個方面？”的問題時，答道：“我只希望卸任以後全國人民如果能說一句‘他是一個清官，不是貪官’，我就很滿意了，如果他們再慷慨一點說‘朱鎔基還是辦了點實事’，哎呀，我就謝天謝地了！”

　　朱鎔基的清廉，像清泉上的石頭，清清楚楚，一目了然。

　　朱還很有魅力。他敢作敢為，一竿子插到底的作風讓人想起湖湘文化中“雖九死而不悔”的剛烈精神。他輕鬆活潑，親切自然、詼諧幽默的談吐卻又令人發出會心的微笑。他的話“不管前面是地雷陣還是萬丈深淵，我都將一往無前，義無反顧，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總讓人感覺到濃重的悲壯意味。

　　但是，命中注定朱在中國將是個有爭議的人物。在一般上點歲數的老百姓，抱定青天老爺救世傳統思維定勢的國人心中，朱的威信很高，但在思想新銳的部分知識者心目中，卻別有一番說頭。他們認為，雖然經濟每年增長，但是貧富懸殊情況惡化，保七保八又有什麼意義？三年國企脫困了，工人下崗的情況並無改善，農村情況基本上也是原地踏步，農民的日子依然還苦。

　　社會批評是知識分子的天職，但我們同時應該看到，批評容易建設難。社會批評本質上是無須負責任的。因此，批評更應謹慎：它應該是理性的，而非情緒的；是建立在獨立認知上的，而非人云亦云的。

　　對於現實的評價，自命清高的“糟得很”的評論家們似乎從未察覺：如果我們是處在一個糟糕領導人治理下的糟糕國家，國家豈不早就垮了？何至於能維持到今天的局面？

　　說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有人會懷疑統計數據中摻了水，但中國宏觀經濟在惡劣環境下，不但沒有衰退、崩潰(按照某些“批評者”的描述，中國經濟應該崩盤不止一次兩次了)，多少還有進步則是肯定的。謂予不信，有稅收增長為證，有外貿增長為證，有外資增長為證，這些都不是中國統計部門能夠摻得了水的。事實上，對於中國外貿的增長，美國海關統計得更高。

　　這還只是事物的一個方面；事物的另一面是：中國今天所面臨的許多難題、隱患，是許多國家所不曾有的，駕馭中國這架馬車難而又難。

　　不妨拿格林斯潘作個比較。格氏被讚譽為前無古人的宏觀調控人物，但他到底做了什麼呢?不過是在市場經濟已經成熟規範，經濟已進入自我良性循環的美國，對宏觀經濟作些微調，以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相比之下，朱卻是在矛盾重重的中國，在引導社會艱難轉型的同時，保證經濟的持續增長。兩者的難度顯然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工作力度也不同。舉例來說，美國的貨幣政策立竿見影，中國貨幣政策的傳導渠道受制於體制約束總像是在隔山打牛。兩者的成績也不一樣：朱在確保經濟增長，使中國至今避免了世界性的經濟衰退的同時，還推動了深層改革；格氏調控下的美國經濟，卻在9·11之前就陷於下滑，9·11後甚至一度負增長。因此，格氏唯一能更使人讚嘆的或許是：他是一個不錯的學生，他的一切作為，更符合於主流經濟學的規範。而中國的成績則說明：中國底子很差，困難重重，但它恰恰碰上了好的舵手。

　　要評價朱鎔基，就必須理解中國的現狀。這種評估不應該是靜態的，而必須是動態的。否則，就容易一葉障目或求全責備。

　　動態地看，中國的核心問題是改革，亦即完成向現代社會的轉型。這大致包括：經濟市場化(含產權制度的變革)、政治法治化(包括社會博弈的民主化進程)和社會多元化(含對外對內開放)。改革，正是今日中國走出困境的根本所在。但顯然很少有人認識到的就是，改革，同時也是今日中國的危機之根本所在。好改的、皆大歡喜的、不觸及根本利益的改革已經完成了，今天的改革都是最煩難的硬骨頭。我們所感受到的陣痛，大都隨改革而來，雖然其根源歸根結底並不在改革。

　　於是中國只能“忍痛”改革，力爭迎頭趕上。改革並不總是甜蜜、大快人心的，它越來越多的是痛苦。習慣於內河航行的船隻，現在已經飄流到了海上，風浪的顛簸勢在必然。的確，工人下崗在增加，但要是不下崗，國企改革如何向前實施？的確，農民增收困難，但要是固守田園即可坐收小康，誰還會移向城市，哪裡會有中國的城市化浪潮？

　　中國這艘古老的大船眼下根本不可能避免顛簸和痛苦，既要持續往前，又要不時修理船隻，何其難哉！恩格斯說：“歷史的必然要求和這個要求的實際上不可能實現造成了悲劇。”朱從一開始就承載着太多的民意和期望，然而所有的問題只能在發展中漸進解決。

　　這樣來看中國，圖像就比較清晰：一方面，在風高浪惡的國際險境下，不但維持了漏洞不少的大船的穩定，經濟上不但沒倒退，還能逆流而上，確屬不易。另一方面，轉型尚未完成，問題仍未解決，風浪依然險惡，就像孫中山先生所說的那樣：“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

　　這就是中國的處境。各國的現代化和市場經濟體制都是歷經漫長的年月，自然演化形成的；中國卻要在短期內人工速成，轉型和發展的痛苦必然數倍之。販賣西方現成的套餐和說辭在中國遠遠不夠，中國需要的是真正的不世之才。

　　中國今天的問題仍然多多。但客觀評價，必須分清哪些是歷史遺留的，哪些是制度造成的，哪些是轉型不可避免的，哪些是人為的。以這樣的客觀分析，我們就會同意，朱在記者會上講的是大實話：第一，貧富兩極分化，在一定歷史時期是不可避免的；第二，農民收入問題，短期內不容易根本解決。

　　按照世界各國普遍的收入差距倒U形曲線的軌跡，貧富差距的縮小只有在市場化轉型徹底完成，產業結構走向成熟時，才有可能發生扭轉。眼前，政府所能做的最多是緩解這一過程的震盪，建立起社會保障體系，更多地幫助弱勢群體提高收入而已。

　　三農問題，研究的人很多，講破了，就是中國的人太多了，都塞在農村，就造成所謂的三農問題。這樣的難題，天王老子也無法一下解決。只能是寄望於工業化、城市化的長遠進程和持之以恆的人口政策。政府目前所能做的最立竿見影的辦法只能是輕徭薄賦，但此法治標而不能治本，作用有限，除非讓那9億人自然地被工業化和城市化所吸收。這就要求政府必須給農民保留自我提升的機會。但以中國的國情而言，城鄉壁障不容易一下子廢除。當然，戶籍制度改革勢在必行，而中國政府的承諾，不讓任何一個學生因貧困而不能上大學，如果真正做到，也確實意義重大。

　　關於積極的財政政策爭論也很大。所謂積極財政政策，要看到一點，它是非常之舉，事出無奈，是在原國有經濟疲軟乏力，民營經濟受體制和自身力量的局限下，政府果斷出手，利用和調動閒置資源，為國民經濟新建一個頗具現代水平的發展基礎平台，一方面可以拉動當前經濟，使中國經濟度過衰退難關；另一方面，從長遠看，無論是民營經濟還是國有經濟以及外資，今後的發展都可以依託這一新的平台，實現飛躍。

　　當然，財政政策必然伴隨政府更多地主導經濟行為，從而違反市場經濟原理，並且產生了浪費和腐敗，這是令人遺憾的。但是，誰能有更好的現實可行的辦法嗎？必須記住，改革是在極其艱難複雜的背景下運作的：既有船體本身的破損殘缺，又有周遭水域的急流險灘，不可能面面俱到，十全十美。軍事上有先退後進、迂迴穿插的曲線戰略，我們的許多理論家在面對比軍事複雜百倍的社會問題時，為什麼卻純情如16歲少男少女，呆板固執卻有若東郭先生呢！

　　我們還可以想一想，對於過去幾年的改革與發展，是否還有什麼比朱所走的更好的路子呢？20年前，或許有人會推薦“休克療法”。但是今天，誰都會同意那是一劑中國人所無法消受的苦藥。

　　朝天闕：中國之命運！

　　朱鎔基說，我一天到晚頭都痛。

　　任何思考中國命運，富於民族責任感的人都會頭痛。

　　那是為中國命運的頭痛。

　　世界銀行去年12月發表的研究報告稱，今後10年，中國每年至少需要創造八九百萬個就業機會。而專家們估計，中國農村剩餘勞動力高達一億人。未來幾年，光為中國人造飯碗這一項，就足以讓任何最聰明的領導人頭痛不已。

　　中國的問題的確是太複雜了：金融、財政、政府信任、收入分配、產業、道德，人口、就業、環境狀況，等等。紓緩危機，讓中國這艘船順利入港，需要從一點一滴做起，需要從一年一年的政府工作做起。

　　但工作顯然並不好做，平平常常的工作中面臨着許許多多的挑戰，試以總理《政府工作報告》中的前5條為例作簡要分析：

　　(1)培育內需

　　積極方面：一是強調了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表明社會保障體系建設加快。二是強調了消除消費體制方面的障礙，假日經濟、電信、汽車、住房業將進一步發展。挑戰在於，一是投資體制方面的障礙。沒有投融資體制的改革，只要民間投資不啟動，內需就不可能持續增長。二是，需要認真對這些年來積極財政政策和穩健貨幣政策進行有關利弊的檢討，尤其對WTO帶來的挑戰，不能被動地迎戰—求穩健，而需要更有力的應戰。

　　(2)增加農民收入

　　積極方面：要求減輕農民負擔，並將其作為一個檢驗標準，可促進地方政府以及各方面的工作。挑戰在於，一是需要拿出缺乏切實可行的措施，而這在目前將是非常困難的；二是需要啟動戶籍制度改革，否則工業化和城市化不能自然進行，農民增收問題最終難以解決。這一點同樣障礙重重。

　　(3)經濟結構調整

　　積極方面：一是對高新技術產業強調較多；二是強調重點對上市公司現代企業制度進行檢查和試點。挑戰在於，一是對最為重要的經濟體制改革，要有堅實有力的配套工作。國有股減持之類的敏感話題，也許本屆政府可以淡化，但最終肯定還要進行下去。二是，反壟斷需要政府配套改革深入進行，而政府改革比一般的經濟改革還難。

　　(4)對外開放

　　積極方面：一是強調國際化，規範法制化；二是強調全面開放，比如鼓勵外資對國有企業重組；三是強調外經貿領域的對內開放。挑戰在於：投資領域的對內開放，特別是對民營開放已成為對外開放效應能否完全發揮的關鍵。如果只對外開放，而不對民營開放，充其量中國的開放只完成了一半，並將帶來制度上的斷裂和路徑上的迷失。

　　(5)規範市場

　　積極方面：一是規範市場範圍擴大；二是強調了反壟斷；三是重視媒體的監督作用。挑戰在於，需要轉變大政府的觀念，與此同時，法制化建設應得到更多的重視。而這一切要遠比搞運動式的規範市場做法要難得多。

　　中國的昌盛不可能靠一年達到。但是，中國的命運，可能決定於任何一年、任何一件事。我們企盼着，一個正在成為世界製造業中心的中國，一個市場經濟逐漸成熟的中國，一個抗衝擊力日益增強的中國，一個走向民主與法制的中國，將是一個百折不撓的中國，一個充滿希望的中國，一個蒸蒸日上的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