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料圖：運20

　　航空工業一飛院崔斌峰

　　題記：

　　大型運輸機運20代號“鯤鵬”。

　　鯤鵬狀其勢，勢若垂天之雲；

　　鯤鵬喻其志，志在九天之巔；

　　鯤鵬言其美，大國重器之美；

　　鯤鵬顯其威，藍天王者之威。

　　鯤鵬起兮雲飛揚。

　　引子：閻良醉了

　　2013年1月26日，農曆臘月十五。

　　西安市閻良區，晴，最高氣溫13攝氏度，最低氣溫-2攝氏度，西風2~3級。

　　今天，大運飛機首飛。

　　天還沒亮，西飛試飛站的同志們就起來了。早餐很簡單，每人一個饅頭一碗粥一個雞蛋，還有一小盤鹹菜。吃罷早餐，他們匆匆趕往大運的停機坪。

　　唐長紅天一大早就在院子裡踱步，一遍遍梳理着首飛前的各種事項，不斷問自己：還有什麼地方沒有做到位？

　　高玉偉照顧完孩子，對着梳妝鏡打扮起來，她換上了一件紅色毛衣，仔細盤好頭髮，抹上口紅，又拿起好久未用的眉筆。一旁的老公揶揄道：“別打扮了，沒用，穿上工裝就是個中性人。”高玉偉嫣然一笑：“今天是大喜的日子，結婚時沒怎麼打扮，還不興人家補上一回啊！”

    李素蘭師傅也起得很早，在老公的遺像前燒了三炷香，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流，喃喃道：“今天首飛，我代你去看看……”

　　整個上午試飛站的同志都在忙碌，通電，開車，檢查機上設備，擦拭飛機。

　　中午，一飛院、西飛、試飛院以及其他單位足有幾千人來到機場，在跑道一側坐定。他們都穿着中航工業深藍色的工裝，遠遠望去黑壓壓的，像一片茂密的松林。有的很興奮，臉上盛開着燦爛的笑容。有的很沉靜，靜靜地等待那個時刻的到來。不同專業、不同崗位上的年輕人難得聚到一起，眉飛色舞地談論着什麼。

　　空軍試飛團首席試飛組在團長鄧友明大校率領下，列隊走向停機坪。

　　空中飛來兩架專機落在了跑道上，那是從北京專程來觀摩首飛的首長。

　　13點55分，現場氣氛一片嚴肅。

　　研製現場總指揮、西飛總經理唐軍邁着軍人步伐走到時任航空工業集團公司副總經理耿汝光面前，報告：“耿汝光同志，申請放飛，請您指示。”

　　耿汝光發出指令：“同意大型運輸機，按批次試驗大綱首飛！”

　　13點56分，伴飛的一架殲11飛機起飛。同時，大運開車，巨大的轟鳴聲震耳欲聾。

　　14點00分，大運滑向起飛線，稍停片刻，開大車，起步，加速，抬前輪，主起落架離地，漂亮！完美起飛。

　　隨即，飛機做了一個低空盤旋，向首長和大運人致敬。

　　現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歡呼聲。

　　飛機遠去，消失在人們的視線里。指揮席上，老總們全神貫注盯着監控屏幕，直到擴音器里傳來鄧友明大校的聲音：“飛行狀況良好，一切正常！”他們的心才稍稍放下。

　　14點48分，大運又回到機場上空，這次它來了個低空通場，邊通場邊搖晃機翼——這是空軍禮節。

　　人群中再一次爆發出熱烈的歡呼聲。人群開始向跑道移動，10米、20米、30米……突破了限制線來到跑道邊。

　　15點00分，大運穩穩地降落到跑道上，減速，停穩。

　　現場氣氛達到了高潮。

　　鞭炮齊鳴，擁抱、握手、歡呼、獻花、擊掌、欣喜若狂、喜極而泣。

　　嬌小的高玉偉雀躍着奔向大運停機位，老公看着妻子的背影，傻傻地笑着。

　　李素蘭獨自坐在那裡，兩行清淚默默地湧出了眼眶。

　　唐長紅面對記者的採訪，竟一時說不出話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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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註定是一個狂歡之夜。一飛院、西飛，閻良小城所有的航空單位都在開慶祝宴。大街小巷裡的大飯店、小酒館無不張燈結彩，“為慶祝大運首飛，本店八折”“本店六折”“本店五折”……閻良人醉了！

　　唐長紅倒是沒喝高，晚上回家躺在床上卻怎麼也無法入眠，兩千個日日夜夜像“過電影”浮現在他眼前……

　　第一章：出征

　　研製大運是國家意志，再苦再難，我們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成功！

　　——大運項目行政總指揮耿汝光

　　雨夜赴京

　　2007年夏天，唐長紅正帶領試飛團隊在新疆，進行一次重點科目的試飛。

　　7月末的一天上午，他接到來自北京的電話，要求他和幾位院領導即刻趕赴北京，參加翌日召開的大型運輸機研製動員部署會。

　　唐長紅他們馬不停蹄地趕到烏魯木齊地窩堡機場，坐上了飛往北京的航班。

　　還好，正點起飛。

　　飛機在平流層之上平穩地飛行着，一座座小山般的雲朵從舷窗外閃過，唐長紅的心情愈發不平靜起來，一股出征的豪情油然而生。他想起中學時學過的兩句詩：“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

　　唐長紅看了一下手錶，按照時刻表應該飛抵北京上空了，可為什麼沒有下降高度？

　　“各位旅客，北京地區有強降雨，首都機場無法降落，周邊機場也無法降落，本次航班將備降在瀋陽桃仙機場。給您帶來的不便……”

　　好吧，瀋陽就瀋陽，落了地整輛車連夜赴京，只要別誤開會就行。

　　飛機抵達瀋陽已是傍晚時分。唐長紅他們草草扒拉了幾口飯，坐上汽車向北京進發。

　　車子一出瀋陽狂風暴雨就迎面而至。道道閃電在漆黑的夜空中划過，聲聲炸雷震耳欲聾，狂風咆哮着捲起一股股雨水砸向車頂、車門，車燈照出去是一片白慘慘的反光，刮雨器的轉速已經開到最大，瘋狂地擺來擺去……

　　“唐總，咱們是不是先到服務區避一避？”司機問。

　　“不！就是爬也要爬到北京！”車上的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這是一次雨中行軍，車外電閃雷鳴、狂風驟雨，車內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誰都沒有一絲困意，每個人都只想着兩個字：北京。

　　司機感受到了什麼，他拿了一張CD碟片放進播放器。

　　低沉而雄渾的旋律，立刻迴蕩在車廂里：

　　“起來，巨大的國家，做決死鬥爭……讓高貴的憤怒，像波浪翻滾，進行人民的戰爭，神聖的戰爭！”

　　車裡人都知道，這是蘇聯衛國戰爭時期的經典歌曲《神聖戰爭》。雄渾的旋律與車外電閃雷鳴交相呼應，大家不由自主地跟着唱了起來。

　　是的，一場神聖戰爭即將開始。

　　經過一夜雨中行軍，他們終於趕到北京。但還是晚了，他們到達會場的時候，會議已經開始一會兒了。

　　看到這一行人疲憊地走進會場，坐在主席台中央的軍委首長，示意會議先停一下。對唐長紅他們說：“你們辛苦了。”“剛才宣布了任命，唐長紅你被任命為大運的總設計師。”

　　將軍走下主席台，“來，我跟設計師合個影。”

　　合影完畢，將軍面向大家說：“這是我任內爭取的最後一個大項目，它像一塊石頭一直壓在我心頭，現在好了，終於立項了。我不一定能看到它裝備部隊，但是，在座的各位一定能看到它飛起來、裝備部隊。”

　　“嘩——！”一片掌聲。

　　老首長的一席話，是一位老軍人的肺腑之言，同時也反映了全軍將士的心聲。

　　這一天，全軍將士盼了幾十年，航空人也盼了幾十年。

　　一顆種子，播在了心田

　　1980年，中國改革開放的春天，春草吐綠，乍暖還寒。

　　這一年發生了一件震動航空界的事件：運10首飛。9月26日，運10在上海大場機場進行了首次試飛，繞場兩周后着陸。

　　“校園裡大路兩旁，有一排年輕的白楊，早晨你披着彩霞，傍晚你吻着夕陽……”唐長紅當時是西北工業大學的學生，運10首飛的消息讓他和同學們無比振奮。

　　干中國的大飛機！一個夢想就這樣種在了唐長紅的心田。

　　誰都知道，運10後來下馬了。為什麼會這樣——飛機上天、型號下馬？一個國家要搞大飛機，必須同時滿足國家戰略、工業基礎和經濟實力三大條件，實事求是地講，上世紀80年代搞大飛機，我們的綜合國力和工業基礎還不足以支撐其實際使用和後續發展。運10註定是一次悲壯的探索。

　　接下來，航空工業經歷了一段令人窒息的蕭條期，軍品訂貨銳減，許多單位連工資都發不出來，不少人選擇了離開。唐長紅沒有選擇離開，他選擇了“充電”——到北航讀研究生。他心中的那顆種子等待着發芽。

　　河出伏流，一瀉汪洋，改革開放讓中國社會發展進入了快車道，綜合國力快速提升，每個人都感受到了生活的變化。

　　20xx年x月，20多位院士向中央上書，希望國家研製大型飛機，發展大飛機產業。報刊雜誌紛紛發表文章，呼喚中國的大飛機。門戶網站開設了“大飛機論壇”，人氣指數頗高。大飛機，被寄託了強烈而複雜的民族感情。研製大飛機，是民心所向。

　　種子發芽需要一個休眠期，唐長紅心中的那顆種子居然等待了二十多年。

　　二十多年，也是一代人的時間。女碩士高玉偉生於1983年，相當於唐長紅的晚輩，她對大飛機沒有特別複雜的情愫，但卻一見鍾情。

　　2007年夏天，她從西工大畢業，和男朋友一起來到閻良一飛院。初到一飛院，高玉偉逢人便說：

　　“我們就是奔着大飛機來的。”

　　“我從小就想幹大事，干那些全國人民都看得見的事兒。”

　　“閻良小嗎？我不嫌它小，小地方能幹大事。”

　　是的，閻良不大，但確實是一個幹大事的地方。

　　閻良是一座航空城，被譽為“中國的西雅圖”。區內有飛行試驗研究院、第一飛機設計研究院、西安飛機工業集團公司、飛機強度研究所等大型航空企事業單位。中國的多種軍民用飛機都是從這裡飛上藍天的。毫不誇張地說，閻良是中國航空氣息最濃烈的地方，閻良的幾大家都以軍號作為作息號令，嘹亮的軍號聲時刻提醒外來的人們——“你到了一個非常之地”。

　　在大運的故事中，閻良的這航空幾大家都是角兒。

　　高玉偉來到一飛院，正趕上大運立項，她和男朋友草草結了個婚，便投入到昏晨相接的大運攻堅戰鬥中，後來她成了全線聞名的人物。

　　“壓力山大”

　　2007年，一個網絡新詞——“壓力山大”迅速流行開來。此時大運線上的人們切實體會到了這個新詞，壓力山大！

　　這年8月，一個由項目主要負責人參加的高層會議，已經開了幾天。

　　服務員小曹為會議服務，當她推開會議室房門為與會者換茶水的時候，只見屋內一片煙霧，濃烈的煙草氣息撲面而來，一下子把她嗆了個趔趄，喀、喀、喀地咳嗽起來。

　　“指揮官”們身上的擔子太重了，面對前所未有的困難，他們倍感壓力山大。

　　“我們將要研製的飛機，要從數十噸一下子跨越到200噸級，技術難度不是增加了幾倍，而是增加了一個數量級。”

　　“航空界有規矩，新機新成品的比例不能超過30%，而大運的新成品超過了90%，這些新品除了原理有所繼承外，幾乎沒有什麼繼承性，技術風險怎麼控制？”

　　“我們統計了，大運需要的新材料都是國內空白啊。”

　　“大運不同於大客，大客可以搞全球供應鏈，可以買、可以合作，大運可不行，花多少錢人家也不賣給咱。”

　　“研製周期太緊了，美國C-17從方案確定到首飛用了14年，俄羅斯的伊爾-76用了大約11年，歐洲的A400M至今8年過去了還沒飛起來，我們要用5年多的時間實現首飛，如何保證‘後牆不倒’？這才是最關鍵的。”

　　“還有人才呢，波音、空客設計團隊就達三千人，現在一飛院的設計人員千餘人，其中缺乏經驗的年輕人占到半數以上，而且還要兼顧其他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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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大運人面前，橫亙着三座大山：

　　第一座大山——能力。飛機重量跨越到200噸級，需要研發能力提升一個層次，如何提升？必須攻克“六大關鍵技術”、“兩大難點項目”、400多道技術難關。

　　第二座大山——時間。研製周期僅為國外同類飛機的一半，各項工作節點精確到天，每個節點都是“腳打屁股”，任何一個重大節點保不住都可能導致“後牆崩塌”。

　　第三座大山——壁壘。在大飛機領域，美國、歐盟甚至俄國早就給中國人織好了一張大網，處處封鎖，無論是關鍵技術，還是原材料、製成品，一概對我們說“No”。中國人要想登上頂峰，必須從山腳下一步步爬起。

　　“研製大運是國家意志，再苦再難，我們也只有一條路，那就是成功！”耿汝光一臉嚴肅地看着大家，“大運項目不僅是對航空工業的一次‘大考’，也是對整個國家工業能力、創新能力的一次‘大考’。我們沒有退路，拼了！”

　　大軍團體系

　　就這樣，面對崔嵬嶙峋的三座大山，航空人開始了一次偉大的出征。

　　迎接他們的是一次“大軍團作戰”，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大軍團體系。

　　行政總指揮系統：負責項目的組織指揮，計劃協調，人員、經費、物資保障等工作。

　　總設計師系統：由各級設計師組成的跨建制、跨部門的技術指揮系統。總設計師單位由一飛院擔綱，唐長紅任總設計師。

　　總製造師系統：鑑於大運製造、裝配工程量巨大，諸多事項需要總裝廠協調，大運項目特別設立了總製造師系統，總製造師單位由西飛擔綱，西飛總工程師何勝強任總製造師。

　　總質量師系統：這是一個跨部門、跨建制的型號質量保證機構，一飛院時任副院長羅延生任總質量師。

　　研製現場指揮部：相當於“前敵指揮部”，負責研製現場的組織領導工作，按照研製節點，先後分別由總設計師單位（一飛院院長方玉峰、李守澤先後擔任）、總製造師單位（西飛總經理唐軍、何勝強先後擔任）。

　　“大運辦”：解放軍總裝備部、國防科工委、空軍、中國航空工業集團公司、一飛院、西飛均設“大運辦”，各級大運辦“一竿子插到底”，保證政令和信息的暢通。

　　大運項目工程浩大，過去的“一所一廠”（一個設計所和一個總裝廠）模式已不適用，故採取“一院六廠”模式。“一院六廠”是大運項目研製的基幹力量。

　　除了“一院六廠”，還有更多更多的研究所、製造廠、公司、大學，為大運提供機載設備、製成品、原材料、元器件以及技術支持。

　　大運的大軍團體系呈“金字塔”分布。在這個“金字塔”上，第一層次是“一院六廠”相當於總承包商；第二層次，也就是分系統/部件轉包商，計有200家左右；第三層次，即零部件/原材料供應商，數量極為龐大，居然達到上千家。

　　都說大運哪兒都大，飛機體量大，工程規模大，覆蓋範圍大，技術難度大，技術跨度大……就連開會的規模也特別大，別的二十個人的會，大運得上百人，吃飯的時候，盛米飯的盆子也比別的大幾號。

　　這上千家單位、幾十萬人，組成了一個龐大的交響樂團，都要跟着“兩總”系統的指揮棒演奏各自的樂段，蔚為壯觀！

　　只能靠自己

　　就在大運隊伍出征的同時，中國另一支隊伍也進行了一次遠征。

　　2007年8月，上海合作組織“和平使命——2007”聯合反恐演習，在俄羅斯車里雅賓斯克進入實兵合練階段，中國出動了1600名士兵和8架“飛豹”戰機參加軍演，同時還出動了幾架伊爾-76運輸機保障部隊機動。演習取得圓滿成功，我軍的表現可圈可點。但也暴露出了一個重大缺陷——我軍遠程投送能力太弱！1600人、8架戰機，僅相當於一個團的兵力！

　　而當時美國、俄羅斯的空中戰略投送能力又怎樣呢？美軍擁有戰略運輸機499架，每天8000萬噸公里的運輸能力，俄軍戰略運輸機369架，他們都能夠在一個波次內將幾個重裝旅投送到5000千米之外。

　　古人說“兵貴神速”，許多軍事家都將速度看作決定戰爭成敗的第一要素。當今時代，大型運輸機是保證軍隊遠程機動、快速機動的根本所在。而我軍由於缺乏大型運輸機，遠程機動能力受到極大限制。

　　在信息時代，空中預警機、空中加油機、大型電子戰飛機被稱作“軍事力量的倍增器”，屬於“關鍵的少數”，這些關鍵裝備都是由大型運輸機改裝而來的。日本有100架P-3C大型反潛巡邏機，而我們只能停留在個位數上……捉襟見肘，大飛機受制於人，無疑於給自己套上了一個戰略枷鎖。

　　“大運”這塊短板，讓我們在“大軍”建設上處在了非常被動的境地！

　　為了加快項目進度，工程伊始決策者們確實想到過“走捷徑”，也就是對烏合作。

　　前蘇聯的大飛機研製水平曾經執業界之牛耳，它有許多著名大飛機設計局，圖波列夫、安東諾夫、伊留申等等，後來蘇聯解體了，安東諾夫設計局歸烏克蘭所有，其他的被俄羅斯繼承。安東諾夫設計局大名鼎鼎，迄今世界上最大的運輸機安-225就是出自他們之手，蘇聯解體後，安-70大型運輸機依然在他們手中發展。

　　為尋求合作，耿汝光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了烏克蘭安東諾夫設計局。

　　當對方了解到我們的項目發展目標後，感到整個項目無疑是天方夜譚，並打了一個十分粗俗的比喻：“生孩子需要十個月的時間，你就是一下子娶十個老婆，也不可能在一個月內給你生出一個孩子來。”

　　耿汝光當即回應：“火車已經開動，我們只考慮從哪站上車、哪站下車，從來沒考慮過這輛火車如何停下來。”

　　在接下來的談判中，對方以“沒我你就幹不成”的態度，提出了一攬子苛刻條件，耿汝光他們斷然拒絕了。

　　“從來就沒有什麼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干中國的大飛機，只能靠我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