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談金庸的《袁崇煥評傳》
作者：一道閃電
談談金庸的《袁崇煥評傳》
買辦的意識形態是精英主義 ,精英主義信奉的是 弱肉強食，成王敗寇，實用主義。精英主義是沒有道德觀念的，都是短視的，也都是勢利眼， 他們信奉的人道主義是偽人道主義僅僅限於精英。所以“911”的哀痛能深深地刻在心裡，而對於美軍虐待伊拉克戰俘卻冷漠不關心。精英主義信奉的“強勢法則”使他們以美國馬首是瞻。因為美國是最強的，最成功的，所以美國做的都是對的。
精英主義所以能站在中國古代蠻族一邊，因為兩者有相似性，都是叢林法則，都是以少勝多，以寡制眾。都是不擇手段以最少的代價贏得最大的利益，都是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相反對於歐洲歷史上的蠻族他們卻充滿了仇恨，因為他們認為西方文明是最成功的。
精英主義都是英雄史觀，歷史由英雄創造的，英雄的命運就是國家民族的命運。所以他們同情“英雄”，不論這個英雄站在哪個立場上，但是他們是不會同情失敗者的，他們以成敗論英雄。痛恨失敗者，並不贊成正義，至於人民的苦難則視而不見，為了掩蓋其反人類性質往往把這種苦難歸咎於失敗者。 之所以他們同情袁崇煥是因為他打敗過當時世界上最強的軍事集團“滿清鐵騎”，又如此惡毒的咒罵崇禎皇帝僅僅是因為他害死了英雄，大家可以體會這裡金庸是否有故意認為崇禎並不是中了反間計的嫌疑。他們咒罵史可法，甚至把“揚州十日”的罪責歸到史可法頭上，因為史可法是失敗者, 失敗者一切都是可疑的、可恥的。 如果袁崇煥當年保不住寧遠，同樣也要挨罵。
精英主義信奉強者應該擁有一切，包括權利、倫理、道德、情感。所有的一切都是值得誇耀的。他們信奉只問結果不問過程的實用主義，結果是重要的，過程是可以忽略的。 所以他們能恬不知恥地篡改歷史，一部部美化“英雄”的劇紛紛出籠。這一年來就有《孝莊秘史》、《成吉思汗》，現在又上演《太祖秘史》了。在他們看來美化“英雄”是本分，做的是心安理得，哪怕這個“英雄”是屠夫、是魔王是民族分裂主義者也能將其包裝成聖人。
“精英”漠視民眾，買辦沒有祖國。這些人頌揚血統論，種族論淪為文化虛無主義者，這一點也不奇怪。
人類的歷史原本是文明戰勝野蠻，民主戰勝專制，進步取代落後的歷史，而滿清入關正是歷史發展的反動，以下從七個方面探討為什麼說“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
一、扼殺晚明思想啟蒙運動，扼殺資本主義萌芽。強化落後而僵化的封建專制制度。
明代中葉以後長江中下游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標誌着儒家文明內部工商業發展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各國歷史上封建國家都有權對工商業攫取的過多利潤加以剝奪。明王朝所為只是巧立名目，加大徵稅比率。沒有出現漢武帝時期命令商人拿出一半家產以佐官府導致“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但是明代工商業者已經成為相當強大的社會力量，對於這種加稅也不能忍受。出現大規模的反對礦監，稅使的民變不斷發生。大規模的幾十次，一般規模的幾百次。“民變”不同於農民起義，這類鬥爭“平等”、“自由”、“實業興國”、“保護貿易”等思想就會傳播，乃至資產階級改良和革命就可能發生。
有人說明代沒有類似西歐的實現資本主義的條件，那麼我們要問了，各國都有自己的現代化道路，中國的確沒有英國等最先實現的資本主義國家的特點，難道就不能自己探索一條現代化的道路嗎？比如農奴制的俄羅斯，比如封建色彩濃厚的德國、日 本。再比如現代中國是沒有經過發達資本主義階段而直接走向了社會主義。同樣是華人就曾經在南洋建立了“蘭芳共和國”，前後存在了100多年。 關鍵是思想解放，對外交流，有交流就能進步。 這點明代遠遠比滿清做得好。明代的大思想家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都看到了封建社會的弊病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危害，在他們的著作中人本主義，民主主義的光芒在閃耀。英國有議會，而當時的中國民間紛紛結社，民間議政的風氣很盛。特別是有先進的思想政治組織“復社”。 而在滿清,大清律規定：“凡三十人聚會，一律處斬”。好了，一切非政府組織全部取締了。
明末清初正是思想界啟蒙的時代，黃宗羲的《原君》批判君主專制，打響了民主思想的第一炮，明末思想界對整個封建意識形態從哲學到倫理，從治國到治學都開始反思和批判。戲曲小說都以市民喜好為標準，反映了市民意識的覺醒，這是對封建禮教壓抑人性的反叛。江南一帶的到處是資本主義萌芽。還有西方的天主教在南方廣為傳播，特別受到明末先進的士大夫的歡迎，他們試圖將西方傳來的宗教和儒學結合，洋教中國化。東林黨人和天主教徒密切結合，出了大批傑出人物。比如徐光啟、李之藻、瞿式耜等都是天主教徒，象王徵、孫元化、李天經、張燾、瞿式耜、陳於階等形成一個“西學集團”。 南明天主教也在宮中傳播,后妃們普遍信仰天主教，這必將影響到最高統治者。西方宗教宣傳的人人平等思想有利於人本主義，民主思想的傳播。也有利於科技引進、西方文明的交流乃至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滿清入關使得思想界斷送了儒學和西方基督教文明相結合產生新型文化的最後機會。
明末封建專制制度正在走向解體和衰亡，特別是宋明理學暴露出扼殺人性的弊端和生機勃勃的市民文化形成激烈衝突。有識之士在各方面都發現了封建制度的弊病，正在探索一條新的道路。新思想，新觀念，西方的先進優秀的文化科技正在引進，正如同西方社會經歷的文藝復興前夜。有人說明朝已經腐朽了，從整體看是的，但是從局部看就未必，統治階級和封建官僚是腐朽的，而民間則是生氣勃勃。富庶的江南地區正是新興力量萌芽，成長，壯大的地區。正如同抗戰時期，國民黨是腐朽的，領導全民抗戰是不利的，但是共產黨就是新生革命的力量，能夠領導中國人民抗戰。只是南明的新生力量還沒有強大到能獨立領導全民抗戰的能力。 但是滿清用鐵血摧殘使得生產力大幅度倒退。物質文化大規模毀滅，之後大興文字獄，理學成了碰不得的理教。空前強化了這種腐朽沒落的封建意識和制度，如同西方蠻族入侵後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把中國帶入了黑暗。在19世紀 日 本只用短短三十多年的西化－“明治維新”運動，就一躍成為世界列強，我們有什麼理由懷疑早200年的明末的思想啟蒙和解放不能帶來更好的局面。
二、生產力大幅度倒退,軍事裝備、科學技術相對停滯。
現在某些人極力鼓吹的康雍乾之世,其實大多是對明末的恢復性增長。根據《清朝文獻通考》田賦所載， 順治十六年（1659）中國耕地總數是五百四十九萬頃，康熙二十四年增長到六百八十三萬,乾隆十八年增到七百零八萬。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到七百四十一萬，數字剛接近明末土地數字（翦伯贊）。明末崇禎時就有田七百八十三萬。可見康雍乾生產恢復是緩慢的，過了一百年才到了明末的生產規模。最高的是嘉慶十七年為七百九十一萬，僅僅超過明崇禎時期七、八萬頃，以後就下降了，道光十三年是七百三十七萬。封建經濟在停滯中（范文瀾 中國通史簡編767頁）。
生產總水平不提高，那麼為什麼會出現如此大量的人口呢，原因在於明末徐光啟等人大力引進提倡番薯等。這種作物產量巨大。明朝還在農業上引進了三季稻和玉米土豆等作物，提高了糧食產量。這些農業技術的推廣，由此中國土地能養活更多的人口。
明末的傳教士利瑪竇說這裡物質生產極大豐富,無所不有,糖比歐洲白,布比歐洲精美...,人們衣飾華美,風度翩翩，百姓精神愉快，彬彬有禮，談吐文雅。（利瑪竇中國札記第十章 ）。而乾隆時來訪的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則說“遍地都是驚人的貧困“,“很多人沒有衣服穿“,“象叫花子一樣破破爛爛的軍隊”。
大家都知道宋朝工商業極為發達，而明朝則有進一步發展，鐵產量為北宋的兩倍半，明朝的軍工工業是很發達的，永樂年間的鐵產量高達9700噸，到了17世紀當時歐洲產鐵量最多的俄羅斯才2400噸。但是到了清，政府嚴禁採礦，冶金業從此衰落。明代棉布取代麻布成為紡織品的主流產品.無論是鐵，造船，建築等重工業，還是絲綢，棉布，瓷器等輕工業，在世界都是遙遙領先，工業產量占全世界的2/3以上，比農業產量在全世界的比例還要高得多，而康乾盛世雖然人口數倍於明朝，然而鐵和布匹這兩項指標性的工業產品的總產量卻始終未能恢復到明末的水平.到1840年康乾盛世結束不久，中國工業產量僅為全世界的6%.無論是總產量還是在全世界的比例，都不及200年前的明末.
明末的對外貿易量是驚人的，美國的弗蘭克，他在《白銀資本》一書裡，憑籍已有的各種研究成果，估計16世紀中期到17世紀中期（即明中期到明末）的百年間，由歐亞貿易流入中國的白銀在七千到一萬噸左右，約占當時世界白銀總產量的1/3。一萬噸白銀，相當於當時中國的三億二千萬兩白銀。不是歐洲而是中國占據了世界經濟中心的地位。而清朝由於閉關鎖國在鴉片戰爭前的對外貿易遠遠低於明代。
明朝的知識分子心胸是開放的，海上軍事力量很強大，對先進技術的掌握和引進一直抱着歡迎和學習的態度，“明代海軍在歷史上可能比任何亞洲國家都出色,甚至同時代的任何歐洲國家,以致所有歐洲國家聯合起來,可以說都無法與明代海軍匹敵.”--李約瑟.當時袁崇煥在寧遠城頭斃傷後金的紅夷大炮就是來自葡萄牙。明代的火器裝備已經很先進了,明末軍營營一級編制里除了1000人為騎射外，其餘都是火器手。每一營（5000人）用霹靂炮3600杆，大連珠炮200杆，手把銃400杆，盞口160位。這是何等現代化的裝備啊。隨着明王朝的徹底滅亡，經過康雍乾三世之後。科學家絕跡了，先進的火器武裝技術被滿清埋葬了，到鴉片戰爭時，手持大刀長矛的清兵對火器已經陌生了。
滿清以騎射得天下，對火器和近代軍工抱着天然的恐懼和敵視態度，生怕威脅自己的統治。清軍把“雅克薩戰爭”中繳獲的俄軍扳機擊髮式火繩槍樣品獻給康熙時，康熙競然以不得中斷前人所授的弓箭長矛傳統理由，僅留下二支用作自己把玩，而令清軍禁止使用此種新式火槍。騎射雖然能在明末還占優勢，但經過200年火器的發展，騎射最終被淘汰,中國人不用還有洋人用。阻礙先進技術的惡果是最終得到惡報。 西方國家與 日 本求新，求變，對新生事物的渴求，與中國保守，不思變革，對新生事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照，種下了中國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國家，幾近亡國滅種的禍根。
三、從晚明的對外開放、交流、引進到滿清的閉關鎖國，對外交流終止。
在“五 四 運動”時，中國人終於提出了請“德先生”和“賽先生”的主張，其實最早引進的是明末。說說“賽先生”.明比清有多得多的大科學家，明末科學家對中國古代科技成就進行了歷史性的總結。自16世紀中葉至17世紀中葉這一百年，在我國科學技術史，是個群星燦爛的時期，各種科學成果異彩紛呈。總結了中國古代所有的科學技術並達到了空前的高峰。同時出現方以智、李時珍、徐光啟、徐霞客、宋應星五位科學巨人以及朱載堉、李之藻，王征等眾多科學家。這在中國歷史上是十分罕見的。正說明了明末思想界、文化界、生產力的勃勃生機。大科學家徐光啟受教於天主教傳教士利瑪竇。翻譯了《幾何原本》.一個是亞利士多德的《邏輯學》，一個是《幾何原本》，這就是西方科學的基礎，是理解科學範式的根本。沒有這些，知識只能是個人經驗，人們建立不了科學最基本的概念。知識和經驗就無法傳播。除《幾何原本》之外，數學方面還有《乾坤體義》，物理學《奇器圖說》、《遠鏡說》，地理學《萬國輿圖》，哲學《西學凡》，邏輯學《名理探》，對西方科學和哲學正系統地引進，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其文化、科技的引進深度、廣度不亞於清末，而朝廷、政府、知識分子卻比晚清積極得多，受干擾也少得多。崇禎十二年，天主教傳教士畢方濟直接向崇禎皇帝上奏富國強兵四大策，一、改曆法，二、辨礦脈，三、通西商，四、購西銃 。崇禎皇帝先後准奏。可惜明亡得太早，沒有起到作用。
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史相形見絀。”
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馬上與中國傳統科學相接觸。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 中國的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和《梁啓超論清學史》)。
清初的大屠殺以及後來的文字獄和閉關鎖國徹底中斷了這一進程。中國的知識分子從此失去活力和交流。戰戰兢兢從事考據。從此遠離科學，科學家絕跡了。康熙前期也有傳教士，但是他們所起的作用和明代大為不同，明代傳教士輸入宗教和科學，科學書籍並不比宗教少，因為明代人需要科學知識。只談宗教不能得到士大夫的尊信，而清代傳教士極少談到科學（只講些天文曆法），這因為漢人在滿人高壓下，在禁海閉關政策影響下，不敢接近西洋人，傳教士失去士大夫的支持，宗教也就遭到滿族統治者的壓迫，不能象明末那樣順利發展。（范文瀾－中國通史簡編653頁） 《幾何原本》再受知識界重視是到了清末，李善蘭再次翻譯了《幾何原本》並完成後九章的翻譯。而徐翻譯的《幾何原本》卻傳到了 日 本，對 日 本近代科技發展影響很大。試想如果在明末上層知識分子推動下，以其敏銳和威望，東西方文化的交流就能早200年實現。中國人會以和平健康的心態引進這些先進科學技術，先進理論乃至民主制度。中國絕不會在近代因為“技不如人”而在反侵略戰爭中屢戰屢敗 ，在近代淪落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據鼓吹滿清的閻崇年講清朝因為保守和自大先後失去八次對外交流，睜眼看世界的機會。問題還不僅僅如此，當馬戛爾尼來訪並建議中國對西方商業開放，乾隆給出清楚的回答：大清王朝只關心本國事物的恰當實施，不屑於奇技淫巧之事，也不關心精巧的商品，我們不需要你們國家的製造品。從順治、康熙開始的禁海令、遷界令到驅趕外國傳教士同樣也是閉關鎖國的舉措。康熙四十六年 禁止各地天主教傳教，教士退回澳門，外人不得留駐內地。 滿清規定:“州縣官失察西洋人過境，但並未逗留，降一級留任，府官罰俸六個月”，一個地方發現洋人，全省官員都受處分。 滿清對於限制洋商也有一套辦法，規定澳門洋人船不許超過25隻，出海不得帶中國人，出海還不許帶處做飯以外的鐵鍋等等。滿清是害怕外國人和中國人接觸助長他們對滿清統治民族壓迫的不滿的，所以對于洋人是嚴格限制行動和居留的(中國通史簡編781頁) 。如此還有中外文化、科技、商品交流嗎？ 世界在飛速發展而中國卻在原地踏步。甚至到了清末連撮爾小國 日 本都能變法維新打敗滿清，而滿清卻一次次的喪失了維新圖強的勇氣和機遇。從清初一直到清末，滿清貴族集團始終頑固不化，冥頑不靈，一次次的拒絕,最終導致滿清王朝的覆滅。
四、中華民族由先進、文明的民族墮落為落後、愚昧、半開化的民族，中國淪為名副其實的“衰世”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 日 本時，發現 日 本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明末中國的軟實力，而清末“東亞病夫”的惡名傳遍世界。
滿清搞文字獄之類的愚民，弱民統治，後果是嚴重的， 以下農民起義為例說明其惡果。
我們看到歷來先進開放的封建國家，利用宗教迷信發動農民起義是少之又少，比如唐、宋、明。明末雖然剝削沉重，但是明朝人並不愚昧，起義雖然規模大，持續時間長但是沒有利用宗教迷信搞農民起義。因為這根本就沒有社會基礎。而滿清就不同，殘酷的民族壓迫和鐵血統治。中國人從一生下就被迫拖上一根辮子。從精神上閹割掉了鬥爭精神。文網密布，空氣是窒息的，愚民是空前的。人們普遍愚昧、麻木、懦弱。要反抗只能用宗教迷信這類鴉片來刺激中國人麻木的神經。從清中後期起所有的農民起義和農民運動都帶由宗教和極端迷信的特點。白蓮教、天理教、回民起義、太平天國、義和團莫不如此。 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就是利用所謂“拜上帝教”發動起來的。洪秀全利用宗教（也有人說是邪 教）成功組織了農民起義。但是利用宗教迷信這種東西中國歷史上從來就沒有成功的先例，它並不適合建立穩固的政權。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成也是它，敗也是它。洪秀全完全沉迷於此，國政日非，最終落得害人害己，國破家亡的下場。 義和團雖然有反帝愛國運動的內容，但是卻是滿清社會封建、愚昧、迷信、封閉、保守的一次大暴露。義和團群眾拆毀鐵路，路杆。迷信什麼神靈附體，刀槍不入，竟有多人跑到袁世凱那裡用身體試試槍彈的厲害，死不悔悟。雖數十萬之眾，但是用引魂旌、雷火扇、陰陽瓶、如意鈎等八寶什物與八國聯軍的長槍大炮對陣。 這種試圖以落後、保守、愚昧，對抗現代文明，拒絕一切西方文明的傳入，其失敗也在所難免。
民既如此，官又如何？鴉片戰爭中，戰功卓著，名將參贊大臣揚芳見到英軍炮火厲害，竟然想出了一條奇計，遍收民間馬桶，婦女用的穢帶載於木筏之上，抵抗英軍進攻。當然敗得很慘。時人嘲諷說：“糞桶尚言施妙計，穢聲傳遍粵城中”。
這一點也不奇怪, 鴉片戰爭前，龔自珍就在《古史鈎沈論》中說：“ 昔者霸天下之氏，···，未嘗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號令，去人之恥，以嵩高其身，一人為剛，萬夫為柔，以大便其有力強武。”，“積百年之力，以震盪摧鋤天下之廉恥，既夷，一旦責有氣之臣，不亦暮乎！”，哪裡還有有氣之臣呢？愚民弱民統治的結果是滿清自己也被愚弄了，“左無才相，右無才史，閫無才將，庠序無才士，隴無才民，廛無才商，衢巷無才偷，市無才駔， 藪澤無才盜”。以如此愚昧、昏昏噩噩的滿清政權如何能抵禦得了帝國主義的入侵呢？
在來看看外來的旁觀者英國特使馬戛爾尼們眼中康乾盛世是怎麼回事，滿清“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抵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馬戛爾尼在出使日記中說：中國“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船。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倖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發明火藥的民族竟一見放空炮就嚇得魂不附體，令人不可置否”。在天朝皇帝和文人們的盛世頌歌震天響的時候，他卻認為滿清是衰敗之世，沒落之世，毫不留情地指出：“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的狀態”！龔自珍認為這是典型的“衰世”。
五、民族壓迫深重，在某些方面是封建制向奴隸制的倒退。
滿清為了強化其統治,野蠻推行“薙髮令”、“留人法”，實行殘酷的民族壓迫，殺盡了中國人的尊嚴，滿清在各地都留下了血腥的屠城記錄，甚至實行過種族滅絕，發生大規模屠城和大屠殺的省份先後有遼寧、山東、山西、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湖南、廣東、四川、福建、新疆，把中國所有省分都屠戮一遍 。其殘酷程度不亞於蒙元。
滿清如此殘酷屠殺，從努爾哈赤到康熙平定三番，屠殺政策歷時將近一個世紀。 空前絕後。按過去和現在的標準都是反人類罪。不知道有什麼罪行可比這個罪更大，有什麼功勞可以抵消這樣的暴行。
英國使節馬戛爾尼等人記錄下這段話：“滿清初期，他們表現得非常兇殘。建國後的最初幾年，整批整批的百姓遭到屠殺。強迫留辮子引起了騷亂，結果都被 鎮 壓 在血泊之中。都是老爺的種族坐穩了江山，對一個奴隸的民族 實行 統 治，種族 隔 離是全面的，嚴禁不同種族間通婚，北 京 的整個北城都沒有漢人，專供滿人居住。宮內女眷（包括奴婢在內）無論如何只要清一色的滿人，要防止一切種族混雜的情況。而宮內太監又毫不例外地全是漢人。這多有象徵意義呀！讓韃靼人繁殖，讓漢人絕種。這就絕對保證了沒有任何不純的混雜。”
滿清入關後除了非常沉重的民族壓迫外，還帶來了奴隸制的殘餘，滿清旗人還跑馬圈地，把戰爭中掠奪的人民和被圈地農民強制為奴。在清代，旗人犯罪罪減一等，漢人犯罪如果判三年，旗人只要枷號四十天就能釋放。 如果農民因為各種原因投充為奴後，“一家老少盡為奴，八旗地主可以任意奴役而不給任何代價，甚至連農民的妻女也可以任意姦淫霸占，顯然這些投充八旗地主的農民和地主的關係是奴主關係”（《翦伯贊歷史論文集》 256頁）。據《東華錄》、《十朝聖訓》記載，八旗貴族還時常在京城內劫掠霸占民女，攘奪漢人土地房舍，蹂躪漢人墳墓，鞭打漢人長官，種種暴行層見疊出，習以為常。
由此可見，滿清265年是對先進生產力的最大破壞和阻礙，是對先進文化的發展的最大毀滅。滿清入關後的大屠殺是對中國人的犯罪，滿清統治是對中國人的奴役。滿清值得稱頌嗎？
六、滿清中後期繁衍出一代歷史上最腐朽、頹廢、無能的一群貴族，這就是有名的“八旗子弟”。
在政治上八旗子弟以“保大清不保中國”心態,把自己的利益始終放在中國利益的對立面上,先後八次反侵略戰爭沒有一次堅決鬥爭到底的,總是以投降妥協為終結，是造成一次次喪權辱國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國閉關鎖國、近代落後，幾次改革失敗的主要原因.
令人驚奇的是，由於滿清的割地賠款和鴉片貿易 ，作為滿清核心力量－八旗子弟在清末的喪權辱國賠銀子的不平等條約中，竟然還能得到實惠，發了國難財。道光15年到19年由於鴉片流入，平均每年流出白銀3000萬兩。一兩銀子嘉慶為700文， 道光時期銀子換到2000文。而八旗子弟的餉銀是不會少的，家裡的銀子升值了，八旗生活水平反而上升了，戰敗後的割地賠款不平等條約，對於八旗貴族來說到底是好還是壞，只有他們自己清楚。而對於普通老百姓，地丁稅收是要收銀子的。所以這場民族災難的惡果直接轉嫁到了沒有銀子，只有銅錢的普通貧困的中國人頭上。
七、由上述分析我們再從資本主義萌芽狀態看宋、元、明、清
元和宋那是沒法比的，評論元代就沒人提出什麼資本主義萌芽，清和明比呢？就拿1840年前沒有遭遇帝國主義入侵前的清和明萬曆年比較， 資本主義制度的產生從來就是三者共同作用的結果，分別是生產力發展帶來的新型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資本主義性質的意識形態以及代表資本主義的政治利益集團。是三者合力的結果才導致資本主義最終戰勝封建制度。新型資本主義的經濟萌芽這點暫時承認明清基本同等。可是意識形態呢？一個是文字獄結束後的鴉雀無聲、萬馬齊喑，還有閉關鎖國。一個是思想活躍，到處結社、出現了東林黨、以及後來的復社，民間結社議政很盛，是一個批判宋明理學大思想家迭出的時代，李贄就是其代表，先進的知識分子開始接受西方科技和文明。代表市民文化的作品層出不窮。論資本主義性質的新型政治力量，一個是死氣沉沉，沒有結社、集 會 ，沒有利益集團。一個是代表資本主義的市民利益集團手工業者和明朝封建制度開始激烈鬥爭了，在蘇州就爆發了抗 議 和暴動，犧牲者還贏得知識分子的讚揚。張溥寫的《五人墓碑記》就是對此記載和歌頌。
如果滿清王朝正常發展，沒有遭遇帝國主義入侵， 按滿清這種社會狀態能否發展到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程度也大可懷疑。清代的劣勢還在於有代表最封建、最落後、最保守的八旗貴族集團，這個集團對任何改革都是堅決的阻礙，八旗子弟不經產、不經商也瞧不起工商業者同民族資產階級勢同水火。是中國發展資本主義最頑固強大的阻礙力量。 如果按王朝興亡規律，二百年左右就會出現農民起義，王朝顛覆。對比明末農民起義和太平天國和義和團運動，哪一個更開明更先進呢？滿清殘酷統治下，人民麻木愚昧，粗淺的愚教流行，太平天國即便成功，那種不合時代、社會的宗教思想也很難促使社會發展進步，需要徹底改造。義和團更不用說了，對現代文明抱着敵視的態度。
可見蠻族入侵乃至統一對於先進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的破壞作用，歷經多年都無法恢復。這不是倒退嗎?
有人辯解說歷史是前進的，不會倒退的。這並不確切，“歷史是前進的”是從總的趨勢上說的，歷史本來就是有曲折的。有前進也有曲折，有曲折就有倒退。資產階級革命就反覆經歷了數百年才最終戰勝了封建專制制度，法國大革命後還有80年的封建復辟。 今天世界上還有幾個社會主義國家？而有的社會主義國家原來實行的是資本主義制度，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再回到資本主義，這是不是曲折呢？
所以說滿清入關是歷史的倒退，不是根據一時一事，而是根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全面對比滿清和明末的實際狀況得出的結論。特別是滿清遏制了明末以來中國向資本主義發展的大好機會。這是令人痛心的。
“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並非新觀點，從“辛亥革命”後一直到八十年代一直是史學界主流觀點，從郭沫若、范文瀾、翦伯贊等人的著作中不難看出。到了八十年代，買辦勢力開始崛起，掀起民族虛無主義的浪潮,縱容民族分裂勢力並助長了某些少數民族精英的民族優越感、虛榮心。買辦沒有祖國，沒有民族自尊心，買辦痛恨民族主義。從出“版圖中國論”到“分裂有利論”，再到余秋雨歪曲歷史發表什麼《一個王朝的背影》。到大肆謳歌“康乾盛世”，中央台播放所謂正劇,康熙、雍正、乾隆成了英明領袖，還要再活五百年，再活五百年怎樣，是不是就可以鎮壓“辛亥革命”了？而岳飛、文天祥的英雄故事卻成了影視劇、文藝作品的空白。
最後教育部要抹煞岳飛的“民族英雄”稱號。馬大正等編寫清史的提出“滿清入關正義論”，越來越猖狂。學術界，文藝界相互配合演出了一場又一場的鬧劇。一旦有人批判就拿起“民族團結”和“大漢族主義”帽子當擋箭牌。
讓人高興的是現在的中央政策正在調整，中國畢竟還是中國人的中國，決不會淪為買辦的中國。
為什麼說滿清入關是外族入侵
（轉）
先弄清幾個概念：
古代國家：以民族，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占有一定疆域的社會架構，古代國家特點是以民族，文化認同為主要素，疆域是經常變動的，一般只有一個民族占絕對統治地位。因為古代沒有現代法理上的主權概念，所以當一個政權建立有自己特有的民族，文化認同並實際占有一定疆域時那麼這就是一個實際意義國家，相對於其它不同民族文化的古代國家就是外國。這個概念明確了，論據就很好找了如現在有埃及印度伊拉克但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倫卻滅亡了，這些古代國家領土雖在但民族，文化沒了，所以說滅亡了。又如，俄羅斯在蒙元時期是蒙古的一部分領土，但俄羅斯公國建立後和蒙古之間的關係就是國與國的關係，因為兩者領土雖然有一段交會歷史，但是俄國建國後認同俄羅斯民族和文化，所以是獨立的一國。同理後金滿洲國和大明華夏國是兩個國家。
古代中華：以華夏民族（漢族）為主體，華夏文化認同為基礎的古代國家，只有華夏民族建立並統治的國家才能稱為古代中華，如果有幾個這樣的華夏政權則稱為中華分裂時期（如戰國，三國時代）反之稱為統一時期。這個概念無須論據，直接由古代國家的概念可以得出。中華是華夏民族占絕對統治地位的國家，代表這個國家的民族是華夏漢族，代表這個國家主流文化的是華夏文化。
再說一遍古代國家認同是以民族和文化為標準的，不存在拿地域做為標準。古代僵界是不斷變化的，但民族認同是不會變化的，之所以說中華文明是世界四大文明唯一沒有滅亡的原因就是華夏民族和華夏文明在滿清前從來沒有亡過，如果按地域標準來判斷，那麼任何一個古代國家都不可能滅亡了，如何解釋古埃及，古巴比倫，古印度滅亡了呢？
後金滿洲國沒建立之前，遼東確實是明朝控制的地域，但當地非華夏民族建國了，就是一個單獨的古代民族國家了。這就如同俄羅斯之於蒙元，如果按你的疆域國家論，那麼俄羅斯，蒙古，華夏這三個民族都是一個國家蒙元的領土，俄羅斯成立公國後一路打過來把中國占了也是無可非議的內戰了？
現代國家的主權疆域概念是占主導地位的，民族概念是占微不足到地位的。至於拋出一個站不住腳理論現實自相矛盾，邏輯混亂的地域中國論是國力弱小的表現，並非真理。
在中國定義問題上，應該堅持實事求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
有人說我們不是宋人，不是明人不能按宋代、明代來定義中國。我們不是宋人、明人但是當我們看待歷史問題時，應該站在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上去看民族國家問題。
如果按照版圖和地域來定義國家，那麼當希特勒占領歐洲時，就完全可以說德國就是現在占領的歐洲，就是各民族的統一的德國。那麼世界上就沒有侵略兩個字了。
如果排除了文化和民族成分，今天的中國也可以不叫中國，隨便叫任何一個名字，假設叫A國吧，如果發生對外戰爭，戰爭的結果就根據勝利者或者征服者所有的領土和民族就叫B國，或者AB國。
何必叫中國，中國這個名字來源之久，始終包含着文明和文化特徵而且是最根本的特徵。如果按版圖中國論，那麼就排擠掉中國這個名詞中的文明含義和人文含義。就徹底的地域化。稱為一個五光十色的拼圖。正如同可以叫歐洲。叫亞洲一樣的地名。
歐洲歷史上可憐的波蘭曾經政治上不存在，版圖上徹底消失， 波蘭已經被融為德俄兩國成為新的國家，成為新的國家融合民族了，重新獨立幹什麼。重新獨立根據什麼？所以這套理論根本就沒有文化這以選項。所以波蘭根本就獨立不起來。還有猶太國家以色列為什麼能滅亡上千年後，今天重新存在？所以說只有民族文化不滅，民族精神就不倒，國家就有反抗外族壓迫、爭取自由、獨立、解放的機會。而譚其驤等人是不理解的。
世界其他國家又是如何定義的呢？它們從來不把擴張前看作自己的領土。美墨之戰後，美國得到了新墨西哥州，難道他們能說該州自古以來就是美國的領土，美國的居民。
俄羅斯也一樣，開始時只有莫斯科周圍地區，逐漸擴張，難道它們說自古以來遠東，高加索，黑海就是俄羅斯的領土。
希特勒 占領歐洲就可重新宣布德國的定義。世界上就無侵略兩個字。
最後重複一遍什麼是中國：中國”早已與華夏民族緊密地聯繫在一起，因而它不僅獲得了人文的和歷史的意義，同時也獲得了民族學的意義。而就後一層意義來說，“中國”一方面標誌華夏民族的的共同地域，他方面則標誌華夏民族與其他民族的分野
文化乃至文明才是一個國家生存的最基本的內涵。
以下用名人的語錄來驗證什麼是中國。
魯迅說：不能說話的毛病，在明朝是還沒有這樣厲害的；他們還比較地能夠說些要說的話。待到滿州人以異族入侵中國，講歷史的，尤其是講宋末的事情的人被殺害了，講時事的自然也被殺害了。所以，到乾隆年間，人民大家便更不敢用文章來說話了。
郭沫若說：“要就中國來說吧，就在清朝統治的二百六十年間一直都沒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鬥爭一直都是沒有停止過的。 ”不知滿余看懂了嗎？
郭沫若還說：“ 假使免掉了這些錯誤，在種族方面豈不也就可以免掉了二百六十年間為清朝所宰治的命運了嗎？就這樣，個人的悲劇擴大而成為了種族的悲劇，這意義不能說是不夠深刻的。
范文瀾說：“滿族人口少，文化低不能滅亡中國，可是中國竟被滅亡了，其主要原因顯然是抗滿力量不能團結，小人排斥正人，爭權奪利。漢奸的窮凶極惡”《中國歷史簡編》2002年版
翦伯贊說：岳飛和史可法都曾經忠誠地、英勇地保衛過祖國，都曾經企圖使祖國從外來地侵略者地進攻中得到拯救，並且都曾經為了這樣的目的而貢獻出了
自己的生命。就在這一點上，他們的業績在客觀上就已經超過了他們偏狹的階級利益而被提高到了種族國家利益上了。
恩格斯說：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地發展，摧毀了大批生產力
馬克思說：滿清王朝實行這種閉關鎖國政策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裡即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
毛澤東 我們的敵人大概還在那裡做元朝滅宋、清朝滅明、英占北美和印度、拉丁系國家占中南美等等的好夢。
滿清防漢，制漢心理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 2005-06-16 13:18:08 Thu
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主要原因
從四大發明在歐洲和中國不同命運看滿清統治者防漢、制漢策略的惡劣。
什麼是產生“文藝復興”的社會存在？戴逸先生簡單地認為是財富的累加，經濟的繁榮。這點是不對的。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可見關鍵的因素在於生產力和新的科學技術。
美國學者 卡特說：“歐洲文藝復興初期四種偉大發明的傳入，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藥的發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創立了國民軍制。指南針的發明，導致發現了美洲。造紙和印刷術替宗教改革開了新路，並使推廣民眾教育成為可能。”
印刷術：歐洲以前是用羊皮紙，抄書，書籍非常稀少而昂貴。印刷術的出現特別是古希臘文獻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傳播交流變得方便，這是文藝復興的最基本物質條件。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礎》。而滿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獄”使得中國的文藝復興成為不可能。
火藥：恩格斯說：“它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統治和政治關係起了變革作用。要獲得火藥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反杜林論》) 火器的使用使得戰爭成為平民的職業，火藥使得資本主義在歐洲大陸勝利。而火藥在中國僅僅成了驅魔的利器和過年的玩具，可見滿清對火器的禁用，是經過深謀遠慮的。
指南針:指南針帶來航海術的進步，地理大發現，殖民地和種植園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場、商品大流通，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傳播幫助歐洲資產階級走向世界。而在滿清，指南針僅僅淪為風水先生的羅盤，可見滿清海禁的危害。
對比四大發明在歐洲和中國的不同境遇，大家應該明白了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革命那麼難產生了吧！
正是滿清扼殺了科技的應用、發展和先進文化和科技的引進，戴逸先生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
文字獄、閉關鎖國這滿清王朝的兩大惡政徹底終止了中國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轉化的過程。而這兩大惡政推出的根本原因在於滿清王朝防漢、制漢的心理。
大家都知道海外貿易對於中國走向商品社會，融入世界先進文化和主流是多麼重要。但是滿清在台灣收復後仍然推行海禁是為了什麼目的呢？
南洋禁海令其真實目的是為了禁止中國商民前往西洋占據的呂宋，嚴防漢人聚 集 ，與西洋人結合顛覆滿清統治。“設禁之意，特恐吾民作奸勾夷，以窺中土”（道光《重篹福建通志》）康熙說：“眹臨御多年，每以漢人為難治，以其不能一心之故”他意識到西方強大的對手就要來臨，卻消極封閉。
馬克思指出：推動這個王朝實行這種政策（閉關鎖國）的更主要原因是它害怕外國人會支持很多的中國人在十七世紀的大約前半個世紀裡即在中國被韃靼人征服以後所懷抱的不滿情緒。由於這種原因，外國人才被禁止同中國人有任何來往。（馬恩全集第九卷115頁）
滿清文字獄是出於防漢心理對一個民族進行瘋狂的文化清洗。常常是抄家滅族。祖先、子孫、活人、死人連同眾多無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懾恐怖。震懾效果空前絕後。 滿清文字獄的密度嚇人，據統計，在清王朝 268年的統治時間裡，發生了160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製造的文字獄有130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其定罪範圍大大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將打擊對象從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民間百姓，幾乎成了一場全民的劫難；許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難，其中呂留良、屈大鈞、王錫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有的不僅被斬首，而且子孫株連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毀滅；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屍，懲辦後人。文字獄株連甚廣，令人心驚膽顫，此間全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乾隆朝還有獨特的瘋漢獲罪現象，占文字獄的25％，瘋漢常常是被陵遲，瘋漢臨死前痛苦的號叫在宣告：文藝復興從此在中國成為不可能。
滿清統治下的文字獄，如同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思想領域實行強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書籍要禁，就連科學技術也不放過。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學不統一的，都要禁止。
明末以來的思想解放運動就此完全中斷。
康熙皇帝學習科技是為了炫搖。出於對於漢人的威懾和警惕，滿清王朝限制火器引入和發展，漠視西方科學技術，失去大好時機
有人誇讚康熙皇帝學習西方科技， 但是別忘了康熙學習西學的局限性，這種學習局限在宮中，引進西學也有限。他的動機和目的又是什麼呢？康熙自己說：“眹幼時，欽天監漢官和西洋人不睦！……眹思，己不思，焉能斷人之是非？因而憤而學焉”。他是為了強化皇權。學習西方科技不是國策，也沒有形成社會風氣，所以皇帝態度一變，風氣就轉。其次是為了炫耀自己。南懷仁說“他通過這件事！……便在其周圍的貴人面前，能誇示自己的學問而得意！”。他還以天文知識拷問作弄漢臣為樂。據李光地記錄：康熙說“你們漢人全然不曉得算法，惟江南有個姓梅地他知道些。他俱夢夢。”這實質反映了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統治者的獨特心理。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地發展，摧毀了大批生產力。但是在長期的征服中，比較野蠻的征服者，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都不得不適應徵服後存在的比較高的經濟情況；他們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還不得不採用被征服者的語言。”他要求滿洲貴族不忘祖宗遺訓，勤習騎射，以武藝威懾漢人，又研習西學，用新的科技知識對付漢人的文化優越感”
他對於採礦、冶金、機械是很少涉獵的。在戰爭結束後，出於防備漢人心理，限制武器的發展。
康熙下旨說：“子母炮系八旗火器，各省概造，斷乎不可，此事不准行。”明知西方船堅炮利他就是不準備改進。在科學制度上康熙是最大的法官。要根據康熙的觀點來行事。比如有人給康熙看《阿爾熱巴法》代數新法，康熙不喜歡於是不准頒行。意大利傳教士馬國賢說：“康熙對於數學僅略窺門徑，音樂則更茫然無知”。
白晉評價在《康熙皇帝》中說：“把熱愛科學的強烈感情與專心致志的研究實踐結合起來，對於一個中華帝國的皇帝來說，與其受到讚揚，不如說應該受到責備。”“復興燦爛的文化……除垂範於民，除宣傳這種精神別無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沒法比的，他沒有建立科研機構，沒有派人出國考察，不鼓勵臣民科學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們對西方科技根本沒有興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藝的傳教士成為滿足他享樂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鍾處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響下王公大臣無不追求西洋奇物。這股西洋風不過是享樂奢侈風。對中國社會發展只有消極影響，而無積極作用。
滿清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少數民族的統治壓抑民智
就以最為關心科技的康熙來說：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發展科技，日後必然發達對中國構成威脅，但他仍然主張閉關鎖國，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傳教士向中國的學者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不鼓勵中國學人參與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師張誠在日記里寫道“他告誡我們不要在我們所去的衙門裡翻譯任何關於我們的科學的東西，而只在我們自己家裡去做。”。英國使節斯當東說：“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群眾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後，本國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制出曆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當時宣傳科學的朱方旦因為罪名是將九五之尊和下賤臣民混淆貴賤，傳播科學，而被殺。
到了乾隆，他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關心的是西洋玩藝，這時西學東漸就衰落了。日心說的傳播詳細介紹是蔣友仁開始。《增補坤輿全圖》有日心說天文學部分，但是被乾隆鎖進深埂。《四庫全書》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來說清朝纂修的《四庫全書》的館臣對於“西學”目錄著作大都採取貶低和排除的態度。
《四庫全書》館臣還對利瑪竇進行了批判.說天主教違背儒家學說危及封建統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持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哉！”必須嚴令禁止。天主教書籍必須“概從屏斥，以示放絕”。編輯出版者必須受到批判“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
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西學東漸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利瑪竇 的《交友論》不同境遇看明清兩朝的知識界風氣，理教盛行的原因還是防漢心理在作怪。
利瑪竇進入中國後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論》，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們的思考。
利瑪竇 的《交友論》說：“人與人之間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也。友之於我，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獨知利己，是商賈之人，不可謂友也。”
利瑪竇主張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貧富通財，共享共有的關係，引用西塞祿言：“友之所以貴於親者，親可以失愛，而友則否。無愛，即不成其為友，而親仍不失為親？” 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價值觀博愛精神的體現。
眾所周知，儒家傳統觀念，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存在着親屬遠近、輕重厚薄的差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係顯然重要得多。《交友論》顯然是反傳統的。《交友論》在明末引起極大反響，馮西京說：“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無可無交”，馮試圖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看作是朋友間的平等關係為基礎的新型關係。《刻交友論序》。
在《交友論》中利瑪竇試圖貫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職，至於義而止，智者欲離浮友，信於仇者尚不可施，況於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馮西京說"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論》是歐洲基督教人文主義與中國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產物。正符合明末結社，交友的社會思潮和風尚。
該書出版後，一再翻印流行。利瑪竇說：“它到處受到知識階層的讚許，流傳於各省，並往往被權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個短短的驚人的時期，這部書被當成做標準讀物為人們所接受”（《利瑪竇中國札記》）
而滿清禮教盛行，此類交友論是不合時宜的。《四庫全書》館臣批判《交友論》說：“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他們反對交友之道的普遍意義以及愛無差等的思想，這也正符合滿清政府對天下人分而制之，讓中國成為一盤散沙的國策。
可見滿清為什麼會理教盛行，這和滿清特有的民族壓迫有不解之緣。
作為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滿清統治者心中始終橫着對漢人的猜疑和防範。隨着西方東漸的潮水不斷上漲，他們心中的畏忌也不斷加深。把中國和世界隔絕開來。防止漢人和海外勾結危及統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為標誌。滿清的海外政策發生逆轉。步步後退，日益封閉。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論文大部分內容摘錄自 《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
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閃電
有人說 康熙、乾隆時候也有傳教士也有洋人的宮廷畫師，康熙也愛好數學、科學。但是滿清一直堅持內外有別的政策。科學、洋人連同鐘錶，洋槍一樣不過是皇室宮廷的玩藝，而被文字獄洗腦後的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好奇心，對于洋人科學技術一律稱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這和晚明時代西學東漸時濃濃的學術氛圍和有益的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
不要說漢唐氣魄，就是晚明對外開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稱道的， 遠遠比滿清強許多。並不亞於漢唐氣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晚明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時期，和平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這段可貴的歷史卻被我們的史學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則被史學家稱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傳教士刺探情報，收買奸細，胡作非為。我們的近代史教材上對他們沒有一句讚揚的話，西方人東來帶來的是鴉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問題是當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態仰對強勢，西方宗教勢力對於中國的侵略性就顯得突出了。在文明這個層面上，中華文化只能處於弱者心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徐光啟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這種事實是我們是羞於提起的，解放後。政府把他的墓從天主教形式改掉了並諱言其為天主教徒。對晚明這段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則更諱忌莫深,利瑪竇的歷史地位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讀了《利瑪竇 中國札記》就會發現在明末從宮廷到朝臣，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來得多麼自然。從皇室到士大夫都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好奇和欣賞， 傳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可稱為東西方君子之交。中國的正直優秀的知識分子有的欣賞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的從西方文明中去尋找強國治學的新道路。
對比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每每陷入爭論，被保守派阻撓和扼殺。“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進、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豈可同日而語。這裡利瑪竇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頭研究儒學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義》中常引用儒家術語。徐光啟說他讀了此書後！“百千萬言，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意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啟說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補儒”的作用，徐光啟等封建士大夫特別讚賞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養，稱利瑪竇是聖人。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無論怎麼讚美利瑪竇都不過分。可惜的是利瑪竇的偉大被埋沒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中，可惜，可嘆。從儒學角度說， 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儒學可以西化，可以現代化，這也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文明結合最好和最後的機會。 而滿清入關後將儒學的弊端發展到理教，儒學變得僵死、窒息、扼殺人性。已經不能有半點自新的餘地，嚴重阻礙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國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運動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
在明末東方的人文、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啟的數學知識被驚嘆比傳教士更豐富。這樣才有平等的交流。傳教士向西方介紹的中華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樣在西方引起震動。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在法國大革命由羅伯斯比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日 本 時，輒驚 日 本人對其比鄰大國之文學哲理深致敬佩，蓋此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著)
發現日 本 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看看清末還有嗎？
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
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 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場《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鬥爭。 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
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閃電
有人說 康熙、乾隆時候也有傳教士也有洋人的宮廷畫師，康熙也愛好數學、科學。但是滿清一直堅持內外有別的政策。科學、洋人連同鐘錶，洋槍一樣不過是皇室宮廷的玩藝，而被文字獄洗腦後的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好奇心，對于洋人科學技術一律稱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這和晚明時代西學東漸時濃濃的學術氛圍和有益的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
不要說漢唐氣魄，就是晚明對外開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稱道的， 遠遠比滿清強許多。並不亞於漢唐氣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晚明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時期，和平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這段可貴的歷史卻被我們的史學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則被史學家稱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傳教士刺探情報，收買奸細，胡作非為。我們的近代史教材上對他們沒有一句讚揚的話，西方人東來帶來的是鴉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問題是當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態仰對強勢，西方宗教勢力對於中國的侵略性就顯得突出了。在文明這個層面上，中華文化只能處於弱者心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徐光啟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這種事實是我們是羞於提起的，解放後。政府把他的墓從天主教形式改掉了並諱言其為天主教徒。對晚明這段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則更諱忌莫深,利瑪竇的歷史地位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讀了《利瑪竇 中國札記》就會發現在明末從宮廷到朝臣，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來得多麼自然。從皇室到士大夫都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好奇和欣賞， 傳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可稱為東西方君子之交。中國的正直優秀的知識分子有的欣賞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的從西方文明中去尋找強國治學的新道路。
對比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每每陷入爭論，被保守派阻撓和扼殺。“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進、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豈可同日而語。這裡利瑪竇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頭研究儒學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義》中常引用儒家術語。徐光啟說他讀了此書後！“百千萬言，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意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啟說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補儒”的作用，徐光啟等封建士大夫特別讚賞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養，稱利瑪竇是聖人。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無論怎麼讚美利瑪竇都不過分。可惜的是利瑪竇的偉大被埋沒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中，可惜，可嘆。從儒學角度說， 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儒學可以西化，可以現代化，這也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文明結合最好和最後的機會。 而滿清入關後將儒學的弊端發展到理教，儒學變得僵死、窒息、扼殺人性。已經不能有半點自新的餘地，嚴重阻礙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國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運動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
在明末東方的人文、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啟的數學知識被驚嘆比傳教士更豐富。這樣才有平等的交流。傳教士向西方介紹的中華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樣在西方引起震動。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在法國大革命由羅伯斯比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日 本 時，輒驚 日 本人對其比鄰大國之文學哲理深致敬佩，蓋此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著)
發現日 本 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看看清末還有嗎？
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
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場《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鬥爭。 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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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評價在《康熙皇帝》中說：“把熱愛科學的強烈感情與專心致志的研究實踐結合起來，對於一個中華帝國的皇帝來說，與其受到讚揚，不如說應該受到責備。”“復興燦爛的文化……除垂範於民，除宣傳這種精神別無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沒法比的，他沒有建立科研機構，沒有派人出國考察，不鼓勵臣民科學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們對西方科技根本沒有興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藝的傳教士成為滿足他享樂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鍾處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響下王公大臣無不追求西洋奇物。這股西洋風不過是享樂奢侈風。對中國社會發展只有消極影響，而無積極作用。
滿清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少數民族的統治壓抑民智
就以最為關心科技的康熙來說：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發展科技，日後必然發達對中國構成威脅，但他仍然主張閉關鎖國，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傳教士向中國的學者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不鼓勵中國學人參與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師張誠在日記里寫道“他告誡我們不要在我們所去的衙門裡翻譯任何關於我們的科學的東西，而只在我們自己家裡去做。”。英國使節斯當東說：“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群眾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後，本國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制出曆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當時宣傳科學的朱方旦因為罪名是將九五之尊和下賤臣民混淆貴賤，傳播科學，而被殺。
到了乾隆，他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關心的是西洋玩藝，這時西學東漸就衰落了。日心說的傳播詳細介紹是蔣友仁開始。《增補坤輿全圖》有日心說天文學部分，但是被乾隆鎖進深埂。《四庫全書》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來說清朝纂修的《四庫全書》的館臣對於“西學”目錄著作大都採取貶低和排除的態度。
《四庫全書》館臣還對利瑪竇進行了批判.說天主教違背儒家學說危及封建統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持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哉！”必須嚴令禁止。天主教書籍必須“概從屏斥，以示放絕”。編輯出版者必須受到批判“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
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西學東漸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利瑪竇 的《交友論》不同境遇看明清兩朝的知識界風氣，理教盛行的原因還是防漢心理在作怪。
利瑪竇進入中國後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論》，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們的思考。
利瑪竇 的《交友論》說：“人與人之間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也。友之於我，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獨知利己，是商賈之人，不可謂友也。”
利瑪竇主張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貧富通財，共享共有的關係，引用西塞祿言：“友之所以貴於親者，親可以失愛，而友則否。無愛，即不成其為友，而親仍不失為親？” 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價值觀博愛精神的體現。
眾所周知，儒家傳統觀念，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存在着親屬遠近、輕重厚薄的差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係顯然重要得多。《交友論》顯然是反傳統的。《交友論》在明末引起極大反響，馮西京說：“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無可無交”，馮試圖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看作是朋友間的平等關係為基礎的新型關係。《刻交友論序》。
在《交友論》中利瑪竇試圖貫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職，至於義而止，智者欲離浮友，信於仇者尚不可施，況於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馮西京說"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論》是歐洲基督教人文主義與中國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產物。正符合明末結社，交友的社會思潮和風尚。
該書出版後，一再翻印流行。利瑪竇說：“它到處受到知識階層的讚許，流傳於各省，並往往被權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個短短的驚人的時期，這部書被當成做標準讀物為人們所接受”（《利瑪竇中國札記》）
而滿清禮教盛行，此類交友論是不合時宜的。《四庫全書》館臣批判《交友論》說：“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他們反對交友之道的普遍意義以及愛無差等的思想，這也正符合滿清政府對天下人分而制之，讓中國成為一盤散沙的國策。
可見滿清為什麼會理教盛行，這和滿清特有的民族壓迫有不解之緣。
作為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滿清統治者心中始終橫着對漢人的猜疑和防範。隨着西方東漸的潮水不斷上漲，他們心中的畏忌也不斷加深。把中國和世界隔絕開來。防止漢人和海外勾結危及統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為標誌。滿清的海外政策發生逆轉。步步後退，日益封閉。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論文大部分內容摘錄自 《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
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閃電
有人說 康熙、乾隆時候也有傳教士也有洋人的宮廷畫師，康熙也愛好數學、科學。但是滿清一直堅持內外有別的政策。科學、洋人連同鐘錶，洋槍一樣不過是皇室宮廷的玩藝，而被文字獄洗腦後的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好奇心，對于洋人科學技術一律稱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這和晚明時代西學東漸時濃濃的學術氛圍和有益的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
不要說漢唐氣魄，就是晚明對外開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稱道的， 遠遠比滿清強許多。並不亞於漢唐氣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晚明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時期，和平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這段可貴的歷史卻被我們的史學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則被史學家稱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傳教士刺探情報，收買奸細，胡作非為。我們的近代史教材上對他們沒有一句讚揚的話，西方人東來帶來的是鴉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問題是當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態仰對強勢，西方宗教勢力對於中國的侵略性就顯得突出了。在文明這個層面上，中華文化只能處於弱者心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徐光啟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這種事實是我們是羞於提起的，解放後。政府把他的墓從天主教形式改掉了並諱言其為天主教徒。對晚明這段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則更諱忌莫深,利瑪竇的歷史地位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讀了《利瑪竇 中國札記》就會發現在明末從宮廷到朝臣，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來得多麼自然。從皇室到士大夫都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好奇和欣賞， 傳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可稱為東西方君子之交。中國的正直優秀的知識分子有的欣賞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的從西方文明中去尋找強國治學的新道路。
對比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每每陷入爭論，被保守派阻撓和扼殺。“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進、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豈可同日而語。這裡利瑪竇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頭研究儒學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義》中常引用儒家術語。徐光啟說他讀了此書後！“百千萬言，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意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啟說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補儒”的作用，徐光啟等封建士大夫特別讚賞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養，稱利瑪竇是聖人。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無論怎麼讚美利瑪竇都不過分。可惜的是利瑪竇的偉大被埋沒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中，可惜，可嘆。從儒學角度說， 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儒學可以西化，可以現代化，這也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文明結合最好和最後的機會。 而滿清入關後將儒學的弊端發展到理教，儒學變得僵死、窒息、扼殺人性。已經不能有半點自新的餘地，嚴重阻礙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國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運動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
在明末東方的人文、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啟的數學知識被驚嘆比傳教士更豐富。這樣才有平等的交流。傳教士向西方介紹的中華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樣在西方引起震動。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在法國大革命由羅伯斯比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日 本 時，輒驚 日 本人對其比鄰大國之文學哲理深致敬佩，蓋此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著)
發現日 本 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看看清末還有嗎？
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
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 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場《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鬥爭。 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