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民本主義倒退為奴才哲學
作者：一道閃電
由民本主義倒退為奴才哲學
晚明的士大夫主張民本主義，要求天下為公
晚明的士大夫要求天下為埂、不以一己之私來掩天下。立太子的事件中，堅持己見，認定立太子是事關天下的大事，要爭國本，這事不能由皇帝一人作主，經過長達二十年的鬥爭迫使萬曆皇帝認輸。
東林黨首領顧憲成，上奏萬曆皇帝時，這樣寫道：“ 夫為天下之主者，未有不以天下為心者也。”東林黨主張天下非皇帝之私也，不可以以一己之私而掩天下，要“天下為埂”。
萬曆十四年朝廷對策時，顧允成爭對皇太子冊立問題直言不諱指出：“皇太子國之本也，忠言嘉謨國之輔也，兩者天下公也。鄭貴妃即奉侍勤勞，以視天下猶皇上一己之私也，以一己而掩天下，亦以偏矣”(高攀龍《高子遺書》)。萬曆二十一年 再次上疏：“昔人有言：天下事非一家私事。蓋言公也。況以宗廟社稷之計，豈可付之一人之手乎”。
知縣樊玉衡上疏 ：“皇上牽於皇貴妃體貌難處之故，優遊隱忍，甘以宗社為戲，不知天下者非我皇上皇貴妃之天下。”萬曆要求延期冊立太子，首輔沈一貫竟然將皇帝的聖喻奉還。 萬曆皇帝為廢立太子一事前後和群臣爭執了40年，所有的文臣都不妥協，萬曆皇帝只好認輸。
（讀了萬曆三大案特別是東宮之爭可以看到：現在的文史界把滿清和明皇帝作對比，這點是不公平的，從萬曆三大案看出，明代的皇權制度和指導思想和滿清根本不汀。明代主要是內閣制，文官制，而滿清則是極端的君主專制，皇帝隨心所欲，不受限制。）
萬曆年間還有 封建社會奇怪的現象，大臣以大罵皇帝為榮，詳見《萬曆年間罵皇帝》
萬曆年間有關冊立太子發生了三次離奇的案件，俗稱“萬曆三大案”。《妖書案》開始的確有人用《閨範圖》，寫《閨範圖說跋》，明里暗裡誹謗鄭貴妃，說她企圖改立太子， 但是萬曆僅僅處分了兩名官吏，還說不必深辦，這在今天也不過如此，甚至早被投入大獄。而在滿清簡直不可想象。
妖書再發，是萬曆三十一年，有人用灑傳單的形式，大罵鄭貴妃和萬曆試圖改立太子事，上次沒有追究，這次變本加厲。並且假託閣臣朱庚。十分卑劣。
這類事情極端蔑視了皇家威嚴，所謂三大案，萬曆皇帝一律採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解決辦法，到是一些大臣拼命想把事情搞大。明清兩代皇室作風大不一樣。
結社干預朝政
復社人稱小東林：張溥等人聚 集 了成千上萬的人，成了社會運動，並且參與政治，還把當朝首輔薛國觀趕跑了。
《復社姓氏錄》有2025人。凡是東林的後裔支持復社，凡是逆黨的後裔反對復社。明季四公子帽辟疆、方以智、候方域、陳定生為首，結社在明末成了風氣，文有文社，詩社。大江南北到處結社。士女們也要結社。詩酒文社，提倡風雅。動輒千人。當清兵南下時，這群士子由詩酒之逸情，一變為殺敵滅仇的壯舉，死的死，亡的亡。有志青年大半為國犧牲了性命。
結社分三個時期 1、嘉靖道萬曆初年的社集以文會友，社集的萌芽時期。2 崇禎年間社局，由詩文結合而變為政治運動。
3 弘光以後，由政治運動而變為社會革命運動。
見《明清之際的黨社運動考》
這類事情在滿清是不可能發生的，在滿清皇帝眼裡，天下除了奴隸就是奴才。誰敢管我家的私事。
當滿清的“薙髮令”引起朝廷廣泛爭議時，有個叫孫之獬的上奏，對“薙髮令”發表看法，他認為如果一旦不實行，那就不是“令天下從陛下，而是令陛下從天下也”。於是滿清政權下了決心殘酷執行“薙髮令”，滿清統治者之所以實行野蠻的“薙髮令”，和他們落後的奴隸主思想不無關係。他們要的是奴才和奴隸而不是要人。
顧炎武說“古人講有亡國者，有亡天下者，率獸食人，亡天下也。”故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薙髮令”強制執行終於使中國人恍然大悟，這不是亡國而是亡天下啊，這不僅僅是民族壓迫而是社會大倒退啊。我們不是在保大明而是保文明啊，原先不保腐朽的南明政權的，已經投降的，紛紛揭竿而起。外國傳教士都奇怪，平常如此懦弱的中國人為何變得如此勇敢。
可見某些人把為明朝抵抗滿清而戰鬥的英雄比作為朱明王朝殉葬是多麼的無知和卑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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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
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場《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鬥爭。 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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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晉評價在《康熙皇帝》中說：“把熱愛科學的強烈感情與專心致志的研究實踐結合起來，對於一個中華帝國的皇帝來說，與其受到讚揚，不如說應該受到責備。”“復興燦爛的文化……除垂範於民，除宣傳這種精神別無良策。”康熙和彼得大帝是沒法比的，他沒有建立科研機構，沒有派人出國考察，不鼓勵臣民科學探索。
所以到了雍正，乾隆他們對西方科技根本沒有興趣，追求的只是西洋玩物。有技藝的傳教士成為滿足他享樂欲望的御用工具，做鍾處成了玩具作坊。在他的影響下王公大臣無不追求西洋奇物。這股西洋風不過是享樂奢侈風。對中國社會發展只有消極影響，而無積極作用。
滿清統治者為了維護其少數民族的統治壓抑民智
就以最為關心科技的康熙來說：他明明知道西方在大力發展科技，日後必然發達對中國構成威脅，但他仍然主張閉關鎖國，愚民政策。 他不支持傳教士向中國的學者介紹西方科學知識，不鼓勵中國學人參與中西文化交流。：洋人教師張誠在日記里寫道“他告誡我們不要在我們所去的衙門裡翻譯任何關於我們的科學的東西，而只在我們自己家裡去做。”。英國使節斯當東說：“據說中國有幾位君主從外國傳教士方面學習外國豐富的數學知識。但中國政府的政策不使這門學問普及到群眾中去。他們怕算學知識普及後，本國人能算出日蝕、月蝕，能制出曆本來，皇帝在老百姓中的威信就要降低了”
當時宣傳科學的朱方旦因為罪名是將九五之尊和下賤臣民混淆貴賤，傳播科學，而被殺。
到了乾隆，他對自然科學毫無興趣。關心的是西洋玩藝，這時西學東漸就衰落了。日心說的傳播詳細介紹是蔣友仁開始。《增補坤輿全圖》有日心說天文學部分，但是被乾隆鎖進深埂。《四庫全書》的有西洋部分。但是一般來說清朝纂修的《四庫全書》的館臣對於“西學”目錄著作大都採取貶低和排除的態度。
《四庫全書》館臣還對利瑪竇進行了批判.說天主教違背儒家學說危及封建統治“欲人舍父母而以天主為至親，後其君長而以傳天主之教者持國命，悖亂綱常，莫斯為甚，豈可行於中國哉！”必須嚴令禁止。天主教書籍必須“概從屏斥，以示放絕”。編輯出版者必須受到批判“以著左袒異端之罪焉”。
滿清統治者的防漢，制漢心理是西學東漸衰落的主要原因。也是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根本原因。
從利瑪竇 的《交友論》不同境遇看明清兩朝的知識界風氣，理教盛行的原因還是防漢心理在作怪。
利瑪竇進入中國後的第一篇印刷品不是宗教和科技而是《交友論》，它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事情不大，但是足可引起人們的思考。
利瑪竇 的《交友論》說：“人與人之間皆兄弟也，吾友非他，即我之半，乃第二我也，故當視友如己也。友之於我，雖有二身，其心一而已。交友獨知利己，是商賈之人，不可謂友也。”
利瑪竇主張的朋友之道 相互依靠，貧富通財，共享共有的關係，引用西塞祿言：“友之所以貴於親者，親可以失愛，而友則否。無愛，即不成其為友，而親仍不失為親？” 這正是西方交友之道平等，西方價值觀博愛精神的體現。
眾所周知，儒家傳統觀念，在處理人際關係時，存在着親屬遠近、輕重厚薄的差別，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的關係顯然重要得多。《交友論》顯然是反傳統的。《交友論》在明末引起極大反響，馮西京說：“人有友生”！“友之所系大矣哉， 君臣不得不義，父子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親，夫婦不得不別，長幼不得不序，是無可無交”，馮試圖把君臣、父子、夫婦、兄弟之間看作是朋友間的平等關係為基礎的新型關係。《刻交友論序》。
在《交友論》中利瑪竇試圖貫穿儒家的“五常”，友之職，至於義而止，智者欲離浮友，信於仇者尚不可施，況於友者？德志相似，其友固始。
馮西京說"爰有味乎其論，而益信東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交友論》是歐洲基督教人文主義與中國儒家思想初步融合的產物。正符合明末結社，交友的社會思潮和風尚。
該書出版後，一再翻印流行。利瑪竇說：“它到處受到知識階層的讚許，流傳於各省，並往往被權威作家在其他著作中引用。在一個短短的驚人的時期，這部書被當成做標準讀物為人們所接受”（《利瑪竇中國札記》）
而滿清禮教盛行，此類交友論是不合時宜的。《四庫全書》館臣批判《交友論》說：“ 視其人之友如林，則知其德之盛；視其人之友落落如晨星，則知其德之薄。是導天下以濫交矣。一相友而即同財，是使富者愛無差等，而貧者且以利合，又豈中庸之道乎？”他們反對交友之道的普遍意義以及愛無差等的思想，這也正符合滿清政府對天下人分而制之，讓中國成為一盤散沙的國策。
可見滿清為什麼會理教盛行，這和滿清特有的民族壓迫有不解之緣。
作為一個落後的少數民族，滿清統治者心中始終橫着對漢人的猜疑和防範。隨着西方東漸的潮水不斷上漲，他們心中的畏忌也不斷加深。把中國和世界隔絕開來。防止漢人和海外勾結危及統治。以禁教令和禁海令為標誌。滿清的海外政策發生逆轉。步步後退，日益封閉。更不用派出去看看世界了。
本論文大部分內容摘錄自 《康雍乾三帝與西學東漸》！《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
偉大的明末東西方文化交流
一道閃電
有人說 康熙、乾隆時候也有傳教士也有洋人的宮廷畫師，康熙也愛好數學、科學。但是滿清一直堅持內外有別的政策。科學、洋人連同鐘錶，洋槍一樣不過是皇室宮廷的玩藝，而被文字獄洗腦後的知識分子則失去了好奇心，對于洋人科學技術一律稱為奇技淫巧，一概排斥。 這和晚明時代西學東漸時濃濃的學術氛圍和有益的社會環境有天壤之別。
不要說漢唐氣魄，就是晚明對外開放和交流的胸襟 ，也是大可稱道的， 遠遠比滿清強許多。並不亞於漢唐氣魄。
西方基督教文明和中華文明，在晚明真是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最好和最平等的時期，和平交流，取長補短，共同進步。這段可貴的歷史卻被我們的史學界有意無意的忽略了。
在清末西方宗教則被史學家稱為西方殖民者侵略的工具，傳教士刺探情報，收買奸細，胡作非為。我們的近代史教材上對他們沒有一句讚揚的話，西方人東來帶來的是鴉片和侵略。但是事物都有兩面性。問題是當晚清時，中國面對西方只能以弱者的姿態仰對強勢，西方宗教勢力對於中國的侵略性就顯得突出了。在文明這個層面上，中華文化只能處於弱者心態並一直延續到今天。 徐光啟包括其家族明明是天主教徒，這種事實是我們是羞於提起的，解放後。政府把他的墓從天主教形式改掉了並諱言其為天主教徒。對晚明這段東西方文明交流史，則更諱忌莫深,利瑪竇的歷史地位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肯定。
如果你讀了《利瑪竇 中國札記》就會發現在明末從宮廷到朝臣，從士大夫到平民百姓對於西方基督教文明接受來得多麼自然。從皇室到士大夫都對西方文明充滿了好奇和欣賞， 傳教士和朝中大臣建立了良好的友誼。可稱為東西方君子之交。中國的正直優秀的知識分子有的欣賞和學習西方的科學技術，有的從西方文明中去尋找強國治學的新道路。
對比滿清末期的洋務運動和改革。每每陷入爭論，被保守派阻撓和扼殺。“天不變道亦不變”！“中學為體，西學為用”。這和晚明大大方方的引進、交流。甚至士大夫阪依天主教，豈可同日而語。這裡利瑪竇起了突出作用，他把天主教本土化。埋頭研究儒學15年之久，深受士大夫的尊敬，在《天主教義》中常引用儒家術語。徐光啟說他讀了此書後！“百千萬言，求一語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語無意於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徐光啟說天主教起到了“易佛補儒”的作用，徐光啟等封建士大夫特別讚賞天主教的人文精神和道德修養，稱利瑪竇是聖人。從東西方文明交流的意義上說，無論怎麼讚美利瑪竇都不過分。可惜的是利瑪竇的偉大被埋沒在明朝滅亡的廢墟中，可惜，可嘆。從儒學角度說， 利瑪竇、徐光啟等人從理論到實踐都證明儒學可以西化，可以現代化，這也是儒家學說和西方文明結合最好和最後的機會。 而滿清入關後將儒學的弊端發展到理教，儒學變得僵死、窒息、扼殺人性。已經不能有半點自新的餘地，嚴重阻礙着社會的進步發展，國家的生存。乃至五 四 運動時，激進的知識分子喊出了“打倒孔家店”口號，從根本上否定儒家學說。
在明末東方的人文、科技在當時的世界上也是不弱的，徐光啟的數學知識被驚嘆比傳教士更豐富。這樣才有平等的交流。傳教士向西方介紹的中華文明和科技也不少，同樣在西方引起震動。德國大思想家萊布尼茨在《中國近事》序言說：“中國這一文明古國與歐洲難分軒輊，雙方處於對等的較量中”在思考的縝密和理性的思辨，歐洲顯然略勝一籌，即使在數學和戰爭科學上，中國也低於歐洲的水平。然而在實踐哲學方面，既在生活與人類實際方面的倫理以及治國學說，歐洲實在是相形見絀。在法國大革命由羅伯斯比爾起草的《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中就引用了孔子的名言：“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傳教士沙勿略在傳教日 本 時，輒驚 日 本人對其比鄰大國之文學哲理深致敬佩，蓋此為日 本文化之所本也(《天主教十六世紀在華傳教志》裴化行著)
發現日 本 人進行激烈的辯論時，總是訴之於中國人的權威，即在涉及宗教和行政方面的事情上，他們也乞靈於中國人的智慧。他們常說：“如果基督教是真正的宗教，那麼聰明的中國人肯定知道它並接受它。”這就是中國的軟實力，看看清末還有嗎？
有人挑刺說，利瑪竇等傳教士帶來的是保守的基督教宗教文化，而不是近代科學，意義不大，甚至是反動的。我認為這種評論不對，有句話說 “橘生淮南即為枳”，文化的傳播不一定一開始就必須是最先進的，而應該是最適合當地生長的，再說西方文明的來源於古希臘的哲學、邏輯學、數學等。這對於中國就是一種全新的思維方式。這種文明的引進就是在打基礎，在培養土壤，小學還沒畢業呢，怎麼念中學呢？隨着時代的發展，新的傳教士和新的學說以及近代科學理論和學說，就可以在這片有土壤的基礎上得到生根，發芽。
更何況這種說法並不符合實際。雖然天主教傳教士並沒有刻意引來西方近代科學，但是並不排斥。西方傳教士金尼閣從歐洲帶來七千部書，教皇也捐獻了500多。 有大量數學和天文學、科學等內容。其中不少被翻譯成中文。從而改變了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這種對於中國社會的影響無論如何評價都不過分。
由徐光啟主持的龐大的《崇禎曆書》是一部大型從書詳細介紹了 第谷的《論新天象》、《新編天文學初階》，托勒密的《大綜合論》，哥白尼《天體運行論》，開普勒的《論火星的運動》等西方天文學的著作。看到嗎，有教會的死敵哥白尼的禁書。李約瑟說：由於歷史的巧合,近代科學在歐洲崛起與耶穌會傳教團在中國的活動大體同時，因而近代科學幾乎與中國傳統科學接觸。 明代的傳統數學、天文學由於西學的到來而復興。到164 4年 中國和歐洲的數學、天文學和物理學已經沒有顯著的差異，它們完全融合，渾然一體了。見梁啟場《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
而滿清呢:對轉而為清朝效力的耶穌會士湯若望等，先用後棄，一度投入監獄，並以“查禁異端”為名嚴禁天主教，耶穌會士從此絕跡中國；明末已翻譯和待譯的各種西方科技書籍也大多隨傳教書冊(二者加起來共四五千種)散落流失。
這一切偉大的文明交流，都毀於滿清入關的熊熊戰火中，毀於桎梏文明的文字獄中，17世紀初開始的一段中西文化交流史，至此中斷約二百年。 明末的仁人志士大都深受西學影響的，知不可為而為之，與滿清鐵騎做殊死的鬥爭。 滿清的罪惡罄竹難書。
再論為什麼說“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 2005-06-16 13:44:06 Thu
“為什麼說“滿清入關”是歷史倒退”，在軍參發表後，引發熱烈爭論，被刪掉前有6萬多點擊，50多頁跟貼，也算創了TOM論壇的記錄， 還被轉到其他論壇，在爭論中出現一些熱點，現歸納總結澄清。
歷史人物的評價問題--所謂滿清的明君問題
首先評價歷史推動歷史從來不是靠一兩個皇帝，而是整體的進步思想，進步階級，皇帝老兒的英雄史觀要不得。第二，對於英雄人物評價應該放在歷史大環境裡去看。離開了歷史大環境評價皇帝等英雄人物就變成了對其個人才幹的鼓吹和個人道德的頌揚，這不符合歷史唯物主義，如果是這樣，那麼希特勒、東條英機早晚就成為英雄了。
逆歷史潮流而動，還談什麼明君，昏君之說，滿清的國策“文字獄”、“海禁”。危害中國長達二百年， 可以談明君、昏君說。對皇帝的評價標準很多。個人道德評價 ，對社會發展進步或者阻礙評價等等。有大節有小節，大節既虧，小節又何必多提。現在的影視作品，對皇帝的評價只重小節，不提大節。影視作品中只重皇帝，少提統治集團。至於被壓迫階級的苦難，根本就沒人關心。或者關心的角度在於皇帝如何如何仁慈，英明，剷除了個把貪官，解救了個把農民的苦難。 這造成觀眾對整個朝代的評價誤判，把對皇帝個人品行錯覺為其政治，政策和對歷史貢獻的評價，把對皇帝的印象錯覺為對皇朝的印象。
滿清是否能同秦朝相提並論的問題
秦是周天子的封國，早就接受了中原文明，進步到了成為華夏文明的代表，春秋就曾是五霸之一。秦國和六國稱為戰國七雄都自認為是中國。這點古人都是公認的，
把秦國滅六國和蒙元、滿洲入侵混為一談。是錯誤的，雖然在西周，春秋早期有一些士大夫對於秦、楚有偏見，認為它們是蠻夷之地，甚至是蠻夷之邦，但是經過數百年的文明教化， 早在春秋末期當時的人們已經普遍把秦、楚看作華夏文明之國了。蒙元、滿清則不同，在元末朱元璋提出過“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清初相當長的時間內一直到孫中山都提出過“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可見當時人們的心理，根本不把蒙古人、滿人當成中國人。他們自己也同樣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而秦末農民戰爭有人提出過驅除秦人的口號嗎? 不，而是“伐無道、誅暴秦”。秦國人、六國人。不分彼此，爭奪天下。這根本就不存在民族革命、民族解放的鬥爭內容。怎麼可能把蒙元、滿清入侵和秦滅六國並列呢？
顧炎武說的亡天下和亡國時，把秦滅六國列為亡國，滿清入侵稱為亡天下，古人對秦朝和滿清認識是不會含混的。 再者秦朝的統一是歷史的進步， 秦國的國家組織能力，秦的貨幣文字度量衡以及軍事手工業在列國中是最先進的。統一後推廣到全中國。大一統思想，封建專制體制持續了二千多年。
秦修的都江堰，鄭國渠，靈渠是世界水利史的傑作。秦的工匠水平，管理模式。科學而嚴密。
秦是先進文化，先進生產力的傑出代表。這點央視的《復活的軍團》展現得淋漓盡致。
秦的統一，結束了春秋戰國時期幾百年大規模的戰亂。對生產、文化和人民生活都有積極的意義。秦統一後，修長城、建直道，擊退匈奴，屯兵河朔。保護了中原地區不受北方匈奴的騷擾、保護封建社會發達的生產力。
秦統一中國是歷史的進步。而決非蒙元。滿清那種大倒退，大破壞可比。
統一神聖論
這夥人沒有一個不把其所謂“統一”放到最高、最神聖的位置。這類人的荒唐之一在於，一方面大力歌頌統一的正義，偉大。另一方面又不敢承認那種阻止、仿礙這種所謂 “統一”偉大、正義的行動是反動的，是開歷史倒車的。自己陷入矛盾當中還振振有辭。
第二 “統一神聖論”隱含着“奴隸制、封建制”等同論。 某些人說，凡是統一戰爭就離不開流血甚至屠殺，那麼滿清、蒙元的屠殺和歷代的改朝換代沒有兩樣。
是這樣的嗎？游牧民族在入主中原前實行的是奴隸制。殺入中原後，燒殺掠奪，野蠻屠城,搞得千里無人煙, 某些“文史學家”把這種情況等同於中原割據政權的戰爭,荒謬地認為是戰爭總會有殺戮。我們說這是不同的，封建割據政權也有殺人，屠城的情況，但是少，而且是特例。因為封建政權建立在大量農業人口為之生產服務基礎上的。 “民為邦本”,總體上要愛惜百姓，如此惡行是屬於嚴重的“無道”。 要“有道伐無道”,要“弔民伐罪”,要“替天行道”。屠殺被看成重罪，白起臨死前問自己是否有罪，馬上就想到並說出當年屠殺趙國四十萬戰俘的罪過，這些懺悔對於以殺掠成性的蒙，滿將領來說 是不存在的，他們是把屠殺看成榮譽。屠殺既多又狠。成吉思汗在西征歸來的途中教育後代時說“人生最大的樂趣，就是把敵人斬盡殺絕，搶奪他們所有的財產，看著他們親屬痛哭流淚，騎他們的馬， 強姦他們的妻子和女兒”。世界上所有不願意被他們掠奪、壓迫、奴役的人民都是他們的敵人，都會被殘暴地殺戮。某些歷史學家對此冷漠地說：“不能以今天的道德評價古人”。的確，每個時代都有特定的道德標準，問題是蒙元時期人類早就進入了封建社會，而這伙歷史學家對蒙元統治者的的道德評價卻降低到奴隸社會甚至原始社會部落仇殺的道德水準上。
奴隸制戰爭的另一特徵是掠奪人口當奴隸，跑馬圈地圈擰。這點和歷代封建王朝的統一戰爭也是有本質的區別。漢武帝對匈奴投降者採用優待政策“胡降者數萬人，皆得賞厚賞，衣食仰給縣官，縣官不給，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以澹之”。唐代有禁止掠奪突厥人、吐蕃人、回鶻人、新羅人為奴婢的禁令。可見蒙,清入侵不光是沉重民族的壓迫還是封建制向奴隸制的倒退。奴隸制和封建制既然有如此的不同，抗金、抗蒙、抗清戰爭的正義性質還用懷疑嗎？
第三 統一和進步那個更重要。是統一在先，還是進步和發展在先，這也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也是評價歷史人物正義與否的關鍵標準。 按照“統一神聖論”的觀點，只要是統一就是正確的，神聖的，就應無條件的立刻實行。如果真是這樣，為什麼中央現在不立刻統一台灣，現在統一台灣的實力達不到嗎？就現在的力量還怕美國干涉嗎？
如果現在發動統一戰爭，雖然能取得成功，付出的代價是國際環境惡化，台灣民眾人心不服。不利於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發展是執政興國的第一要務。只有強大和發展，未來的統一才能水到渠成，不論是用和平的手段還是戰爭的手段都能順利實現。中央是在抓住這段有利時間去謀發展，謀強大。
統一要符合人民的利益，滿清統一中國大肆血腥屠殺，把大多數人民列為野蠻征服和殘酷壓迫和奴役的對象，剃髮令的實施，是以中國人屈辱和鮮血為代價的，這類的統一隻要是文明社會都不會贊成。馬克思主義者從來都是目的和手段統一論者，未來我們要統一台灣，鎮壓的也僅僅是少數台獨分子。台灣同胞是中國人民的一分子，是我們的骨肉兄弟，我們的統一隻會給他們帶來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更大的傷害。
馬大正之流的“滿清入關正義論”，肯定會破產。
第四 沒有滿清，中國就不能統一，就不能強大嗎？
為滿清評功擺好的一條重要理由就是滿清統一把中國國土面積增加了保持到今天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某些人認為這就可以“一俊遮百丑”了， 這個問題應該這麼看，其一是不是沒有滿清就沒有遼闊的中國呢？沒有滿清就一定是明朝延續其腐朽統治呢？就不會爆發革命，就不會發生農民起義政權更替。 就一定不會產生一個新的生機勃勃的政權呢？就一定不會有漢唐氣象的中國呢？這點顧誠的《南明史》做了很好的回答。
其次這個問題也提示了這個問題，是資本主義制度產生重要還是大國領土重要？某些人無一例外的認為，不管先進和落後，只要面積最大，就是歷史的最好選擇。
我要問，是這樣嗎？ 歷史經驗證明先進的生產關係，新興的地主階級和資產階級統一和擴張熱情是很偉大的。秦的統一，英國的日不落帝國。都是明證。凡是20世紀前的資本主義國家都是擴張成性的帝國。相反落後封建王國領土卻一再退縮。滿清王朝被列強瓜分成了半殖民地。落後就要挨打，落後不能帶來強大，更不能保證統一和領土完整。
如果以中國率先實現資本主義。以當時在世界的軟勢力，有着先進文化，先進科技，其統一更成了人心所向。更不是靠野蠻屠殺來實現。
所以還是應該回到本題，也就是談談明末沒有“滿清入關”，中國到底能不能產生文藝復興，發生資本主義制度。中國的古代文明能不能更新為現代文明。
對於今天的影響，某些人認為的是只要是統一了，就是對今天最大的貢獻，而我們認為生產力得到提高，社會得到充分的發展和進步才是對今天的中國乃至世界最好最大的貢獻。馬克思說：一切節省，歸根到底都歸結為時間的節省。
第五、滿清奠定中國疆域的問題
有人詭辯說，不是滿清統一，西方殖民者就會瓜分中國了，是不是這樣呢？大家都知道西方殖民者大舉發動遠東殖民戰爭，還是十九世紀中後期的事情。那時朝鮮、越南、日 本 都遭到了入侵。而明朝滅亡於1 6 4 4年，離西方殖民者發動中等規模的入侵，英國發動的“鴉片戰爭”有足足兩百年的時間，西方殖民者在164 4年之後200年都是小股騷擾，地方勢力完全有能力擊敗，比如鄭成功收復台灣。俄羅斯在遠東的擴張，滿清發動雅克薩戰役是1882年，就俄羅斯入侵的兵力還不足千人，對付滿清在關外的兵力本沒有取勝的可能。反而是滿清先是在遼東大肆屠殺漢人，大舉入關後，有近200年，關外人口和兵力非常空虛，還禁止漢人去關外。造成俄羅斯可乘之機，大肆掠奪，而滿清荒謬的認為沒有人口的土地就不值得守衛，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對俄羅斯很有利，之後一個黑龍江將軍弈山就敢於私自割讓60萬平方公里的國土， 滿清輕易的簽訂了賣 國 條約《北 京 條約》割掉大片國土，可以說是空前絕後。應該說滿清的統一同樣帶來了國土的淪喪，這點到是沒人算帳。
事實證明，正是因為滿清的落後、保守和封建才導致帝國主義瓜分，殖民中國。
有人瞧不起漢民族認為自漢唐以後，漢人就沒有擴張性了，只有游牧民族才能實現統一， 首先這根本不符合實際，明初的統一國土就很大。 其次 民族性格是由民族文化決定的，而民族文化又是和當時的主流思潮緊密相關的，明清之保守在於儒學腐朽化，理學盛行。可這點正在明末發生根本的動搖。再者，人們都說時事造英雄，時代的英雄是和社會變革大潮分不開的，新的生產方式給民族精神帶來的變化遠遠高於民族文化傳統。不論是新興地主階級還是新興資產階級都是英雄輩出的階級。看看秦國人，漢朝人，英國人、法國人，德國人他們最強悍的時候就是新生制度誕生和發展時期。 明末一個特別的社會現象是，大部分民族英雄、抗清將領都來自南方，這說明新的生產力，新的社會思潮正在引起民族性格的改變。包括清末還有民國時期，大部分英雄也都出自生產力發達，社會思潮進步的南方地區。所以說，有人就此以為中原政權，特別是南方政權不能統一中國是很荒謬的。
滿清入主中國是歷史的必然嗎
這點我引用歷史學家顧誠的研究成果：顧誠說“歷史進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學界長期關心的問題。在我看來，必然性只有一條：就是社會要發展，要前進；其間可能出現短期的逆轉和曲折。至於統治王朝的建立和統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屬於偶然因素。只不過人們太習慣於把既成事實當作歷史必然，就本質而言，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顧”沒有多大區別。”
歷史進展的事實提供了最有力的證據。中國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直到明朝末年中國同西歐國家之間的差距並不大，被大順軍推翻的明朝最後一個皇帝朱由檢統治時期還是孜孜於引進西方科技，特別是火器和歷算，不少士大夫也拋除畛域之見，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識，儘管他們的目的是為了挽救行將滅亡的明帝國。清朝統治的建立是以全國生產力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的，穩定後的統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稱之為康雍乾盛世。正是當中國處於這種“盛世”的一百多年裡，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拉得越來越大。“盛世”過後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學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來看，乾隆之後在位二十五年的嘉慶也應該算是個勵精圖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說是無道昏君），爆發了中英鴉片戰爭，隨之而來一幕幕喪權辱國的悲劇，使大清帝國的腐朽落後暴露無遺。本書作者在所著《明末農民戰爭史》中以確鑿的事實證明了大順軍推翻明王朝接管整個黃河流域幾乎對社會生產沒有造成什麼破壞，並且掃蕩或狠狠打擊了那些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洲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軍閥官紳所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已經取得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外一種樣子。“以史為鑑”是中國的傳統，可惜過去絕大多數史家製作的鏡子裡，侏儒們被拔高了，堅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擠出了鏡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鏡。本書作者力圖運用可靠的史實，重新描繪明清易代的這段歷史”
他一反習見的認識，將清王朝的建立看作是破壞並阻礙了社會生產力進步、打斷了中國歷史正常的發展進程的一個事件，是中華民族內部一個落 後的、人數不多卻又十分驃悍的滿族的上層人士同漢族中最反動的官紳地主勾結在一起，竊取農民大起義勝利果實的產物。其基本論據為：明中期以前，我國在世界上處於領先地位。中期以後在科學技術等方面雖漸有落後，但到明末為止同西方的差距仍然不大，末代皇帝崇禎還孜孜引進西方科技和新知識。大順軍接管整個黃河流域也對社會生產力幾乎未造成破壞，且狠狠打擊了嚴重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貴族官紳勢力。如果這一勢頭不被滿族貴族和變節的吳三桂等漢族官紳打斷，中國社會將在明代既定的基礎上實現較快的發展，近三百來年的歷史也許是另一種樣子。而清的建立卻以全國生產力的大幅度破壞為代價，穩定後的統治雖被人吹捧為康雍乾盛世，但正是在所謂盛世期間，中國同西方社會發展水平的距離越拉越大。
康乾盛世問題和戴逸商榷
戴逸和周思源辯論時說：周思源先生把個人的作用看得很大，似乎只要康雍乾三個皇帝念頭一轉，改正失誤，不搞文字獄，就可以改天換地，解放人們的思想，思想解放了，一切都迎刃而解。他還說：“任何歷史性的大發展都來源於思想解放，沒有歐洲文藝復興就不會有商業革命、科學革命和工業革命。”當然，思想解放對推動人類社會發展具有極其重大的作用，但真正的思想解放均有物質基礎，單憑人們的主觀思想不會創造出新世界。歐洲文藝復興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我堅持這一歷史觀，而不同意康雍乾三帝如果沒有“失誤”就可以解放中國人的思想，可以使中國提前進入現代社會的歷史觀點。
這點我來答覆 ：“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歐洲文藝復興也是在意大利城邦經濟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這點特別值得探討，什麼是產生“文藝復興”的社會存在？戴先生簡單地認為是財富的累加，經濟的繁榮。這點是不對的。就恩格斯等認為“歐洲文藝復興”關鍵原因在於中國的四大發明的傳播，造紙和印刷術的出現使得文化的傳播變得普遍,文化知識從教會的壟斷下解放出來，學術交流變很方便。而火藥打碎了騎士階級。可見關鍵的因素在於生產力和新的科學技術。
美國學者 卡特說：“歐洲文藝復興初期四種偉大發明的傳入，對現代世界的形成，曾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火藥的發明，消除了封建制度，創立了國民軍制。指南針的發明，導致發現了美洲。造紙和印刷術替宗教改革開了新路，並使推廣民眾教育成為可能。”
印刷術：歐洲以前是用羊皮紙，抄書，書籍非常稀少而昂貴。印刷術的出現特別是古希臘文獻的大量印刷使得文化傳播交流變得方便，這是文藝復興的最基本物質條件。見《中國印刷術的發明和它的西礎》。而滿清呢？康雍乾三代的“文字獄”使得中國的文藝復興成為不可能。
火藥：恩格斯說：“它使整個作戰方法發生了變革，火器的採用不僅對作戰方法本身，而且對統治和政治關係起了變革作用。要獲得火藥就要有工業和金錢，而這兩者都為市民所占有。因此火器一開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為依靠的新興君主政體對封建貴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貴族城堡的石牆抵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槍彈射穿了騎士的盔甲。貴族的統治跟身披鎧甲的貴族騎兵隊同歸於盡了。”(《反杜林論》) 火器的使用使得戰爭成為平民的職業，火藥使得資本主義在歐洲大陸勝利。而火藥在中國僅僅成了驅魔的利器和過年的玩具，可見滿清對火器的禁用，是經過深謀遠慮的。
馬克思說：“火藥、指南針、印刷術－這是預告資產階級社會到來的三大發明。火藥把騎士階層炸得粉碎，指南針打開了世界市場並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術則變成了新教的工具，總的說變成科學復興的手段，變成對精神發展創造必要前提的最強大的槓桿。”
指南針:指南針帶來航海術的進步，地理大發現，殖民地和種植園的世界分布以及世界大市場、商品大流通，世界範圍內的文化傳播幫助歐洲資產階級走向世界。而在滿清，指南針僅僅淪為風水先生的羅盤，可見滿清海禁的危害。
對比四大發明在歐洲和中國的不同境遇，大家應該明白了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革命那麼難產生了吧！
正是滿清扼殺了科技的應用、發展和先進文化和科技的引進，戴先生根本不懂馬克思主義。
把滿清的黑暗完全歸咎於封建專制主義傳統是否公平，這點我以前的文章已經充分論述過了
繁榮還是有爭議的，穩定是存在的，其他所謂條件“國力強大”！“文化昌盛”都是大有爭議的。 按戴先生的標準“盛世”就是“穩定”和“有爭議繁榮”，這個標準太低了吧。如果國家以這種標準指導中國的未來那將是多麼可怕。我認為“盛世”必須在世界上占有地位，不論是硬勢力還是軟勢力都能輻射世界，象滿清那種根本不被世界瞧得起的“強大”。一推就倒何談盛世？再者既然是盛世就應該福及子孫，不能讓子孫沒有沾光反而更弱了。
到底是中國落後是歸結於滿清入關，還是封建傳統？問題是戴先生竟然漠視明末出現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大趨勢。
歌德爾不完備定理
某些歷史學家，自己陷入自相矛盾，還振振有辭，實在是荒唐之肌。他們一方面說：統一戰爭是正義的，另一方面又說：反抗異族侵略也是正義的。他們詭辯說這裡面確實有矛盾，歷史確實充滿了矛盾，沒有矛盾就沒有世界。他們評價歷史的標準是混亂的，
“歌德爾不完備定理”主張：悖論必須禁止，但是可以承認其邏輯本身的不完備性。也就是說理論可以有缺陷，但是不能出現悖論。這也正是譚其驤等所謂的歷史學家荒謬之處。
這裡他們就有了兩個標準，其一 統一神聖，其二，愛國主義。 於是在兩者發生矛盾時，就來一個都有理，採用自相矛盾的觀點。這種騎牆是靠不住的，如果問：如果你在宋末、明末，你是去當蒙元、滿清的鷹犬，當漢奸呢？還是去當文天祥呢？既然都是正義的。你當然會去當漢奸去，因為蒙元、滿清處於絕對優勢。如果把這個問題留給今天，當日 本 人的漢奸也是順理成章的。
再來看譚其驤說：我們不是宋人、明人 所以不能站在宋的觀點來看中國。那麼我們能否站在人類的角度來看這類問題呢？如果偏偏站在今天中國各民族的角度，那麼各國各民族自然各有自己的立場，那麼我們同樣不能譴責日 本 政府參拜靖國神社的行徑。歷史由勝利者書寫的。於是人類就永遠不會去譴責西方殖民者當年屠殺印地安人地暴行。這是不是站在最狹隘的種族主義立場上呢？
而在我們看來批判歷史的標準只有一個：就是是不是解放了生產力，符合了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恩格斯說：“每一次由比較野蠻的民族所進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礙了經濟地發展，摧毀了大批生產力”。那麼是不是正義還用解釋嗎？
明、清文字獄是一樣的嗎？
有本質的不同，一個出於皇帝的忌諱，是對個別大臣和文人的嚴厲處置。是挑刺，處死是個別大臣和文人， 一個是對一個民族的文化清洗。是剃頭。常常是抄家滅族。祖先、子孫、活人、死人連同眾多無辜者一起遭殃。是威懾恐怖。 震懾效果空前絕後。 滿清文字獄的密度嚇人，據統計，在清王朝 268年的統治時間裡，發生了160餘起文字獄，幾乎一年半一次，主要集中在順治、康熙、雍正、乾隆四朝，至乾隆達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乾隆在位63年，製造的文字獄有130餘起，一年兩次還多；其定罪範圍大大超過了順治、康熙和雍正，而且將打擊對象從主要是士大夫階層擴展到民間百姓，幾乎成了一場全民的劫難；許多名人志士因此而蒙難，其中呂留良、屈大鈞、王錫侯、金堡、戴名士等都是文字獄的受害者，有的不僅被斬首，而且子孫株連坐罪，甚至家族同遭毀滅；有的甚至追究已故作者，挖墓戮屍，懲辦後人。文字獄株連甚廣，令人心驚膽顫，此間全國上下一片風聲鶴唳。
滿清統治下的文字獄，如同黑暗的歐洲中世紀一樣，思想領域實行強控制，不光政治文化的書籍要禁，就連科學技術也不放過。只要和官方的程朱理學不統一的，都要禁止。
這和明代的文字獄根本就是兩回事。這點我將轉下面文章論述：
滿清文字獄下的又一個犧牲品：滿清統治下的軍事禁書 :（轉）
《天工開物》為什麼在清朝一度“銷聲匿跡”？ :（轉）
民族特權下的滿清科舉制度下:（轉）
批判滿清不是批判滿族，滿清也不能代表少數民族，民族團結不是靠歌頌滿清來實現的（轉貼）
如果滿清=滿族，那好，揚州十日是滿族干的，嘉定人民是滿族殺的，馬關條約是滿族簽訂的，這原罪可是在不小！某些人一而再再而三的混淆民族與政權的概念，不僅僅因為白吃，更有不可告人的打算。滿清入關後的暴行，及垮台前的喪權辱國,令許多國人至今不能釋懷。把滿清等同於滿族，自然會引起這些人對滿族的惡感，這就是滿遺的如意算盤，中國國內任何一個民族被誤解和排斥，都會中這些傢伙的下懷。提出滿清的罪惡史與破壞民族團結的有着必然的邏輯關係就象我們歷史書上記載着英法火燒圓明園會破壞當前我們和英法的外交關係一樣荒謬。
但是，為什麼還有人津津樂道於此呢？甚至於歌頌起滿清的統治，好象只要所有的中國人頭上繫上個辨子就真的是民族團結了。只是不知道他們知道不知道這個辨子是怎麼來的，不知道這些人有沒有臉面去見那些為了反抗滿清犧牲的先烈們。
正視那段留頭不留髮的歷史，正視滿清對中國文化毀滅，才能得以“中華民族偉大的復興”，否則何來復興之意呢？相反，對滿清百般維護，不但不會促進民族團結，反而會激發起更多的民族主義分子，民族的感情是天生的一種質樸的感情，有時是衝動甚至沒有理性的。但是如果有人敢於蔑視這種感情將犯下不可饒恕的錯誤。誠如滿清對漢民族主義思想鉗固了二百六十多年，從形式到內容無不加以改造，然而終有孫中山祭起民族主義的大旗以摧枯拉朽之勢把其推翻。今天，對滿清歷史的篡改已經到了“是可忍，孰不可忍”的地步，再容其發展下去，破壞民族團結可以期料。越來起多的民族主義的聲音就是明證。正視歷史可以平復受傷的心靈，畢竟大多數人對過去的事情多的是寬容之心。然而在今天篡改歷史就是對現實生活的人們的挑釁。別忘記中國有“頭可斷，史不可改”的傳統。
歷史上慘遭滿清屠戮的也不光是漢族！現在中國境內的各個民族（也許俄羅斯族除外）都曾遭受過滿清的野蠻屠殺與長期的民族壓迫！
明末清初，中國境內的無數少數民族人民與漢族人民並肩攜手抵抗滿清，不惜流血犧牲保衛中華文明，結下了深厚的戰鬥友誼，民族英雄李定國的部隊有一半是雲南的少數民族，對這些少數民族兄弟來說，粉飾滿清暴行無疑也是否定了他們祖先的英勇事跡，無疑也是給他們的祖先抹黑！粉飾滿清暴行無疑也是給中國大多數少數民族的傷口上撒鹽！中國大多數少數民族與漢族一樣遭受了滿清的野蠻大屠殺，他們對滿清有着刻骨仇恨，粉飾滿清暴行也是對他們的民族感情的極大傷害！揭批滿清暴行不光是廣大漢族人民的心聲，更是中國５０多個兄弟少數民族的心聲！
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清代，滿清常常故意挑撥漢族與其他民族的矛盾，以便使各民族互斗而不會把注意力集中到滿清身上從而達到滿族全民族集體騎在中國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的目的。比如說滿清常常戴上白帽子殺漢族人，然後就說是回民殺的，驅使不明真相的漢族群眾去殺回民從而在漢族和回民之間留下仇恨；滿清還常常藉口少數民族叛亂，驅使漢族人組成的軍隊去屠殺少數民族，從而使一些不明真相少數民族把帳即到漢族身上。這些都是滿清的陰謀詭計，以極陰險的手段無中生有地製造民族矛盾，本應該澄清事實，不應該讓別人去給它背黑鍋。但是，如果我們粉飾滿清、為滿清大唱讚歌，就會讓大多數少數民族人為漢族和滿清一樣都是殘害他們的兇手－－不然漢族粉飾滿清幹嘛？自然會對漢族懷恨在心，這就無謂的製造了漢族和中國大多數少數民族的隔閡。同時，漢族為屠殺、壓迫自己的敵人大唱讚歌，中國廣大少數民族會怎麼想？有血性的人自然會認為－－漢族是個沒骨氣、健忘、不知好歹的民族，被人屠殺，過了一陣子居然為屠殺的人唱讚歌，難道能指望這樣一個民族在關鍵時刻幫助自己嗎？當然不能，所以我們還是早點自尋後路吧，漢族靠不住！可見，為了和滿族團結二粉飾滿清，就與大多數民族不團結，甚至會使大多數民族離心離德，這還叫民族團結嗎？這完全是民族分裂！
東北是滿清的嫁妝嗎？
對於所謂大東北，明朝和唐朝都曾統治大東北。如果漢族沒有統治過所謂的大東北，那麼滿人更沒統治過，遼東半島自古以來就是漢族的世襲領地，古屬幽州，人口結構一向以漢族為主，明代洪武年間剛收復遼東就進行的人口普查（見《遼東志》）表明遼東都司的非漢族人口只有10%，在這10%中也以朝鮮族和蒙古族居多。由此可見東北完全有漢族的份，有沒有滿清漢族都有資格自由居住在東北。
滿清在遼東屠漢數百萬,今天的東北漢族人多和滿清有什麼關係？那是民國初二張的功勞，孫占文的《黑龍江史》內就有關於東北人口變化的統計數據表格，民國剛建立時東北人口不過四百萬到五百萬，到了抗戰前卻有近3000萬。
擁清派的荒謬
所謂的“擁清派”戴逸、閻崇年他們的理論根據是什麼呢？他們荒謬地認為凡是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凡是勝利者就是正義的。 戴逸總結滿清有什麼四大精神、閻崇年總結滿清十大貢獻，還用明君來定義滿清皇帝。這種脫離了歷史環境，社會進步孤立的談什麼精神、貢獻、明君、昏君就是典型的精英主義唯心史觀。船的航向不對，技術再高的船長又能起到什么正面的歷史作用。正如英國使臣馬戛爾尼所說：“自從北方或滿洲韃靼征服以來，至少在過去150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 中華帝國只是一艘破敗、瘋狂的戰礎。如果說已在過去的150年間依舊能夠航行，以一種貌似強大的外表威懾鄰國，那是因為僥倖出了幾位能幹的船長。一旦碰到一個無能之輩掌舵，一切將分崩離析，朝不保夕。即使不會馬上沉沒，也是像殘骸一樣隨流東西，最終在海岸上撞得粉碎，而且永遠不可能在舊船體上修復”。
評價歷史貢獻的唯一正確的標準是促進歷史進步還是倒退，是發展還是滯後。而滿清統治者呢？其核心目標就是穩定，客觀效果就是封閉。這就意味着停滯、僵化和死亡。這樣一個瀕死的社會，卻被“擁清派”吹得神乎其神。
“擁清派”還有可用的盾牌，也就是民族團結、國家統一這兩樣法寶。但是他們真的這樣認為嗎？努爾哈赤在東北叛亂分裂祖國，大肆屠殺漢族同胞。他們不譴責反而大肆歪曲歌頌。而“揚州十日”還有“薙髮令”、“留人法”。被選擇性的忘卻。其歷史品格之差，令人切齒。
近十多年來，歌頌滿清的影視作品、學術報告、什麼什麼節多得不可勝數，從大屠夫、民族分裂主義者努爾哈赤到賣 國 賊慈禧都被重新翻案，擺上供桌。甚至漢奸洪承疇、尚可喜也被平反，開紀念館。真是人妖顛倒、是非混淆、真理蒙羞。這樣下去還得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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