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鍾皙：他們中最具代表性的領袖之一

--------------------------------------------------------------------------------

news.dayoo.com　　 2005年06月22日 09:01 　　來源: 南方人物周刊

　　要想成為一個政治領袖，必須得到團體成員的信任，這是首要條件。我個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儘早實現南北的和解，充當自己應有的角色 圖/大食

韓國國會（圓頂處）門前的示威者，普通市民可以自由出入國會大門 圖/大食

韓國議會辯論中的一幕，兩派持不同觀點的議員打起來了（居中帶紅領帶者為任鍾皙） 圖/imaginechina
　　4月26日上午11時，韓國國會。

　　敞亮的議員辦公室。喝上國會特供飲品蘆薈後，議員任鍾皙才姍姍來遲。進洗手間拭去臉上的汗，隨即禮貌地向記者表示歉意。隨行人員解釋說，任議員剛從仁川機場回來。這幾天韓國有個選舉，選出6名國會議員和一些地方的市長、郡守，“昨天任議員去了韓國南部的一個城市。因為你們的採訪，他特地匆匆趕來。”

　　任鍾皙，韓國執政黨開放國民黨發言人，國會統一外交通商委員會委員，國會南北關係特別發展委員會委員。

　　任鍾皙被認為是“386世代”的代表人物。

　　“386世代”一詞源於1990年代，“3”指的是這個世代正值三十歲之齡，“8”指在1980年代投入民主運動，“6”是因他們中的大多數人生於1960年代韓國工業迅速發展時期。他們的政治理念是在反軍事威權統治的學運中奠定形成。這批人現已成為政界、商界和傳媒界的中堅分子，他們力主韓國應當與中、日兩鄰密切合作，疏遠西方的關係；結束以腐敗、政商勾結為特徵的舊式秩序和權威主義。韓國總統盧武鉉的助理團隊中就有多名“386世代”，盧武鉉也曾在公開場合指出：“‘386’是改革的核心力量。”

　　當年的學生領袖

　　韓國的民主化運動發生在1980-1990年代，80年代是運動的高潮時期，尤以1987年的“六月抗爭”為最，它改變了韓國整個政治的形態。當時任鍾皙就讀於漢陽大學，他是這所大學的學生會議長，其時，他已在韓國大學生聯合會（設在漢陽大學）任了三年的議長。

　　當時南北關繫緊張。任鍾皙的前任大學生聯合會議長任守敬（音），被派遣去平壤參加一個學生聯合會的活動，經媒體報道，在韓國引起轟動。因這一事件，任守敬在監獄裡呆了三年半。任守敬事件對於破除南北隔離這堵牆具有非常的象徵意義。

　　和他的前任一樣，任鍾皙也蹲了三年半的牢獄。入獄時是盧泰愚掌權，出來時已換成金泳三。獄中不讓寫文章，沒別的事可做，因此讀了很多書，光雜誌就讀了1000本左右。而自監獄出來後，就“不怎麼喜歡看書了”。當年參與學生運動搞街頭演說和政治宣動所培養的能力，現在國會發言上展示得淋漓盡致。任鍾皙說，對於政治家來說，擅於說話和發表意見非常重要。

　　2000年第一次當選為國會議員，2004年再次當選。“通過學生運動可以直接採納很多民眾的意見，對自己的政治生涯有很大的影響和幫助”。

　　有韓國學者認為韓國政界的“386世代”已逐漸分化為三派：以任鍾皙為代表的執政黨（開放國民黨）一派，以元喜龍為代表的大國家黨保守派，以及趨於自由主義的中間派。任鍾皙不同意這種觀點，他認為大多數人還是進步的，“以前扮演的角色是，要改革，是提出問題；現在呢，是要解決問題的，有一個現實感和責任感”。

　　任鍾皙向我們闡述他的政治主張：民主主義和南北的和解合作。“民主化在韓國已逐漸成熟，現在的課題是如何落實南北的和平，然後進一步和諧合作。”

　　如今的政治精英

　　早上7點開始就有會議，晚上11點才能回家。這是任議員的一天。忙是他的常態。我們對他的採訪，他說是他從政以來接受的時間最長的一次採訪。

　　他不願意聊個人生活，更願意擺談政治。偶爾會觸及一些有趣的細節，比如我們問他，韓國國會開會的時候，會不會像日本或台灣一樣，經常會發生打架的情況？任議員大笑：當然有，特別是執政黨和在野黨在非常關鍵的議題決議的時候，就有這樣的衝突。但和日本、台灣比，打得沒有那麼激烈。“我也打過啊，但是不會因為這個而專門去鍛煉身體的。”又一陣爽朗的笑。

　　更多的是乏味的政治商討。而這是他一生的事業。

　　仕途上也有過尷尬的時刻。2003年10月18日，韓國政府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上通過了對伊拉克大規模增派戰鬥兵（7000-12000人）的決議。第二天，任鍾皙便在議院會館門口進行絕食，表示如果政府最終仍決定大規模派戰鬥兵並在國會得以通過，他將辭去國會議員的職務。他得到民間力量的支持。

　　他在宣言中稱，自己的行為是“一個年輕政界人士的良心”，會在絕食的同時探索韓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和國會應如何服務於國民。

　　後來韓國政府決定派兵3000人，但任鍾皙並未如事前所說放棄議員的職位，而是用“現實論”為自己辯解，稱“自己的人本主義並未改變”，請大家理解政治家在價值觀和現實之間找平衡的困難，“國際秩序與主觀願望不同，我們不能無視這種客觀性，一味去主張原點性的價值。”他的言行令很多支持者感到失望，也遭到眾多網民的猛烈批判。從政生涯跌至低谷。

　　其時離議員任期屆滿只有兩個月，任鍾皙在接受本刊採訪時稱，他當時也是希望通過自己的表現重新贏得下一次的議會選舉。“我反對大規模的派兵，後來實際上規模也變小了，性質也不一樣，不是戰鬥兵，而是職員兵。通過努力爭取，我最終還是得到了國民的認可，再次贏得選舉。”至於喪失誠信對政治家而言會造成怎樣的影響，任鍾皙巧妙地避開了。

　　問他個人從政的至高理想，是否想過當總統——任鍾皙大笑不止。笑畢，他正言：“從事政治，就擔當起了很大的責任。既然已經成了政治中的人物，當然希望能發揮更大的影響力。至於總理總統的具體職位，這不是個人能決定的，要想成為一個政治領袖，必須得到團體成員的信任，這是首要條件。我個人的政治理想是能儘早實現南北的和解，充當自己應有的角色。”

　　比政治家更愛國的是國民

　　人物周刊：韓國民主政治的發展現狀如何？

　　任鍾皙：韓國的民主化發展相當成熟，包括言論自由、議會政治，更重要的是國民的參與，已經達到一個很高的水平。韓國的市場化解決了效率，卻有一個貧富差距的問題，這是民主化一個最緊迫的課題。

　　我願意談談中國。中國應該有自己的民主化的道路，中國目前的制度和體制應該受到尊重，但中國自從改革開發以來，貧富差距的問題也越來越突出，特別是經濟發展速度越快，貧富差距就越大。假如不為這個貧富差距做準備，當經濟發展速度降下來的時候，就會成為一個非常深刻的社會問題。特別是東西部差距的問題，即使是犧牲經濟發展的速度，也要解決這一問題。

　　人物周刊：您如何看待中國目前的發展走向？

　　任鍾皙：民主化進程一定要根據國家的實際情況、國情、文化，如果脫離國情、文化，民主就很難在這個國家紮根。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評價他國的發展方向是非常危險的。

　　首先，中國是一個大國，人口眾多，到目前來說，中國的政治家為解決溫飽問題和國家統一的問題，作出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市場有一個不人性的根源性的缺陷，貧富差距不斷拉大的話，這將成為中國民主化的很大危機。儘量把信息跟國民一起共享和討論，讓他們自己理解國家所面臨的問題，然後達到真正的民主。

　　我發現中國的市民在信息共享上已經達到了很高的水平。當然假如他們公開討論社會問題會有阻力，會要突破民眾和政府之間的矛盾和隔閡，但這一步一定要邁開。只有這樣，才會實現公共信息的共享，喚起民眾的積極參與，從而實現民主化。

　　人物周刊：韓國政界主流怎麼評價中韓關係？

　　任鍾皙：韓國和中國大陸的貿易量早就超過了美國，這是衡量中韓關係重要性的一個指標。亞洲的和平與發展，中韓之間的合作空間很大。在最近的一次國民調查當中，韓國民眾對中國的友好度很高。韓國人出境旅遊也首選中國。兩國領導人都非常坦誠地來交流各種問題。

　　針對日本的教科書問題，中韓和日本之間的感情受到極大傷害。

　　中韓之間也存在歷史問題，需要進行對話。我個人認為這個問題應該由知識分子、學者進行考察，政治家提供平台。歷史就是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不應該因為現狀來改變歷史。不要讓過去的問題來干擾今天兩國的交往。我相信中韓關係會得到加強。

　　人物周刊：作為韓國政治家，您如何評價中國在六方會談和朝核問題上的作用？

　　任鍾皙：中國的作用舉足輕重。作為南北韓問題的當事者，我們對中國的努力表示衷心的感激。另外，中國跟美國一起，包括國際社會在內，一起制訂可行性的協商方案，這樣更具有實效性。其實北韓已經亮出了自己底牌，所以中國如果能儘快促成可行的方案，將會起到更大的作用。

　　朝核問題、六方會談要解決其實是很簡單的。2002年10月份美國提出北朝鮮的鈾開發的問題，可是美國至今還拿不出確定的證據。因此，美國是真想實現半島的無核化，還是有別的政治意圖，值得注意。

　　當時韓日的關係特別好，日本為了改善兩國的關係作出了相當大的努力。現在跟美國勾結在一起，美國又幫助日本激起軍國主義的復活，走向右傾，因此在亞洲，日本在政治上的角色看不到希望，很難看到日本會有積極的姿態。日本像個恐龍，有很龐大的經濟的軀幹，但政治的頭腦很小。

　　人物周刊：作為386世代的重要一員，您怎麼看金大中先生？他在中國也有很高的知名度。

　　任鍾皙：對前總統金大中的評價，從歷史上來看，可以說是最高的。他在野30年當中，度過了好幾次的危機，他把韓國的民主政治帶到了一個非常高的水準。第二，他把緊張和對立為特徵的南北關係轉化為和諧與和解，促成南北首腦的會晤。在很短的時間內幫助韓國度過了金融危機。

　　當然，作為有着這麼長時間政治活動的政治家，他脫離不了他身邊很普遍的官僚腐敗現象，在這方面，他是不自由的。至於在解決金融危機時未能更恰當的調整經濟結構，這些弱點確實存在，但是他在總統執政期間，對低收入階層的福利，還有國民的公積金制度，都是非常具有長遠眼光的。這樣看他的所作所為，他在韓國歷史上會得到更好的評價。

　　人物周刊：在政治上採取威權主義，經濟上實行自由的市場經濟，以韓國為代表的這種政經發展方式被稱為“東亞模式”，您自己怎麼看？

　　任鍾皙：在世界經濟這樣一個大結構下，發展中國家要趕上發達國家，走威權主義的發展道路其實是不可避免的，韓國當時也是這樣的。但當經濟發展已解決溫飽後，就要着手人權、文化、自尊心的培養，這是必然的。

　　政府主導經濟發展也有一定的弊端，有很多問題會被擱置下來，比如貧富差距，這就必須提前為這些問題做準備，包括信息共享，更坦率的和國民交流。

　　韓國經濟起步時期是全斗煥的軍事政府，過分地獨裁，為韓國的民主化發展構成了很大的負擔。所以我強調，比政治家更愛國的是國民，一定要和國民坦率地就國家面臨的問題和未來可能出現的問題進行溝通，一起來解決。 本刊記者 陳曉守 發自韓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