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多天后，印度撤了。立即有人說中國太軟、太慫，甚至還有更嚴重的指責。這種指責在印度媒體洋洋自得地表示自己“獲勝”、中國“讓步”的言論襯托下，更顯得義憤填膺，仿佛中國錯失了揚威立萬的大好時機。在這70多天裡，有一部電影很火很賺錢，帶出了一句話、一種情緒傳遍各地：“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於是，很多人因為沒能像電影裡一樣痛扁對手而深感遺憾。曾經充斥網絡的好戰言論，在收了不少打賞後，不知何時能消停。   “犯我中華者雖遠必誅”這句話頗有來頭，它源於二千多年前西漢名將陳湯給漢元帝上的一份奏疏。當時，陳湯剛獲“郅支大捷”，將北匈奴首領郅支單于斬首，俘獲千餘人。但是，因為此仗是身為副帥的陳湯假傳聖旨，擅自開戰，這是死罪，皇帝要殺他。於是，陳湯聯合主帥甘延壽給漢元帝寫了一份自我辯護的奏疏，“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就是這份奏疏中的一句話。這話的確豪情萬丈，說起來痛快酣暢。難怪漢元帝看完奏疏後，心情大爽，最終赦免了陳湯的“矯詔之罪”，還封其為關內侯。

   在時間長河裡，二千多年是個模糊的概念，二千一百年，二千二百年，都能籠統地算作二千多年。但對一個人來說，一百年就是全部了。因而，進入歷史深處，我們不該忽視“說與做”的時間差、時間線。西漢於西元前202年立國，陳湯在奏疏里寫下“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這句話，大約在西漢立國160多年後。那麼，在這160多年的時間裡，西漢與匈奴之間發生了什麼？   在陳湯寫下“雖遠必誅”之前八、九十年前後，漢武帝曾對匈奴及周邊不安分地區發起多次軍事遠征，獲得了名垂青史的一系列勝利。若無這些前人的功業墊底，近一個世紀後的陳湯估計也很難說出“雖遠必誅”這樣的豪言壯語。這樣的宣示既需要當下的勇氣，也需要可借鑑的歷史功績的鼓舞。因為，如果從漢武帝再往前推半個世紀左右，漢朝對於匈奴其實有點窩囊。   西漢建立之初，差不多就是匈奴冒頓（音“默讀”）單于殺父自立的時候。當時，漢高祖劉邦曾率30多萬大軍御駕親征，結果被冒頓單于的大軍圍困，情況危急。最終採取特殊手段，使得冒頓單于網開一面，漢高祖劉邦得以無功而返。由於一些駐守北方的漢將叛變，例如韓王信（與那個受胯下之辱的淮陰侯韓信不是同一人）投靠匈奴，漢高祖雖怒火難息，但面對立國之初的國力虛弱和實力差距，劉邦沒有意氣用事，而是對冒頓單于採取了“和親”的緩和政策。一方面送公主和親，另一方面又與冒頓單于以“兄弟”相稱，實際是矮了輩分，說他“窩囊”不為過。   劉邦駕崩後，冒頓單于寫信給漢朝政府，提出讓劉邦的皇后、此時的皇太后呂雉嫁給他。依漢族禮法，這是一種侮辱。依匈奴習慣（北方民族很長時間裡有娶嫂的習俗，甚至還有父親死後子娶父妾的規矩，差不多到元朝時受中原文化影響才改變），這就是吞併漢朝的算計，恰似歐洲歷史上國王或貴族的婚姻，領地作為嫁妝就合併了。呂后對此非常生氣，有心發兵征討匈奴。但經人相勸，自知實力不足以打敗冒頓單于，便忍氣吞聲，稱自己年老色衰，另選年輕宮女與冒頓單于“和親”，並贈送貴重禮物，被匈奴視為貢品。   回溯陳湯之前的西漢歷史，我們看到，西漢面對匈奴的挑釁，用今天的話也可以說面對主權被侵犯，並沒有立即以牙還牙，而是在差不多半個多世紀的時間裡，選擇了忍耐。我們可以說這是“君子報仇十年不晚”，也可以說這是“小不忍則亂大謀”。西漢立國160多年後，陳湯原話是：“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我們尤其要注意“強漢”的“強”字。若自身不強，一切都是枉然。

   然而，即便強如漢武帝，也是“戰與和”兩手並用。即便強如冒頓單于，在他自立之初，面對強大的東胡，也是隱忍許久，甚至將父親的千里馬、自己的“老婆”送給東胡。即便漢元帝之時，面對郅支單于的北匈奴，陳湯說到做到“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但漢元帝還同時對南匈奴的呼韓邪單于採取了“和親”政策。而呼韓邪單于還恰恰是郅支單于的弟弟。只不過與劉邦送公主和親又稱“兄弟”相比，漢元帝送出的是宮女王昭君，呼韓邪單于則自請為婿。家國關係的對應在一個半世紀後發生了明顯的變化。   因此，“雖遠必誅”的確豪情萬丈，但事實上，“戰與和”一直被同時採用。“戰”絕非唯一手段。而且，“戰”也是有條件的，首先要自身“強”；其次要對“犯”，即侵犯主權有明確的判定；第三，“戰”還要選擇恰當的時機。最後，即便“雖遠必誅”，今天的“誅”也不會再是陳湯那樣的“斬首行動”，也就是說，“戰”也要選擇恰當的方式。西漢距今二千多年，世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中華傳統的某些原則依然有效，例如“戰與和”的辯證關係。“戰”只是手段，而且不是唯一手段。“戰”更不是目的，“和”才是根本，此乃“和為貴”的意義。只不過我們不該忘記，在必要的時候，“和”必須藉助“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