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世界來說，世紀之交最富意義的事件，也許莫過於中國的崛起了。中國的崛起究竟意味着什麼？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壯大，還是將對世界構成威脅？是霸權主義的終結，還是一輪新的霸權的開始？

　　人們對此作出了不同的回答。習慣於西方式的戰略思維的人，一個基本的邏輯就是實力的增長必然意味着擴張，中國自然也不例外，因而中國的崛起，必然會對世界構成威脅。由此便產生了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就現實而言，“中國威脅論”目的明顯是為遏制與孤立中國尋求根據，而從思維方式上來說，“中國威脅論”則是用西方的歷史經驗及其行為準則來理解中國戰略行為的產物。那位以“文明衝突論”而名聲大噪的塞繆爾·亨廷頓，便有過如此的斷言：

　　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規模、經濟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驅使它在東亞尋求一種霸權地位。這個目標是中國經濟迅速發展的自然結果。所有其他大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美國和蘇聯，在經歷了高速工業化和經濟增長的同時或在緊隨其後的年代裡，都進行了對外擴張、自我伸張和實行帝國主義。沒有理由認為，中國在經濟和軍事實力增強後不會採取同樣的做法①。

　　羅伯特·吉爾平說過這樣一句話：“一個成功地擴張的國家要改變擴張的習慣是困難的，而相信‘擴張或死亡’在國際生存中至關重要卻是非常容易的。② ” 對外擴張的確是西方文明發展模式中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希臘如此，羅馬如此，近代資本主義更是如此。這就是西方的生存經驗，也是西方世界履試不爽的行為法則。在西方學者看來，這一點自然也就是先驗的，無需證明的，所以西方主流戰略文化的一個基本觀點，便是認為擴張是國家的本性：“國家是在功能上沒有什麼差別的單元，都是尋求利益的最大化。……因此只要存在資源和機會，國家就必然會擴張他們的力量”③；“國家根本不需要威脅使用武力或使用武力的特殊動機，實質上國家總是先天傾向於這樣做，除非受到背景變量的限制”④。 這就是所謂的“機會模式”(opportunity model)。在這種西方式的語境中，中國的崛起只能被解讀為一輪新的霸權的開始。

　　人們總是要用一定的文化模式來理解這個世界的。然而當人們將自己的文化規範與價值視為當然、並戴着自己的文化眼鏡去觀察別人的時候，必然會帶來文化的誤讀甚至文化的歪曲。美國社會學家伊恩·羅伯遜曾經提醒人們要警惕文化交往中的種族中心主義：“能否充分理解另一種文化，主要取決於一個人是否願意採取文化相對論的立場，即承認在對某一種文化進行評價時不能生搬另一種文化的標準。如果外國批評家――如俄國人――按照他們自己的價值標準來評價我們，我們立刻就會表示不滿，因為我們覺得這樣的評價歪曲了我們文化和社會的現實。同時，我們也應該謹防以我們自己的觀點去評價別人的文化。”因而，“要想充分理解另一社會……的做法，就必須按照它本身的規範和價值標準去理解。為了實際理解人類的行為，觀察者在觀察其他文化時必須儘可能移開遮住他們視線的本族文化。⑤”

　　然而，正如當今的世界體系是以西方的霸權為主導的世界體系一樣，世界文化的話語體系，也明顯是以西方的主流文化為主導的。戰略文化領域也是如此。學者王逸舟曾經以國際政治學為例指出過這個問題，他說：“從研究的術語、叫法、分析模式、觀察角度等‘純技術文本’方面看，國際政治學本身完全是西人的創造。這條線索一直貫穿近現代國際關係的始終，貫穿研究分析過程的始終；它具有強烈的意識形態色彩，表現出明顯的‘西方話語’(Western context)特徵。……它代表着歐美國際政治學的某種歷史局限性。⑥” 另一位學者王緝思也指出：“畢竟，人們所說的‘政治科學’根植於歐美的現實。對其他社會的研究被視為邊緣的，脫離了‘主流’，甚至是狹隘的。它們就像一件衣服――專門為主流的西方思想定做的，卻貌似具有普遍的適用性.⑦” 由此帶來了這樣一個問題：當人們用這種以西方為主導的話語體系來分析其他社會的文化行為的時候，其中隱藏的卻是這樣一種前提：在西方國家的行為模式之外，是不可能有其它例外的。問題是：西方的歷史、經驗與話語體系，以及由此抽象出來的分析模式，能具有普遍的意義嗎？用西方的歷史與經驗，來分析與預測中國這樣一個有着幾千年的自我發展的歷史的文明大國的戰略行為，到底能有多大的適用性？

　　行為模式與一個文明的發展模式有密切關係，從根本上來說它是由文明來決定的。湯因比的著名觀點是文明的挑戰及其反應。對於所受的挑戰及其反應方式的研究，實際是對於文明的生存環境、要解決的和關注的問題、解決的方式的研究。文明的性格就在這些不同中表現了出來。而文明的性格一旦形成，便具有相當的延續性。由於所面臨的挑戰的不同，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歷史發展道路，在不同的文明中，必然有不同的價值模式與行為模式。⑦對一個國家的戰略行為的預測，只有建立在對其文明特性的深入把握上才有可能。基於西方的歷史與經驗，西方戰略文化對於分析西方國家的戰略行為可能是合適的，然而對於有着不同的歷史與經驗的非西方國家，尤其是中國，卻並非如此簡單。一位對中西歷史都有很深造詣的漢學家曾以明清時期中西國家比較為例說過這樣一段話：“中國與歐洲在統治的意識形態與制度上的差異之大，使得運用西方的分析範疇來對明清時期中國國家的活動進行分析十分困難。中華帝國的再生與擴展，所依賴的策略大多不同於歐洲近代國家的形成過程。” 一部分西方後現代主義國際政治學家也開始意識到了西方的經驗與模式所存在的問題。他們指出了這樣一個事實：世界上許多國家與西方相比，“顯然走的是不同的發展道路，它們與‘西方’在威斯特伐利亞以後的進程沒有多少相同之處”。 他們並由此提出了重新研究歷史的主張，以“克服歐洲中心主義和它強加的時效觀，即‘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社會達爾文觀念，區分什麼是獨一無二的東西，什麼並非是獨有的線索”⑧ 。

　　後現代主義者強調歷史研究的意義，確實是獨具慧眼。歷史研究的意義從來就是超出單純的歷史學本身的。哈佛大學的著名華裔學者張光直先生曾經從文明起源的角度，提醒人們注意“中國古史研究在社會科學一般法則上的重要意義”。他說，在文明起源問題上，根據西方的歷史研究所擬定出來的若干社會科學的理論假說，是通不過中國文明的測試的：“在文明起源上若干西方的一般法則不適用於中國，同時在這方面中國提供它自己的一般規律”。張光直並且認為，“對中國、馬雅(即瑪雅――引者)和蘇米(即蘇美爾――引者)文明的一個初步的比較研究顯示出來，中國的型態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轉進的主要型態，而西方的型態實在是個例外”⑨ 。張先生的這段話很有啟發意義。對於戰略文化而言，歷史研究的意義在於，它可以為我們揭示出這樣一個被西方中心主義所掩蓋的事實：在西方的戰略文化傳統之外，還有另外的生存邏輯，還有另外的文化傳統，或者說，還有另外的歷史線索。西方的分裂傳統與擴張傳統起源於希臘-羅馬時代，19世紀的西方依然是一個分裂的世界，依然以同樣的方式向外擴張，並在很短的時間裡便將世界的其餘部分變成了它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相反，中國的大一統傳統，中國的王朝興衰傳統，以及由此形成的她對國內秩序的更為關心而不是偏重對外擴張的傳統，則至少在秦漢以後便已經基本定型。這確實是一種與西方不同的傳統。西方文明中的一個邏輯便是實力的增長便意味着擴張，因為只有擴張才能帶來實力的進一步增長。羅伯特·吉爾平是對的：在西方文明中，國家的生存邏輯確實很簡單――擴張，或者死亡。然而中國不同。擴張在中國的生存與發展中從來就不具有根本的重要性。從本質上說，中國文明是一種自足的文明，是一種建立在內涵式發展基礎上的文明。這是一種不需要對外擴張的文明，擴張對於這個文明而言，只能意味着生產力的破壞，乃至文明的重心失去平衡，而導致整個社會秩序的崩潰。任何文明從總體上來說都是理性的，任何文明也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明智地將戰略的重心放在維持內部的整合與平衡而不是對外擴張上，便是中國歷代王朝的生存之道。正因為如此，雖然在1840年以前中國始終是東亞最強大的國家，甚至在很長時間裡是世界最強大的帝國，但中國卻從來沒有一個王朝將對外擴張作為自己的基本國策。某個帝王的好大喜功當然可以引出一場對境外的用兵，但這並不是文明本身的要求，相反，卻是違反文明的根本利益與長遠利益的，因而也就是不可能長遠的。正因為如此，在中國的歷史上，西方式的實力增長必然導向對外擴張的法則，便失去了其普遍性。公元15世紀初葉，在西方的“地理大發現”之前，當中國的鄭和率領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先後七次航行海外的時候，他們卻不是像西方國家那樣去進行武力征服的，不是去建立海外殖民地的，也不是去掠奪別人的財富的，而是作為友好的使者，去促進中國與亞非國家的經濟文化交流的。費正清曾經從一個西方人的角度發出了這樣的感慨：這一時期中國所顯示出的海上能力是那樣的突出，然而更令人驚訝的，是“能力與實際行動之間差異之大”⑩ 。 一種文明擴張與否，關鍵在於其內部有無擴張的動力，而不在於實力的大小，而內在動力又是與文明的特性密切相關的。離開內在動力的分析，離開對文明的特性的判斷，不管一個國家到底奉行什麼樣的對外政策，卻僅僅根據實力的變化去預測其戰略行為，失誤自然也就是在所難免的。

　　當代中國的現實，也證明了西方這種“實力-擴張”法則的局限性。新中國近20多年來綜合國力的增強，靠的不是對外擴張，不是對外征服，而是內部的不斷改革以解放生產力，和外部不斷擴大與世界各國的和平交流；同時，中國的發展與繁榮，帶來的是中國同亞太地區所有國家關係的改善，而不是惡化；是中國同各國政治、經貿和軍事合作關係的發展，而不是更多的矛盾對抗；是中國與各國對話合作的態度與方針，而不是中國對各國的敵意和敵視；是中國同地區各國間更多的雙邊合作和多邊合作，而不是“稱霸”和“擴張”。

　　當然，近代以後中國的戰略文化，確實受到西方的巨大影響，這是事實。然而這並不意味着中國必然完全接受西方式的生存法則，必然走上西方式的對外擴張之路。一種文化要素在被納入另一種文化背景中時，往往會被賦予不同的意義。以民族主義為例，近年來，不少西方媒體對近代以來在西方影響下發展出來的民族主義表現出相當強烈的關注，認為在中國的民族主義中，存在着一種“好鬥”與“擴張”的發展方向。西方的民族主義確實表現出了強烈的排他性，西方的民族主義也確實不只一次地通向了擴張主義。那麼，中國民族主義是否肯定與西方的民族主義有一樣的發展前景呢？簡單的符號對比，也許只能得出這樣的結論，然而正如王國斌指出的那樣：“(中國的)這種民族主義反映了對殖民主義的反抗，成為反殖鬥爭的特徵之一。(11)” 東西方民族主義的起因是完全不同的：西方的民族主義本身就是受重商主義與資本主義驅動的、外向性的民族主義，它易於、後來也確實成為擴張主義的表述形式；而包括中國在內的非西方的民族主義則是一種防禦型的民族主義，是對殖民主義與新殖民主義的一種反抗形式。忽視了這一點，單從“中西都存在民族主義――民族主義在西方具有天然的擴張衝動――因而中國必定擴張”這樣一種簡單的邏輯來分析中國的未來走向，是簡單的，可笑的，也是不負責任的。

　　不過，“中國威脅論”的西方話語特徵，也提醒我們這樣一個事實：要對“中國威脅論”進行回應，需要從更廣泛的意義上，從理論上建立一種新的話語體系。這種話語體系應該以對霸權思維的解構為理論出發點，以全球化時代人類的共同利益為現實基礎。而中國文化明顯的區別於西方文化的發展與生存模式，無疑可以為這種新的話語體系的建立，提供豐富的歷史資源。只有當這樣一種新的話語體系真正成為主導性的話語體系的時候，中國的崛起才會得到真正的理解。

　　注釋:
　　① 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中譯本，第255頁，新華出版社1998年版
　　②[美]羅伯特·吉爾平：《世界政治中的戰爭與變革》中譯本，第189頁，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
　　③ Johnston , Alastair Iain ,Cultural Realism : Strategic Culture and Grand Strategy in Chinese History ,p.2,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Princeton ,New Jersey ,1995.Ibid，preface
　　④ [美]伊恩·羅伯遜：《社會學》中譯本，上冊，第88－89頁。商務印書館1990年版。
　　⑤王逸舟：《當代國際政治析論》，第35頁。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 Thomas W. Robison ,and David Shambaugh ed., Chinese Foreign Policy : Theory and Practice , p.500,Clarendon Press , Oxford , 1994.
　　⑦ [美]王國斌:《轉變的中國——歷史變遷與歐洲經驗的局限》中譯本，第135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⑧ 王逸舟前引書，第211－212頁
　　⑨ [美]張光直：《中國青銅時代·二集》，第133頁。三聯書店1990年版
　　⑩ [美]費正清、賴肖爾：《中國：傳統與變革》中譯本，第199－200頁。江蘇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⑾ 王國斌前引書，第151頁（2004年10月29日）

　　作者簡介：香港光華管理學院、時代光華教育發展有限公司特聘高級培訓師，軍事學博士，中國孫子兵法研究會對外聯絡部主任，助理研究員。

　　主要從事中國傳統戰略思想研究。著有《劍飄逸：中國的兵家與兵學》、《曾胡治兵語錄評價》、《白話三略》等，發表學術論文3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