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真正的紅二代：美國人陽和平（圖文）

【公孫明按：禮失，而求之野；當中國已幾乎找不到真正的紅二代，

只有黑或腐敗二代的時候，我們發現了一個真正的紅二代，一個空谷足音，

美國人陽和平！

佩服陽和平的父母，那時不但全國的優秀青年人都要到延安去，

連遠在美國的也不例外。

此文寫來平實近人，讀來親切，推薦。】

美國紅二代陽和平的困惑:中國越來越像美國了

2017-9-22

有件事他印象深刻：1963年左右時，寒春帶着他去城裡送奶。很快，馬路被堵住了，圍觀的人們像看動物一樣看着他們，警察來了才把他們解救出來。陽和平很難受，母親安慰他：“他們沒有敵意的，只是好奇。”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麼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6年，寒春和陽早調到了北京做文職工作。後來他們主動要求去北京南郊的紅星農場繼續養牛。“文革”開始後，剛讀完初一的陽和平也想和同學一樣上山下鄉，可學校沒有批准，找區里、市裡的領導也不行。“因為我大鼻子唄！”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干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着眼指着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麼？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巨變在悄悄地發生，1971年，一支美國乒乓球隊來到中國，“乒乓外交”解凍了兩個大國的冰凍關係。這一年春天，陽和平的舅舅、美國記者韓丁受周恩來總理邀請來中國訪問。韓丁之前也曾訪問過中國，並把自己的女兒卡瑪留在中國。那年秋天，卡瑪跟着父親韓丁回到美國。打那時起，陽和平最盼望的就是收到表姐的美國來信，“當時特崇拜她，好奇死了！”表姐的信是用中文寫的，信里新奇陌生的故鄉，開始誘惑他。他開始努力學英語。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

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着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1967年，在北京三里屯，15歲的陽和平和妹妹實驗自己製造的發電機。

美國沒有鐵飯碗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裡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僱。他問老闆：“是我幹得不夠好麼？”老闆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麼多人。”

“當時中國可沒有‘解僱'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

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着父親一起作全美巡迴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傢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美國轉了大半圈，他們在舊金山給自己放了假。父子倆租了部車，在中西部的高速路上兜風。路過一個小鎮，他們買了兩盒半加侖裝的冰激凌當午飯。“我們全家都愛吃冰激凌，”陽和平捂着臉笑，“美國的冰激凌好吃！”一路上，副駕駛座位上的陽早滔滔不絕地講着笑話。陽和平突然發現，那個脾氣暴躁、不苟言笑的父親，竟然如此幽默。

“那是我在美國最開心的一天。”他把手挪開，眼圈紅了。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麼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從拉特格斯大學讀完博士學位後，陽和平在一個信用卡公司工作了三年，後來他厭倦了，因為老闆只知道吸引那些“沒有破產卻花錢多的人”，卻創造不出一點社會價值。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他覺得在美國的二十多年，好比看了一場電影，自己只是觀眾，卻在影片中找到了尋求已久的答案。

1979年，27歲的陽和平到北京光華木材場看望師傅們。

撞車

2005年，美國電影《撞車》上映，這部電影講述了洛杉磯來自不同文化地域人們的衝突與和解。就像這部電影一樣，陽和平一直在中美文化中“撞車”。

太平洋兩邊折返了好多圈的陽和平決定在中國定居，2007年，他在北京的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找了份教計量經濟學的工作。這次，他不打算再走了。

早在1982年，寒春和陽早搬到了北京市昌平沙河的小王莊農場。2003年，陽早去世。2010年，寒春也離他而去，留下了一屋子的奶牛養殖和機械設計的資料。望着堆積如山、泛着黃的筆記和圖紙，陽和平常常撓頭：“我想一頁一頁照下來，做成電子版，可工作量實在太艱巨了。”

偶爾，他的學生會來到這間小平房，幫他整理這些“帶着奶牛味道”的紙張。儘管陽和平很少在課堂上提起，但幾乎全校的學生都知道，他的父親母親，是偉大的“國際共產主義戰士”。

研一女生周纖是陽和平的助教，她大三時就聽過陽和平的課。她至今還記得，一次吃西瓜，陽老師也藉此講到了中美差異：中國人習慣切成片，但美國人就得切成條吃--“因為我們是大鼻子。”作為校“三農”協會的負責人，周纖經常和他討論農村問題。“每次組織學生去農村實踐，陽老師會提出一大堆建議。”她說，“可他不願跟着我們一起去，擔心自己的模樣會在農村引起麻煩。”

這個上課喜歡讓學生們討論、總是樂呵呵的外教，考試給分很合理。但他仍堅持美國式的認真，如果有學生擔心掛科去找他加分，會得到這樣的回答：“我能做的，就是幫你複習功課。”

最近找陽和平寫出國推薦信的學生越來越多，他總是舉筆如扛鼎：“太複雜了，真是要了我的命。”中國的老師們總是習慣讓學生寫完內容，自己在下面簽個名字，但陽和平堅持自己寫：“我有我的原則。”

學院領導催他多發表幾篇學術論文，他從來都不着急：“我是體制外的合同工，又不用評職稱。手裡的確有可寫的，但我需要多花些時間才能出結果啊。”他認為目前中國大學的官本位現象太嚴重，老師都想往行政方面靠攏--美國大學裡擁有管理權的是教師委員會，老師都不稀罕那個權力。他批評很多大學老師是在“混日子”。

他甚至會因為一些學生的“崇洋媚外”而傷心：“總覺得美國什麼都好，電影、時裝和政治體制都當成自己的標準。”

陽和平，2012年整整60歲，他出生在中國，5年前回中國定居。

可陽和平也常常不自覺地按照美國標準行事，他的中國愛人閔曉紅最怕和他一起過馬路--一看見紅燈右轉的車輛和行人搶道，陽和平肯定會攔上去和司機理論，有一次還差點跟人打起來。陽和平的理由是，美國的汽車在紅燈右轉時，必須等人行道上沒人才能過。

在家裡，陽和平從來都不讓愛人為他洗衣服：“你不能剝奪我勞動的權利。”這位生活在社會底層、學歷並不高的安徽婦女，時常會被他這樣的話語逗樂。她經常翻閱陽和平放在床頭的書：《墓碑》、《問蒼茫》、《反右派鬥爭始末》……這些書多為盜版的，是陽和平從地攤淘換過來的。

前些天，美國的朋友告訴他，美國警察和占領華爾街的群眾起了衝突，打傷了一位抗議的退伍軍人。“好傢夥，整個加州都憤怒了，幾千人占領了碼頭高喊：這是我們的國家，憲法給我們權利！你們有什麼權力（這麼做）！”他揮舞着胳膊，仿佛身臨其境，“美國政府是霸權主義，卻宣傳自己是正義的。一旦謊言被揭穿，你看美國群眾的反抗有多厲害！中國人民應該學習美國人民的主人翁意識。”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最近一次“撞車”發生在公交車站上，陽和平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麼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愛人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麼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