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逼出來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王年一、何蜀、陳昭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

毛澤東為了獲得軍隊的支持以推行“文化大革命”，曾把原軍委副主席、國防部長林彪樹為黨的第二號人物，並在1969年春天召開的中共“九大”上正式確定林彪為毛澤東的接班人。那時在全國各地每天例行的“政治祈禱”（“早請示晚匯報”儀式）中，大家都要“頌禱”這樣兩句話：“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敬祝林副主席永遠健康。”然而，兩年之後，中共中央突然宣布，1971年9月13日，林彪“倉惶出逃，墜機在蒙古”，這就是當時震驚中外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官方對此的解釋是林彪“叛黨叛國”。然而，這位居於“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林彪為什麼要叛黨叛國、闔家出逃呢？

1996年10月31日，王年一在當代中國研究所召開的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對林彪集團的再認識”曾提出：“‘九·一三’事件是給逼出來的，甚至可以說是毛製造出來的。”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室務委員、周恩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在蜚聲中外的大作《晚年周恩來》中也用了這個“逼”字，該書第6章的一個小標題就是“把林彪逼上絕路”[1]。本文要探討的是，毛澤東為什麼、又是如何把自己欽定的“接班人”林彪逼上絕路？

中共“九大”通過的新《黨章》“史無前例”地確認了林彪的“接班人”地位（“文革”前劉少奇也曾被指定為“接班人”，卻未能享此殊遇），周恩來在大會上作了重點發言，肯定了林彪在中國革命史上不可替代的“毛主席的親密戰友”之地位。表面上看，這次大會似乎標誌着林彪的“革命生涯”正通向光輝的頂點，其實，頂點的前方就是深淵，在“與人奮鬥其樂無窮”的毛澤東的視野中，此刻林彪已成為毛澤東的“鬥爭目標”。面對步入晚年的毛澤東，林彪滑入政治深淵的速度比當年的劉少奇更快。1970年，中共召開了“九屆二中全會”，會後林彪的遭際幾可用林黛玉在《葬花詞》中的一句話來形容：“風刀霜劍嚴相逼”。一年之後就發生了“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一、“九大”政治報告風波：“九屆二中全會”高層衝突之前奏

1971年夏毛澤東南巡時，多次對省市負責人談到1970年在廬山召開的“九屆二中全會”上所謂的“兩個司令部的鬥爭”，其中的一方是毛自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另一方就是後來所說的“林彪、陳伯達反黨集團”。林彪向來是毛的堅定支持者，又是毛欽定的“接班人”，而陳伯達自“文革”開始以來一直是“中央文革”組長，是毛的“文革派”主將，為什麼毛認為這兩個“無產階級司令部”的主要人物聯合起來反對自己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呢？

當時的官方文件宣稱，林彪、陳伯達“一夥”的主要“罪行”是，在1969年籌備召開“九大”期間，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份令毛不滿的政治報告。對此，1973年8月，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在“在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的解釋是：“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了一個政治報告。他們反對無產階級專政下的繼續革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但是，究竟這份導致“無產階級司令部”重大分裂的由“林彪夥同陳伯達起草”的政治報告有哪些內容，卻從未公布過。儘管官方文件不斷強調這是林彪、陳伯達的“重要罪行”，但對這一報告草稿的真實內容卻始終高度保密，不僅在毛澤東親自領導、“四人幫”把持媒體全力掀起的“批林整風”和“批林批孔”運動中未公布這一報告草稿，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後對“林彪反革命集團”的繼續批判中也不公布。這是一個反常現象。1971年林彪死亡後，為了批判林彪，毛澤東甚至硬着頭皮批准下發了尖刻批判、侮辱他的“‘571工程’紀要”，何以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就一定不能公布？按常理來推斷，一份為“九大”起草的政治報告草稿不可能比“‘571工程’紀要”更尖銳。還有一種可能，那就是這份報告提到的今後“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比毛澤東主張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更得人心，若公布這一觀點的具體內容會對毛澤東非常不利。

其實，即便林彪和陳伯達都“認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也不能說這種看法與毛澤東的公開說法有根本衝突。1967年8月16日，毛澤東與兩位阿爾巴尼亞專家談話時就說過：“我們這次運動打算搞三年，第一年發動，第二年基本上取得勝利，第三年掃尾[2]，”此後他又多次作過類似表示。比如，在1968年10月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上毛澤東就說過：“現在不是都講要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嗎？究竟什麼叫到底呀？我們估計大概要三年，到明年夏季就差不多了[3]。”如果毛澤東真的這麼想，那麼1969年春天召開“九大”時政治報告當然就應該着重講經濟建設了。然而，毛澤東關於“三年結束‘文革’”的說法倘若並非其真意，只是“虛晃一槍”，那麼，提出“九大以後的主要任務是發展生產”的說法當然會令毛澤東不快。不過，在當年全國上下對毛澤東無限崇拜的政治環境裡，恐怕沒有人會從這個角度去理解，而無條件接受毛澤東與林、陳之間的分歧是“兩條路線鬥爭”的宣傳倒是很自然的。

需要分辨的另一個問題是，林彪是否確實“夥同陳伯達起草”了這個報告，林彪在陳伯達起草這個報告時到底起了多大作用？上文提到的1973年周恩來的報告並未拿出確鑿證據。最近，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披露：“陳伯達在領受起草九大政治報告的任務後，撇開張春橋、姚文元二人，一個人天天往毛家灣跑，同林彪商量怎樣寫[4]。”當年陳伯達的秘書王文耀、王保春則回憶說：“由於是林彪在黨的九大會議上作報告，所以林彪就約陳伯達、張春橋、姚文元去他那裡（毛家灣）談了一下，以表示林委託他們三個代勞，報告內容由陳考慮，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回辦公室後，很快擬了一個提綱，題目是‘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強大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奮鬥’，下列了幾個小標題，陳帶着這個提綱，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回來改成總題目下面十個小題目……”陳伯達還對兩位秘書說，不管“上海那兩個”（指張、姚），“他們和我想的不一樣”，他要自己寫，並講了他對起草“九大”報告的主題設想：“運動不能再搞了，現在主要的任務應該是抓生產了，就是說，經過了一場政治上的大革命，必然要掀起生產上的大躍進字號(3)[5]。”

以上兩種說法略有出入，一個說陳伯達“天天往毛家灣跑”，一個則只說陳伯達擬好提綱去和林彪商量過後又回來修改。不過，從這些文字看，林彪應是支持和贊同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的。雖然說“林彪就不多過問了”，陳伯達畢竟還是“又去和林彪商量過後”才回來修改的。

在林彪辦公室（簡稱“林辦”）秘書張雲生的回憶中，卻又有另外的說法。林彪在準備“九大”報告時告訴秘書：“我向來不習慣念別人寫的現成稿子，而只願意自己順口講。因此，我想搞個平行作業，既準備一個正式發表用的稿子，又準備一個講話用的條子。”林彪還說明：“我這次做口頭講話，還是用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六個題目[6]。” 林彪所說的“十二中全會講話的那6個題目”是：“文化大革命”的意義；“文化大革命”的勝利；“文化大革命”中的兩條路線鬥爭；毛主席對馬列主義的發展；中國革命在世界上的作用；今後怎麼辦[7]。若從這6個題目看，林彪對“九大”報告的設想與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的主題就大不一樣了。兩人的想法既然不同，又如何“夥同”起草呢？後來，陳伯達起草的報告被“中央文革”否決了，毛澤東決定改由康生牽頭，張春橋、姚文元執筆重新起草。陳伯達還不甘心，又托葉群勸林彪好好看看他起草的報告稿。葉群向“林辦”秘書們吩咐：在向林彪講陳伯達起草的報告稿時，不能講得太細，以防林彪腦子一熱，又對陳伯達的東西發生興趣[8]。這表明，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報告寫了些什麼其實並不清楚。

顯然，根據目前已經公開的材料，無法確定林彪對陳伯達起草的“九大”報告究竟起了多大作用和抱有何種態度。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即林彪對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九大”報告十分反感。據張雲生回憶：林彪對張、姚起草的報告“根本不感興趣”，“始終不感興趣，一眼沒看”，只注意毛澤東的批示和修改[9]。3月底，周恩來把經中央文革碰頭會討論通過的政治報告初稿批送林彪審定，林彪一字未看，就在稿子上批了“呈主席審批”，急得周恩來無可奈何[10]。林彪在“九大”會議上宣讀張、姚起草的政治報告之前，並未看過報告的內容。汪東興說：“由於林彪對‘九大’的政治報告改用張春橋、姚文元起草的稿子不滿，在‘九大’上，他只是照着稿子念了一遍，敷衍了事[11]。”林彪甚至還對葉群說：“多念錯一點才好[12]。”林彪對得到毛澤東肯定的張、姚起草的報告的厭惡之情，可見一斑。

綜上所述，在起草“九大”政治報告這件事上，無論是林彪還是陳伯達，並沒有什麼“反黨”主張或“反黨罪行”。他們只不過是未能像張春橋那樣善於理解毛澤東深藏心中的真實想法，又對深受毛澤東寵信的張春橋有所不滿而已，結果林彪與陳伯達竟因此獲罪。

二、“九屆二中全會”上的所謂“八月逆流”

毛澤東在1971年夏的南巡講話中曾挑明了他要打擊林彪的真正原因：“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13]。”在未公開的《姚文元日記》中，姚文元提到，毛澤東稱“九屆二中全會”上發生了“八月逆流”。“八月逆流”到底“逆”了什麼？至今未見任何相關資料公布於眾，而這個欽定名稱也從來沒有見諸史書。

現在來看，所謂的“八月逆流”不過是出席中央全會的代表在小組討論中發表自己的看法罷了。這些意見主要是兩方面：一是拼命頌毛表忠，二是不點名攻擊張春橋（認為他貶低毛澤東思想，不忠）。令毛澤東動怒的原因是第二點，即他所說的“他們名為反張春橋實際上反我”。

林彪在“九屆二中全會”的開幕式上講了話，會議的主持者是毛澤東。據高文謙披露，在林彪講話前，毛澤東問林彪準備講什麼，林彪說，聽吳法憲講，在討論憲法修改草案時發生了爭論，張春橋不贊成寫上國家機構要以毛澤東思想為指針，還說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發展了馬列主義，我想講講這個問題。毛澤東聽了說：這不是張的意見，是江青的意見，是江青在背後搗的鬼。你可以講，但不要點張的名字[14]。林彪的講話只是一段又一段地講述毛澤東的豐功偉績，好像是官樣文章，只有了解此前在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的爭吵內幕的人，才會敏感到有些話是針對張春橋的。但林彪按照毛澤東的要求，在講話中確實沒有點張春橋的名字，而且隻字未提是否設“國家主席”的問題。總的看來，林彪的講話顯得低調。倒是汪東興在小組會上的發言調門高，強調要設“國家主席”，認為黨內還有“反對毛主席”的“野心家”、“壞蛋”。陳伯達、陳毅在小組會上的發言情緒也較為激烈（後來周恩來在大會上點了“二陳合流”，給陳毅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壓力[15]）。

在毛澤東的眼裡，林彪和與會絕大多數代表都把矛頭對準張春橋，這就是有陰謀。其實，“九屆二中全會”上出現“反張春橋”的形勢應有以下一些原因：

首先，在1970年8月13日中央憲法修改小組討論會上，張春橋與吳法憲發生了爭吵。張春橋以憲法序言中已有類似內容為由，提議在“國家機構”一章中刪掉“毛澤東思想是全國一切工作的指導方針”一句，後來又大講毛澤東在一次接見外賓時講過“赫魯曉夫天才地、創造性地發展了馬列主義，這是個諷刺”一類的話[16]。在“九大”前後，對毛澤東的“三忠於”狂熱達到了高潮，在這樣的氣氛中，張春橋的這些言論顯然屬於大逆不道，於是出席“九屆二中全會”的高級幹部們或是認為抓到了張春橋的“小辮子”，或是認為應當趁機表明自己忠於毛澤東的堅定立場。

其次，張春橋一貫支持造反、奪權，而第九屆中央委員中的眾多軍隊將領和老幹部幾乎無不身受“造反”、“奪權”之苦之害。張春橋支持上海第二軍醫大學“紅縱”，“紅縱”險些要了總後勤部長邱會作的命；廣州軍區的“造反派”“炮轟”廣州軍區司令員黃永勝，使黃在廣州呆不下去；南京軍區司令員許世友也曾被“造反派”逼得躲到大別山里；福州軍區司令員韓先楚被一次次的“炮轟”、圍攻整得焦頭爛額；外交部長陳毅在“九大”期間也曾遭到以張春橋為後台的上海小組的批判圍攻……這些人早就對張春橋有一肚子的怨氣。

再次，按當時的觀點看，張春橋歷史上有“叛徒”嫌疑，上海因此發生過“炮打張春橋”事件，“九屆二中全會”的與會代表們自然都知道。

最後，林彪及許多軍隊將領、老幹部對江青的狐假虎威、頤指氣使早已忍無可忍（林彪曾於1967年初“批判蕭華”事件後的一天，因情緒失控而大罵過江青一次[17]；還有一次他還揚言要找槍，要“斃了她”[18]!1967年1月軍隊將領“大鬧京西賓館”時，黃永勝在發言中公開說：“希望中央文革多聽毛主席的話，特別是江青同志要多聽毛主席的話[19]）!”，但他們因為“投鼠忌器”而不敢直接反對江青。張春橋是江青的心腹高參，是“中央文革小組”中最富有政治經驗、最老謀深算的角色，打擊張春橋，就等於是給江青一擊。

總之，出於各自不同的原因，“九屆二中全會”上各地區組都一致聲討“陰謀家”，形成了群情激憤的氣氛，在毛澤東看來“大有炸平廬山、停止地球轉動之勢”。後來康生曾如此概括當時的形勢：這次會議是“吳法憲造謠，汪東興點火，陳伯達起鬨，陳毅跳出來”[20]。

依照中共黨章，中央全會是全黨的最高權力機構，一切意見均可在會上公開表達，一切大事均應由全會討論決定，但事實上毛澤東早就把黨改造成了他個人的“一言堂”。當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期間看出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對他那套“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路線“很不理解”甚至強烈不滿，發現繼續推行他的“文革”路線的黨內阻力非常大，這樣的形勢不利於他的“戰略部署”時，立刻大動“天子之怒”。他重施故伎，利用個人崇拜氣氛為他造就的絕對權威，公布了一份大字報“我的一點意見”，同時揪出陳伯達以“殺雞嚇猴”。在當時毛的個人權威被推至顛峰狀態的情況下，這個“我的一點意見”幾乎等同於一言九鼎的“聖旨”，眾多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們只有高呼“萬歲”、“堅決照辦”，誰還敢再說半個“不”字？

在後來公布的毛澤東的“我的一點意見”中，毛抓住“九屆二中全會”上黨內高層議論是否要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中央文件甚至聲稱，林彪以“設國家主席”為名要“搶班奪權”，而這又被解釋成林彪最後“倉惶出逃”的原因之一。對這個“設國家主席”問題，王年一和何蜀已在“‘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一文中做過深入分析，這裡只強調幾個要點：

首先，當時毛澤東反對設國家主席，卻講不出任何正當理由；他只是因為不想擔任國家主席一職，就反對設立國家主席這一職位。毛澤東抱持“朕即國家”的觀念，完全把國家主席這一國家主權對內對外的最高代表當成虛設的可有可無的職位，任憑自己的興趣決定取捨。而且，“九屆二中全會”初期，毛澤東其實並未因中央委員中絕大多數人堅持“設國家主席”而動怒，他後來抓住“設國家主席”一事發難是另有權謀上的考慮。

其次，當時黨內高層除了毛澤東本人外，都認為國家主席一職只能由毛澤東擔任。“設國家主席”一議既非林彪首倡，也非林彪獨撐。“九屆二中全會”前夕，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此事時，只有毛澤東主張不設國家主席，而主張設國家主席的卻有4票（周恩來、康生、陳伯達、林彪）。絕大多數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也都贊成設國家主席。硬把“設國家主席”一議說成是林彪個人的陰謀，並無根據。在“九屆二中全會”上公開提出如果毛澤東不當國家主席就由林彪當國家主席的，只有一人，即江青集團的“顧問”康生。但毛澤東卻從未因此而批評康生。

再次，指稱林彪贊成設國家主席就是想當國家主席，要“搶班奪權”，更無道理。周恩來也贊成此議，而且具備擔任這一職位的黨內資歷，為什麼對他卻不提出相同的指責？說林彪想當國家主席，其實毫無根據，而證明林彪不願當國家主席、甚至不願當“接班人”的根據卻有不少[21]。

林彪死亡後，中央文件說林彪把“設國家主席”作為反革命政變的綱領，完全是無稽之談。在這個問題上，暴露出來的只是毛澤東的一塊心病。

三、毛澤東的“心病”：林彪地位上升

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中指出：“毛澤東並沒有真想把權交給林彪，選擇林彪作為接班人，不過是為了打倒劉少奇的權宜之計。九大後，林彪在政治上羽翼豐滿，尾大不掉，成為毛的一塊心病[22]。”

林彪的“接班人”本來就是毛一手安排並強迫林彪接受的。“文革”中讓軍隊“支左”、介入地方政治鬥爭，並由軍隊幹部主持各地、各單位工作，使“一元化領導”的各級革命委員會幾乎全由軍人所把持，這也是毛澤東的獨創。之所以在“九大”前出現林彪地位迅速上升的局面，完全是毛澤東自己一手造成的。據《晚年周恩來》一書介紹：“林彪……非但基本上掌握了軍隊的局面，軍委辦事組幾乎是他清一色的人馬；而且由於當時各省、市和中央各部委的第一把手多半是奉命支左的軍隊幹部而在政治上的影響也越來越大，儼然成為左右政局的一大勢力[23]。”《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文化大革命”部分也有相同的看法和分析。

儘管林彪地位的迅速上升是毛澤東自己造成的，可是一旦毛覺得林彪似乎有“羽翼豐滿、尾大不掉”之勢，他又感到揣揣不安。習慣於大權獨攬的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大權旁落”。當年，劉少奇是他親自選定的“接班人”，他甚至親自推薦並動員全黨擁護劉擔任國家主席；可是，一旦他認為劉少奇對他的最高權力構成了威脅，自己的“大權旁落”了，“接班人”在他眼中就變成了“睡在身邊的赫魯曉夫”，便要被拉下馬來而且不得好死。“九大”召開前，劉少奇的“資產階級司令部”才剛剛被“摧毀”，毛澤東又一次為“大權旁落”擔憂起來。他一貫信奉“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林彪這個“接班人”是軍人出身，“九大”會場上滿眼都是軍人，蘇聯當時也抨擊中國是“軍事官僚專政”。正是在這樣的情況下，毛澤東口頭上稱“九大”是“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心中想的卻是如何對付“羽翼豐滿、尾大不掉”的新任“接班人”林彪。毛後來在南巡中就說：“現在我要抓軍隊的事。有人說軍隊是我締造的，但不能指揮[24]。”其實誰也沒有那樣說過，“有人說”只是毛的一個藉口而已，而且軍權從來就被他抓得牢牢的。但他一旦起了疑心，就“疑心生暗鬼”了。

毛澤東在“九屆二中全會”後南巡時，反覆談到林彪等人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25]。林彪死後公開傳達的中央文件中，這個“要當主席”卻被改換成了“設國家主席”，可能因為實在找不到林彪“要當主席”的證據，只好拿“設國家主席”一事代替。毛澤東真正不能容忍的，並不是“設國家主席”而是他疑心有人“要當主席”。對於自比秦始皇的毛澤東來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毛懷疑誰動了“要當主席”的念頭，誰就是“另立中心、另拉山頭、另設司令部”，誰就成毛的打擊對象。

其實，毛澤東指責林彪要“篡黨奪權”，只不過是毛個人的疑心而已。林彪長期受着疾病的折磨，連“飲食男女，人之大欲”都沒有了，實際上很少過問他分管的事務。據“林辦”秘書張雲生回憶：“我在林彪身邊工作了4年多，因為要‘講文件’，差不多天天都能見他一面，所以可以說，我對‘文革’中的林彪並不缺乏了解。然而我親眼看到的林彪，在‘文革’動亂中要麼是遇事不表態，要麼講些‘絕’話，要麼就是對他份內之責‘大撒手’。”以軍委辦事組為例：“林彪受毛澤東委託主持軍委日常工作，實際上，他參加主持‘日常’軍委工作的記錄屈指可數。特別是‘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他把軍委的‘日常’工作委託給了軍委秘書長葉劍英。葉帥‘靠邊站’後，軍內上層一時群龍無首，虧得有個以楊成武、吳法憲為正副組長的‘軍委辦事組’照應‘日常’軍務，林彪則對他們的活動很少過問。‘軍委辦事組’改組後，黃永勝取代了楊成武。這個以林彪的‘老部下’組成的清一色‘辦事’班子，叫人一看就感到有‘搞山頭’之嫌。但那是毛主席欽定的，林又是毛可以信賴的‘接班人’，因此這個‘清一色’倒可成為抵擋一切‘復辟’夢想的一道屏障。林彪在名義上是‘副統帥’，實際上卻是靠‘抓兩頭’：上頭靠毛主席掌舵，下頭靠有個可以辦事的工作班子擋擋軍內日常事務。”“軍委辦事組自1967年夏成立，到1968年3月改組，再到‘九大’後正式成形，直到1970年10月我調離‘林辦’，我沒見到一次林彪接見軍委辦事組的全體成員，沒有聽到他對軍委辦事組的全面工作給予一次像樣的指示。我甚至認為，不管是楊成武或黃永勝領銜的軍委辦事組，他們在什麼地方‘辦事’又怎樣‘辦事’，林彪從不過問。”“從1967年到1970年，林彪在住地毛家灣的會客廳只召見軍委辦事組的黃、吳、李、邱四員大將一次，談的僅僅是怕蘇聯趁我國慶對北京實施突然襲擊的事，而且只有20多分鐘。”“黃永勝任軍委辦事組組長和總參謀長前後，林彪只見他兩次。”“吳法憲可算林彪的親信，但自從軍委辦事組改組後，林彪在住地從未單獨接見過他。”“……林彪與李作鵬並無‘私交’。我在‘林辦’任職四年，只是在1966年9月海軍內部出現紛爭，林彪偏向了‘高舉’、‘突出’、‘有幹勁’的李（作鵬）、王（宏坤）、張（秀川），因而在大會堂接見過一次李作鵬夫婦。從那以後，林彪與李作鵬再無單獨接觸。”“邱會作在‘文革’期間從沒得到單獨面見林彪的機會。”“又有人說，林彪控制‘軍委辦事組’，是通過他的老婆葉群……依我看，這話只說對了一半。葉群做壞事，林彪確實有責任。但葉群打着林彪的招牌，在外邊胡作非為，林彪並不全部知情。他從葉群嘴裡聽到一些，又是經葉群用花言巧語偽裝了的。‘林辦’的工作人員直接受葉群控制，眼見處於病態的林彪受葉群擺布，但無能為力。”“事實上，葉群雖為‘軍委辦事組’成員，但她幾乎從不參加‘軍委辦事組’的會議。‘軍委辦事組’的工作出了成績有她一份，出了是非她不承擔任何責任。‘軍委辦事組’天天忙於處理的‘三支兩軍’工作、部隊戰備訓練以及人事調整等問題，葉群從不參與正式討論研究[26]。”

林彪在1968年10月26日召開的“八屆十二中全會”第二次全體會議上所作報告中也承認：“……整個兩年多的工作，主要是毛主席領導的，具體執行主要是中央文革，特別起作用的是江青同志、總理、伯達同志、康生同志以及中央文革其他同志。而我呢，老實講，就是沒有做多少事。我也並不是故意偷懶，就是身體不好，不能夠做多少事情。所以實際情況了解的不多，工作也做得不多[27]。”即便如此，毛澤東仍然懷疑林彪要“篡黨奪權”，如此則林彪在劫難逃了。

四、林彪是如何被逼上絕路的？

毛澤東是個權謀大師，在送林彪坐上“接班人”高位之時，就已經決定儘快把林彪從“接班人”的位置上拉下馬來。熟讀古籍的毛很善於運用古代帝王的欲擒故縱手法：在他準備對林彪“開刀”之前，卻當面向林彪許諾，聲稱自己準備兩年後交班給林彪[28]。這樣的把戲毛澤東以前也多次玩過。1965年毛澤東部署批判歷史劇《海瑞罷官》，這場批判將置彭德懷於死地，在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公開發表之前，毛澤東居然還當面寬慰彭德懷，甚至說出“也許真理在你那邊”這樣的話[29]。“文化大革命”初期，毛澤東制訂的打倒劉少奇的“戰略部署”已全面展開，“炮打司令部”的號召傳遍全國，可是1966年9月14日毛澤東還在劉少奇的檢討書上批示：“少奇同志：基本上寫得很好，很嚴肅。特別後半段更好。”10月25日毛又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說：“誰人要打倒你們呀？我是不要打倒你們的[30]。”林彪對毛澤東的故伎重施自然有數，但林彪既不象彭德懷那樣據理力爭，也不象劉少奇那樣認真檢討，而是採取他獨具特色的對策：一頂二拖。於是，毛澤東為了達到打倒林彪的目的，只得想方設法“引蛇出洞”、“轟蛇出洞”，展開了一系列“把林彪逼上絕路”的部署。

（一）控制中央組織、宣傳大權

1970年11月6日，經毛澤東批准，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成立中央組織宣傳組的決定》。它指出：“為了黨在目前進行的組織宣傳工作，實施統一管理，中央決定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設立中央組織宣傳組。中央組織宣傳組設組長一人，由康生擔任。設組員若干人，由江青、張春橋、姚文元、紀登奎、李德生同志擔任。中央組織宣傳組管轄中央組織部、中央黨校、人民日報、紅旗雜誌、新華總社、中央廣播事業局、光明日報、中央編譯局的工作，以及中央劃歸該組管轄單位的工作[31]。”無疑，這個決定是毛澤東個人作出的，也只有他才能作出。目的就是為了把大權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同時削弱和鉗制林彪。什麼“在中央政治局領導下”，其實就像“中央文革小組”一樣，還是在毛澤東一人的領導和控制之下。

這個“中央組織宣傳組”名義上的組長是康生，但康生其實自“九屆二中全會”後就稱病不起，不再工作。該組組員李德生此時身兼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辦事組成員、總政治部主任、安徽省革命委員會主任等重要職務，此後不久（1971年初）又擔任中共安徽省委第一書記，兼任北京軍區司令員、軍區黨委第一書記（李的這種職務安排也是毛澤東的一大“創造”），因此他在“中央組織宣傳組”純屬掛名。實際上中央組織和宣傳大權落入江青、張春橋、姚文元手中。中共中央明令把中央的組織宣傳大權交給幾個人，這是中共黨史上“史無前例”、絕無僅有的一件大事。“九大”後沒有“中央文革小組”了，新成立的這個“中央組織宣傳組”實際上就是“中央文革小組”的“借屍還魂”，而且權力更大了。江青等人憑藉這一大權，做了許多壞事。

（二）“大批判開路”

1970年11月16日，中共中央下發了“關於傳達陳伯達反黨問題的通知”，掀起了全國性的“批陳整風”運動，主要批判“階級鬥爭熄滅論”、“唯生產力論”、“唯心主義先驗論”。批“階級鬥爭熄滅論”是告訴國人，劉少奇“司令部”倒台之後階級鬥爭依然存在，新的“資產階級司令部”又出現了；批“唯生產力論”是針對陳伯達的“九大”政治報告草稿，以打消人們以為“九大”後會結束“文化大革命”進入經濟建設階段的念頭；批“唯心主義先驗論”則是批判曾得到“八屆十一中全會”確認的“天才論”。

毛澤東在黃永勝等人的檢討上批註了一段批判陳伯達的話：“陳伯達早期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混入黨內以後，又在1931年被捕叛變，成了特務，一貫跟隨王明、劉少奇反共，他的根本問題在此[32]。”毛澤東過去長期任用陳伯達作自己的政治秘書，並讓陳擔任為“文化大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中央文革小組”組長。倘若陳伯達確實早就是一個“國民黨反共分子”，毛澤東卻一直重用他，豈不是故意幫助敵人在最高決策層埋藏“定時炸彈”？事實上，毛為陳伯達加的這些“罪名”，恐怕毛自己也不見得相信，他只不過是為了整垮政敵而不擇手段地給昔日的親信陳伯達羅列“罪名”而已。

這一系列批判表面上針對的是陳伯達，實際上都是針對林彪的。這是毛慣用的“大批判開路”策略。在打倒前一個“接班人”劉少奇之前，毛澤東就在全國開展了對“三家村”、對前北京市委和中宣部、文化部的“大批判”運動。這次的“批陳整風”運動實質上就是為打擊林彪而製造輿論。在1971年4月15日至29日召開的中央“批陳整風匯報會議”上，對陳伯達“反黨罪行”的批判終於擴大成了對“中央軍委辦事組”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5人“政治上的方向、路線錯誤”和“組織上的宗派主義錯誤”的批判。這5人都是林彪倚重的軍方主要領導人，此時“批陳整風”運動真正的矛頭所向就十分明顯了。

1970年12月18日，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談話中批判了林彪頌揚毛的“四個偉大”的說法，也就等於不點名地批判了林彪。經毛澤東批准，“毛主席會見斯諾的談話”以“中共中央文件（中發[1970]39號）”的形式下發全黨。毛藉此向全黨暗示，自己對林彪的態度變了（該文件特別註明：已經毛主席審閱）。“文革”初期毛澤東心安理得地接受“四個偉大”的頌揚，唯恐“個人迷信”之風不烈，如今又改口說“四個偉大”討嫌，實在是翻手為雲、覆手為雨，是黑是白全由他說了算。

1971年2月18日，周恩來將外交部編印的《外事活動簡報》“古巴駐華臨時代辦加西亞訪問外地的幾點反映”送毛澤東閱。該簡報的第（四）條提到，加西亞在井岡山參觀時對講解員閉口不談南昌起義和朱德率部上井岡山這兩段史實提出意見，認為這樣講外國人不容易理解。毛澤東批示：“第（四）條說得對，應對南昌起義和兩軍會合作正確解說[33]。”就在一年多以前的“九大”上，周恩來在大會重點發言中公開宣稱：“林彪同志是南昌起義失敗後率領一部分起義部隊走上井岡山，接受毛主席領導的一位光榮代表[34]。”當時周恩來的這個發言貶低朱德、吹捧林彪，明顯歪曲史實，嚇得林彪趕緊打斷周恩來的話：我林彪沒什麼，一切都是毛主席，我如果跟着賀龍、朱德早就完了，沒有今天。為了表示自己對毛的誠惶誠恐，林彪還當場哭了起來[35]。“九大”上周恩來發表歪曲史實、吹捧林彪的講話，當時毛澤東的態度是對周恩來的講話報以熱烈鼓掌。到了1971年春，毛認為打倒林彪的時機快來了，於是又一反過去的態度，假惺惺地要求調整“文革”以來貶低朱德的官方說法，“作正確解說”。

（三）削弱林彪的軍事指揮權

為了打擊林彪，毛澤東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削弱林彪的軍事指揮權。毛後來自鳴得意地說：“廬山會議以後，我採取了三項辦法：一個是甩石頭，一個是摻沙子，一個是挖牆角。批了陳伯達搞的那個騙了不少人的材料，批發了三十八軍的報告和濟南軍區反驕破滿的報告，還有軍委開了那麼長的座談會，根本不批陳，我在一個文件上加了批語。我的辦法，就是拿到這些石頭，加上批語，讓大家討論，這是甩石頭。土太板結了就不透氣，摻一點沙子就透氣了。軍委辦事組摻的人還不夠，還要增加一些人。這是摻沙子。改組北京軍區，這叫挖牆角[36]。”

所謂的“甩石頭”是要打擊林彪等人的威信，把他們“搞臭”；“摻沙子”一事表明，毛澤東完全不信任軍委辦事組，說“土太板結了”，就如同當年說北京市委“針插不進水潑不進”一樣；“挖牆角”（又作“挖牆腳”）則更是無中生地有把北京軍區看成了林彪的“牆角”和“林陳反黨集團經營多年的那個山頭主義的窩子”[37]。毛澤東最擔心的是首都北京發生政變，因此對北京軍區最不放心，要設法“換馬”。當時北京軍區的第一政委是李雪峰，北京軍區司令員是鄭維山。由於毛對此二人有所猜忌，就故意把由李雪峰、鄭維山主持的“九屆二中全會”華北組會議的簡報欽定為“反革命的”，然後以此為藉口改組北京軍區，使李雪峰、鄭維山二人遭受長期迫害。

（四）“敲山震虎”，逼林彪認罪

毛除了用了這“三板斧”之外，還通過對黃永勝、吳法憲、葉群、李作鵬、邱會作等人檢討的批示，“敲山震虎”，刺激林彪，逼林彪認罪。“九屆二中全會”後，黃、吳、葉、李、邱都被迫寫了書面檢討，毛澤東在這些檢討上作了批示並將批示下發黨內，其中一些語句廣為人知。例如，毛對吳法憲檢討的批示是：“由幾個人發難，企圖欺騙200多個中央委員，有黨以來，沒有見過，”“中央委員會有嚴重的鬥爭[38]。”毛對葉群檢討的批示是：“愛吹不愛批，愛聽小道消息，經不起風浪，”“九大勝利，當上了中央委員，不得了了，要上天了，把九大路線拋到九霄雲外，反九大的陳伯達路線在一些同志中占了上風了[39]。”再如對劉子厚（時任河北省革委會主任、中共河北省委第一書記，“文化大革命”前的河北省省長）所作檢查的批示是：“上了陳伯達的賊船，年深日久，雖有廬山半年的時間，經過各種批判會議，到3月19日才講出幾句真話，真是上賊船容易下賊船難。人一輸了理（就是走錯了路線），就怕揭，廬山上那種猖狂進攻的勇氣，不知跑到哪裡去了[40]。”此批示前邊還有意味深長的一句話：“此件留待軍委辦事組各同志一閱[41]。”

從這些批示中可以看出，毛用的是諷刺挖苦、“上綱上線”、“揪住不放”等手法，對黃、吳、葉、李、邱等人的態度甚至比“文革”初期對劉少奇、鄧小平的態度還要嚴厲，堪稱“史無前例”。而與此同時，毛澤東對在“九屆二中全會”上發表了與黃、吳、葉、李、邱相同觀點的汪東興檢討的態度卻迥然不同，毛信任依賴汪東興，對汪的言行就“輕輕放下”了。

林彪個性強，自尊心重，對毛澤東又很了解，他很清楚毛澤東的指責無非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對這種莫名其妙的罪名，他即便主動承認也未必有好下場。當年的國防部長彭德懷、國家主席劉少奇不都是勉強承認了毛澤東強加的“罪名”並且一再檢討，最後仍然死於非命嗎？不過，據林彪的秘書李文普回憶，“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曾讓新調來的秘書王煥禮代寫過檢查[42]，內容不詳，毛澤東是否就此作過批示也得而知。這個檢查顯然是毛、林二人都沒有當真的。1971年2月20日，中央軍委辦事組向毛澤東報送學習討論其關於批陳整風“重點在批陳”指示的情況報告，毛澤東作了措辭嚴厲的批示，並且破天荒地將此件只批給“周、康閱後，退軍委”字號(3){[43]，而不是象以往那樣照例批給林彪。這顯然也是在刺激林彪，逼林彪認罪。

（五）拒絕與林彪見面、不給轉圜的餘地

整人時拒絕與被整者面談，不聽申訴，不聽解釋，強調“只有低頭認罪才是你的唯一出路”，這是毛澤東的一貫手段。“文革”前毛澤東整總參謀長羅瑞卿時，羅瑞卿以為其中有誤會，想與毛澤東、林彪見面，把事情說清楚，被周恩來堅決阻止[44]。羅瑞卿有口難辯，在“牆倒眾人推”的形勢下被逼得含恨跳樓，自殺未遂。毛澤東對林彪還是用的這一套，然而毛是不會承認這一點的。相反，毛在“九·一三”事件發生後說：“對林還是要保……他們不找我，我去找他們。”這分明是撒謊。

據李文普回憶：“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林彪曾要求面見毛澤東，談一談，但毛澤東長時間不作答覆。林彪個性很強，從不服軟，兩人之間的關係發生了急劇的變化。林彪此後不願住在北京，經常住在蘇州、北戴河[45]。另據官偉勛轉述一位“林辦”秘書的回憶：林彪找毛澤東很多次，“就是見不上。後來沒辦法才找江青，他最討厭江青，但又沒辦法，因為想通過江青去見毛主席，”就在這時江青讓林彪去照相，“林為了見毛主席趕緊去，走得急，臉都沒刮，到了釣魚臺，現借江青秘書的刮臉刀刮了刮，照片拍了，但還是沒見上毛主席[46]。”

（六）南巡“打招呼”、宣布“逐林令”

毛澤東習慣於以“打招呼”來強行統一思想。所謂的“打招呼”就是非正式地頒布“最高指示”，全黨與全軍幹部只許恭聽，不“允許發表不同意見”，更不“允許發表反對意見”，對毛的意見誰想不通，必須趕緊“轉彎子”。 毛澤東這一次為了打倒林彪，事先不開中央會議，不發中央文件，乾脆拋開中央領導集體，憑着他個人的“絕對權威”，於1971年夏南巡“打招呼”。

此次南巡後共28天，在途中毛約見各地軍政大員，講話13次。講話中充滿了給林彪“上綱上線”、“定性定罪”的話：“有人看到我年紀老了，快要上天了，他們急於想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這次廬山會議，是兩個司令部的鬥爭”；“我看他們的地下活動、突然襲擊是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的。綱領就是‘天才’和要當主席，就是推翻二中全會的議程和九大路線”；“林彪那個講話，沒有同我商量，也沒有給我看”；“犯了大的原則的錯誤，犯了路線方向錯誤，改也難”；“廬山這件事，還沒有完，還不徹底，還沒有總結[47]。”

毛澤東在南巡講話中一再誣指林彪等人在廬山會議上搞“反革命政變”的綱領之一是“要當主席”[48]。然而，因為說林彪“要當主席”毫無事實依據，太“莫須有”了，所以“九·一三”事件之後，當毛澤東審定並批准中央公布的此前他的南巡講話時，又自行把當時講話中對林彪“要當主席”的指控改成了林彪欲“設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蠻橫無理、任意誣陷、信口捏造，由此可見一斑。

這次南巡講話是毛澤東欲打倒林彪的宣言書、挑戰書、逐客令（逐林令）。當時的海軍政委李作鵬聽到毛的南巡講話後，把它概括為3點：廬山的問題沒有完；上綱比以前更高；矛頭指向首長（林彪）。他的概括一點也沒有錯，林彪當然可以看得更清楚。毛澤東不在中央高層內部講，不對林彪當面講，黨中央的主席背着黨中央的副主席，背着中央，到下面去煽風點火，動員打倒他自己欽定的“接班人”、黨中央唯一的副主席。但毛同時又假惺惺地聲稱：“現在不要作結論，結論要由中央作”；“不要公開的去講這次廬山會議，因為中央還沒有作結論。……不要像我對你們說的這一套[49]。”如此作為的毛澤東居然還道貌岸然地提出了“三要三不要”（“要團結，不要分裂；要搞馬克思主義，不要搞修正主義；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究竟是誰在分裂黨內高層，誰在搞陰謀詭計，難道不是一目了然的嗎？

毛澤東把林彪逼到這一步，林彪已沒有任何轉圜的餘地。彼時彼地，林彪還能怎麼辦？低頭認“罪”顯然是行不通的，彭德懷、劉少奇不是都低頭認“罪”了嗎？但他們的下場如何？何況此時的林彪不是1959年的彭德懷（那時的彭德懷比他年輕、身體也好），也不是1966年的劉少奇（劉少奇比他理論修養更高、政治鬥爭經驗更豐富），林彪身患重病，經不起“認罪”後必不可少的長期折磨，於是他不想“認罪”，只想“認命”，“反正活不多久了，死也死在這裡。一是坐牢，二是從容就義[50]。” 但葉群、林立果又不願意認命，於是就有了林彪被逼出逃的“九·一三”事件。

對“九·一三”事件的真相，已有一些文章指出了官方解釋中的很多破綻，為此提出了一系列疑問。1971年9月13日凌晨，當毛澤東、周恩來獲悉林彪夫婦準備乘坐256號專機離開北戴河之後，究竟做了些什麼事，至今仍然撲朔迷離。高文謙在《晚年周恩來》一書中提供了一個新疑點：林彪“在出逃途中還曾一度萌生了打退堂鼓的念頭”[51]；在林豆豆告發之後，中央可以阻止林彪的出走而未“全力阻止林彪從北戴河出走”，可以阻攔256號專機起飛而“沒有人出來攔阻”……[52]。也許，逼林彪這樣出走本來就是毛的“戰略部署”。

林彪的出逃宣告了毛澤東所謂“團結、勝利的九大路線”的破產，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產，也是對毛澤東及其荒謬絕倫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說法的致命一擊。林彪的出逃與慘死異國他鄉，粉碎了毛澤東多年來精心編織的“以毛主席為首、林副主席為副的無產階級司令部”、“團結、勝利的九大路線”等神話，在億萬炎黃子孫的心中引發了一場空前的“大地震”，喚起了許多人的覺醒。可以說，256號專機墜機在蒙古溫都爾汗的爆炸聲，敲響了“文化大革命”和“毛主席革命路線”的喪鐘。

【注釋】

[1]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明鏡出版社，2003年，第4、345頁。

[2] 逄先知、金沖及主編，《毛澤東傳（1949-1976）》，中央文獻出版社，2003年， 第1499頁。

[3] 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簡史》，中共黨史出版社，1996年，第209頁。

[4] 出處同注[1]，第269頁。

[5] 王文耀、王保春，“關於陳伯達起草九大報告的前前後後”，《中共黨史研究》， 2003年第2期。

[6] 張雲生、張叢坤，《“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香港中華兒女出版社， 2003年，第463頁。

[7] 出處同上，第456頁。

[8] 張雲生，《毛家灣紀實》，春秋出版社，1988年，第211頁；另見張雲生、張叢 坤的《“文革”期間，我給林彪當秘書》，第467頁。

[9] 出處同注

[6]，第467-468頁。

[10] 出處同上，第469-470頁。

[11] 汪東興，《汪東興回憶：毛澤東與林彪反革命集團的鬥爭》，當代中國出版社， 1997年，第17頁。

[12] 張聶爾，《風雲“九一三”》，解放軍出版社，1999年，第198頁。

[13] 出處同注[2]，第1595、1594頁。

[14] 出處同注[1]，第291頁。

[15] 出處同注[1]，第364頁。

[16] 出處同注[1]，第286頁。

[17] 出處同注[6]，第131-133頁。

[18] 官偉勛，《我所知道的葉群》，中國文學出版社，1993年，第211-212頁。

[19] 出處同注[1]，第195頁。

[20] 出處同注[1]，第300頁。

[21] 詳見王年一、何蜀的“‘設國家主席’問題論析”，載網絡雜誌《華夏文摘增 刊224期·文革博物館通訊70期》，2000年7月13日出版。

[22] 出處同注[1]，第272頁。

[23] 出處同注[1]，第275頁。

[24] 出處同注[2]，第1594頁。

[25] 出處同注[2]，第1594-1598頁。

[26] 出處同注[6]，第299-305頁。

[27] 載宋永毅主編的《中國文化大革命文庫》光盤，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 心2002年出版。

[28] 出處同注[1]，第300、303、313頁。

[29] 《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88頁。

[30] 出處同注[2]，第1448、1451頁。

[31]《中國共產黨歷史大辭典·社會主義時期》，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 第299-300頁。

[32] 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14頁。

[33] 《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年，第437頁。

[34]“周恩來等九位同志在中國共產黨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全體大會上的發言”， 四川人民出版社革命委員會翻印，1969年5月7日。

[35] 出處同注[1]，第279頁。

[36]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13冊，第246-247頁。

[37] 見1971年11月12日中共中央通知，轉引自王年一的《大動亂的年代》第410頁。

[38] 出處同注

[36]，第137-139頁。

[39] 出處同注

[36]，第143-146頁。

[40] 出處同注

[11]，第77頁。

[41] 《大動亂的年代》，第415頁。

[42] 李文普，“林彪衛士長李文普不得不說”，載《中華兒女》1999年第2期。

[43] 出處同注

[36]，第208-209頁。

[44] 羅點點，《紅色家族檔案─羅瑞卿女兒的點點記憶》，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 第213頁。

[45] 出處同注[42]。

[46] 出處同注[18]，第242-243頁。

[47] 出處同注[2]，第1594-1598頁。

[48] 出處同注[2]，第1595、1596頁。

[49] 出處同注[2]，第1596-1597頁。

[50] 金春明主編，《評〈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第632頁。

[51] 出處同注[1]，第345、34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