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到1942年，他是中國國民政府的僱傭兵；

1942年到1945年，他是駐華美軍的一員；

1945年之後，他堅定地站在反共、反人民的蔣介石政權一邊；

直至1958年死亡時，他也未改敵視新中國的立場。

在梳理陳納德在中國形象變遷的過程中，發現九十年代以來，主流文化精英和主流媒體以驚人的默契將陳納德美化、偶像化——對陳納德是蔣介石高薪聘請的僱傭兵這一點【點擊閱讀】，所有的主流媒體都避而不談；對陳納德1945年之後支持蔣介石打內戰、強奪“兩航”資產【點擊閱讀】等劣跡，則被仔細地、不留痕跡地刪除了。

這樣一來，陳納德被成功的英雄化、偶像化了，他以“國際義士”乃至“拯救者”的形象英姿勃勃地佇立在高高的神壇上，全身放射出萬丈光焰！

對陳納德偶像化的工程，當然是有政治目的的，這毋庸贅言。但我今天想說的不是政治，而是文化心理——不是所有參與這一工程的精英都有清晰明確的政治目的，但所有參與這一工程的精英都分享了一個共同的文化心理——國際賤民的自我指認。

魯迅先生曾講過這樣一個故事：

“一個紳士有錢有勢，我假定他叫四大人罷，人們都以能夠和他扳談為榮。有一個專愛誇耀的小癟三，一天高興的告訴別人道：‘四大人和我講過話了！’人問他‘說什麼呢？’答道：‘我站在他門口，四大人出來了，對我說：滾開去！’”

這個“小癟三”的心理，就是典型的賤民心理。我們可以想見，假如“四大人”不是說“滾開去”，而是和他親切的攀談幾句，甚至用手撫摸一下他的頭頂，“小癟三”會感受到多麼巨大的幸福？

對陳納德的偶像化就是在精英們賤民自認的潛意識指引下展開的。試想：如果陳納德居然不過是一個失業求職的僱傭兵，那歷史將是何等無趣？他必須是一個“國際義士”，騎着白馬，駕着五彩祥雲來拯救“我”，這一拯救行動足以證明“我”得到了美國的憐愛和關注，美國居然“撫摸了‘我’的頭頂”，這是一種多麼令人難以置信的幸福和榮耀啊？！

這些文化精英深信世界有等級的。美國和西方，是“國際上等人”，中國和其他亞非拉的國家，則是“國際賤民”。依據和美國關係的遠近親疏，“國際賤民”也分等級，和美國關係越親近，在賤民中的等級就越高，越疏遠，在賤民中等級就越低。如果膽敢反美，那就是“不可接觸的賤民”了。

賤民自認的文化精英們熱愛這個等級儼然、尊卑有序的世界，這是他們的世界觀。在這樣的秩序當中，他們感到舒適，並且有很強安全感。他們以得到“國際上等人”的垂青為最大榮耀，痛恨一切無視這個秩序、破壞這個秩序的人。

理解了這一點，就能夠理解為什麼有些知識精英病態的反毛了——因為毛澤東破壞了這個“完美”世界的完美，毛澤東使他們的邏輯無法自洽，毛澤東使的他們的世界觀出現了一個巨大漏洞。怎麼可以如此霸氣地對待“最高等級”的美國呢？怎麼居然就打敗了美國呢？如果“上等人”不再是上等人，那“賤民”還能是賤民嗎？世界變得如此混亂，還能談得上什麼美好？什麼安全感呢？

總而言之，戰勝美國人不能讓他們感到榮耀，被美國人拯救才讓他們感到榮耀。

為了挽救他們的世界，他們必須把毛澤東的一切勝利，都說成是失敗，全然不顧毛澤東的勝利不僅屬於他個人，也屬於中華民族。

比如，沈志華關於“冷戰史”、“朝鮮戰爭”的所有研究，都無非是這種“賤民心理”的學術化表達罷了——毛澤東怎麼可能勝利？中國人怎麼可能戰勝美國人？所以要麼是上了斯大林的當，要麼是被金日成拖下水，總之得不償失。

更何況，毛澤東對他們的賤民心理早就洞若觀火。1956年，毛澤東就在《論十大關係》中說：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其實不是“不想坐”，而是認為自己“不配坐”，坐了，就有違自己賤民身份的自我認知，就會感到渾身不自在。

精英的這種賤民心理，一方面是近代以來中國被西方打敗後所遺留的精神病灶；另一方面，更主要的，也是西方和中國的買辦知識分子為了讓中國人永遠匍匐在西方腳下而精心建構起來的，司徒雷登就是他們的精神教父，是建構這種心理的首席工程師。

新中國成立後，買辦知識分子的傳統受到壓制，“賤民自認”的心理也受到批判，幾乎銷聲匿跡；但二十世紀八十年代以來，這些“傳統”和“心理”又強勁復甦，陳納德的偶像化就是一個重要表現。

2008年，司徒雷登的骨灰被隆重迎請到美麗的西子湖畔安葬，南方系媒體特意做了一個極具挑釁性標題《別不了的司徒雷登》，簡直像“我胡漢三又回來了”一樣得意了。

陳納德的銅像在中華大地上高高矗立，銅像背後，則是一道長長的陰影。這道陰影，就是主流文化精英的賤民心理。他們以身為賤民為幸福，就想拖着所有中國人跪倒在美國腳下，這是我們不能答應的，也是必須要改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