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透“極端化破壞法”才能正確認識毛澤東——謹以此文紀念毛澤東主席誕辰124周年

黎陽

2017．12．22．

一．“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
二．“極端化破壞法”的主要情況
三．破解“極端化破壞法”的關鍵
四．破解“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一．“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

“物極必反”、“過猶不及”，“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這是客觀規律。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對立的統一，客觀規律也不例外，是矛盾着的對立面在一定條件下形成的統一。沒有無條件存在的絕對規律，因此也就沒有無條件存在的絕對真理。不承認這點就是形而上學。形而上學就必然把真理絕對化，把一定條件下才存在的規律當成任何條件下都不變的絕對真理——好就是好，絕對的好，一切皆好；壞就是壞，絕對的壞，一切皆壞；說好就好得沒屁眼，金要足赤，人要完人；說壞就壞得一無是處，頭上長瘡腳下流膿；不是這個極端就是那個極端，否定這個極端，就馬上跳到另外一個極端：要麼全部，要麼全不；要麼極“左”，要麼極右；說嫌冷就扔進火爐，說嫌熱就丟進冰窖；說嫌澇就弄成沙漠，說嫌旱就弄成澤國；開車說偏左了就撞馬路牙子，說偏右了就闖逆行線；說自力更生就閉關自守，說開放就不設防“溶入世界”……只要如此，“物極必反”、“過猶不及”，“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的客觀規律就要發揮作用，真理就要被變成謬誤。

“假做真時真亦假”。真理一旦變成謬誤，謬誤也就成了“真理”。一旦人們把真理當謬誤，讓他們追求真理他們都不幹了。這比直接壓制迫害阻止人們追求真理更有效更徹底。

不管有意無意，只要在“擁護真理”的名義下以極端化的手法垮越“過頭一步”、使“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的客觀規律發揮作用、把真理變成謬誤，這客觀上就是對真理的破壞。這種破壞真理的方法可稱為“極端化破壞法”——不管是蓄意破壞還是無心之過“熊的服務”，只要“過頭一步”把真理變成謬誤，實際破壞效果都一樣，都是“極端化破壞法”之功。

要破壞一件事，用“極端化破壞法”——以支持的名義在執行過程中把事情做砸——往往比直接了當公開反對更有效。

要搞臭一個人，用“極端化破壞法”——打着這個人的旗號以堅決擁護的名義幹壞事——往往比直接妖魔化更有效。

比如：

——大拍抗日神劇，泛濫到人們一見“抗日”題材就條件反射，就聯想到手撕鬼子、褲襠藏雷、手榴彈炸落飛機之類，就聯想到弄虛作假，就沒了胃口，就不知不覺對有關抗日戰爭的一切描述都不信了——這比直接宣揚歷史虛無主義否定抗日戰爭更有效。 

——大搞“剪胸運動”，所有影視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全部齊胸一刀切，藝術形象一掃而光，讓觀眾一看就反感——這比直接對抗“拒絕黃色”更有效。

——把已有的好好的辦公室辦公桌等全部作廢花錢另做，讓人們不知不覺把“八項規定”、“不准超標”與“糟踏浪費”聯想到一起——這比直接公然反對“八項規定”更有效。

——不看工作干不干、幹得如何，專門在一些枝節問題上挑毛病找岔子，把幹部職工正當正常的福利待遇全部砍光，導致消極怠工、謹小慎微、不求有功、但求無過、工作沒人干、“臉好看、事難辦”等等成風，最終形成輿論：“這都是反腐倡廉抓貪官、禁止特殊化鬧的”——這比直接公開反對反腐敗更有效。

——逼人整天到處插旗子、說官話、喊口號、背教條、把教育和藝術演出變成政治口號大會戰，讓老百姓不勝其煩，不知不覺把”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假、大、空聯繫到一起——這比直接公然反對“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反對“不忘初心”更有效。

——“消除安全隱患拆除違章建築”被極端化成寒冬臘月不由分說掃地出門拆廟趕和尚、無家可歸流離失所、“控制污染消除霧霾改善環境”被極端化成“誰燒煤就抓誰”、小學生大冬天戶外上課被凍傷的不顧實際情況的“強制煤改氣”；“整治天際線”被極端化成到處砸招牌、搞得城市雞飛狗跳一片狼藉，激起一片民憤恐慌後又慌忙剎車一刀切……這不但使“消除安全隱患拆除違章建築”、“控制污染消除霧霾改善環境”、“整治天際線”等從此難以推動，而且被“公知”製造成政治事件——“極端化破壞法”的厲害可見一斑。

……

“極端化破壞法”不但古已有之，而且根深蒂固，禍害無窮，甚至直接導致了王朝的衰亡：

——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意不錯，實際一執行就全變了味兒——讓各級官吏有了“不折不扣執行青苗法”的尚方寶劍，層層攤派強迫農民借貸、遇到荒年還不上也得還，逼迫農民相互擔保、一戶還不起其他人還、巧立名目提高利息加收手續費，誰敢反對誰就是“反抗變法”……本想利民的“青苗法”反而被“極端化破壞法”搞成害民的工具。

——張居正的“考成法”本意不錯，實際一執行就全變了味兒——讓各級官吏有了“不折不扣執行考成法”的尚方寶劍，紛紛虛報政績，不問理由，不管情況，必須完成任務，一級壓一級，負擔最後全部落實到老百姓頭上，最後逼得老百姓紛紛逃跑變成流民……本想提高政府效率的“考成法”反而被“極端化破壞法”搞成害民的苛政。 

——脫脫召集河工治理黃河水患的本意不錯，實際一執行就全變了味兒——讓各級官吏有了治理黃河的尚方寶劍，紛紛變本加厲強征攤派徭役、剋扣工錢口糧、敲詐勒索……本為挽救元朝的治理黃河工程反而被“極端化破壞法”變成為引發元末農民大起義的導火索。

我親眼見證了“極端化破壞法”是如何被用於詆毀毛澤東的：

——毛澤東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幫助共產黨整風”，馬上被來了個極端化：“黨天下”、“小知識分子不能領導大知識分子”、“政治設計院”、“輪流執政”，公然要共產黨下台；毛澤東被迫反右，馬上被來了個極端化：“人人過關”、“按指標抓右派”、“用選舉劃右派”；毛澤東預計右派約5000，馬上被來了個極端化：戴帽子55萬；等毛澤東逝世，又來了個顛倒的極端化：一風吹全部摘帽……然後給毛澤東扣上罪名：“迫害知識分子”。 

——毛澤東提出“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地社會主義”，馬上被來了個極端化：“全民煉鋼”、“畝產萬斤糧”，不管當時退居二線並不掌握實際執政權的毛澤東如何一再告誡就是不聽；等出了問題又來了個顛倒的極端化：毛澤東頭腦發熱大躍進導致經濟困難餓死人。

（前副總理谷牧回憶：“1959年7月21日上午，總理主持召開全體會議……他說：‘主席對大家的談話，有時是啟發性的，有時是徵求意見性的。大家聽到以後，不加思考，就以為件件都是主席的決定，就照樣傳達執行，這樣一來，以後主席就不好隨便給大家談話了，那主席的日子還怎麼過法？見了面只好今天天氣哈哈哈，或者只有考慮成熟了，一開口就宣布命令。那黨內還有什麼民主呢？！這實際上等於封鎖主席嘛！’接着，他又指出，去年的1070萬噸鋼，本來主席是提出來問問的，我們沒有經過多少調查研究，全黨就行動起來，這是一個嚴重的教訓。總理講這番話的時候，神情很嚴肅，也顯得很激動。”） 

——毛澤東說：“那個時候（註：1965年）的黨權、宣傳工作的權，各個省的黨權、各個地方的權，比如北京市委的權，我也管不了了。所以那個時候我說無所謂個人崇拜，倒是需要一點個人崇拜”，結果被來了個極端化：“三忠於”、“四無限”、“忠字舞”、“語錄歌”、”紅海洋”、“像章熱”，而且越造越大、用料越來越貴，誰反對，誰就是“反毛”……這一切很快被毛澤東制止了：“像章退回，還我飛機”、”四個偉大討嫌“、”要降溫“。但如今有些人對那一段歷史的記載又來了個極端化：只大肆宣揚“三忠於”、“四無限”、“忠字舞”之類瘋狂荒謬，隻字不提這一切並非毛澤東所為，而且是毛澤東制止的，然後把“製造狂熱個人迷信”、“大量耗費國家資源”、“荒謬絕倫”等屎盆子全扣到毛澤東頭上。

——毛澤東針對黨內的“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被極端化成針對整個社會的瘋狂打砸搶抄抓直至大規模武鬥。不管毛澤東當時如何三令五申“要文斗，不要武鬥”、“不許打人”，就是置之不理，最後毛澤東親自下令派軍隊和工宣隊才強行制止。但如今有些人對那一段歷史的記載又來了個極端化：只大肆宣揚武鬥動亂，隻字不提這些武鬥動亂第一，是毛澤東堅決反對的，第二是毛澤東親自下令制止的，第三持續的時間是數月而並非十年，然後給毛澤東扣了個“十年動亂”的罪名。 

——毛澤東提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實踐出真知”、”卑賤者最聰明“、“知識分子工農化、工人農民知識化”、“批判反動的學術權威”，卻被極端化成”懷疑一切“、“打倒一切”、“專家靠邊站，大老粗說了算”、不問青紅皂白誰出名就斗誰、傷害大量於國有功的科學家，而毛澤東當時就給出的明文規定：“對於科學家、技術人員和一般工作人員，只要他們是愛國的，是積極工作的，是不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是不裡通外國的，在這次運動中，都應該繼續採取團結、批評、團結的方針。對於有貢獻的科學家和科學技術人員，應該加以保護”則被極端化成了零。如今又來了個顛倒的極端化：說毛澤東不要知識、迫害科學家，借“幹部知識化”大鬧“文憑主義”、“文憑查三代”、“國家必須由精英治理”。把公然鼓吹賣國“公知”、“學者”全部當成寶貝。

——毛澤東主張的計劃經濟公有制被極端化成“吃飯不要錢”、“割資本主義尾巴”、“跑步進入共產主義”、“一平二調共產風”、“不許坐沙發，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麼要坐沙發？”“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甚至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都不行：“不要把這麼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買醬油的錢不能打醋”、“一統就死、一放就亂”；而同一時期毛澤東再三強調的“商品生產看它與什麼經濟聯繫，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生產聯繫多，就是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聯繫，不是資本主義，而是社會主義”、“必須肯定社會主義的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還有積極作用”、“必須發展社會主義的商業；並且利用價值法則的形式，在過渡時期內作為經濟核算的工具”等等則全部被極端化得無影無蹤，毛澤東去世後又來了個顛倒的極端化：“市場經濟就是全盤私有化”、“賣光國企”、“市場萬能”、“春運火車票不漲價違反市場規則”、“人不為己天誅地滅”…… 

如果承認“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是客觀規律，那就不能把“極端化破壞法”的罪過強加給毛澤東。

如果不承認“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是客觀規律，那就為“請君入甕”、讓自己有朝一日也嘗到被“極端化破壞法”詆毀的滋味打開了閘門。比如：

——貪官這麼多，腐敗這麼嚴重，誰的罪責？

——教育界學術界弄虛作假腐敗泛濫，誰的罪責？

——假冒偽劣這麼多，環境污染這麼嚴重，誰的罪責？

——貧富差距這麼大，社會矛盾這麼嚴重，誰的罪責？

如果不承認“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是客觀規律，那誰一把手就是誰的罪責——既然毛澤東時代的一切問題都是毛澤東的罪責，那別人也一樣。

同理，“消除安全隱患拆除違章建築”被搞成“驅逐低端人口”、“控制污染消除霧霾改善環境”被搞成“誰燒煤就抓誰”、“整治天際線”被搞成到處砸招牌等只能用“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來解釋，否則就得說是北京市甚至最高層蓄意整老百姓了——你能相信果真如此嗎？

如果不承認“極端化破壞法危害極大”是客觀規律，那一切問題就都是一把手的問題。也就是說，有問題只要換個好皇帝就萬事大吉。然而中國幾千年皇帝換了又換也沒真正解決問題，可見把一切都歸於一把手一個人不符合事實。事實是，一把手沒幾個當真想把政權搞垮的。歷史上每個政權垮台基本上都是垮於“極端化破壞法”。

二．“極端化破壞法”的主要情況

“極端化破壞法”的核心是“破壞”，前提是“極端化”。防範“極端化破壞法”就必須防範極端化。防範極端化就必須先弄清楚極端化的原因。極端化的狀況大概有三：蓄意，無意，被迫。

1.蓄意——以權謀私的需要。主要情況有：

1）．持權搶劫——利用“現場執行權”通過極端化把任何法規政令都變成假公濟私搶劫老百姓的機會和藉口。權力場裡誰掌握現場執行權誰才真有權。不掌握現場執行權，再好的“頂層設計”也是空中樓閣，廢紙一張。只要有現場執行權，不管什麼政權行為都能被極端化成對老百姓的搶劫——王安石的“青苗法”如此，張居正的“考成法”如此，脫脫的修黃河指令也如此……“治官即治吏”。水滸里的人就已經知道“不怕官，只怕管”、“縣官不如現管”、“任你官清似水，奈何吏滑如油”；連紅樓夢裡的薛寶釵都看透了這套：“他們雖不敢明怨，心裡卻都不服，只用假公濟私的多摘你們幾個果子，多掐幾枝花兒，你們有冤還沒處訴。”

2)．軟破壞，合法對抗——堅決反對卻又不便公然出面，就在執行中將其極端化成謬誤，搞得怨聲載道，這時再名正言順以徹底否決，如毛澤東所說的：“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執行上級的指示，這不是真正在執行上級的指示，這是反對上級指示或者對上級指示怠工的最妙方法”——比如反腐倡廉抓貪官，不敢公然反對，就在執行中極端化，故意製造消極怠工政務停擺，激起人們對反腐倡廉抓貪官的不滿，然後好乘機宣揚“腐敗有理”、“腐敗是次優”，“根治腐敗必須多黨制”…… .

3）．權術陷阱——無力公開較量又要搞垮對方，就用“極端化破壞法”給對方下套，只要對方中招走了極端，就必然陷入謬誤臭大街，就不得不垮台。

孫權勸曹操稱帝，曹操不上當，一語道破說孫權想把自己放在火上烤。袁世凱就沒這點聰明，當真以為積極勸自己當皇帝的人確實忠於自己。沒想到一旦稱帝，最先起兵聲討自己的正是當初積極勸進的，知道上當也晚了。

“極端化破壞法”是古往今來權力場中下級對付上級乃至下級整上級的絕招——別以為權力場只有“官大一級壓死人”，權勢不如你就只能你說了算。實際上“上有政策，下有對策”；上能愚民，下亦能愚君；上級能整下級，下級同樣能整上級。最厲害的套路是肉麻捧殺法——“絕對正確”、“天才”、“睿智”、“洞察一切”……表面上笑眯眯無比恭順，實際挖了一大堆陷阱。只要被吹捧的一點頭，馬上就得中招：

第一，只要確立了“絕對正確”、“英明”、“睿智”之類，那其他一切人理論上就只有聽訓的份，任何不同見解都可以被極端化解釋為“質疑權威”、“大不敬”、“別有用心”。這就實際等於完全被架空孤立，被剝奪了一切參謀助手，做任何決策都實際上孤立無援，只能一個人拍腦袋。一個人日理萬機，一切都要自己拿主意、什麼參考建議都指望不上，豈有不出錯之理？

第二，只要出錯就陷入了兩難：認錯糾錯，就等於自我否定了“絕對正確”、“英明”、“睿智”，馬上就會被對手趕下台——魯迅說：“中國的事，此退一步，而彼不進者極少，大抵反進兩步，非力批其頰，彼決不止步也”。如果不認錯，那就得要麼隱瞞，要麼推卸責任。隱瞞就意味着硬着頭皮錯到底，掩耳盜鈴，惡性循環，直至小錯變大錯，大錯變大禍。推卸責任就意味着諉過於人，犧牲部屬，自斷臂膀，直至眾叛親離。 ..

這樣的極端化邏輯實際是為了逼人陷入“不許犯錯，也不許改錯”、“當神仙有罪，不當神仙也有罪”的陷阱——當神仙有罪：“個人迷信”、“獨裁專制”，罪大惡極，該下台。不當神仙也有罪：為什麼毛澤東時代有罪犯？有幹部特殊化？有腐敗？……說白了就是指責你毛澤東為什麼不萬能，為什麼不是神仙——當權就必須“絕對正確”、“英明偉大”，金要足赤，人要完人，完美得沒有任何黑暗面。做不到，就是“不當神仙罪”，也該下台。實際目的：不許犯錯，也不許改錯，有差錯也不能承認，必須諱疾忌醫一條道錯到底，直到垮台。

肉麻捧殺法的本質：誘迫你自以為仙，藉此一舉幹掉你的全部助理參謀，讓你從此孤家寡人孤立無援，無人可諮詢，無人可倚仗；讓你招人厭惡喪失人心；切斷你“避免出錯、糾正出錯”的後路；在維護你的絕對權威的名義下借你的刀殺你的人，最終實現“熱烈擁抱所愛的同時更熱烈地擁抱所憎——為的是勒斷對手的脊骨”。 

肉麻捧殺法是“極端化破壞法”在權術場中經歷幾千年的千錘百鍊中已經爐火純青的一大殺招——表面上絕對服從、積極執行，堅決照辦、不打折扣，慷慨激昂、熱烈擁護，實際上笑裡藏刀、陽奉陰違，口是心非，順水推舟，順手牽羊，將計就計，借力打力，變本加厲，登峰造極，狐假虎威，仗勢欺人，借你的刀殺你的人，打你的旗拆你的台，以你的名義敗你的聲譽，製造矛盾，分化瓦解，各個擊破、“打着紅旗反紅旗”……整了你，坑苦了你，還讓你有苦說不出。

如果不中招，拒絕肉麻吹捧法呢？那就得當心另一種極端化破壞法：把“拒絕肉麻吹捧”極端化為“反對個人迷信”，藉機否認一切權威，否定民主集中制，大鬧絕對民主化自由化。

4）．煽動動亂——唯恐天下不亂，利用輿論話語權極盡誇張之能事，“攻其一點，不及其餘，儘量誇大”，故意製造極端化輿論狂潮煽動動亂。比如把紅黃藍幼兒園個別職工虐童罪極端化成“軍隊有組織猥褻兒童”的大規模蓄意犯罪，把消除安全隱患清理違章建築中的執行問題極端化成“清除低端人口”，把環保煤改氣過程中一時出現的問題極端化成“不顧人民死活故意凍傷幼童醫院停暖”……

2.無意——並沒有想走極端，卻事與願違。主要情況有：

1）．無知

——不知道“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

——不知道這“真理過頭一步”的分寸在哪裡；

——不知道實際情況；

——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誤；

——感情用事急於求成冒進蠻幹。

2）．受騙

——信息戰。信息來源渠道被封鎖被控制而不自知，根據虛假的信息做出錯誤的決策。

——被誤導。比如崇禎被代表東南地主富商利益的文人官僚集團——東林黨人忽悠，信了他們“不與民爭利”、“不談利，只談義”之類冠冕堂皇，免除工商稅，按土地面積徵稅，使實際財政負擔落到地廣產低的北方，加上層層加碼，極端化到官逼民反。而東林黨人為推卸責任，又給出極端化結論：“刁民抗稅，無法無天，必須鎮壓”。結果：沉重的軍費負擔更進一步加劇農民負擔，激起更多的民變……極端化破壞陷入惡性循環，最終導致明朝覆滅。

3）．力不從心——曲高和寡，孤掌難鳴，有心卻無力阻止極端化，比如當年堅持地心說的哥白尼，五次反圍剿時的毛澤東。這也屬於毛澤東這一論斷範圍：“在社會鬥爭中，代表先進階級的勢力，有時候有些失敗，並不是因為思想不正確，而是因為在鬥爭力量的對比上，先進勢力這一方，暫時還不如反動勢力那一方，所以暫時失敗了，但是以後總有一天會要成功的。” ...華岳論壇 - "http://washeng.net"

3．被迫——被逼無奈：

1）．大環境逼迫——被外界大環境壓力尤其是傾向性極端化輿論狂潮逼上極端，比如：

——被利用“7．23”動車事故掀起反高鐵傾向性極端化輿論狂潮逼迫：“他媽的奇蹟”、“死亡快車”、“起來，不願做高鐵奴隸的人們”、“請停下你飛奔的腳步！狂飆突進的中國高鐵亟須反思”、“飛奔的高鐵啊，請停下來等等你的人民”……結果：被這股輿論狂潮逼上極端一刀切：在建高鐵全部停建，已建高鐵全部減速，正在出口談判的項目全部停擺…… .

——被諸如《穹頂之下》等掀起的如下傾向性極端化輿論狂潮逼迫：

第一，必須立即行動：“我不滿意，我不想等待，我也不再推諉，我要站出來做一點什麼，我要做的事情就在此時，就在此刻，就在此地，就是此身”；

第二，必須用“倒逼機制”煤改氣：“在中國，煤碳消耗量越多的地方，它的PM2．5的濃度幾乎也就是越高”、“我們比全世界所有其他國家加起來燒的煤還要多”、“那我們燒一噸煤呢，我們大概得排放多少污染物，這麼多二氧化硫，這麼多二氧化氮，這麼多一氧化碳還有這麼多粉塵，你也可以猜一下一噸煤現在利潤多少，兩個茶葉蛋，你還真是高估了，它的結果就是連一杯飲料都買不着”、“很多人都跟我講說倫敦要等了四十年、五十年才把污染治好，我們也得等這麼久”、“但真的是這樣嗎，看看這兒，從他們開始治理污染的前十年，他們就把污染物降低了百分之八十”…… 

第三，不存在斷供問題：“如果我們開放這個市場的話，我們天然氣的產量（每年）可能翻一番，我們的探明儲量（每年）可以翻一番”、“把成品油市場乾脆徹底放開”、“這樣不就不存在斷供的可能了嗎？”

第四，一切都怪政府執法不力：“咱們中國的污染治理，第一得靠管理，第二還得靠管理，第三還得靠管理，習總說，法律的尊嚴在於執行”、“環保部門肯定是有惰政的嫌疑”、“如果你們態度是堅決的話，那麼這些違規項目就應該一個都不能上馬才對呀”、“如果執法嚴格的話，是可以管住百分之九十的人，而如果不執法的話，就像北京市環保局說的那樣，我們百分之九十的車在全面造假”、“大氣防治法已經規定了，你既可以讓它停止違法行為，可以罰款，也可以讓它沒收銷毀，那2002年這條法律到現在以來，十幾年過去了，它用了幾次呢?一次都沒用”、“你說你（環保部門）有執法權，也不會有人說有問題，那你就去執法”、“河北省出了立一個公眾參與的條例，當中規定重點污染企業必須公布自己的信息，如果你不公布的話，公民可以提起訴訟，要求你每天處罰而且最高可以每天罰你十萬”、“如果環保部能夠去執法，去抓那些造假的車輛的話，我保證第二天就生產真的”……

結果：被這股輿論狂潮逼上極端一刀切：“現在開會都是先報環境品質，再報GDP"、“強制煤改氣”、“誰燒煤就抓誰”……

（當出了問題之後，當初製造極端化輿論狂潮逼出極端化的人馬上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從大肆宣揚“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優勝劣汰”、“你就不配活着”一下子跳到“為民請命”、“聲討驅逐低端人口”；從大肆指責政府不作為、“為了利潤縱容燒煤污染”、“遲遲不採取行動”一下子跳到指責政府“罔顧百姓生存”、“強制煤改氣導致小學生在戶外上課”、“凍傷百姓”……總之全是別人的不是，自己半點責任沒有。）

2）．上級逼迫——這樣的往往發生在基層。

基層是官民分界面。上頭千條線，下面一根針，不管政權有多少部門多少專業，一切涉民指令最後都“千軍萬馬過獨木橋”，到了基層就沒法再分專業，有什麼人用什麼人，沒有就臨時湊合。政權幾十個部門，如果一個部門布置一項任務，落到基層就是幾十項。即使完成一項任務需要一天，那基層一個月的工作時間也就全滿了。如果一個部門布置10項任務，那基層全年就滿負荷了。然而實際上第一，政權每個部門都要證明自己不是白吃飯的，不大可能一年只布置10項任務；第二，高層布置的任務往往層層加碼，過一級加一層，到了基層就可能翻了幾番（比如宣傳單位搞優秀文章推選，省里要求一市一份，到了市里就變成一縣三份，到了縣裡就變成了一鎮三份……而封建王朝徵稅，上頭收一，到了基層就變成了十）。第三，沒有多少任務是基層一天就能完成的；第四，每個部門布置了任務就要見效果，就要匯總自己的政績，就跟基層要各種報表統計。基層光為這些報表統計就得花費大量人力物力，而完成這些報表統計從來不算政績。第五，還有比單純完成任務更占工作量的事，比如各級部門組織的各種工作大檢查——“基層幹部吐槽：半年接待5次扶貧檢查，一次迎檢花20萬，形式主義累苦百姓”。而實際檢查內容可以是方方面面：政治、宣傳、組織、紀檢、環保、教育、安全、衛生、人防、財政、煤改氣、違章建築……不管哪個部門哪個級別，到了基層就是上級，就得有人接待有人陪，就得耗費人力物力。而這些接待陪同也無法算政績。因此基層的實際情況是：第一，各級部門布置下來的實際任務工作量總是遠遠超過基層人力物力資源所能承擔的最大負荷。第二，必須向上級交差。第三，只能以最短的時間、最低的成本履行上級指示。上頭重視、指標性強的硬任務總是層層加碼，一層壓一層，壓到基層就只能不管一切轉嫁給老百姓，上頭的好意全變成了擾民負擔甚至苛政，逼出“極端化破壞法”，而考核指標不嚴的軟任務如學習會議精神之類就全靠照抄照搬走過場，而統計報表之類則乾脆拍腦袋能糊弄就糊弄。一旦上頭追問下來，就只好矯枉過正，放棄其他一切全力以赴補救，強迫命令老百姓也在所不惜。 

只要各級上級機關布置的任務累積總負荷超越基層的實際執行能力，就必然把基層逼入極端化泥潭，其表現就如同機件不靈的汽車——油門小了，就只見轟鳴不見動作；狠踩油門，就猛一下子衝出去橫衝直撞；方向盤動作小了，就毫無反響我行我素，猛打方向盤，就突然來個180度大轉彎……總是被迫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好事也得辦砸。 .

三．破解“極端化破壞法”的關鍵

破解“極端化破壞法”是個系統工程。潛艇任何一處一個漏洞就足以遭到滅頂之災，政權機器從上到下任何一處一個防範不到位就足以被極端化破壞搞垮。要解決問題，就必須象全面質量管理（TQC）一樣全面防範，從上到下從內到外一個都不能少，導致“極端化破壞法”的情況——蓄意、無意、被迫——要一樣一樣分析防範，一樣都不能漏。

1．要破解蓄意的“極端化破壞法”，政權建設就必須：

第一，決不能用不在乎國家垮台的

只有不願意國家垮台的人才會真心防範“極端化破壞法”。只有真心防範“極端化破壞法”才會想方設法落實一切防範“極端化破壞法”的措施。這就決定：

——決不能用有恃無恐有後路的，比如仗着自己有功名學位不愁後路，有恃無恐地搞垮明朝，再有恃無恐地投靠李自成，李自成垮了又有恃無恐地投靠滿清的東林黨文人；

——決不能用認同“三百年殖民地”、“人權高於主權”、“為了民主分裂就分裂”、“國家不可愛，何必要愛國”、“國恤民，民方能愛國”、“愛國賊”之類的“公知”；

（中國“公知”們已經用無數“行為藝術”證明他們根本就不在乎中國的死活。僅舉三例：第一，從不見“公知”對救國強國有過任何肯定、任何具體貢獻。第二，從不見“公知”對救國強國的任何成就，如工業化、兩彈一星、高鐵、天宮、北斗、蛟龍、航母、殲20、運20、神威太湖、可燃冰、全電推進、電磁彈射、天眼、大飛機、量子通訊、南海造島等等表示過任何肯定，更不用說象絕大多數普通中國人那樣歡欣鼓舞了。有的全是冷嘲熱諷誣衊否定：“祈禱天宮一號發射失敗”、“神九上天了，公知們有權力不高興，也應當不高興”、“他媽的奇蹟！”、“死亡快車”、“不要拿我交的稅款去建航空母艦”、“老說兩彈一星，那玩意頂什麼用呢？餓死那麼多人弄出來的玩意，根本保護不了這個國家”、“銷毀核武裝取信美國”……第三，從不見“公知”對救國強國的功臣表示過任何尊重和感謝。僅以2017年12月為例：12月11日這天，老百姓紛紛自發紀念國寶錢學森的誕辰；“公知”忙着大肆宣揚自己的生日並互相吹捧：“今天是我的生曰。巧的是，40年前的今天，我走進考場，從此改變了人生命運”、“仙壽恆昌，著述流芳”……對錢老則一個字都不屑提。12月6日，中國國防界元老級人物、激光陀螺儀功臣高伯龍逝世，“公知”們沒有一個人吭一聲，仿佛世界上根本沒這個人；僅僅過了8天，死了個台灣詩人余光中，“公知”們頓時個個如喪考妣，連篇累牘鬼哭狼嚎為這個當年羅織政治罪名、陷害左翼鄉土作家、大罵“狼”、“共匪”、“工農兵文藝”、“毛澤東所說的文藝”、“左傾文學觀”的傢伙哭喪。顯然在他們心目中讓中國強盛的國家功臣狗屁不是，對中國強盛毫無貢獻的反共文人才重如泰山——如果在乎中國死活，能如此愛憎鮮明嗎？）

第二，決不能用以權謀私的

“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只要想以權謀私，有權就總能找出辦法把任何行政措施都極端化成持權搶劫老百姓的藉口，再好的經也會被念歪，再好的本意也會適得其反。

2．要破解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就必須：

第一．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蓄意搞“極端化破壞法”的必須給與極端化的嚴懲，決不能中庸調和；對無意搞“極端化破壞法”的則應根據具體情況總結教訓懲前毖後治病救人。

第二．避免用無知的，即不知道“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不知道這“真理過頭一步”的分寸在哪裡、不知道實際情況、不知道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誤的。

第三，嚴防信息詐騙——虛報隱瞞，歪曲事實，“瞞上不瞞下”……

3．要破解被迫的“極端化破壞法”，就必須

第一，嚴厲打擊蓄意煽動輿論製造傾向性極端化輿論狂潮

第二，避免政權最基層被逼向“極端化”。這就必須確保基層實際工作總負荷與實際承載能力基本匹配。而要做到這點，就必須：

——對各地基層實際工作承載能力心中有數；

——對政權各級機關布置到基層的實際工作累積總負荷量心中有數；

——建立起權威有效的調控機制，確保基層的實際總負荷不大大超越實際承載能力

飛機設計必須有統一的總重控制，嚴格控制每一個零件、每一個分系統的重量不得超標，否則飛機最後的實際總重必大大超越實際升力而飛不起來。士兵裝備裝具設計必須有統一的總重控制，嚴格控制每一項裝備、每一件裝具的重量不得超標，否則單兵最後的實際總負擔必大大超越實際承載能力，影響作戰。要避免政權基層被逼出極端化破壞法，基層的工作也必須有統一的實際總負荷控制，嚴格控制每一個上級部門、每一級機關布置的實際工作負荷，否則基層的實際總負荷必然大大超越實際承載能力而被逼出極端化破壞法。

要如此，首先必須真正了解基層的實際情況，而只有在基層長期幹過、有親身經歷親身實踐的才做得到。同樣，要避免因無知而“真理過頭一步就是謬誤”，就必須知道在什麼樣具體的實際情況下什麼是真理、什麼是謬誤、“真理過頭一步”的分寸到底在哪裡——這一切也只能通過親身實踐才做得到。因此只有從基層干出來、從下到上每一級都實際幹過、每一環的實際情況、工作特點和貓膩全都門清的才能具備防範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的條件。這就如同開車，在當時當地車況路況隨時在變的具體條件下哪裡能過、哪裡不能過、哪裡能快、哪裡不能快、哪裡必須打舵躲避、打到什麼程度就屬於“過頭一步”等等全靠現場判斷，靠常識判斷。這裡必須絕對實事求是：是什麼就是什麼，該怎樣就怎樣，具體情況具體處理。如果不憑現場判斷而憑書本理論、抽象思維、邏輯推理、匯報表格等做決斷，非撞爛不可。只有有親身開車經歷熟悉實際情況才能真正清楚以不出事故為標準的開車真理、謬誤和“過頭一步”是什麼；只有有親身實踐經歷熟悉實際情況才能真正清楚以避免“極端化破壞法”為標準的施政真理、謬誤和“過頭一步”是什麼。

由此可知對於政權官員來說，不管是要避免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還是要避免被迫的“極端化破壞法”，最要緊的不是文憑學歷理論知識，而是切切實實的實踐經歷經驗；最不適宜的是只有文憑學歷沒有實踐成就的，尤其是滿肚子文史法經管哲理論的——政權機關的本質是國家機器。機器最根本的職能是執行，需要的是行動而不是空談，是實事求是而不是“大膽的假設”。基層實幹出身的理工專業的具備符合這些需要的特徵——理工科的專業需要是實事求是，一切都要落實到行動和實際效果上；文科的專業需要是虛構誇張，一切都落實到口頭筆頭印象感受上。搞自然科學的實事求是才能成功，搞文的虛構誇張才能成功。而“虛構誇張”與“極端化”之間沒有明確界線——“語不驚人死不休”，到底是虛構誇張還是極端化？這種職業病玩文可以，從政絕對致命。只有學歷而沒有經歷的尤其是文科類的只有經過長期的基層實踐鍛練、干出成就、徹底脫胎換骨、養成“誇張歸文，求實歸政”、二者一碼歸一碼的本能習慣才可能避免“極端化破壞法”。否則其專業所學只有一項有用：耍筆桿子虛構誇張，糊弄上頭，欺負下頭，吹噓自己。（政績越假，越離不開筆桿子吹，拽文出身、機關出身、沒有過硬實幹成績的越吃香，升得越快、比例越大；政績越真，越離不開實幹，實幹專業出身、基層出身、有過硬實幹成績的越吃香，比例越大。要判斷實幹還是空談，一看這種構成比例就能知道個八九不離十。）

四．破解“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1．破解任何一類“極端化破壞法”都離不開毛澤東奠定的基礎

1），破解蓄意的“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第一，要破解蓄意的“極端化破壞法”，就決不能讓不在乎國家垮台的當權，其前提就是“絕不允許國家垮台”。不允許國家垮台，就必須把挨打百年、積貧積弱、百孔千瘡的中國從滅亡的境地挽救出來，鳳凰涅盤重新強盛。這靠空談不行，單幹不行，一盤散沙不行，學阿Q用“三百年殖民地”、“殖民史是文明輸入史和文明擴展史”之類“精神勝利法”自欺欺人更不行——如果行，靠某幾個能言善辯的“公知”一通亂侃就實現救國強國了，哪輪得到成立中國共產黨？歷史事實是其它辦法都試過，都行不通，唯一可行的辦法是“組織起來”——“日本敢於欺負我們，主要的原因在於中國民眾的無組織狀態”。因此要救國強國就必須“組織起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於是有了中國共產黨。而這本身意味着“公知”必須出局：

——“組織起來”與“公知”賴以為生的“獨立”、“自由化”、“個人主義”等格格不入；

——“喚起工農千百萬”、人民大眾為主力與“公知”賴以為生的“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知識分子是社會中堅”、“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上智下愚”等格格不入；

——“組織起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必須有凝聚。未與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沒有凝聚。“公知”不但沒有凝聚，而且專門破壞凝聚——凝聚只能產生於成功的集體行動。未與工農結合的知識分子只有個體，沒有集體，沒有集體行動，無從產生凝聚。“公知”不但只有個體沒有集體、沒有行動，更沒有成功的集體行動，而且整天貶低別人抬高自己，不僅產生不了凝聚，而且專門破壞凝聚——啥也不干，整天罵人“腦殘”、“智障”、“愚昧”、“素質低劣”、“上智下愚”之類的還想有凝聚？凝聚誰？誰肯被凝聚？任何組織任何政權只要落到“公知”手裡，必定被被他們搞得散架崩潰。

可知救國強國的需要和共產黨的存在與“公知”的私利需要天然矛盾，“公知”天然反共，必然反共。救國強國決不能聽“公知”的，更不能由“公知”領導——毛澤東說：“孫中山主張‘喚起民眾’，或‘扶助農工’。誰去‘喚起’和‘扶助’呢？孫中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但這在事實上是辦不到的。孫中山的四十年革命是失敗了，這是什麼原因呢？在帝國主義時代，小資產階級和民族資產階級不可能領導任何真正的革命到勝利，原因就在此。”

第二，中國共產黨的成功在於凝聚，凝聚在於立黨為公，立黨為公在於毛澤東的“為人民服務”

要救國強國就決不能用以權謀私的。不能以權謀私，就只能為公，只能按毛澤東的原則立黨為公為人民服務——不為人民服務就只能是“為自己服務”，只能是“立黨為私”。而只要立黨為私，中國共產黨就不可能成功——立黨為私，就跟軍閥土匪流氓沒什麼本質不同，一樣得靠甜頭拉攏人。當時又窮又土又小又弱的中國共產黨有多少甜頭給人？能拉攏到多少人？為利而來，就必為利而去。既然當老大得利最多，自然個個志在當老大，只要有機會就分裂出去另起爐灶自己當老大好獨吞大頭。這樣同床異夢勾心鬥角不斷分裂的組織怎麼可能成氣候？國民黨立黨為私，內部爭權奪利山頭林立派系重重不斷分裂，丟了大陸丟台灣，如今慘得奄奄一息。

“公知”說，“人不為己天誅地滅”，“立黨為公”違反人性，必敗無疑。中國人文化低劣、素質低劣、自私愚昧、刁頑愚昧、一盤散沙、不可救藥。“社會必須由精英治理”，救國強國只能靠貴族。中國沒有貴族，只有流氓，因此要救國強國只能靠全力以赴培養貴族。

“公知”的這些高論是自己謀私專用的——說來說去無非是說老百姓劣等，該被奴役；“公知”高等，該吃特等飯、坐特等車、享受特權、自由自在快快活活誰也管不着。這套理論對“公知”謀私如魚得水——把老百姓罵得狗血淋頭，自然為“公知”高高在上欺負老百姓提供了理論根據；但對救國強國毫無用處——改變不了客觀現狀一分一毫。不管“公知”如何叫罵，客觀現實原來啥樣還啥樣，就象罵礦石不純，含雜質，低劣，不中用……不管怎麼罵，礦石還是礦石，雜質還是雜質，不純還是不純，罵一萬年也不變：罵也是那樣，不罵也是那樣；有你罵也是那樣，沒你罵也是那樣。

毛澤東的哲學完全不同：礦石不純？提煉，把雜質去掉，劣材就變成好鋼了。自私自利成風？改造。改造過來了，立黨為公就有基礎了。怎麼改造？“在改造客觀世界的同時改造主觀世界”——“革命戰爭是一種抗毒素，它不但將排除敵人的毒焰，也將清洗自己的污濁”。

這實際是秉承中華文明的精華傳統，想方設法主動改變世界，決不消極等待無所作為：天塌了，補天；水災了，治水；山擋了，移山，海漫了，填海；夜長了，追日；日多了，射日；有病了，嘗百草；敵強了，築長城；沒外援，自力更生；老百姓一盤散沙，組織起來；沒有奉公奉獻的人才，培養改造——堅持公有制，堅持為人民服務，堅持立黨為公，堅持思想政治工作，堅持黨員模範行動……這一切使中國共產黨產生無與倫比的凝聚，硬是感動了上帝，硬是在私有制的汪洋大海里造就了一支一心為公的隊伍——儘管到處被圍剿追殺，被污衊誹謗妖魔化，沒有工資，沒有待遇，沒有名譽，只有無窮無盡的艱苦奮鬥、奉獻付出和流血犧牲，這支隊伍楞是打不散壓不跨，越戰越強越發展越大，直至取得全國勝利。

在毛澤東主政之前，中國共產黨的大事幾乎都是蘇聯說了算——共產國際下屬的一個支部，關鍵經費蘇聯給，關鍵領導蘇聯定，關鍵決策蘇聯拿。毛澤東徹底改變了這一切，靠立黨為公凝聚了全黨，組織了人民，建立了軍隊，建立了根據地，經濟自立，沒有外援也能生存，一切本錢都自己湊，邊湊本錢邊打仗，從小到大，從弱到強，以弱勝強，最後奪取全國勝利。這是其他任何人都做不到的奇蹟。毛澤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使中國共產黨完全擺脫了蘇聯，成為徹底自主獨立的政黨，從而為救國強國奠定了最根本最要害的基礎。

落實“立黨為公”的建黨史實際就是毛澤東與各種極端化破壞傾向的鬥爭史。例如：

——破除立黨為私的極端化謀私傾向，確立公有制——只要是公有制，那就“幹部不得擁有私產”，任何不公平都是有限的；一旦允許官員有私產，不公平就是無限的，無限到社會承受不起——如同自助餐，只要許吃不許拿，吃得再多也有限，飯館承受得起。一旦允許拿走，那馬上就成了無底洞，不管多大的家底也不夠往裡填的，非破產不可。蔣介石總結自己失敗、共產黨獲勝的最大原因之一就是共產黨“幹部不得擁有私產”。

——確立“幹部不得擁有私產”的原則後又出現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化傾向，於是毛澤東在堅持“幹部不得擁有私產”的同時破除絕對平均主義的極端化傾向：“絕對平均主義不但在資本主義沒有消滅的時期，只是農民小資產者的一種幻想；就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物質的分配也要按照‘各盡所能按勞取酬’的原則和工作的需要，決無所謂絕對的平均。紅軍人員的物質分配，應該做到大體上的平均，例如官兵薪餉平等”。

——破除軍閥主義的極端化專制傾向，確立“黨內人人平等”的原則；

——確立“黨內人人平等”的原則後又出現了極端民主化的極端化傾向，於是毛澤東在堅持“黨內人人平等”的原則的同時破除極端民主化的極端化傾向：民主集中制，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組織會議上民主，人人平等，暢所欲言；會議後集中，一成決議，就須堅決執行。

——破除依靠外援的極端化傾向，確立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則；

——破除“山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百分之百迷信蘇聯教條的極端化傾向，確立理論聯繫實際的原則；

……

2），破解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第一，要破除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必須首先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而“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是毛澤東劃時代的理論首創。

沒有“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極端化破壞法”的處理本身就不可避免極端化：要麼沒有敵人，要麼全是敵人——要麼把“極端化破壞法”不當回事，聽之任之；要麼跳到另一個極端，不問青紅皂白，只要涉及了“極端化破壞法”就全算成敵人槍斃了事。 

斯大林逝世前不久才承認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人民內部矛盾：“搞得不好，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可以發展到衝突的程度；搞得好，就可以不致發生衝突”。在那之前，他一直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只有敵我矛盾，沒有人民內部矛盾：“一旦實現公有制，生產力與生產關係之間就是完全適合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也隨之消失”——既然“完全適合”，那就不存在矛盾，也就是說，社會主義社會裡人民內部沒有矛盾。既然人民內部沒有矛盾，那就談不上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更談不上避免人民內部矛盾激化對抗。既然社會主義社會不存在人民內部矛盾，那社會的一切矛盾就只能是敵我矛盾，只能是你死我活的對抗性矛盾，只能按照敵我矛盾處理，結果就是肅反擴大化。

（斯大林的這一理論失誤事出有因——第一，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實際是個什麼樣以前誰也不知道，只能根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推斷：公有製取代私有制就解決了生產關係不適應生產力的矛盾，社會內部就沒有矛盾。既然內部沒有矛盾，那任何矛盾就只能是敵我矛盾，不存在“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這一說。第二，十月革命一下子就成功了，蘇共一下子就成了執政黨，一下子就陷入內部到處敵人破壞、外部14國武裝干涉四面重重包圍的境地，迫在眉睫的一是處理敵我矛盾，二是在帝國主義國家重重包圍中加速實現工業化，難有足夠的時間精力去發現總結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的規律。第三，那時蘇聯沒人知道毛澤東的理論——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矛盾轉化，把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激化，分化瓦解敵人……結果就是想當然地把“敵對階級”與“敵人”看成一回事：既然是敵對階級，那就是敵人，既然是敵人，那就肉體消滅——對資本家和富農肉體消滅，對一切被當成敵人的人也肉體消滅，結果肅反擴大化，大量誤殺無辜。在那樣的歷史條件下，斯大林未能迅速發現總結出符合實際的社會主義社會內部矛盾規律、出現那樣的理論失誤可以說是偉大得還不那麼夠，時代的局限，歷史的缺憾，但不能指責為什麼不未卜先知料事如神犯了“不是神仙罪”，更不能指責說是蓄意犯罪。）

斯大林的這一理論失誤和實踐失誤被王明等“百分之的百布爾什維克”百分之百地搬到了中國，照葫蘆畫瓢也在中國共產黨內搞大肅反，也是不承認人民內部存在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也是把黨內一切矛盾全部按敵我矛盾處理，也是到處亂捕亂殺——“批評我們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後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王明親自提出“殘酷鬥爭、無情打擊”、“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地主殺全家，富農趕出蘇區”、王明的鐵杆、“二十八個半”之一的夏曦僅僅兩年多就在“肅反”名義下殺掉紅軍幹部戰士群眾達數萬人，夏曦身邊4個警衛員被他親手殺了3個，一個軍團只剩下三個半黨員……他們當時是“代表真理”的欽差大臣，硬權力軟權力登峰造極，被奉若神明，對黨員的思維方式工作作風影響極大，流毒甚廣，雖經過延安整風也難以完全徹底乾淨全部地去除，以至於後來時不時仍有人發作。而這一切又往往被別有用心的人極端化成毛澤東的“罪行”。 

是毛澤東在中國扭轉了這一切：“分清敵我”、“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不允許用對待敵人的方法對待同志”、“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糾正黨內錯誤思想”、“懲前毖後治病救人”、“批評與自我批評”、“團結——批評——團結”、“允許犯錯誤，允許改正錯誤，允許保留意見”、“不但要團結和自己意見相同的人，而且要善於團結那些和自己意見不同的人，還要善於團結那些反對過自己並且已被實踐證明是犯了錯誤的人”、“思想批判從嚴，組織處理從寬”、“熱加工，冷處理”、“對敵人也要給生活出路”、“一個不殺，大部不抓”……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把毛澤東的這些與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一對比，是非曲直一目了然——如果沒有毛澤東，王明的“殘酷鬥爭、無情打擊”等等持續下去，中國共產黨能成功嗎？即使成功，今天的“持不同政見者”命運會如何？

明白了斯大林的理論失誤及其歷史原因、蘇聯肅反擴大化、王明“二十八個半”等“百分之的百布爾什維克”與蘇聯的關係等等，就能明白中國共產黨當年肅反擴大化的來龍去脈和真正原因，再對比毛澤東的作為，就能明白“公知”高華等所謂“毛澤東是中共歷史上厲行肅反的始作俑者”之類“學術研究結論”簡直荒謬離譜得沒邊了——沒有蘇聯理論上的失誤，沒有國際大背景，沒有王明等“百分之的百布爾什維克”的欽差大臣泰山壓頂的權勢，沒有極端化的極“左”輿論狂潮，單憑某幾個書呆子的個人意志豈能在中國共產黨內一下子殺掉這麼多人，而且還淨是直接掌握槍桿子的？如此明顯的來龍去脈和歷史事實，我這個歷史知識只有高中程度的學理工的都看得出來，高華這類號稱“歷史學家”的“公知”會看不出來？不光是水平太凹，更是心術不正——整天想的是借“學術研究”誣陷誹謗毛澤東，否定毛澤東，借古喻今掀起否定共產黨的極端化輿論狂潮，以便奪取政權，所以利令智昏，什麼事實，什麼邏輯，全扔一邊去。

毛澤東的“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具有劃時代的偉大意義，不知挽救了多少生命——如果沒有毛澤東的“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注意矛盾轉化，把對抗性矛盾轉化為非對抗性矛盾，避免不必要的矛盾激化”等等，中國跟蘇聯一樣，只要是矛盾就是敵我矛盾，就按對抗性矛盾處理，象高華這樣的“公知”和那55萬右派腦袋早搬家了，哪還有活下來寫書鳴冤的機會？ 

前蘇聯沒有這套，社會矛盾動不動就激化，表現是動不動就肅反擴大化；西方國家也沒有這套，社會矛盾動不動就激化，表現是動不動就打官司——司法判決的本質是用國家機器硬暴力為後盾的軟暴力強制解決矛盾。暴力只能解決對抗性矛盾，不能解決非對抗性矛盾。只要沾了暴力，非對抗性矛盾就要變成對抗性矛盾——只要鬧上法庭，夫妻還能繼續做夫妻嗎？朋友還能繼續當朋友嗎？商業夥伴還能繼續合作嗎？“對抗性矛盾”並不一定意味着“白刀子進去紅刀子出來”的有形硬暴力。怨恨、厭惡、破裂、抵制、孤立、伺機合法報復等等同樣是對抗性矛盾的表現方式。

（毛澤東時代對人民內部矛盾一般靠黨政工青婦、家屬委員會等組織內部調解、做思想工作、雙方各自多做自我批評，儘量把矛盾化解於非對抗狀態，非不得已不上法庭。這一套不符合“法律黨”的利益：不上法庭，“法律黨”就沒生意；矛盾不激化，就不會上法庭。這樣的利益需要唯恐矛盾不激化，唯恐不打官司。所以“法律黨”是專長把非對抗性矛盾變成對抗性的“矛盾激化專業戶”。“法律黨”橫行的地方社會矛盾的處理只分合法非法兩種極端狀態，合法便“法無禁止皆可為”，極端自由；沾了非法即罪犯，一下子打入另冊，再也沒有挽回的餘地。這樣的地方談不上“防止矛盾激化”、“避免對抗性矛盾激化為對抗性矛盾”、“懲前毖後治病救人”，而且沒有調節機制，矛盾激化升級非常容易，人與人的關係危機四伏，稍不如意矛盾就能突然激化成對抗性的。只要社會不穩，很容易變成激烈的暴力衝突。）

第二，判定是否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如果是無意，則出發點必定是想把事情搞好而不是搞砸。果真如此，則除了不謀私利外還必須不堅持錯誤、不重複錯誤。而毛澤東早就提出了判斷的標準：“事前顧及事後的效果，當然可能發生錯誤，但是已經有了事實證明效果壞，還是照老樣子做，這樣的心也是好的嗎？”“真正的好心，必須顧及效果，總結經驗，研究方法”、“真正的好心，必須對於自己工作的缺點錯誤有完全誠意的自我批評，決心改正這些缺點錯誤”、“我們是辯證唯物主義的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社會實踐及其效果是檢驗主觀願望或動機的標準”、“不但要看幹部的一時一事，而且要看幹部的全部歷史和全部工作，這是識別幹部的主要方法”——這條用如今時髦的語言，就是“大數據技術”。

第三，按毛澤東的主張辦才能避免因無知或上當受騙而導致的無意的“極端化破壞法”

“實踐出真知”、“實事求是，不尚空談”、“人的正確思想，只能從社會實踐中來，只能從生產鬥爭、階級鬥爭和科學實驗這三項實踐中來“、“一個正確的認識，往往需要經過由物質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質，即由實踐到認識，由認識到實踐這樣多次的反覆，才能夠完成”、實踐論、實踐出真知、理論聯繫實際、“通過實踐而發現真理，又通過實踐而證實真理和發展真理。從感性認識而能動地發展到理性認識，又從理性認識而能動地指導革命實踐，改造主觀世界和客觀世界”、“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這種形式，循環往復以至無窮”、調查研究，“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從群眾來，到群眾中去”、“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陰謀詭計”…… .

3），破解被迫的“極端化破壞法”離不開毛澤東

第一，必須嚴厲打擊蓄意煽動輿論製造傾向性極端化輿論狂潮，這就必須按毛澤東的主張辦，管制輿論宣傳工具，不允許國內外敵對勢力把控輿論陣地。

第二，避免政權最基層被逼向“極端化”。這就必須確保基層實際工作總負荷與實際承載能力基本匹配。而要做到這點，就除了立黨為公禁止以權謀私外必須了解基層實際情況。毛澤東大搞幹部下放、基層蹲點、解剖麻雀、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用各種方法把各級機關幹部轟到基層，逼着他們了解基層實際情況，避免瞎指揮把基層逼向極端化。

2，毛澤東的破解“極端化破壞法”是個跨代系統工程

毛澤東解決了根本破解“極端化破壞法”的要害理論問題和原則問題，但都是在不斷實踐中逐步發現問題、總結經驗、提出理論的。社會主義社會的矛盾規律只有進入社會主義社會之後才能一個一個地暴露，一個一個地認識，一個一個地總結，這一切都需要時間。把這些理論和原則付諸實施變成現實需要更多的時間，而人的壽命有限，時光不等人。

毛澤東執政後用了8年總結出社會主義社會存在人民內部矛盾的客觀規律，發表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斯大林用了近30年才認識到這一問題，而且還沒來得及給出解決辦法。雖然毛澤東用的時間短得多，但他那時已經64歲了。 ...華岳論壇 - "http://hua-yue.net"

如今反腐倡廉抓貪官打老虎深得民心。而貪官老虎幾乎全是黨員官員，可見如今人們已經普遍認同了“問題關鍵出在黨內”、“矛頭指向黨內”等等。而當年毛澤東提出社會主義社會問題出在黨內、要把矛頭指向黨內走資派時幾乎沒多少人真正認同——黨員幹部普遍想不通：革命革了一輩子，怎麼到頭來反而成了革命對象？老百姓大都不積極：當時的共產黨幹部比國民黨不知好多少倍、清廉多少倍，個個沒有私產，幹嘛還說他們有問題要把矛頭對準他們？因此毛澤東的主張遭到了從上到下普遍的消極抵制（其中也包括我）。當時能跟得上毛澤東的沒幾個，還淨是沒多少資歷和行政能力的書生，常常把事搞砸，反而為各種極端化破壞法大行其道提供了機會。這些極端化破壞法造成的損害又進一步加劇了人們的牴觸心理，更加認同不應該“矛頭指向黨內”。 

從毛澤東“問題出在黨內”、“矛頭指向黨內”等概念主張到如今被人們普遍認同用了差不多50年。而毛澤東提出這些理論時已經70歲。顯然毛澤東的理論從提出到被人們普遍認同所需要的時間超越了一個人的壽命，只能是垮代的系統工程。正因為當年曲高和寡，毛澤東的理論未能被正確踐行就不奇怪。這就為“公知”用各種極端化破壞法詆毀毛澤東提供了機會。

如今人們已能普遍認識到“極端化破壞法”的危害，認同必須徹底防範。而要如此，還得依靠毛澤東——所有靠譜的理論原則全是毛澤東提出的，離了毛澤東，防範“極端化破壞法”就是空談。

毛澤東的主張沒有及時為大多數人所接受不能算最壞情況——船走錯了航線不是最壞情況，只要還沒沉就可以回到正確航線上來，除非自斷退路。藉口走錯了航線讓“極端化破壞法”得逞才是最壞情況。一種“極端化破壞法”是死不認帳堅持錯誤自斷退路硬往礁石上撞；另一種“極端化破壞法”是藉口航線錯了而否定一切把船砸爛。如果毛澤東這面旗幟被砍倒了，那就意味着自斷了退路，船非沉不可，不鑿也一樣。只要沒到這一步，那就仍然有回歸毛澤東的機會，在這種情況下誰鬧着要推倒重來誰就是別有用心用“極端化破壞法”把船鑿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