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20世紀90年代被很多人認為是“失去的十年”，而在對“失去的十年”進行反思的時候，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學者在自己的著作中或媒體上開始大談特談“戰略”，痛感日本“沒有戰略”和形成獨立自主的國家戰略的重要性。

比如，自民黨最高顧問中曾根康雄以80高齡仍筆耕不止，於2000年推出了《20世紀日本的國家戰略》一書，他在書中表示痛感“日本在中長期的基本國策以及實現基本國策的綜合戰略方面存在着體系性的欠缺”，並圍繞日本的政治、經濟、外交、安全乃至教育等領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戰略主張。

在日本，中曾根是最早以明確語言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國”的一位政治家。確實，日本在國際政治中的地位同它作為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實力很不相稱。但是，強大的經濟實力並不自然導致一國政治地位的提高，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政治地位還取決於是否具有宏大的、有氣量的政治戰略，而日本所缺乏的恰恰是這一方面。

一、如何處理對美關係是日本確立“政治大國”戰略的關鍵問題

如何處理同美國的關係，恐怕是日本確立“政治大國”戰略的一個關鍵問題。冷戰後日本進一步加強了同美國的同盟關係，美國則對日本這個“盟友”要求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厲，以致一些日本學者認為，當今日本對美國的從屬性甚至超過了“20世紀50年代後半的鳩山一郎、岸信介時代” ，特別是在金融領域似乎形成了一種“上下關係”、“命令關係”。

很難想象一個如此從屬於、聽命於另一大國的國家能稱得上“政治大國”。令人感到不可思議的是，積極推動日本對美“從屬化”、表明日本誓作美國“不沉的航空母艦”的日本政治家與最早明言聲稱日本應作“政治大國”的政治家竟是同一個人物。

不同國家的結盟關係當然是一種“需要對付什麼”的關係。如果沒有需要共同對付的對象，相隔一個大洋的日美兩國何以結盟？近年來日本的防衛白皮書中一再強調“中國的導彈指向亞洲和日本” 的“威脅”，某些有影響的學者甚至聲稱“對於日本來說，中國是比朝鮮（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更棘手的敵人”。顯然，製造“中國威脅論”被當作了加強日美同盟的一種政治需要。最近，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山姆.亨廷頓對日美結盟的意義也有明言：因為“在政治及經濟上中國大陸的力量均將強大化，因此美日在對華政策上將擁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將會合作來牽制中國。” 如果說“美日合作牽制中國”未必是日美同盟的全部意義，至少也是日美同盟的十分重要的意義和理由之一。

最近，美國堅持要發展“國家導彈防禦系統”（NMD），並且同日本及亞洲其他國家或地區發展“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其目的無非是兩個，一是通過削弱他國的防衛手段以謀求自身的絕對軍事優勢和“絕對安全”，其二是通過挑動一場新的軍備競賽來分散被其認為是競爭對手的國家集中力量發展和平經濟的努力，甚至妄圖誘使這些國家重蹈原蘇聯被沉重軍備包袱拖跨經濟的覆轍。然而，NMD、TMD決不可能成為萬能的安全法寶。對於日本來說，與其相信所謂“天網恢恢，疏而不漏”的TMD神話，不如認真地對待地區安全合作，而在地區安全合作中，中日安全合作顯然是不可或缺的。

總之，那種“走極端”戰略對日本安全保障很不利。第一個極端就是過於依賴和相信美國、搞什麼“2對1”或“2對2”；第二個極端就是所謂“自主防衛論”，以日本這樣一個島國而能完全做到“自己保衛自己”，那也是一個神話。 日本安全保障所需要的恰恰是“照顧一下平衡”，這就是提高美國──日本──“周邊”這個“三角關係”的平衡度。由於中國是日本“周邊”的最大國家，因此，“照顧一下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增加中美日三邊關係的平衡，這也是不少美國的戰略專家的主張。

二、日本在戰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對美依賴招致了經濟混亂

正如有的日本學者所指出，“日本在戰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對美國的依賴招致了經濟的混亂。”雖說日本經濟混亂的根本原因在其國內，在於日本政府延誤改革以及一系列具體的失策，但不能否認某些重大失策中確實存在着“美國因素”。

在日本泡沫經濟的形成與破滅的過程中，可以列舉出很多政府在發展與改革方面的政策失誤，例如，於1987年制定“第4次全國綜合開發計劃”誤導土地泡沫；於1987～1989年實行時間過長的金融緩和導致股市泡沫膨脹；於1989～1990年實行過急的金融緊縮導致泡沫破滅後的嚴重後遺症；於90年代初錯誤預測90年代經濟趨勢誘導企業進行過剩的投資；長期遮掩與拖延對不良債權的處理以致將這個金融包袱留給了21世紀；於1997年選擇錯誤時機推行“財政重建”招致經濟嚴重衰退；於整個90年代頻頻利用財政手段刺激景氣導致財政狀況極度惡化；在窮於應付眼前經濟問題的過程中延誤了必要的改革等等。

其中，有兩條關鍵性的失誤同“美國因素”密切相關。其一是1987年開始的長達兩年零三個月的超金融緩和政策，實際上同政府過於服從美國所要求的“國際協調”有關。1985年“廣場協議”後日元大幅升值本來是美國要求西方主要國家調整匯率的產物，然而到了1987年美元貶值過度，致使美國擔心國外資金從大量逃離美國，於是又要求西方協力穩定匯率，將本國的利率調到比美國利率低若干百分點的水平，以“利率差”等手段阻止資金逃離。當時的西方國家中，只有日本“忠實地”履行了這一“國際義務”，至於其他國家，例如西德則考慮到本國利益，僅對利率作了微調，隨後很快又將利率上調。而日本則由於利率過低而且為時過長，導致了經濟泡沫的急劇膨脹。可以說，使日本在整個90年代為之付出極其沉重代價的泡沫經濟的發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為美國利益作出的犧牲。

90年代日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財政手段、通過增加公共投資來刺激經濟復甦，也同“美國因素”不無關係。1990年在“日美結構協商”中，日本政府應美國的要求制定了大規模、超長期的《公共投資基本計劃》，承諾在10年當中進行總額達430萬億日元的公共投資，在1994年這個指標又進一步增加到630萬億日元。現在，日本的財政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之比接近10％，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債務餘額與GDP之比接近130％，日本財政已經惡化到了極度危機的境界。這同日本“忠實地”履行作為1990年“日美結構協商”產物的《公共投資基本計劃》有着指導思想上的聯繫。

以上失策表明，日本政府在如何擺正本國國家利益與美國國家利益的關係方面，存在着戰略上的缺陷，以致有的學者指出“泡沫經濟的產生與崩潰，是80年代以後日美經濟不自然的相互依存關係的集大成”，批評日本大藏省“將穩定美國債權行情視為己任的大藏省”[1]，致使人們對政府的某些政策究竟是“為了日本的政策”還是“為了美國的政策”感到迷惑。

三、在信息化方面的滯後說明日本依然是一個追隨者

日本是工業化時代的成功者。在80年代日本利用其雄厚的工業技術基礎，積極發展信息技術，在信息硬件技術的某些重要領域也達到了領先於世界的水平，這意味着日本擁有迎接新的信息化時代的堅實技術基礎。但是，由於缺乏創新與開拓精神，90年代日本卻在從美國興起的、以互聯網應用為標誌的IT（信息技術）革命中落後了。

日本至今仍是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儘管其“國際競爭力”在世界上的排名從過去的“名列前茅”掉到1999年的第14位、2000年的第21位，但其科技實力的排名繼續保持在世界第2位。然而，1999年日本在個人電腦和互聯網的普及率方面，卻分別占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這明顯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滯後的現狀。這種“第2位與第20位之差”表明日本在運用工業化的成功基礎向信息化過渡方面，在運用既有的經濟技術實力來適應當今時代的革命性變化方面，存在着嚴重的戰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國拉下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於技術，而在於“制度改革”、“制度創新”方面的落後，這就是日本缺乏一種改革的動力、活力與戰略，來改革其曾經適應工業化時代的一整套制度，在此基礎上形成一套能適應信息化時代的新制度。2000年10月日本政府儘管制定了“IT國家戰略”和“IT基本法案”，並表明決心要“在5年內趕超美國”，但是，這些戰略或法案仍未能觸及真正的要害，即如何在制度改革與創新方面取得實質性的突破，比如在打破通信領域的壟斷問題上仍未見根本的舉措出台。

或許，日本在今後5年或10年可能實現在信息化方面追趕美國的目標，但是，這意味着日本仍然需要一個滯後於別國的“時間差”，然後來進行追趕，就像它在工業化時代一樣；日本似乎永遠只能做追趕者和追隨者，踏着先行國的腳印跟進，而不能開時代之先。而對通信部門的壟斷問題總不能忍心動手術，以及在公共投資上總也消除不了“土建國家”的色彩（絕大部分公共投資被用在了效益差的傳統基礎設施建設方面），則反映了日本在擺正國家利益與部門利益的關係上存在着戰略上的缺陷，以致人們對政府的某些政策究竟是“為了日本的政策”還是“為了（某個）部門的政策”感到迷惑。

今後的經濟大國將是工業化與信息化結合的經濟大國，今後的發達國家將是工業發達與信息發達結合的發達國家。以經濟大國和發達國家為資本朝向“政治大國”目標邁進的日本，不能不以信息化的成功和發達為條件，因此，日本的IT戰略的成功與否，也關繫到日本走向“政治大國”的前程。

四、長期而言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同中國加強合作

同是上述這位亨廷頓教授預言：“從中長期而言，日本將會擺脫對美國的依賴而追求某種自主性，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追隨中國。”就當今席捲世界的經濟全球化、區域經濟一體化以及政治多極化的大趨勢而言，亨廷頓教授的預言應該說是很有份量的，但需作些修改，將“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追隨中國”這句話修改為：“長期而言，最後日本可能還是不得不同中國進一步加強全面合作。”

亨廷頓的預言其實並不深奧。長期作為在亞洲“一枝獨秀”的工業發達國家日本，對自己身旁崛起另一個強大國家在一個時期感到不習慣不適應或許可以理解，然而日本並非不需要同中國開展合作。在經濟方面，包括中日在內的東亞地區目前成為地區合作潮流中的“空白”或“孤島”的現狀不會永遠保持下去，總歸是要跟上這個世界性潮流的；世界各地已有一百多個地區經濟合作體的事實充分說明國際經濟合作帶來的好處並非是均勻的，地理位置接近的國家通過合作可能獲得更大的好處，這也是現代生產力發展的客觀要求。在安全方面，日本的安全顯然不可能僅僅通過依靠美國保護來實現，而不能不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周邊國家建立一種地區安全機制，相對於日美安全同盟而言，一個和諧、互信的周邊國際關係的重要性將會日益上升。在政治方面，日本的政治地位的提高也離不開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對日本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日本在對華政策上，一方面存在着由於對美國的依賴，唯恐發展對華關係會影響日美關係的傾向，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自恃有美國這個“盟友” 保護和撐腰，在對亞戰略、特別是對華戰略上掉以輕心的傾向，因而不願意向前多走一步。正如亨廷頓所說：“日本在多極化的世界中，是‘孤獨的國家’，雖然擁有其固有的文明，但是與周圍國家的關係稱不上良好。一般而言，國際關係應該是與在地理上接近的周邊國家的交流為最優先。但是日本的立足點與其說是在亞洲，其實是比較重視同歐美的關係。日本想發揮在國際上的談判力量，應該將立足點放在亞洲，但日本在亞洲相當孤立。這一點今後也將對日本相當不利。”

日本對亞洲和中國在戰略上掉以輕心的一個重要體現就是所謂“歷史問題”。其實，日本政府對“歷史問題”的態度實際上也是“現實問題”，是現實的戰略問題，同時也是因情緒化因素妨礙認真思考國家利益的表現。從日本國內社會講，歷史問題的核心在於教育，在於能否以正確的史實教育年輕一代，注意在國民中培養一種尊重歷史的道德感，尊重歷史，尊重事實，就是尊重自己，是民族自尊的表現，而不是什麼“民族自虐”。從日本國內政治講，歷史問題的關鍵在於國策，正如前首相村山富市所說，過去日本推行了“錯誤的國策”，那麼，很難想象在未能對“錯誤的國策”進行徹底清算的情況下，能夠產生出指導當前與面向未來的“正確的國策”。從日本對外關係講，歷史問題的實質在於和解，就是日本是否誠心誠意地準備同受過其侵略和殖民統治的國家達成真正的和解，以便為同亞洲各國加強真誠的合作奠定政治基礎。然而，遺憾的是，最近日本政府竟以“對歷史教科書的審定工作不進行政治干預” 為由，對有嚴重問題的教科書予以放行；日本的閣僚再次發表了美化侵略歷史的言論。當今日本在不少問題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恰恰是失信於亞洲各國。

五、戰略貧困的總的表現

現在，有些日本的戰略專家一說起日本的國家戰略，首先就是軍事安全保障，就是構築戰區導彈防禦系統（TMD），就是購置空中加油機，就是主張建造航空母艦等等。

然而，對於日本根本的、長遠的國益來說，最缺乏、最要緊的東西似乎並不是什麼TMD，並不是什麼空中加油機，並不是什麼航空母艦。TMD對付不了日本面臨的最真實威脅──經濟滑坡；空中加油機並不能為日本經濟和社會的中長期發展加油；航空母艦則更可能把日本引向歧途。

從外部看，人們不能不感到日本的國家戰略的貧困與模糊，其主要表現是：

日本未能顯示其國家發展的明確目標；面對迅速變化的時代，未能表現出必要的適應能力；面對堆積如山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難題總也給不出正確有效的答案，總也解決不好短期問題與長期問題的矛盾，經濟政策多為應付眼前的權宜之計，得過且過，延誤改革。

二戰結束以來的日本經濟體制越來越不能適應時代的變化，又得不到改革，因而日本儘管擁有出色的部件（如人才資源、技術資源、金融資源等），卻未能將其整合為一個有效的系統。

在經濟方面，至少是在金融方面，可以說缺乏戰略的日本走進了美國的戰略圈套，擁有大量以美元計價的美國國債等金融資產的日本不得不對美國的要求言聽即從，苦苦支撐着美元，使戰後一代人創造的財富被部分地裝進了由美國人掌管鑰匙的錢箱之中。

日本能否正確地吸取歷史教訓以指導未來則更令人懷疑；日本似乎很難擺脫懷舊與情緒性東西對決策的影響。為掠奪外國的“有形資源” 而在歷史上陷入“錯誤的國策” 的日本至今未表現出其有能力和意願來開發諸如同亞洲各國的經濟互補性這樣的“潛在資源”；在近代史上習慣於在亞洲“一枝獨秀”、習慣於“獨贏”的日本至今未能表現出能同亞洲其他國家平等相處、攜手共進、達到“雙贏”的精神境界。

日本缺乏以開放的精神把本國問題放到世界中、特別是放到亞洲之中來考慮並加以解決的氣魄和勇氣。以一個人口結構走向少子高齡化的封閉的日本作為前提條件，勞動投入對經濟潛在增長率的貢獻只能是個負數，因而依據勞動投入這個最主要的生產要素以及資本投入、技術進步的變化來預測今後日本經濟的增長前景將十分黯淡。而政府在移民問題上猶豫不決，不能展示一種從亞洲近鄰國家更多接受移民、建立一個與不同文化相協調相競爭的“開放的日本” 的宏大戰略，致使整個日本陷入為少子化高齡化社會到來而憂心忡忡的消沉氣氛之中。

日本尚未對正在出現的、以美歐亞三極鼎立為特徵的世界經濟格局做好準備。儘管日本如能真正返回和融入亞洲（這並不意味着“脫離歐美”），向亞洲敞開國門，那麼，目前如同陷入“死棋”一般的日本經濟完全可能在亞洲經濟這個“大棋盤”之中搞活，從而展現光明的發展前景，然而以當前日本國內政治的保守性和閉鎖性來看，要確立“返回亞洲”的戰略尚需一個漫長的過程。

從日本當今的政治體制中很難產生出心胸寬闊、有戰略眼光和決斷能力的大政治家，日本政界尚處在不斷的分化重組過程中，黨派並非以明確的政治主張來劃線，政治家陷入應付選舉的沒有盡頭的權力之爭當中，一個能擁有深刻、長遠的戰略思考能力和水平的領導集團遠未形成。

國內改革的動力不足，改革的阻力過剩，既得利益集團對改革的阻擋作用太大，足以對舊體制實施“創造的破壞”的政治力量尚未形成，在很多場合放慢改革更符合執政黨謀求政治穩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