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後，報告在其“戰略環境”部分具體分析了上述“對手”所造成的“威脅”。報告首先表示，美國所面臨的全球安全環境“日益複雜”，而這一複雜性，體現在對於美國領導的所謂“自由開放的國際秩序”的“公開挑戰”，以及“重新出現的、長期的國家間戰略競爭”。報告認為，中國正在利用軍事現代化和經濟發展的成果，“重塑印太地區的國際秩序”，並使之對中國更加有利。同時，俄羅斯尋求對其周邊國家的政治、經濟和外交決策進行滲透和干預，企圖以此抵消北約組織的力量，並使得歐洲和中東地區的安全形勢向對俄羅斯有利的方向轉化。報告特別指出，俄羅斯在格魯吉亞、克里米亞半島和烏克蘭東部地區所採取的行動，以及其新興技術和核武器的發展是最引人注目的。而朝鮮和伊朗則是通過發展導彈和核武器來“破壞地區穩定”或“支持恐怖主義活動”。報告將中俄列為所謂“修正主義國家”，而將朝鮮和伊朗則視為所謂“流氓政權”。

　　從上述表述來看，恰如部分外國媒體所言，美國對於其安全環境的認知似乎有向“冷戰”復歸的趨勢。與10年前發布的上一份《國防戰略》不同，新的《國防戰略》將從前被美國視為頭號敵人的國際恐怖主義列為次要威脅，而將概念初現的“戰略競爭者”視為目前美國面臨的主要對手。從這一事實看，似乎冷戰時期的大國間全面競爭的局面又有重演的趨勢。

　　而在報告的“增強同盟和吸引新的夥伴”的部分列出的美國發展防務關係的幾大重點，也聚焦於上述“對手”所在的區域。除穩定其“基本盤”西半球地區和防止恐怖主義力量向非洲擴散外，美國拓展防務關係的重點對象聚焦於印度-太平洋地區、北約成員國和中東地區。在印度-太平洋地區，美國希望加強與該地區國家的夥伴關係並建立“網絡化”的地區安全結構，以“威懾侵略”和“保持穩定”，通過發展雙邊和多邊安全關係來維護“自由開放的國際體系”。在對北約組織的政策上，美國則期望加強北約組織成員國的防務支出和防務合作，來增強對俄羅斯的“冒險主義”行動、恐怖主義威脅和北約邊緣地區（如波羅的海地區、東南歐/巴爾幹地區等——筆者注）的不穩定局勢的應對能力。在中東地區，美國則寄望於通過發展與該地區國家的安全關係，維護美國的貿易運輸路線、能源安全，並打擊該地區的恐怖主義活動。

　　美國《國防戰略》所關注的重點地區，在地理位置上與前述的“戰略對手”重合。此舉絕非偶然。美國試圖在上述地區深化與本地區國家的安全關係的努力，也可以視為其通過發展和“拉攏”地區同盟者，與“戰略對手”國家展開地區競爭，威懾遏制“對手”，甚至抵消這些國家的戰略優勢的一種策略。從這一現象來看，確實與冷戰時期的對抗氛圍有幾分相似之處。

　　然而，儘管美國《國防戰略》透露出了咄咄逼人的對抗前景，但筆者認為，其前景與冷戰時期的大國間全面對抗相去甚遠。首先，我們要看到，雖然美國政界長期抱有“冷戰思維”，但在經歷冷戰後20餘年的全球化和新型大國關係的建構後，美國與中俄等國家的關係已經與冷戰時期單純的全面對抗關係大相徑庭。的確，美國與中國在亞太地區、與俄羅斯則是在歐洲地區存在分歧，甚至威脅到中國和俄羅斯等國的重要安全利益，但在亞太和歐洲地區以外，美國與中俄（特別是中國）依然有着廣泛的共同利益和合作前景。中美現存的貿易關係也不會因為一紙《國防戰略》而倒退。同時，中國在亞太地區提出的“一帶一路”構想，也未必會使得中美在該地區構成零和對抗關係，而同樣存在通過兩國的互動和磨合達成新的協作機制的可能。美國《國防戰略》即表示，美國發展對華安全關係的長期目標是“將我們兩國、兩軍導向交流和互不侵犯的關係”。

　　從美國的角度說，新《國防戰略》提出的“戰略競爭”的觀點，與其說是吹響了向冷戰復歸的“號角”，不如說是對現有安全形勢的“追認”和“妥協”。在中美關係方面，自奧巴馬時期實施“亞太再平衡”戰略後，美國的軍事力量即開始向該地區傾斜，並使得中美在外交和安全領域出現了一些分歧和摩擦。新《國防戰略》中提出的與中國展開“國家間競爭”的觀點，更多的是調整其安全戰略，使之與現實相適應，並加強對於其軍事和外交行動的戰略指導。至於其加劇中美關係中的不確定因素的可能，筆者認為作出過分估計還為時尚早。

　　同時，我們還應認識到，美國新《國防戰略》的出台，恰逢中國崛起而美國的國內政治經濟領域出現諸多挑戰的時期。在這一時間點轉入與中國和俄羅斯的全面對抗，不僅在戰略層面的意義不大，還可能虛耗美國的安全和經濟資源，使美國陷入到得不償失的困境中。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即表示，新《國防戰略》具有“開眼看世界”意義，國防部副部長加爾比則認為新戰略意味着“我們認清競爭已經開始的現實”，以及強調“好籬笆帶來好鄰居”的重要性。因此，筆者認為，美國新《國防戰略》的政策主張，實質上是美國在其獨霸世界的超級大國地位逐漸動搖的背景下，為保持力量優勢和定義新的安全環境而做出的回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