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唯一處於冷和平中的大國

南非華人報

　　中國目前最需要的的戰略資源是時間，爭取20年的和平建設的時間，是中國最大的戰略利益。是的，我們需要資金，需要技術，需要市場經驗，需要教育的普及和發展，但這一切都是時間的函數。爭取儘可能長的和平建設的時間，才能為經濟發展和社會結構轉型提供一個最基礎的平台。但是，目前的情況是，這個平台搖晃了，中國能否爭取到10年的和平都成了問題（見《中國還有10年和平嗎——軍刀下的現代化》），台灣問題，這個本來並不急於解決的問題由於種種原因浮出了水面，成為我們不得不直面的問題（官方的說法是台灣問題是21世紀的三大任務之一），動搖了中國和平建設的平台，從而從根本上危害了中國的戰略利益，如何處理台灣問題，成為了一個攸關中華民族現代化進程的節點，處理的不好，台灣問題完全有可能成為中國現代化進程的絞索，處理的好，台灣問題也完全可以成為中國崛起的磨刀石。

　　1戰國時代的依據:

　　韜光養晦是很好的，是求之不得的好事情，但韜光養晦是有條件的，忘記了韜光養晦的條件，忽視國際格局的變化，“淘光養毀”的可能性是完全存在的。

　　一個國家幾十年的建設成果，可能毀於一旦，特別是在現代技術條件下，即使是所謂常規武器也具有了准核武器的威力，“把他們炸回石器時代”就是美國轟炸南聯盟時的一句口號。

　　說中國自1840年以後就進入了新的戰國時代是有根據的：“從1840年至1945年中國遭到七次大規模入侵戰爭——鴉片戰爭、英法聯軍入侵戰爭、中法戰爭、日清戰爭、八國聯軍入侵戰爭、日俄戰爭、中日戰爭，平均不到15年中國就要遭遇一次大戰，共死亡五千萬人以上，國家幾乎被瓜分”（陳東林）

　　平均不到15年中國就要遭遇一次大戰，怎麼可能進行和平建設？怎麼可能迅速實現現代化？新中國剛剛成立，百廢待興，戰爭又找上門來了，如果不是在毛澤東天才的領導下取得朝鮮戰爭的偉大勝利，穩住了陣腳，新中國就不可能有50年的和平建設的寶貴時間（注意中國和印度的地緣環境完全不同）。事實上，這50年的和平也不是白來的，是新中國打了六次戰爭，其中兩次是二戰後最大的局部戰爭朝鮮戰爭、越南戰爭用自己的力量和實力爭取來的。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如果有一次打不贏，新中國的歷史就將改寫，可以說，從1840年到1980的120 年中，戰爭和戰爭的陰影從來就沒有遠離過我們。真正使我們有鬆一口氣感覺，覺得戰爭遠離了我們的時間只有20年左右——改革開放這20年。但是，戰國時代是沒有長久的和平的，95年台海危機以來，戰爭又悄悄的走進了我們。

　　2 內政和外交是密不可分的

　　作為後起的國家，德國的成長歷史也證明，內政和外交是分不開的，想分開內政和外交，是不切實際的幻想。

　　德國的統一和發展，很值得研究，德國是在夾縫中生成的，近代德國，是在俾斯麥的手中鍛造成的，俾斯麥鍛造的德國是如此的成功，俾斯麥的德國的根基是如此的牢固，以至於在兩次世界大戰之後，他依然是歐洲和世界的強權。是的，俾斯麥之後的德國走的太遠了，缺乏俾斯麥那種駕御複雜形式的能同時玩九個球、借力打力的技巧，俾斯麥之後的德國人，包括西特勒只學到了俾斯麥的一部分技能——比較容易學到的那一部分——剛健的部分，但後來者卻鮮有他的“柔媚和陰柔”的技巧——這也正是俾斯麥之後的德國在歷史的十字路口選擇戰爭的原因。

　　戰爭在俾斯麥的手裡是工具，俾斯麥的戰爭是有進有退的，而後來者的那裡，戰爭卻成了目的本身。

　　3 攘外安內.逆取順守

　　攘外與安內，是一個經常被提起的話題，或者說不得不經常面對的問題。從“抽象”出發，那肯定是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即使在“現實”的環境下，也是如此。但，對於中國，對於中國自宋以來的“新傳統”，安內攘外就有了特定的涵義。

　　根據我有限的知識，安內 攘外的“新傳統”是宋初定下的調子，這個調子定下後，不僅“規定”了有宋一朝的調子，也深刻的影響了宋以後的歷史（直到今天）。安內攘外的調子是哪個半部《論語》治天下的趙普定下的：雍熙三年（986），他上疏說，收復幽燕是不可能的，他給皇帝開出的藥方是“攘外必先安內”，只要搞好了內政，“自然殊方慕化，率土歸仁”，又何必“勞民動眾，賣犢買刀”，至於小小的契丹嘛，不必介意，“既四夷以來王，料契丹而安在？”（葛兆光），往下的就不用細說了，稍微了解一點宋朝歷史的，都知道在實際的歷史中宋朝是如何攘外安內的。

　　其實“攘外必先安內”是宋朝發明的“新傳統”，中國的先秦的傳統是“春秋大義，以武載道”，漢唐的傳統是“逆取順守 ，文武並用”。雖然漢初進行了長時期的休養生息，似乎是可以說是遵循了“攘外必先安內”，但形似的東西往往不等於神似。漢唐的傳統還是最終落腳於“逆取”的，漢唐傳統的終極價值趨向和趙普發明的“攘外必先安內”是根本不同的。這個我們可以從漢代著名的鹽鐵會議中看到，“鷹派”不僅足以抗衡“文學”們，並且最終戰勝了“文學”們，主導了局勢，才有衛青，霍去病的千里奔襲，大破匈奴，從而奠定了華夏文明的根基，也改變了世界歷史的走向。如果漢初真的實行的是趙普式的“攘外必先安內”，那宋代的歷史也許要提早一千多年在漢代上演了。漢代的鷹派能夠戰勝“文學”們，可以從多個角度分析，但漢代的民風和社會氣息恐怕是重要的背靜，僅僅從一個“馬踏飛燕”，我們就可以“格物”出它背後的銳利而昂揚的氣息和壯美的精神境界。

　　今天的中國，需要韜光養晦，但在文化精神領域斷然不能韜光養晦，落入“攘外必先安內”的窠臼，今天的中國，斷然不能容忍“文學”們主導精神文化領域。

　　“中國自1840年以後，就進入了“逆取的時代”（我稱之為新戰國時代），不過我們總是屈辱的充當被人家逆取對象的角色。稱為“被逆取的時代”也許更恰當。朝鮮戰爭爆發，我們又一次面臨着被人家再一次逆取的命運，是毛澤東的以“逆取”對“逆取”，才結束了中國100多年來被逆取的悲劇，朝鮮現在多少是中國的“勢力範圍”，至少是能對其發揮影響力的。毛澤東崇法抑儒 ，是因為，儒家不適應“逆取時代”的特性。特別是，這個儒家，已經不是五經的儒家，不是孔子的儒家，不是荀子的儒家，甚至也不是有浩然之氣的孟子的儒家了，這個儒家是程朱的儒家，靠格物致知，靠正心誠意，能面對被逆取的險境嗎？當然，把2000多年前的法家照搬過來，是不現實的，與其說要照搬法家，不如說是把法家當作一種價值趨向的文化符號，指示符號。”（《逆取順守 崇法抑儒》）

　　4:中國，唯一處於冷和平中的大國

　　只要台灣問題沒有解決，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和平，所謂的和平只能稱之為冷和平，而且近來的局勢，使我們感覺到這種和平越來越冷。

　　中國，唯一處於冷和平中的大國。這是我們思考自身問題的起點。歐洲沒有來自外部的威脅，也沒有內部的威脅，俄羅斯的核武庫可以保證其本土的安全（況且俄羅斯已經被壓縮到無法再壓縮的地步），印度的地緣環境很優越，它對周圍的國家保持着壓倒性的優勢，又與美國，俄羅斯等等都保持着良好的關係，日本以美日同盟為依託，可保無虞。大國之中，只有中國是唯一處於冷和平中的國家---隨時有滑向一場生死攸關，關乎自身根本利益的戰爭的國家。

　　由美蘇冷戰到中國單獨面對冷和平的局面，期間只有10多年的過渡時間，中國從1985年正式放棄“早打，大打，打核戰爭”的冷戰框架之後，只過了10年的“好日子”，1995的台海危機又悄悄的把中國推向了一種新的危險的境地---冷和平。

　　冷和平，就要有與之相適應的一整套的政略，戰略和體制。冷和平是介於和平與戰爭之間的一種狀態。冷和平也不同於歷史上的冷戰，冷戰的特徵是爭霸和擴張，蘇聯曾經在萬里之外的古巴部署核武器，美國也越過太平洋在越南打了一場“意識形態戰爭”。中國的冷和平，是外部勢力強加給我們的，中國的追求只是國家的統一和領土的完整，外部勢力即不容許中國的統一，也直接威脅到中國的和平，這就決定了矛盾的對抗性。

　　台灣問題不僅關乎中華民族的最基本的生存空間，也直接威脅到我們的和平建設的平台。失去台灣，將引發一系列的連鎖反應，有些連鎖反應是現在就可以預見到的，而有些連鎖反應是我們今天也許還無法預見的。50多年來，台灣問題已經使我們付出了巨大的成本和代價，如果今天失去台灣，我們將付出的是“無限的成本”，在冷和平的框架下，台灣的戰略地位大大上升了，由冷戰框架下的一條骨刺升值為外部勢力套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上的一根絞索。

　　作好最充分的物質準備，特別是精神準備，是我們當年應對冷戰嚴峻局面的成功的歷史經驗。今天，全面的迅速的向冷和平體制轉軌是必要的和迫切的，物質上的準備，軍事上的準備自不待言，建立一整套和冷和平環境相適應的精神準備也是刻不容緩的。台灣，絞索還是磨刀石，是對中華民族歷史性考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