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媒體並不是從來都消極地報道中國和妖魔化中國的。它們為了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國。這裡面有個演變過程
●進入90年代，敵視、破壞和阻礙中美關係發展的聲音占據了美國主流傳媒和輿論的主導地位。一個保守的公眾心理無法承受中國在aa黨領導下會發生巨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進步這樣一個現實。如果不刻薄地報道中國，就會令公眾失望和倒胃口

●美國同行常用“美國媒體不受政府控制”之說來為自己辯解。今天對美國新聞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來自政府，更可怕的壓力是來自那些購買和管理信息產業的私人經濟

為什麼美國媒體如此消極地報道中國？為什麼美國的報紙、電視等等媒體如此苛刻地描繪中國？中國人的這些問題令威廉·瓦茨先生感到困惑（參見10月6日本版發表的美國學者威廉·瓦茨的文章《美國如何報道中國》———編者注）。我們希望在這裡能幫助瓦茨先生釋疑解惑。

從70年代到90年代經歷浪漫化、天使化和妖魔化三個階段

美國媒體並不是從來都消極地報道中國和妖魔化中國的。它們為了國家的安全和利益，不是隨便什麼時候都可以妖魔化中國。這裡面有個演變過程。

自1971年基辛格秘密訪華以來的28年間，美國媒體對中國的報道經歷了70年代的浪漫化、80年代的天使化和90年代的妖魔化三個階段。

中國越是改革開放，越是在民主法制和個人自由方面有進步，美國媒體的報道離中國的現實就越遠。究其原因，美國媒體關心的不是中國的經濟現代化、政治民主、社會開放和個人自由，他們的新聞價值標準只有一條：美國的利益。

1972年，當尼克松訪華時，中國正處於文化大革命高峰，很多基本人權正遭到嚴重踐踏，但是，尼克松帶來的那一大批記者對這些視而不見，不做報道。在他們的筆下和鏡頭中，70年代的中國是一個浪漫而神奇的世界：自行車、針灸、大熊貓、長城、故宮、人民公社、講道德守紀律的人民、富有異國情調的藍色海洋（制服）。

進入80年代，當中國剛剛對世界打開門縫，允許私人僱工開一個小飯館，允許年輕人跳迪斯科，婦女留披肩發，穿牛仔褲和超短裙，這就不得了了，中國在各個方面都是個好孩子，簡直沒有任何毛病。跟邪惡的蘇聯帝國相比，中國簡直就是一個天使。

進入90年代，特別是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和中共十五大之後，中國全面對外開放，中國的經濟連續多年保持8％的增長率，個人擁有了前所未有的自由，允許各種規模的私人經濟，並把保護私人經濟寫進了憲法。但對這些，美國媒體多半沒有興趣，他們眼中只有不同政見者、達賴喇嘛、台獨、貿易赤字、政治獻金、衛星技術泄密、盜竊核武器技術和民族主義妖魔。

一位西方記者是這樣描繪美國媒體對華報道的演變過程的：

在70年代，當美國記者在北京一下飛機，他對接他的翻譯說：“帶我去採訪動物園，看大熊貓。”

在80年代，當美國記者在北京一下飛機，他對接他的翻譯說：“帶我去迪斯科舞廳。”

在90年代，他一下飛機，對翻譯說：“帶我去見不同政見者。”

對70年代和80年代美國媒體浪漫化和天使化中國的情景，波士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富·斯密司在回憶當時的美國電視畫面時這樣說：“瞧，一打開美國電視，就會看到，所有的中國人都要成為美國人了。”

進入90年代，由於冷戰的結束，蘇聯的消失，特別是由於1989年那場政治風波事件，在妖魔化的作用下，中國成了“壞孩子”。美國主流媒體的中國報道長期處在陰雨天。在這個時期，敵視、破壞和阻礙中美關係發展的勢力是主流，這股勢力的聲音占據了美國主流傳媒和輿論的主導地位。相反，支持中國、倡導發展中美關係的言論，成了“一小股聲音”。

《波士頓環球郵報》董事會主席兼《紐約時報》董事比爾·泰勒在肯尼迪學院政治研究所主持的一個學習小組上說，冷戰結束後，美國年輕人對國際新聞沒有興趣，只有中年人對國際新聞感興趣。他認為，“這種現象對美國的政治議程和競選議題將產生影響”。為了引起讀者對國際新聞的興趣，引導公眾對美國國會的政治議程的關注甚至支持，美國媒體便訴求於“中國向美國的敵人出售核武器和導彈技術”、“中國盜竊美國中子彈”、“中國盜竊美國的衛星技術”、“中國在西藏大屠殺”、“中國捐款收買美國政黨”、“美國核武器實驗室發現中國間諜”等等荒誕的故事，作為吸引讀者和觀眾的一種手段。

妖魔化中國是誰的需要

有些學者持有這樣一種觀點：“試圖阻礙中美關係友好發展的是美國極少數人。”我們也曾被告知：絕大多數美國人民是友好的，反對中國的只是極少數反動分子。這些說法都無法解釋清楚為什麼美國國會、學術界和傳媒幾年來強硬不變的敵視中國的態度。用“極少數人”這種解釋可謂是對當今美國公眾輿論的狀況缺乏了解。新加坡《聯合早報》署名李山的文章寫道：“了解美國主流媒體和公共輿論的人都清楚，敵視中國、妖魔化中國、懷疑中美合作的輿論占據美國主流媒體輿論的主導地位。相反，支持中國，倡議發展中美關係的言論，才是‘一小股聲音’。”1999年度的普利策新聞獎頒發給了《紐約時報》記者傑夫·格什———他的獲獎作品是一組堅決反對美國向中國出售技術的系列報道，他認為向中國出口高技術危害了美國的國家安全。

一年前，在《考克斯報告》剛剛出籠之際，筆者曾在一家英文報紙發表一篇《指控中國人是間諜的八大藉口》的文章，其中包括美國媒體為什麼有那麼多的新聞報道戰爭，那麼少的新聞報道和平？因為戰爭有戲劇性，能增加受眾。沒有熱戰，就要報道冷戰；沒有冷戰，就要製造一個冷戰；沒有敵人，就要製造一個敵人。和平發展太乏味，構不成新聞。美國社會持冷戰思維的人需要一個“中國間諜”填補後冷戰時代的思想真空。冷戰結束後，中國經濟和政治上的進步與開放不符合美國公眾長期以來從學校、傳媒和好萊塢電影看到的aa黨的反派形象。這樣一個保守的公眾心理無法承受中國在aa黨領導下發生巨大的社會經濟與政治進步這樣一個現實，這個現實與他們心目中的aa黨形象有天壤之別。如果不刻薄地報道中國，就會令很多公眾失望和倒胃口，就會失去讀者。特別是由於蘇聯的解體，不選中國人當間諜，選誰當間諜？美國新聞界富有傳統冷戰思維的中國形象製造者們，不遺餘力地利用所謂間諜案強化美國公眾意識里的傳統aa黨人的形象。

美國同行常用“美國媒體不受政府控制”之說來為自己辯解：我們的報道由於不受壓力和限制，因此是自由的和真實的。不錯，今天對美國新聞自由的限制主要不是來自政府，更可怕的壓力是來自那些購買和管理信息產業的私人經濟。

自80年代開始，延續至90年代的媒體大規模的股權交換，宣告“自由新聞”的時代結束和宣傳機器時代的到來。美國媒體一個重要變化是它們“把靈魂交給了市場”。美國的新聞業已經變成巨大無比的商業，它們不再是由某個家族控制，而是由媒體寡頭控制。這些媒體巨商，把追求巨額利潤遠遠地放在追求對社會的貢獻之上。它們一個接一個地收購了美國的傳媒大公司。首先是通用電氣收購了全國廣播公司（NBC）、西屋公司收購了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迪斯尼公司收購了美國廣播公司（ABC）、時代華納公司收購了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這些年來美國報紙的發展遵循的是同樣的模式。今天，越來越多的新聞媒體說，美國新聞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來自商業和金融業的壓力：40％的壓力來自國內市場，37％的壓力來自當地市場。

私人經濟積聚的權力直接威脅言論和討論的根基———多元化，美國媒體的這種趨勢導致了意識形態多元化的消亡，對新聞傳播工具操縱、歪曲、檢查和控制的危險性正在增大。一句話，已經很難否認傳播信息的實際能力與經濟力量的密切關係了。在以私人財產和私人控制生產工具的經濟制度下，全球化的資本主義市場機制正在窒息各種不同的聲音，為它們搞意識形態霸權服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