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強硬，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嚴峻局面，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是，也不能僅僅據此就得出結論，認為布什政府已將中國確定為敵手，中美兩國必然走上對抗之路

　　●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亞太地區大國，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打擊國際恐怖活動、防止核武器擴散、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等等許多全球問題和地區問題上，中美仍然有着並行不悖的利益。另一方面，與中國為敵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

　　●中美之間的局部矛盾和摩擦，可以而且應當通過外交途徑來處理。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仍然不可避免，但其內容和形式都將區別於冷戰時代

　　新的問題出現

　　今年1月布什就任美國總統以來，中美關係出現了令人矚目的變化。從1月到3月，雖然布什政府強調優先發展同盟國的關係，並且任命了一些“鷹派”人物擔任外交、國家安全部門的要職，但中美關係總的氣氛是正常的。3月下旬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對美國進行了成功的訪問，會見了布什總統及其外交班子中所有主要的決策人物，美方在會晤中對雙邊關係的表態比較積極。

　　但是，在4月1日發生中美撞機事件以後，美方採取了拒不認錯、倒打一耙的態度，致使兩國關係一度緊張。美國國內一些政治勢力和媒體勢力藉機掀起了一輪新的反華浪潮，布什政府官員也發表了一些貶低中美關係重要性、違背中美三個公報原則的言論。其中最為嚴重的是布什總統在4月25日回答記者提問時，竟然聲稱美國將以一切必要手段協防台灣。雖然他本人和其他一些官員後來試圖修正這一說法，但以後的種種事態表明，布什政府的對華政策確實出現了不容忽視的消極變化。從處理撞機事件開始，接連發生了美國提高售台武器規模、宣布允許李登輝訪美、降低同中國官方交流規格、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再次提出反華提案、任命副國務卿為新的“西藏事務專員”、安排陳水扁搞“過境外交”、布什會見達賴喇嘛等損害中美關係的事件。

　　冷戰結束後的十來年裡，美國對中國一直採取兩手政策，一方面從外部施加壓力，企圖制約和防範中國；另一方面以交往為手段，企圖促進中國從內部發生美國所期望的變化。在這種軟硬兼施的政策里，布什政府現在顯然更加側重“硬”的一手，這決不是偶然的。

　　美國對華政策趨向強硬的原因

　　首先看美國國內。在去年美國大選中，民主黨有着在職的優勢和經濟強勁的有利形勢，卻未能保住白宮，已經說明美國政治的天平在朝保守方向傾斜。布什上台之後，首先需要安撫的就是在克林頓執政八年裡受到壓抑的右翼保守勢力。美國政治向右轉的外在表現，包括強調維護國家安全，增加軍費，決心推進導彈防禦系統和太空武器的研製，在外交中搞我行我素的“單邊主義”，啟用共和黨前朝舊臣，特別是任命有軍事背景的人物在布什外交班子裡擔任要職。把中國描繪成美國的安全威脅，很符合一些右翼勢力的政治需要和軍工集團的經濟利益。

　　在美國社會裡，白人基督教右翼勢力對美國種族和文化的多元化早就不滿，近年來大批新移民和外國商品的進入，也在美國社會引起了反彈。在美國最近公布的一些民意調查中，保守排外的民族主義呈現上升趨勢。今年3月美國各大報刊登的一份報告稱，46％的受調查者認為美籍華人有向中國政府泄露美國國家機密的嫌疑，32％的受調查者認為美籍華人對中國的忠誠超過對美國的忠誠。這從一個側面說明，最新一輪的反華浪潮在美國民眾中是有一定市場的，攻擊中國很容易成為美國政客撈取國內政治資本的一個工具。

　　其次看國際格局。儘管當前美國經濟不景氣，但美國在全球的實力地位沒有下降，霸權心態正盛。美國政治右翼過去一直指責克林頓政府的外交政策“軟弱”，“沒有把美國的實力用足”。近來伊拉克、伊朗、朝鮮等美國眼中的“問題國家”，或者遇到一些困難，或者對美政策有所鬆動；俄羅斯國力的恢復尚待時日，向外眼光轉向歐洲，不希望同美國直接較量；歐洲、日本等發達國家對美國心懷不滿，但不願公開同美國頂撞。這樣，日益強大而又主張世界多極化、拒絕接受美國霸權和意識形態的社會主義中國，就凸顯為美國“領導世界”的一大障礙。同時，科索沃衝突平息後，歐洲暫時沒有緊迫的安全問題，北約東擴變為既成事實。“西線無戰事”，遂產生“美國戰略關注點向東亞轉移”的一些說法。所謂“東移”，其針對性不言自明是指向中國。

　　再次看中國。許多美國分析家原來以為，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導向的經濟改革，將造成政治制度的重大變化，嚮往現代化的中國青年一代也會在政治上“親西方”。但是，這些幻想都在一一破滅。1999年5月北約導彈襲擊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今年4月中美撞機事件，中國民眾特別是青年表現出來的愛國主義激情，是美國許多觀察家所始料不及的，也加深了美國朝野對中美矛盾的深刻性和長期性的認識。美國通過增加接觸促使中國演變的手段沒有奏效，就轉而更多地採用從外部施壓的強硬手段。此外，對於中國政府的對台政策，美國人的認識也發生了變化。過去，美國人以為只要台灣當局不正式宣布“台獨”，大陸就不致對台灣使用武力。但近來美國注意到，中國政府更加強調台灣問題不能久拖不決。因此，美國正在採取一系列行動，加強對中國的戰略防範。

　　中美會成為敵手嗎？

　　以上分析說明，美國對華政策轉向強硬，導致中美關係出現嚴峻局面，有其一定的必然性。但是，可否據此得出結論，認為布什政府已將中國確定為敵手，中美兩國必然走上對抗之路呢？要回答這個問題，也可以從美國國內政治、國際格局、中國本身這三個方面分析。

　　美國政治的一個規律，是意識形態和力量對比的天平不會長久向共和黨或民主黨、保守派或自由派傾斜。今年初布什代表共和黨入主白宮時，該黨也同時控制着國會兩院。但共和黨政府同共和黨國會的“蜜月”就像曇花一現。隨着6月初參議員傑福茲正式退出共和黨，民主黨在參議院占據了多數席位，以強硬、反華著稱的赫爾姆斯丟掉了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的職務。可以預料，今後民主黨在導彈防禦體系、對華政策等一些對外政策問題上會對共和黨政府形成更多的掣肘。即使在布什政府內部，美國軍方內部，也不是鐵杆強硬派的一統天下。當前一味對中國施壓的政策，已經在美國政界遭到一些質疑和反對。

　　在國際上，美國不但在對華關係上採取咄咄逼人的姿態，對其他國家也往往表現出專橫跋扈的態度。四處出擊的結果，必然是四面碰壁。美國在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落選就是明證。美國如將戰略重點轉移到東亞，奉行一項遏制中國的政策，單靠自己的力量是無法實施的，必須糾合歐盟、日本等盟國，並且將中國周邊的國家從戰略上拉到美國一邊。但是，美國構築反華戰略包圍圈的努力不可能成功，因為配合美國戰略需要與中國為敵，不符合任何國家的長遠利益。連與美國結成緊密安全同盟的日本，目前也對它的導彈防禦計劃持某種保留態度，同它的對華政策保持一定距離。只要中國繼續奉行睦鄰政策，同俄羅斯、印度、日本、歐盟等維持正常關係，對美關係就有很大的國際迴旋空間。

　　客觀地說，就綜合實力、戰略意圖、國際影響而言，中國不構成對美國的直接威脅。中國人口是美國的5倍多，國內生產總值卻只有美國的1／9。中國基本上是一個亞太地區大國，在歐洲、美洲、中東、非洲等地區都沒有挑戰美國的安全利益和經濟利益，在維護國際金融秩序、打擊國際恐怖活動、防止核武器擴散、維持朝鮮半島的穩定等等許多全球問題和地區問題上，中美仍然有着並行不悖的利益。另一方面，與中國為敵是要付出沉重代價的。同中國關係惡化，也許符合美國那些渲染“中國威脅論”的少數右翼保守勢力和軍工集團的短期利益，卻違背了美國長遠的、根本的國家利益。所以，除非犯極其嚴重的戰略錯誤，美國政府不可能在與中國交惡的道路上無休止地滑下去。

　　“新冷戰”可以避免

　　那些鼓吹同中國進行“新冷戰”的美國人，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中美之間存在的重要經貿關係和廣泛的社會交往。過去20年裡，美國在華實際投資金額超過300億美元。從1990年到2000年的10年裡，儘管中美關係中政治風波迭起，雙邊貿易額卻增長了6倍。近年來中國的外貿進出口總額占國內生產總值的40％左右，而如果把中國大陸通過香港等地轉口到美國的商品統計在內，2000年中國向美國的出口占了當年中國出口總額的40％，達到1000億美元。按照美方統計，中國大陸是美國的第四大貿易夥伴。這些數字足以說明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經濟的重要性。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兩國經貿關係還會加速發展。

　　經貿往來不會自動減緩政治衝突，但持續的政治緊張關係勢必要影響到經貿往來的進一步發展。在過去的10年中，美國之所以不能採取用取消最惠國待遇（後來改稱“永久正常貿易關係”）的方法來制裁中國，就是因為這樣做無異於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如果美國要搞對華“新冷戰”，也終究要損害自己在中國的經濟利益。以大財團、大公司為國內主要支持者的布什政府，對於這一點不會不清楚。

　　中美之間的局部矛盾和摩擦，可以而且應當通過外交途徑來處理，而外交是將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一門藝術，既需要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也需要專門的知識和經驗。美國某些媒體和政治勢力惟恐天下不亂，一出現突發事件，就刻意誇大中美關係中的困難，甚至挑動美國公眾的狹隘民族情緒，對兩國關係的穩定造成破壞。而中國政府在中美關係出現嚴峻局面時，堅持從國家長遠利益的全局出發，冷靜觀察、沉着應付，是避免出現中美“新冷戰”的主要因素。

　　至於中美關係中那些深層次、結構性的矛盾，還是需要正視的。近年來美國政界和公眾對中國產生某種敵意，既是兩大國各自利益和價值觀相互碰撞的反映，也有對中國不了解或誤解方面的原因。無論如何，中美在各個層次、各個領域的對話與合作，有利於消除對抗因素。實際上，21世紀初中美兩大社會交往的廣度和深度，超過了歷史上任何一個時期。在經濟全球化時代，國家之間的矛盾和鬥爭仍然不可避免，但其內容和形式都將區別於冷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