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永遠錯過了和平統一的歷史機遇

馬 宇

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當局，由於其固執的立場和遲鈍的對台政策，沒有妥善地處理好與李登輝領導的國民黨當局的關係，喪失了和平統一祖國的重要機會。在民進黨贏得2000年大選以後，台灣正式進入了民主政治、政黨輪替的新時代。這種政治進步是不可逆轉的。在一個由選民選票決定政黨執政權的民主社會，任何一個執政黨都不可能把主權交給中共。所以，李登輝倡導的民主和平統一的願望已化為烏有。中共當然能夠用武力解決台灣問題。但是，用武力征服一個政治民主、經濟繁榮、文化開放的社會已經不符合當代國際政治的邏輯。即便可能，中共也不敢蠻幹。這一點，李登輝早在上個世紀末就看到了。

李登輝在1999年5月出版了一本書，書名為《台灣的主張》。該書出版以後，立即激起了江澤民集團的憤怒。中共官方媒體組織了接二連三的胡批亂批，但不敢把李登輝在書中寫了些什麼公之於眾。近來筆者有機會讀到《台灣的主張》，認為有必要把《台灣的主張》中的核心內容介紹給國人。《台灣的主張》共分八章，分別是：一、我的思想歷程，二、我的政治哲學，三、台灣“繁榮與和平”的原動力，四、當前對於中共的期望，五、當前對於美國的期望，六、當前對於日本的期望，七、台灣、美國、日本對亞洲所能作的貢獻，八、二十一世紀的台灣。第四章“當前對於中共的期望”是該書之核心。

在此我將《台灣的主張》之第四章的精髓作簡要介紹，並把該章的全文附後，讓讀者自己品味。中共官僚階層肯定不相信李登輝寫的，因為他們已經習慣了念秘書杜撰的稿子，習慣了不相信自己所念的。根據我多年對台灣政治、經濟的研究，李登輝在書中說的都是大實話，不象中共領導人的講話全篇都是大吹大擂。

李登輝認為，大陸改革開放以來雖然取得了公認的經濟成績，但中共在政治上的一黨獨裁體制並沒有改變。權力依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威權式的獨裁也絲毫未改。經濟上的成就不過是中共放棄了極端的政治掛帥政策後大陸同胞本來就具有的潛在經濟力的釋放。如果沒有原來很糟糕的政策，大陸同胞本來可以過得更好、更富裕。

李登輝關心大陸人民的疾苦，承認“大陸同胞是我們的手足”。他認為，由於種種不確定性的存在，特別是有些超出中共控制能力範圍的不確定性，與經濟改革對應的政治變革不一定能得到順利進行。所以，中共如果真正為大陸同胞的福祉着想，就應該避免國際摩擦，特別是應降低與台灣的緊張關係，否則好不容易才起步的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

李登輝指出：與台灣相比，大陸幅員廣大，但社會封閉，政治專制。反觀台灣，面積雖然不大，但經濟普遍繁榮，社會逐漸開放，政治日趨民主。雖然台灣向中共當局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提案，由於以江澤民為核心的中共當局仍然不放棄舊有的“鬥爭”思維模式，這些善意的提案都沒有辦法實現。在此條件下，台灣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對策。

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下。“一國兩制”本質上具有曖昧性，因為看似平等的兩制，實際上一為中央、一為地方，並不平等；也具有矛盾性，因為它假定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為其權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與民主統一目標背道而馳。

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權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海峽兩岸應擴大交流，增進兩地繁榮，並以合作取代對立，以互惠化解敵意，為將來的和平統一奠定有利基礎。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這段由台灣同胞締造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大陸而言，應該比任何外國的經驗更具有參考價值。所謂的“台灣經驗”，也就是“台灣典範”，不僅是台灣發展的成就，也應該是所有中國人共享的資產，並為將來的統一指出了明確的方向。

我們對中共當局以霸權心態強加於我們的“一國兩制”論調，完全不能苟同，但對其在部分地區嘗試推展基層民主的做法，則樂觀啟其成。我們深切盼望中共當局能以更積極的政治改革，擴大民主化的廣度與深度，釋放大陸同胞更大更多的智慧與能量，建設多元開放的現代化社會。

台灣在過去十多年間完成的結構性變遷，不是經由暴力革命迅速產生的變革，而是一場“寧靜革命”。台灣所經歷的這個轉型過程，雖然極具革命性，但卻是在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達成的。

李登輝的上述論點與當年《人民日報》胡批的那些論點是否一樣呢？我不說，讀者心裡也明白。

(2002年2月於外經貿部研究院)

附錄：李登輝《台灣的主張》第四章：當前對於中共的期望

● 展望二十年後的大陸

目前，中國大陸內部正經歷着前所未有的激烈變化。過去二十年來，快速的經濟成長，與部分對外開放政策的實施，使“文化大革命”的陰影逐漸退去。

因此，大陸同胞的物質生活有了相當程度的改善，倍受壓抑的精神生活也獲得舒緩，令人慶幸。就這一點而言，我也要給予高度的肯定。

但是，就如同觀察瞬息萬變的國家情勢一樣，我們對中國大陸的了解，不能只看單一事件、公開的統計資料，或一般觀光客到大陸旅遊的表面印象，而必須深入掌握大陸總體的情勢。

大陸同胞是我們的手足。中國大陸能夠富裕而且和平，絕對值得歡喜。但是，我們不能以過渡樂觀的心情，作出一相情願的期待；也不能以極端悲觀的想法，作出錯誤的判斷。我們所必須做的，是以客觀的事實為基礎，冷靜比較中國大陸和台灣發展的差異。

目前，中國大陸的改革開放，已經走到了是否產生結構性變化的轉折點。這幾年來，大陸的變化雖然很激烈，但若仔細觀察，卻還未出現結構性的根本變化。

大陸在經濟上的生產力是提升了，然而在政治上，中國共產黨一黨獨裁的體制仍然沒有改變。權力依然集中在少數人手裡，威權式的獨裁也絲毫未改。而中國共產黨也無意徹底改變其政治體質。

唯一改變的，是放棄了極端的政治掛帥主義，也就是說，不再為了維持政治的獨裁體制，而犧牲一切的物質富裕。結果，只不過少許恢復了大陸同胞本來就具有的潛在經濟力而已。

所謂的政治向左，經濟向右，或是政治上講共產主義，經濟上講市場經濟的制度，基本上存在着重大矛盾。物質生活的稍加改善，固然會讓人民感到一時的滿足，但繼之而來的種種混亂，也會益加嚴重，除非從根本上解決此一矛盾，否則將無法控制。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大陸經過這二十年的“量變”，現在正走向“質變”的關卡。美國等西方國家預測，中國大陸要走出這個重大的矛盾，可能要再花二十年的時間。可是，真的有此可能嗎？如果真有此可能，又需要怎樣的條件呢？

● 中國大陸面臨轉變的諸多難題

從海峽的此岸來看， 中國大陸要產生質變似乎極為困難。美國估計要花二十年，但若目前的情況不變，可能需要更長的時日才能達成。況且，縱然有了轉變，也不代表一切都能順利開展，只要看這十多年來俄羅斯的例子，就不難明白。

今後的中國大陸， 要完成結構性的轉變，究竟會面臨那些難題？

第一、目前中國大陸存在着高度的不確定性，如果不能加以消除，則不可能完成根本的變革。例如，有因為制度矛盾而產生的不確定性、有因為民主化遲遲未開展而導致的不確定性、有不由法治而由人治所產生的不確定性。

這些不確定性，包括中共當局決策方向的不確定性，以及超出中共當局能力之外而發生變化的可能性。美國為防止此種超出中共當局能力範圍外的混亂發生，一再透過外交的途徑與經濟的援助，來提高大陸內外環境的安全性。美國的努力雖不至於徒勞無功，但效果也絕對有限。

第二、當前中共所面臨的結構性變化，就規模而論，是史所未見。更重要的是中國大陸幅員廣大，人口眾多，文化和社會極具多樣性，使問題益加複雜。

單就規模的宏大來看，中國大陸的結構性變化無疑需要長期的改革，部分西方國家認為中共當局能夠在短期內妥善處理的看法，顯然不切實際。但是，由於外在環境的迅速變遷，改革的時間可以說極具緊迫性，一刻也不能遲疑。

第三、中共對外關係的問題。中共當局如果真正為大陸同胞的福祉着想，就應該避免國際摩擦，特別是應降低與台灣之間的緊張關係，否則好不容易才起步的經濟發展將難以為繼。因此，中共當局對兩岸關係的處理，應更加審慎。

● 戒急用忍，改善關係

對中國大陸的現狀有此認識以後，就不難確定我們今後的政策方向。我們要了解的是，與台灣相比，大陸幅員廣大，但社會封閉，政治專制。雖然民生逐漸富裕，但要普及所有人民，由於工程浩大，非短期可以達到。中共當局也經常以霸權主義的鬥爭心態，對我們多方威嚇。

反觀台灣，面積雖然不大，但經濟普遍繁榮，社會逐漸開放，政治日趨民主。而我們以和平與合作為導向的外交政策，也贏得許多國家的肯定，不但提高了台灣的國際地位，也讓我們以更積極的態度面對未來。

將來，如果中共對台灣的敵意降低，同時大陸發展的不確定性也逐漸減少，我們的政策可能會有很大的改變。但是，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有必要堅持“戒急用忍”的政策。

最近幾年，其他國家對中共的政策也同樣把這個“不確定性”的因素納入考量。我們和大陸一水相隔，交流頻繁，更不能對這種深層的變化，視而不見。

事實上，台灣早已放棄“漢賊不兩立”的思考模式，而改以“雙嬴”的態度，希望積極改善兩岸關係，促進兩岸合作，同時也提出了許多具體的方案，例如“領導人會面”、“國際合作”、“境外航運中心”、“文化交流”、“農業合作”、“國有企業改革”等。

令人遺憾的是，這些善意的提案，幾乎都沒有辦法實現。因為中共當局還是用舊的“鬥爭”、“吃掉”的心態，面對新的兩案關係，一定要把我們納入他們所謂的“一個中國”模式，不然就指控我們“搞台獨”。

結果，我們的善意加多了，中共的敵意卻加深了。“雙嬴”的想法不能發揮作用，迫使我們不得不採取“戒急用忍、行穩致遠”的因應方針。

我曾向來訪的美國中國問題專家提到：“希望你們支持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這句話最重要的是“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

我們希望美國能了解並認同“我們的‘一個中國’政策”，而不是要陷入“中國大陸的‘一個中國’政策”的框架，甚至推衍出台灣在“搞台獨”的錯誤汛息，來推動對台政策。

● 明確拒絕“一國兩制”

我在一九九八年七月二十二日“國家統一委員會”的閉幕致辭中，曾明確表達此一立場。這段談話雖然篇幅稍長，但因具歷史意義，仍有必要在此引用：

“我們在此鄭重重申：中國要統一，但必須統一在既照顧全體中國人利益，又合乎世界潮流的民主、自由、均富的制度之下，而不應統一在經過實踐證明失敗的共產制度或所謂的‘一國兩制’下。”

我們作此主張，是因為我們堅信：

“第一、共產制度或‘一國兩制’的統一，不利於全中國的民主化，使大陸同胞享受民主生活的希望，更加遙不可及。”

“第二、只有統一在民主制度下，兩岸三地的聯合力量才能成為區域安定的助力。一個統一但專制、封閉的中國，必然會引起鄰國不安，改變亞洲均勢，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第三、只有透過民主制度的全面施行，才能以法治化的機制及透明化的政治運作過程，增進兩岸互信，並確保雙方切實遵守協議，共締雙嬴新局。”

“在此我們要再一次堅定拒絕所謂‘一國兩制’的構想。‘一國兩制’的本質具有曖昧性，因為看似平等的兩制，實際上一為中央、一為地方，並不平等；也具有矛盾性，因為假定共產主義和資本主義可以共存；更缺乏民主性，因為其權力安排是由上而下，而非由下而上，與我們追求的民主統一目標背道而馳。”

● 對大陸的六項主張

因此，我再提出我們所應追求的目標：

我們進一步主張：

“第一、雖然未來的中國只有一個，但現在的中國是‘一個分治的中國’。中華民國於一九一二年即已成立，一九四九年之後，雖然播遷台灣，但中共政權的管轄權從未及於台灣。台海兩岸分由兩個不同的政權實體統治，是一個不容否定的客觀事實。”

“第二、中國的再統一應該循序漸進，水到渠成，不設時間表，視大陸地區的民主化與兩岸關係的發展，決定‘和平統一’的進程。”

“第三、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應該擁有充分自衛的權利。這是二千一百八十萬人民與生俱來的權利，也是維護台灣地區民主化成果，促進大陸民主化的必要力量。

“第四、在統一前，中華民國在台灣的人民基於生存、發展的需要，應該象五零年代、六零年代一樣，充分享有參與國際活動的權利，讓兩岸人民有平等的機會，為國際社會貢獻心力。”

“第五、海峽兩岸應擴大交流，增進兩地繁榮，並以合作取代對立，以互惠化解敵意，為將來的和平統一奠定有利基礎。”

“第六、海峽兩岸應以彼此對等、相互尊重為原則，充分溝通，求同化異，在分治中國的現實基礎上，協商並簽署兩岸和平協定，結束敵對狀態，以促進兩岸和諧，維護亞太和平。”

●“台灣經驗”的真正意義

我一再強調“台灣經驗”和台灣發展成就的重要性，並不是台灣自古以來就是自由民主的國家。而是因為台灣在戰後的半個世紀以來，逐漸發展成今天政治民主、經濟繁榮、社會開放的局面，這才是“台灣經驗”的意義之所在。

中華民國播遷到台灣的時候，台灣並不富裕，也不算安定，而政治形態也可以說是威權體制。不僅有所謂的“白色恐怖”，還會發生外省人鎮壓本省人的事情。

但是，隨着時間的發展，台灣經濟迅速起飛，社會環境日益穩定，而政治民主化也逐步落實，使總統直接選舉等民主理想一一實現。

中華民國在台灣地區的經濟、社會、政治的發展，累積了豐碩的成果。這段由台灣同胞締造的發展經驗，對中國大陸而言，應該比任何外國的經驗，更具有參考的價值。

我在第一章曾提到，雖然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社會制度，阻礙了歷史的進步，但如果我們回溯到封建制度出現以前的時代，中國人其實也具有濃厚的“民本”思想。因此，我們相信，中國人可以在實現經濟繁榮的基礎上，闊步邁向民主化的道路。這一點，在台灣的發展經驗中已經得到充分的證明了。

大陸同胞對於台灣的這種經驗，或許還沒有很清楚的認識。但我想提醒中共當局的是，大陸現在所走的方向，本質上有着很深的矛盾，如果能仔細觀察台灣發展的經驗，應該就會發現問題之所在。

所謂的“台灣經驗”，也就是“台灣典範”，不僅是台灣發展的成就，也應該是所有中國人共享的資產，並為將來的統一指出了明確的方向。這就是“台灣經驗”的真正意涵，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主張。

因此，我們對中共當局以霸權心態強加於我們的“一國兩制”論調，完全不能苟同，但對其在部分地區嘗試推展基層民主的做法，則樂觀啟其成。

同時，我們深切盼望中共當局能以更積極的政治改革，擴大民主化的廣度與深度，釋放大陸同胞更大更多的智慧與能量，建設多元開放的現代化社會。

●“寧靜革命”的本質

當然，與台灣相比，大陸方面的問題，既廣且深，自不待言。就如我一再提到的，我們在變革前所面臨的多樣性、複雜性及深刻性，遠不及大陸今天的困境。

但是，正因為問題愈複雜、愈深刻，決策錯誤的後果，也將更加嚴重。錯誤的決策不但會讓內部社會陷入混亂，也可能讓鄰近亞洲國家面臨捲入風暴的危險。

回顧台灣的改革過程，今天台灣能有如此輝煌的成就，要歸功於歷屆政府的遠見和規劃能力。當時如果錯估情勢，走上錯誤的方向，不僅無法應付當時所面臨的問題，也無法奠定現在的施政基礎。同時，也要感謝全民一致的體認與支持，才能讓政府政策持續推動，順利完成結構性的變革。

台灣人在某種意義上可說是已經“脫胎換骨”。從身處威權體制下的無能為力，蛻變為民主制度下的活力充沛。但是，這是花了半個世紀的時間，經歷各個階段的變化才達成的。不是今天突然想到，明天就能立即實現；也不是經由暴力革命，迅速產生的變革。

現在回顧台灣所經歷的轉型過程，雖然極具革命性，但卻是在維持經濟成長與社會安定的基礎上逐步達成的。我們在過去十多年間完成的結構性變遷，也就是一般人所說的“寧靜革命”。

這場革命的起始，大致是沿着四個方面向前進。一是政治民主化，而是外交務實化，三是開展兩岸關係，四是經濟升級。

在“寧靜革命”的四大課題中，有三項對當時的我們而言是全新的經驗，那就是：民主化、務實外交與兩岸關係。過去台灣將經濟發展列為最重要的課題。認為只要達成經濟的繁榮成長，國家的發展就不會有問題。在某種程度上，這樣的想法並沒有錯。但是，面對國際環境的急劇變化，和大陸發展的高度不確定性，我們內部的改革和對外政策的修正，就越發顯得重要。

也許下一世代所面臨的課題，就在於如何因應這三項問題。我們所能做的，就是將我們這一世代對這些問題的看法，以及處理的經驗，儘量詳細的記錄下來。因為這不僅對台灣，也對全中國的未來具有很大的影響。

(第四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