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中蘇（俄）雙邊關係的回顧與展望
從蘇聯的建立，到1991年蘇聯解體，中蘇關係一直是蘇聯方面期待最多的關係，但也是最為多變的關係。在俄羅斯成立以後，經過非常短暫的適應性調整，中俄關係又成為雙方之間最有實質意義的雙邊關係。

沒有理由認為蘇聯的外交是以意識形態為根據的，同樣的道理，除了列寧曾經發表過的聲明以外，蘇聯也從來沒有以道義作為外交的出發點。無論是1930年代末期的東方戰線的建立，還是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的簽訂，乃至蘇聯在與中國國民黨和共產黨的關係處理上，都是基於蘇聯國家利益的結果。

而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蘇分裂，仍然是國家戰略利益深刻分歧的必然結果。那種認為中蘇分裂是意識形態分歧的結果，或者說成是兩國高層領導人情緒化爭執的結果，都是站不住腳的。這種謬說實際上是起於1940年代末期，美國出於冷戰需要而妖魔化對方而產生的"純理論推論"，最先見於艾奇遜的白皮書。

一、 蘇聯對中國的基本態度和轉變過程

在蘇聯成立伊始，曾經是世界上最孤立的國家，所遭受的安全隱患也常常非常急迫，所以蘇聯非常希望出現得力的朋友，這種戰略性的需要決定了蘇聯的對外關係基調。

在蘇聯與舊中國的關係中，就明顯非常注重中國國內的實力派。在早期明顯對國民黨的支持，遠遠多於對共產黨的支持，所以才有所謂的《孫文越飛宣言》，才有共產黨人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的"黨內合作"這種空前絕後的壯舉。而國民黨人也並不完全滿意，甚至常常抱怨說，蘇聯人更加重視馮玉祥的"首都革命"。這些無不體現了蘇聯對中國出現一個強有力的政權機構，並保持親蘇意願的期待之誠。所以在蘇聯仍然非常困難的時期，對中國實力派的支持（先是馮玉祥後是國民黨）仍然是比較真誠的。

在1927年國民黨實行分共並驅逐蘇聯顧問以後，蘇聯仍然儘可能以低姿態維持和國民黨政府的關係。在1937年爆發全面抗戰以後，蘇聯第一個非常真誠地幫助中國抗擊日本侵略，不僅有2億盧布的貸款，還有飛機和志願飛行員，今天武漢的解放公園裡還有一個紀念碑，為告慰1938年犧牲的15位蘇聯志願飛行員的英靈。

除了蘇聯以外，西方國家中只有法國給予中國政府象樣的援助，而英美政府則非常高興日本發動與中國同歸於盡的侵略戰爭。日本資源短缺，其戰爭物質一半以上是靠從美國輸入，如果美國政府願意，可以非常方便地迫使日本停戰。英國之取消《英日盟約》，是因為該盟約對美國發揮優勢有不利影響而被迫為之，否則在中國全面抗日戰爭正在進行時，英國仍然會是日本的盟國。

從抗日戰爭早期的外交態勢，就可以看到蔣介石政府的愚蠢和短視，僅僅是為了清除異己共產黨（當時共產黨還完全沒有威脅政權的能力），就毫無原則地背棄了最可靠的盟友，賣身投靠英美。這也是為什麼抗戰中，中國民眾和南洋僑胞付出了如此重大的血的代價，中國放棄真正的朋友與宵小之輩為伍，背棄了戰略盟友卻親近戰略上的敵人。這種情況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才得以改變，現在中國才是美國的真正盟友，因為中國人多，可以代替美軍士兵在美國造武器後面向日本人開火。同時對日本的物資豢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才嘎然而止。

二、 蘇聯與共產黨的早期關係

在蘇聯人看來，早期的共產黨是毫無希望的力量，唯一的作用是作為中國政治中的後備力量，作為牽制和制衡作用，以促進中國政府採取對蘇聯有利的政策，共產黨的作用就是一個籌碼的作用，並不真正受到莫斯科的重視。實際上這種利益交換受到孫中山的默許，因為孫中山不僅需要蘇聯的支持，而且蘇聯的目標與利益，是當時世界上和中國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最不矛盾的唯一大國，蘇聯實際上就是孫中山所寄予厚望的"世界上平等待我之民族"。因為蘇聯需要強有力的東方盟友，而英美需要任人宰割的"東亞病夫"、原料基地和工業品市場，而蘇聯的工業化進程尚未開始，完全沒有此類不着邊際的長遠打算。

在中共早期的領導人中，確實也是有利於蘇聯執行這一"籌碼政策"的上上人選，陳獨秀等人的所謂投降主義，就是蘇聯政策的一個忠實體現。由於國民黨的分共和屠殺，使得蘇聯的"籌碼政策"無法繼續實施，同時"右傾機會主義"的必然性垮台，使得"鄉土派"共產黨人崛起，此後蘇聯再也無法控制共產黨了。共產黨後來對黨內100%布爾什維克的清算，是對蘇聯早期外交政策目標的另一次打擊，中國共產黨從此完全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

只是出於對中共的妖魔化，國民黨和西方一直努力地製造"中共是蘇聯一隻手"的神話，一些共產黨叛徒如張國燾也加入了這一行列。

在蘇聯看來，清除了蘇聯的決定性影響以後的共產黨人，只是"人造黃油的共產黨人"，不再是意識形態上純潔的共產主義者。但是有一點是蘇聯也無法改變的，只有中國共產黨人才是最親蘇的可靠盟友。 斯大林並不特別看好鄉土派共產黨的前景，甚至不相信共產黨人能夠在中國國內具有生存下去的能力。實際上直到共產黨在戰場上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後，蘇聯還有人還試圖推動"劃江而治"的局面，從這裡也可以部分地看到早期"籌碼策略"的影子。

三、 抗戰勝利與外蒙古獨立

在抗戰進入最後關頭，雅爾塔密約中規定的蒙古獨立條款，是損害中國領土主權的美蘇分贓。其實質利益內容是蘇聯承認蔣介石政府的親美現實，而美國保證不與老蔣合謀對付蘇聯，蒙古就是美國從中國領土上劃給蘇聯的安全緩衝區。後來共產黨的全面勝利，分贓密約中劃定的美國利益完全無法體現，共產黨的勝利客觀上導致了蘇聯的"乞漿得酒"的結果，所以美國轉而支持老蔣在台灣宣布拒絕接受已經簽署的條約。

從客觀上講，蒙古的獨立是嚴重損害了中國主權，是西方大國長期以來以劃分勢力範圍方式，犧牲弱小國家利益，實行骯髒的分贓戰略實現利益平衡的結果。從內部看，當時國民黨既無法抗衡蘇聯的壓力，也無法抗衡美國的壓力而具有必須接受的不得已。而共產黨雖然可以不理睬美國的態度，但是不可能以與蘇聯全面翻臉為代價否定這一密約，而且也沒有足夠的實力推翻之，只能是接受既成事實。蒙古獨立只能是作為中國長期經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又一鐵證，所以中國人民必須放棄一切幻想，堅持走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四、 新中國成立與中蘇同盟

在蘇聯正在準備為應付美國安排在身邊的盟友的時候，這個難以對付盟友忽然跨了。在蘇聯準備加入西方體系與美國共同主宰世界的時候，忽然遭到西方盟友的叛賣，美國更願意唱"獨角戲"，冷戰的烽煙已經在裊裊升起，作為決定性的標誌事件是北約於1949年正式成立。對蘇聯人來說，形勢真是讓人歡喜讓人憂。

華約的成立雖然是一個象徵性的對應措施，但是拿起地圖一看就知道那是對等不起來的，不說別的，首先在聲勢上就不夠。中蘇同盟是非常必須的平衡性對策和有益的補充，這才是大國均勢的味道，雖然中國經濟技術力量不行，但是塊頭夠大。在後來的抗美援朝中，最為難得的品質是中國人不怕死，敢於和強敵搏鬥並戰而勝之，這大概也是蘇聯意外的驚喜。蘇聯原先還貓着腰在戰壕里，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以後，蘇聯就已經走出戰壕看世界了。

1957年，人類歷史上第一顆人造衛星上天，而且是蘇聯人放的。這一事件在美國引起了極大的震動，美國感到了在韓戰以後的第二次心理打擊，並在國內引發對教育制度的廣泛批判。而蘇聯則在興高采烈之餘，重新評價了自身的實力，並從根本上調整了國家外交戰略。蘇聯不再採取總體防禦性戰略了，中國卻不可能作出同樣的調整，中蘇破裂的時機已經成熟。

五、 從"一邊倒"到獨立自主

在建立新中國之前，毛澤東就提出中國外交三原則"一邊倒、另起爐灶、掃乾淨屋子再接客"。在世界關係中，毛澤東選擇了從前的意識形態朋友，作為主要的朋友。對老蔣的戰略錯誤作出180度的調整，從老蔣那裡回歸到孫中山。

從當時情況看，中國即使投入美國的懷抱，也沒有好的結局，即使沒有老蔣這個障礙。因為是蘇聯而不是美國感到需要朋友，是蘇聯陣營力量不足而非美國陣營力量不足，可以斷定，中國即使賣身投靠英美，最多也只是把老蔣這樣的尾巴割掉，剩下來就是要看與日本比爭寵和獻媚工夫了。日本當狗腿子的條件好，是戰敗國，具有很好的低頭彎腰基礎。而中國塊頭巨大，英美一向是以抑制和扼殺為主，在前老蔣時代之前就已經開始了，1913年五國"善後大借款"對袁世凱的支持，就是再明顯不過的例子。任何使中國有希望的政治勢力，西方都要堅決地予以扼殺之。歷史地看，老毛所提到的"先生打學生"的問題，是不會有根本改變的，直到今天仍然如此，對於中美合作這樣的幻想還是及早放棄為好。

在五十年代開始的一個時期之內，中國明顯是蘇聯最為熱心和值得信賴的朋友。蘇聯也從自身力量不足出發，明顯希望中國富強和繁榮，因為這涉及到蘇聯在世界上的安全態勢改善。所以蘇聯對中國的經濟技術援助，是非常真誠的。中國從中受惠也是巨大的，在比較短的時間之內，造就了一個有一定規模的重工業基礎，這對中國後來的快速發展和工業化，作用毋庸低估。

在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之後，蘇聯不僅走出戰壕看世界了；而且作為蘇聯已經信心大增的標誌，1955年赫魯曉夫給艾森豪威爾寫信，提醒他不要對中國人揮舞原子彈，世界上並不是只有美國才有核武器，這個事件應該可以被視為一個轉折點式的事件；而1957年的衛星上天，則是中蘇分裂的序幕；1958年毛澤東和赫魯曉夫的爭執則是分裂的公開化。

蘇聯經過戰後的恢復時期，工業和經濟全面起飛，實力增強和信心大增，原來所採取與中國一致的"對美國防禦"的總體戰略外衣，已經不適應蘇聯膨脹起來的雄心了。而與此同時，中國積貧積弱已非一日，中國的進步仍然很慢，必須在安全上採取防禦態勢節省錢，在國內還要盡力壓低消費為工業化積累資金，這樣中國採取國土防禦戰略就具有必然性。而在國土防禦戰略中，除了軍隊在國內分軍區駐紮以外，更為重要的國土防禦戰略需要以"人民戰爭"為基礎，必須加強國民的心防建設，國家保持在准戰爭動員狀態，從本質上講，國土防禦戰略就是養兵於民，平戰結合。可以這麼說，沒有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國土防禦就是一紙空文，其實際效力甚至不如"禦敵於國門之外"加上老蔣的"以空間換時間"策略。而反美宣傳就是建設全民心防最樸素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所以中國難以接受以緩和為外衣，以實力為後盾，以進攻性的兵力安排為國策，形成向美國和西方的逼宮態勢的蘇聯新戰略。老毛和赫魯曉夫爭執的內容是"聯合艦隊""長波電台"，爭執內容集中在這樣的話題上不是偶然的。

在後來的中蘇論戰中，蘇聯和中國的分歧再次集中在能不能和資本主義國家和平共處，國內的階級是不是已經消滅這樣的問題上，也具有必然性。中國進行高積累經濟發展戰略，最不高興的是以前有優勢的精英階層，而平民百姓則能夠熱情地適應這一戰略，而中國發展戰略的平民化，所繼起的產品結構和社會權利結構向平民傾斜，精英階層是有意見和強烈不滿情緒的，在國內克服精英主義的反撲和回潮的任務確實存在，並且還很不輕鬆。再加上中國歷史就已經長期存在的道德主義傳統和抑制精英的深厚歷史意識，在這一次論戰中也反映得非常具體。

而中國國力弱小，對強敵的警惕性就需要更高，這也是一個最常見不過的現象；加上美國對中國使用三面包圍的條約組織，並直接扶持和保護老蔣；而國家軍事戰略也需要心防建設，所以中國與蘇聯的分歧，決不是什麼簡單的意識形態和正統之爭，而是深刻地涉及到國家的內政和外交，乃至軍事戰略等諸多範疇。

除非中國全面調整內政、外交和軍事戰略，適應蘇聯的國家戰略調整步伐，把中國納入蘇聯與美國爭霸的戰略軌道，否則中蘇分裂就具有不可避免性質。

六、 勃列日涅夫的"亞洲集體安全體系"

1968年，蘇聯干預捷克內政成功。1969年，蘇聯也非常希望干預中國國內形勢，所以在珍寶島出手試探中國的反應。在戰鬥中，一個名叫於向陽的小戰士，在生命的最後一息，仍然向蘇軍衝鋒開火，對於這樣的士氣，蘇聯人十分缺乏底氣。最後蘇聯人認識到，如果進攻北京，500萬的兵力（蘇聯當時全部兵力320萬）還不一定管用，而且如果如果被老毛拖入人民戰爭，能夠從北京撤回主力的可能性不足10%。除非動用核武器，否則中國人在付出重大犧牲之後，就有能力使用武力恢復1689年中俄尼布楚條約所主張的邊界。而如果使用核武器，蘇聯不僅對中國的核能力不摸底，而且在使用核武器以後，蘇聯將無法兩手空空面對美國。

所以蘇聯在試手失敗以後，準備與中國舉行邊界談判，同意把中方認為有爭議的地區合計1000多平方公里，全部劃歸中方而收場。而當時老毛和周恩來都要求，在條約的第一條就寫上"條約是根據不平等條約為基礎的"，最後蘇聯派來的談判代表團，第一次去杭州游了一圈，第二次又去桂林游了一圈。最後勃列日涅夫連設計好的收場台階也沒有派上用場。

勃列日涅夫在1969年，同時開始賣力地鼓吹"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最後終於有一個越南積極響應。在談判不成以後，惱羞成怒的勃列日涅夫在1974年甚至向尼克松提出簽署"蘇美互不侵犯條約"，以便騰出手來全力對付中國，可惜蘇聯由於表現突出，早已成為美國毋庸置疑的頭號敵人，美國最優先的目標是蘇聯垮台，勃列日涅夫又枉費了一回心機。

七、 反蘇英雄鄧小平

1979年，中國進行對越自衛還擊戰，正是這一仗，徹底葬送了亞洲集體安全體系。無論從那一個方面講，對越自衛還擊戰都具有戰略意義，在國家安全態勢上，與美國改善關係以後，對中國的威脅就只有這麼個"亞洲集體安全體系"了。這一仗中國軍隊拿下諒山形成威逼河內的態勢，而蘇聯遲遲沒有動作，這一下越南徹底清醒了，亞洲集體安全體系唯一的一個響應者從夢中醒過來了。在經濟戰略轉換上，中國已經可以從長期的備戰備荒戰略中調整出來了，因為在軍事和國防安全上，再也沒有致命的威脅了。

1981年，《中共中央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發布以後，勃列日涅夫自認為找到了台階，在中亞發表聲明"對於中國同志的結論，我們再也沒有需要補充的了。"並強烈呼籲和中國舉行談判。實際上即使是象徵性地舉行會晤，1982年的中美公報就可能在措辭上完全不同。

1986年，蘇聯戈爾巴喬夫在海參崴再次呼籲談判，這一次鄧小平才有回應，提出解決"三個障礙"為先決條件。

1989年，戈爾巴喬夫來訪，在鄧小平與他的談話中，已經實際上放棄了毛周在七十年代堅持的先決條件。如果當時接受這樣的條件，中蘇邊界談判就可以取得成果，無須演變成必須使用武力和流血代價來攻破亞洲集體安全體系；既然流血犧牲已經付出，就應該追求進一步的利益，響應勃列日涅夫的呼籲進行談判，給1982年的中美談判製造條件，取得台灣問題的最後和平解決條件，堅決否決美國的對台關係法。這些既然都放棄了，那就無論如何不能放棄毛周堅持的條件，和戈爾巴喬夫也沒有那麼多的廢話好說，畢竟敵人和朋友是蘇聯在乎的問題，中國沒有那樣的國內危機。

在鄧小平的對蘇外交中，看不出任何可以一以貫之的思路，唯一的體現大概是對蘇聯的痛恨。這一點和美國的蘇聯第一戰略，倒是若合符節。

八、 耶利欽一頭撞上西牆

在蘇聯解體的最初歲月里，似乎是俄羅斯和西方的蜜月期。不僅民主成為最有號召力的政治動員口號，而且經濟上的休克療法也成為俄羅斯經濟轉型的關鍵政策，俄羅斯已經開始"跑步進入資本主義"了。西方和蘇聯之間在政治和經濟方面曾經有過的巨大分歧，看起來一切都已經煙消雲散成為永遠的過去了。

可惜"良辰美景奈何天"，看起來好東西總是不能長久。北約的堅決東擴和後來的巴爾幹問題，摧毀了一切甜蜜的憧憬，而內部經濟的苦痛又大大加強了新創和舊怨。1993年，俄羅斯甚至已經開始聲稱"使用核武器反擊侵略"。當今世界上除了美國以外大概不可能再有人敢於侵略俄羅斯，所以這句話可以合理地理解為"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但是對美國例外"。以致於俄羅斯總統耶利欽對來訪的朱熔基朋友格外親熱，看起來共同的難以應付的對手能夠加強團結，而共同的信仰卻不能。

九、誰是友人誰是敵

五十年代赫魯曉夫曾經警告美國不要向中國炫耀核武器，而世紀末普京表示俄羅斯艦隊準備反擊美國航母，歷史真是有驚人的相似。中國的老百姓普遍相信風水輪流轉，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敵人和朋友並沒有一成不變界限。

國家利益是國家外交和軍事戰略的出發點，蘇聯無論是1930年代新東方戰線的建立，還是1960年代赫魯曉夫的緩和，無不是國家利益赤裸裸的表現。蘇聯從來沒有以意識形態劃分過敵友，無論是在對中國國民黨還是在與中國共產黨的交往中。所謂"意識形態決定論"是西方冷戰時期妖魔化手法的翻版，意即只有西方國家才是注重民眾利益的，而社會主義國家都是在虛幻的意識（或者是領導意志）的決定之下。用艾奇遜的話說，中共就是"赤色帝國主義的走狗"，是"受蘇聯控制"的一隻手。實際上到今天為止，許多人還是在自覺和不自覺地沿用艾奇遜的邏輯，在中蘇關係的分析中表現得尤其突出。

世界已經失去均勢，所以才變得空前危險；因為相對軍事優勢還在進一步加強，所以軍事冒險的趨勢也在同步上升；在美國看來，政治協商的解決方案既麻煩而又成效欠佳，軍事力量的運用顯得更加乾淨徹底，所以聯合國的空心化趨勢還在發展。世界需要有人起而應對這一局面，好象所有的人都在裝聾作啞，根據美國選定的目標，中國是逃避不了的，而俄羅斯好象是成功躲到後面去了。從蘇聯的經驗看，也許中國分七塊或者是十二塊，就能夠躲過去一陣子。如果中國不想分七塊或者十二塊，還是趁早起來應付未雨綢繆比較好。

世界政治的分野從來不反映意識形態的區別，實際上冷戰時期高揚的意識形態不過是西方的宣傳戰略而已，從宣傳在實際中所起到的作用看，也只是對富國和窮國優勢階層，比較具有號召力。今天意識形態的旗幟都已經難以繼續使用了，但是由於思想武器的貧乏，冷戰語彙和邏輯還在繼續重複，但越來越給人"言不及義"的感覺。今天的世界政治緊張和分歧，早已不是東西問題而是南北問題，是富國希望一勞永逸地建立起優勢地位，按照叢林法則的要求，在人類社會中建立起等級分明的金字塔結構，把絕大多數窮國和絕大多數人口放進金字塔的底層，歸入"第三等級"。因為地球上的資源是有限的，富裕和發達沒有普遍意義，只有一部分人能夠過上"不可持續發展"的富裕生活，對於西方而言，這才是長久不變的根本性的利益。

蘇聯和社會主義陣營的存在，曾經對第三世界所具有的吸引力，使得這個世界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不利於西方建立起資源利用上唯我獨霸的優勢地位，不利於西方的長久繁榮和富裕，所以冷戰是必須的。中國人民追求比較寬裕的生活水平和獨立發展，按照著名的西方戰略家西格爾所言就是"拒絕融入國際體系"。在西方看來，中國的發展就是要脫離"第三等級"地位的造反行為，與西方要中國去金字塔底層就位的國際體系要求，是有矛盾的；中國的龐大人口，應該在一個極其低下的生活水平線或者死亡線上生活，以為西方的富裕和發達節省資源，這是必須的，否則就是"中國威脅論"。這才是西方不僅在政治上醜化中共，在媒體上發起妖魔化中國人運動，而且在世界市場上圍堵中國有競爭力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同時這也是西方無原則地抬高中國加入世貿門檻的根本原因。

除了在軍事戰略上俄羅斯和中國一樣，在美國日益提高的常規力量優勢和軍事冒險的風險之前，也必須放棄常規軍備競賽，採取非常規力量進行平衡之外；而且俄羅斯在可以預料的將來，對於自身的資源利用和開發程度的提高，還將面臨資金和技術上的障礙，所以在經濟利益方面，俄羅斯和中國也沒有衝突。這兩者是中俄關係長期穩定和合作的基礎。

美國的新總統小布什稱中國不是夥伴而是"競爭對手"，還好他非常策略地避免了敵人和敵手這樣的詞彙。不過有一點是明確無疑的，美國的新聞長期堅持中國進行妖魔化，其着力之多，恐怕已經超過在二戰期間對希特勒和冷戰時期對蘇聯的力度。而考克斯報告的出籠和炒作，遠遠不是美西戰爭前夕的"大使書信事件"和"緬因號事件"可比；而信義之短缺、手法之卑劣，完全是開創了世界政治史上的新紀元。如果說這和一場戰爭有什麼差別的話，那麼是在所以的戰爭中都有迎戰者，而這一次好象是一次"挨打不還手"的戰爭。如果嫌沒有真槍實彈過癮的話，大使館的五枚導彈也算勉強可以填補這一遺憾。

可以斷言，西方對付俄羅斯不是什麼戰略失誤，也不是喜歡兩頭樹敵，西方最清楚均勢戰略和黨同伐異那一套。不過在對付蘇聯和後來的俄羅斯時，中國採取了格外合作的態度，而西方在戰略猶豫的最後期間，俄羅斯又空前配合使美國戰略東移，美國社會上傳統的勢力雄厚的歐洲中心派終於感到無話可說，所以新總統小布什順理成章地宣布中國是"競爭對手"。

這不是什麼壞事，因為該來的總是要來，而且中國人民有理由為此感到驕傲和自豪。這是上個世紀奄奄待斃的中國，在一個世紀裡發展成就的最好總結和分量最重的評價，中國人民雖然走過許多彎路，但是成就仍然不小，已經成為第一個引起鴉片販子後代的疑忌的國度。

對於中國人來說，舊世紀有許多經驗需要總結，最重要的一條是中國人均資源少，不能加入常規軍事競賽，重蹈蘇聯的覆轍。中國必須一方面繼續以發展經濟為中心，把絕大多數資源用於改善人民的生活；另一方面必須在常規軍備劣勢的情況下，繼續保留應付帝國主義的軍事能力。這是一個典型的兩難問題。

中華民族在久遠的歷史長河中，曾經長期存在着"步兵對騎兵"的軍事劣勢，但是當時我們具有人力物力的優勢，所以長城能夠矗立在北部與游牧民族的分界線上，用以保護定居民族免於經常性的侵擾。而今後中國人民仍然必須在常規軍備劣勢下，長期與帝國主義共處，而今天我們已經失去了物資資源方面的優勢，我們也不能通過修築長城來隔斷飛機和遠程火力的殺傷，我們也不能指望通過所謂的高科技手段來防範這樣的危險。

我們的祖先給我們留下了寶貴的思想遺產，"置之死地而後生"，我們要與敵人比一比誰更不怕死。我們在沒有選擇的情況之下，不應該對抱有僥倖心理，不要試圖去探詢走不通的絕路，要堅決地捍衛我們的民族利益和國家利益。應該和俄羅斯一起緊密合作，共同應付世界均勢喪失之後的局面。在常規軍備和遠程打擊能力欠缺的前提下，根據美國前副防長阿萊-阿斯平的說法，要使核武器發揮"平衡器"的作用，而且要明確是單獨針對美國來發揮這一作用。在俄羅斯宣布在"反擊侵略"時可以"首先使用核武器"的同時，中國應該宣布採用"等效核威懾"戰略，即無論是侵略方直接還是間接殺傷中國10萬人口，就使用核武器對付並確保取得同樣的殺傷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