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少將如此輕易地談論血光四濺的核戰，引起愛好和平的人們批評痛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任誰批評，也絕沒有美國右翼鷹派以及那些無知加無恥的政客發言的份兒。正是美國的右翼鷹派幾年來不間斷地在談論打擊中國與中國作戰，甚至把軍事上打擊中國包括核打擊在內，以計劃的形式列入政府行為，不久前美國空軍副參謀長在參院聽證會上大談如何對中國實施空中打擊就是一近例，美國國防部智囊建議台灣轟炸三峽大壩則是典型的以屠殺平民為目的的戰爭叫囂。更有甚者，2002年正當中俄等國盡心配合美國實施反恐之時，美國國防部的報告竟公然將中俄等國統統列入美國的核打擊對象，美國官方對於使用核武器的輕率不知要超過朱少將多少倍（實際上美國是唯一使用過核武器的國家，而且是在勝局已定的情況下把僅有的兩顆原子彈都扔在日本人頭上了）。如果說朱少將應該被炒魷魚的話，那麼美國國會是否更應該要求美國政府道歉以至解散，至少主持其事的老狼國防部長早該下台了吧！

美國人仗着世界第一的超強實力，再加上西方那種唯自家利益為重的傳統，向來行事都是以我為中心，極少顧及他國甚至盟友的利益。牛仔總統布什政府上台之後，這種情況更加變本加厲，幾乎是以近乎惡霸的心態處理國際問題，今天要打這個國家，明天又不排除核武器攻擊那個國家，反正是“我說你該打你就該打，不該打也該打”，“我要用核武器就該用，不該用也應該用”。美國在阿富汗與伊拉克的順利得手，更讓美國的鷹派堅定其理念，以為只要美國堅持強硬政策並以其超強的軍事力量施加威懾，這個世界就會按照他們的設想去運轉了。在這種對美國軍事力量的超強信心鼓動之下，美國眾院的一些政客們大概以為，在美國毀滅性報復打擊的威懾下，一旦台灣問題引爆中美戰爭，中國也只會（或只應該）按美國設計的戰爭行為行事。朱少將說出了他們不願意聽也更不願意讓美國民眾了解的話，他們的暴跳如雷也就可想而知了。

朱少將的話大概也表達了中國鷹派軍人的一種義憤。其實，豈止是中國軍人有氣，甚至一些馬來西亞和新加坡的華人朋友也對美國的右翼鷹派這幾年來刻意以中國為敵的種種做法頗多非議，並且頗為擔心美國在反恐勝利騰出手之後就會過河拆橋。實際上美國一干鷹派人等這幾年的言行豈止是過河拆橋，簡直是人還在橋上就在談論拆橋了。君不見這些年正當中國在反恐防核擴散問題上極力與美國配合，在朝核問題上幾乎是在替美國火中取栗，同時又以大量購買美國國債的方式為美國發展軍備與進行伊戰間接貸款之時，美國國防部，右翼政客以及智囊人物卻不間斷地談論中國威脅，執意把中國作為美國的未來敵手，甚至計劃了種種軍事打擊包括用核武器打擊中國的安排，而在台灣問題上布什政府也始終不肯回到克林頓政府有關“如因台獨引發台海戰爭，台灣只能靠自己”的明確立場。這些美國人的言行，究竟是愚蠢得可愛還是率真得可憎呢？中國方面對其昭然若揭的過河拆橋之勢，當然不可不防。

環繞朱少將核戰言論，美國的眾院議案鬧劇也暴露了這些政客們在言論自由問題方面的虛偽性與雙重標準。朱的言論是他們不願聽也不願讓美國民眾了解的，就不適用言論自由的原則了，中國政府就應該對朱進行控制懲罰。誠然，中共當局向來有嚴格控制言論的傳統，但其控制顯然也只會以是否有利於鞏固其政權根基為判斷，像朱少將這類以民族主義為大旗的言論，控制了就會危及中共的執政合法性，中共當然不會強行加以控制，至多通過台下的勸說加以緩和而已。實際上，自從文化大革命之後，中共對言論的控制就已經是日薄西山每況愈下了，毛澤東所孜孜以求的“全國幾億人統一在一個思想下”的情況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自從文革當中整整一代青年學生打破了中共十七年間培養造就的思維定式，走上了不同程度的自由自主地思考之路，中共的言論控制面對那些直接挑戰其執政理念而危及其執政根基的言論，已經是捉襟見肘窮於應付了，又怎麼可能把其言論控制面擴大施加於其內部的所有不同聲音呢？其實美國也有言論操控，只不過更多的是通過操控主要流通媒體的話語權，而不是通過赤裸裸的打壓，比中共高明得多文明得多罷了。

有人以為軍隊有嚴格的軍紀約束，軍人只會也只應該發出同一的聲音。這對於完全專業化國家化的軍隊，大概不錯，對於正處於黨軍與國軍兩可之間的中國軍隊而言，則不盡然。試想，既然黨內存在不同聲音，而又無絕對權威，黨軍如何能夠對諸多不同聲音實行軍紀約束？完全國家化的軍隊則不同，當然只會以政府發言人的聲音為準。中共軍隊在文革當中及其後，專業化（職業化）程度因捲入地方事務以及經商等受到一定程度的損害，軍紀約束遠不如以前嚴格。身處改革開放大潮自由程度不斷增加的中國社會，中共軍隊也難免受到影響。成空政委劉亞州將軍當是一典型範例，其言論的大膽新潮可謂空前少見，而其有些文章在網上發表本身若在過去就是違反軍紀的行為。數年前的海南撞機事件也是中共軍內自由主義（這裡說的是老毛所說的自由主義，而非思想意識形態的自由主義）上升與軍紀放鬆的表現。中共歷來重視貴重設備超過人的生命，戰機的飛行操作都有嚴格的條例規定，像這種和平時期的驅離行動更不會容許可能損壞戰機的冒險行為。如果考慮到海南是中國改革開放最前衛，自由化發展最先行的地區，王偉那種充滿冒險與個人英雄主義（或說“逞能”）的超近距離驅離飛行，僅在海南出現也就不奇怪了。美國人如果不是劍拔弩張地抗議與指責，而是在早前與中國軍方的交流中善意地討論安全問題，王偉以及他那些做此冒險驅離飛行的戰友們大概都會受到批評以至處分，撞機事件就有可能避免。

隨着中國在言論上的進一步放鬆，美國政客們必須準備聽到更多不喜歡聽的，遠比中國政府發言人規範化的外交語言激烈得多的聲音。

美國對於言論自由在外交與內政方面的雙重標準，也表明，很多時候在外交上與一個極權國家打交道反而比與民主國家容易，至少是交涉的效率高一些，而聽到的噪音也少些。中國如果是民主國家，中國與俄國之間的邊界條約大概再過二十年也不見得能達成一致；獨裁的薩達姆在第一次海灣戰爭後的十來年裡製造的麻煩遠少於今日民主伊拉克的麻煩，都是例證。其實美國自身在處理國際問題時也並不遵循民主原則，不顧國際社會的反對而悍然發動伊拉克戰爭就是明證，美國政府甚至在與對方協商的情況下，往往也一味地採取強硬的壓服政策，對方如是民主國家，在這種情況下就更難達成一致。然而世界發展到今天，世界事務又怎麼會完全按照一個國家中一部分人的如意算盤去進行呢？即便強大如美國者，在當今的世界上如果完全不顧其他國家的利益，而一味要把自己的最大利益建立在損害他國利益的基礎上，也必將寸步難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