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成因各異的群體當中，傅作義與他人相較具有一個明顯的區別，即其反正過程並非一步到位，而是分為北平和綏遠兩個部分，兩次完成。北平的和平移交，傅作義靠向了共產黨，但由於綏遠尚未易幟，因此又很難說傅完全脫離了國民黨。這種橫跨兩邊、雙色參半的畸形狀態，造成傅作義在一段時間內其最終的政治身份至少在現象上並未完全明確，而是具有一種事實上的雙重身份。傅作義的這種雙重身份為其雙重性格的展示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樣，在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當中，傅作義具有相當的代表性。①
一
1949年1月21日上午，傅作義在北平中南海宣布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這一天也是蔣介石宣布引退的日子。蔣在總統任上所做的最後幾項安排，除任命湯恩伯為京滬杭警備總司令等等之外，一項私下安排是，派遣國防部長徐永昌前往北平，對傅作義做最後的爭取。
徐永昌與傅作義早年均為閻錫山舊部，曾同為閻部“四大軍長”，②二人私誼甚深。1948年12月22日，徐出任孫科內閣國防部長。徐在軍界從來不是實力人物，為何由他出掌此職？對此，12月27日，中共中央軍委致電林彪，認為“蔣介石以徐永昌為國防部長，鼓勵傅閻對我抵抗”。③這就是說，中共判斷蔣的着眼點是，利用徐與傅作義、閻錫山的歷史關係以便操控該兩部。總之，在那個大廈將傾的年代，徐永昌扮演了一個不大不小的支撐殘局的角色。
中共上述判斷不久被證實。1949年1月21日，徐永昌記載：“早蔣先生電召，屬去平一行。”徐於午後2時40分飛抵北平東單機場，隨即至中南海居仁堂與傅作義、鄧寶珊會晤，“傳達蔣先生之意旨：（一）謀和希望與中央一致。（二）希望宜生（傅作義字宜生——引者注）南來。（三）大量運出精銳部隊。且雲如能給時間有限度運出軍隊，可和平交出北平”。蔣之意見並不要求傅死守北平，但以運出精銳部隊為和平移交的條件，要求傅南走，易地再戰。
對於蔣的三點意見，傅一一作答。徐記載：“宜生對第一項原亦擬如此，但限於環境，已由寶珊等出城談判，軍隊原建制、原番（號）開出，到指定地點，其高級官長去留聽便。唯先須參加政工人員，此層為宜生所拒絕，正續商中。”從徐的記載看，傅始終未披露已經與中共簽訂協議，只是披露和談已經開始，並在和談中拒絕中共向其部隊派政工人員。④徐又記：“對第二項，宜生初意去綏，謂尚有步兵四師、騎兵三旅，仍可整頓，效力國家。”傅對綏遠問題是怎樣考慮的，暫且不論，但可以肯定的是，北平移交之後，綏遠便是傅之最高利益所在，因此傅的計劃是西去而非南走。徐記載：“經余述蔣先生之意，以南方必須有幾個忠貞負望之軍官，方可撐持。宜生至此遂允俟部署竣事，即去作總統一隨員。”顯然，這是敷衍。關於第三項“大量運出精銳部隊”，傅表示“現正擴修機場，但恐無多大效果”。就是說蔣的該項要求難以執行。
綜上所述，傅的三點答覆沒有一項是明確的、肯定的。
在會晤時，鄧寶珊說：“我們是失敗了，但是消滅共黨者必是另起來的人。”這是一句很不服氣的話。在徐看來最具實質意義的，是傅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因為，如果傅的20萬人繼續存在，事實上將對中共形成牽制。
徐與傅的會晤僅兩個半小時，然而在此期間蔣已引退。當徐於是晚9時20分風塵僕僕返抵南京後，“聞蔣先生已於午後四十（時）離京飛杭，惘然久之”。⑤由於蔣已出走，1月22日，徐永昌專書一函向蔣呈報傅的三點答覆，並判斷傅作義主要目的是：“在一時保留部隊愈多，拖住對方之監視部隊愈眾，其所以虛與委蛇者，亦即在此。”⑥拖住中共大批監視部隊，意即牽制中共南下，這是徐的判斷。
傅作義既已與中共達成和平協議，便不可能再接受蔣的安排。問題在於：拒絕與蔣合作，並不意味着傅將無條件與中共合作。在北平移交問題上，傅有着自己的考慮。
1月22日，傅部開始撤離北平，和平協議按約生效。是日傍晚，傅通過國民黨中央社發布文告，公布了北平和平協議部分條款，表示和平之舉的動因在於：“為迅速縮短戰爭，獲致人民公議的和平，保全工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使國家元氣不再受損傷，以期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⑦和平協議正文加附件共22條，傅只公布13條，基本限於與民眾生產、生活以及文物、外僑等有關之條文。
文告中除個別詞句的順序略有調整外，就是和平協議的原文。實際上，傅搶在中共之前，單方面有選擇地公布協議，就是要搶先造成北平和平以他為主的輿論。傅以和平協議的原文發布文告，其巧妙之處在於既將自己接受和平的動因，完全歸結於出自公眾利益的考慮，同時又使中共無話可說。這篇文告的意圖就是自抬身價，造成在即將與中共的合作中有資格談條件。此舉迴避了一個核心問題——戰敗。
傅作義的確與中共談起了條件。首先是軍隊改編問題。和平協議規定對傅部實行整編，然而對於整編的核心問題並未作出具體規定，即以什麼單位整編。陶鑄在作整編報告時說：“原提的方案一是：剿總取消，兵團、軍師依然存在，像曾澤生部一樣原封不動；二是打濫（亂）合編。”⑧原封不動即傅的方案，與其對徐永昌所說“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是一致的。
傅的方案未被中共接受。1月26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軍委：“鄧寶珊試探我們對於改編的辦法。他說，毛主席以民主方式改造部隊很好。我們則含糊答覆官兵皆應學習政治。估計今後全部問題是改編的方式問題。”所以含糊，就是不向對方交底。1月27日，林、羅、聶就傅部改編問題向軍委建議：“我們須堅持軍官集中受訓，部隊分散與我合編的原則。但在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此意見。”“對軍官個人則專門拉攏與優待，對部隊則須堅持革命性質的改編原則……並準備屆時如有反抗即行武力解決。”當日，軍委復電：“完全同意你們對待出城部隊的根本方針及在開始二十天內所採取的宣傳解釋拉攏分化等政策。”⑨所謂“開始二十天切勿泄露”，就是說中共最初沒有向傅泄露打散合編的方針。
在傅部出城改編中發生過一些不愉快的事。1月31日，彭真、葉劍英致電平津前線總前委，報告華北“剿總”副總司令郭宗汾的意見，郭說：“李文原已被說通不走，後因第九十四軍出城受到諷刺，官兵憤激，他向傅作義哭訴，同石覺、鄭挺鋒等先後飛往南京。”⑩可見，改編過程中的小摩擦在所難免。總之，傅原本指望“他的二十萬人不能動”，結果在很短時間內被迅速分解融化。傅失算了。
傅的另一失算在政治。1948年12月10日，傅首次與中共接洽和談時，所提條件之一即“參加聯合政府，軍隊歸聯合政府指揮”。（11）聯合政府本來是中共的口號，目的在於打破國民黨一黨訓政制。現在，傅接過這一口號反過來向中共提出，就是反制中共以求得與中共分權。
早些時候，曾有美國記者在香港就美國國務院政策放風，宣稱要在新的聯合政府中造成有效的反對派，以抵抗中共力量，以此方式分化中共統一戰線，竭力支持聯合政府中之非共產分子。這個消息引起毛澤東的注意，1948年12月初，毛批示：“此種陰謀必須立即開始注意，不要使美帝陰謀在新政協及聯合政府中得逞。”（12）這就是說，還在傅提出這個問題之前，毛已經對此產生警覺了。
1949年1月13日，鄧寶珊在與林彪等人的談判中，又一次轉達了傅作義關於聯合政府的主張。（13）最後，北平和平協議中有這樣的規定：“雙方派員成立聯合辦事機構，處理有關軍政事宜。”並且，企業、銀行、學校等等，聽候“聯合辦事機構處理”。這些規定同樣引起毛的警覺，還在協議簽訂之前，毛於1月15日致電林彪等，指出：“北平城內成立聯合機構一點，似乎仍有和我分享政權之意。”（14）
由於毛澤東反覆提示這個問題，1月29日，北平聯合辦事處召開籌備會議，中共代表葉劍英直截了當地對傅方代表郭宗汾說：“此機構是在前線司令部指揮下的工作機關，不是政權機關。”為此，葉建議將該機構名稱定為“北平聯合接交辦事處”。（15）加上接交二字，這就從形式上和性質上否定了任何分權的企圖。
綜上所述，傅在軍隊改編和政治機構問題上的兩點考慮，均未能如願實現。
二
傅作義既然是帶着自己的打算與中共合作，必然持有自己的政治立場。1月29日，林彪、羅榮桓、聶榮臻致電中央，認為“傅在政治上直到現在並未向我靠攏，他主觀上亦不願向我靠攏，始終站在南京立場”。（16）“南京立場”即李宗仁的與中共分治的立場。31日，林、羅、聶再電中央：“傅對南京李、白和談則甚表積極，幾次表示願作橋梁。”（17）林、羅、聶認為傅“站在南京立場”的判斷在南京得到證實。
1月24日，徐永昌記載：“接傅宜生梗電，大致通知先與中共軍協調停戰，實施和平。謂自津陷落後，北平戰局即萬分困難，士氣民心消沉浮動，迫不得已，於養日上午十時，雙（方）訂定軍隊保持原建制、原番號一個月後實行整編。在此期間成立聯合辦事機構，希望中央全面和平早日實現云云。”（18）這些基本上就是北平和平協議的內容。需要說明的是，傅是通過國民黨中央社公布協議的，南京方面本已獲悉，傅所以還要專電通知徐，並非多餘，實際上就是要保持與南京政府的關係。
1月25日，徐永昌遇孫科，孫告訴他，“昨晚電宜生，屬其洽商共方，此間擬派一代表赴平。傅即答，要派即派來，可不必先洽，免轉生周折”。（19）南京政府的和談以李宗仁為主，傅深知李與孫科的隔閡，因而對孫科來電不予理睬。但孫科此舉證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將傅視為與中共接洽的橋梁。
1月26日，李宗仁在總統府召集政務會議，商討與中共和談一事。關於南京政府代表團的人選，邵力子、張治中建議“加派莫柳枕及傅宜生、鄧寶珊為代表”，徐永昌反對道：“傅似不宜，以其立場不應爾，彼恐亦決不願就也。”（20）傅後來未被列入代表團，但邵、張二人的提名則表明，南京方面的確有人仍將傅視為南京政府的一員。
傅作義既然保持自己的立場，必然保持自己的意圖。1月31日，林、羅、聶致電中央，稱傅作義“利用報紙大宣傳他之和平保全北平的功績，並譽之為萬眾生佛。總之，他極力在收買人心，製造政治資本，想在聯合政府中仍能插一腳（其親信已有此表示）”。（21）為攻破傅之意圖，中共採取了兩項措施。其一，公布由毛澤東親筆撰寫，以林、羅名義致傅的公函，亦稱通牒。（22）2月1日，即中共接管北平的第二天，《人民日報》頭版發表該公函，其中提到：“貴將軍身為戰爭罪犯，如果尚欲獲得人民諒解，減輕由戰犯身份所應得之罪責，即應在此最後時機，遵照本軍指示，以求自贖。”第二項措施是，配合該公函的發表，新華社於同日發表《北平問題和平解決的基本原因》，該文同樣為毛針對傅發布的那篇文告而撰。如前所述，傅之文告所引用的是北平和平協議原文，然而這一招未能捆住毛的手腳。針對傅所造成的主動議和的視聽錯覺，毛澤東毫不含糊地指出：傅之議和緣於“戰敗了，一切希望都沒有了”。對此，毛這樣闡述：“為什麼天津不肯這樣做呢？難道天津的‘工業商業基礎與文物古蹟’不應當保全嗎？難道天津的‘國家元氣’應當受損傷嗎？為什麼一月二十二日應當‘促成全國徹底和平之早日實現’，而在一月十三日就不應當，而令天津的和平解決不能實現呢？基本的原因是傅作義將軍還想打一打。天津打敗了……北平孤立了，毫無希望了，決心走第二條路，和平解決北平問題的可能性從此產生。”最後，毛極為嚴厲而又留有餘地地寫道：“不管傅作義過去如何反動透頂，華北人民如何恨之入骨，這件事總算是做得對的。只要他以後向有利於人民事業的方面走，願意向人民低頭……人民解放軍就有理由向人民說明，赦免他的戰犯罪。”（23）
毛對傅作義文告的嚴厲批駁，實際上就是對北平和平協議某些內容的嚴厲批駁。只有如此，才能抽去傅之立場賴以存在的依據。隨着林、羅公函和新華社文章的發表，傅被置於戰犯、戰敗、以求自贖的地位，其“萬眾生佛”的地位被攻破。
林、羅公函的發表，引起傅作義強烈反應。2月4日，林、羅、聶致電中央，提到傅“對我方的通牒內容表示不滿，頗有氣憤之慨”。林等建議：“為了爭取便宜的合算的解決太原、綏遠及其他地區的敵人，我們意見，在過去業已很正確地而且很適時地在政治上（宣布戰犯名單、發出通牒）軍事上（殲滅了天津、張家口、新保安等處之敵）打擊了傅作義之後，目前則應採取以拉為主，以斗為次的方針。”林等認為：“以敵我現有之情況，我軍有絕對把握做到所向披靡、無堅不摧，憑戰爭解決問題……但如能爭取某些地方像北平式的解決問題，則較之使用戰爭便宜合算得多。”
上述意見與毛澤東的策略思想是相通的。2月5日毛復電：“依整個形勢看，武漢、京、滬、長沙、南昌、杭州、福州、廣州均有按照北平方式解決的可能……因此爭取傅作義站在我們方面有十分必要。”（24）這樣，在對傅“打”過之後，確立了以“拉”為主的方針。不過，至少在當時，拉傅並未奏效。
2月4日，徐永昌記載：“楊慎五處長來，述前幾天宜生電其向外交部要一護照準備出國未果，詢中央對其是否不好。”傅作義忽於此刻向南京政府申領護照出國，正是對中共發表公函的“氣憤之慨”的反應。徐永昌不明其中原因，表示南京政府對傅“無所謂好不好，先要問何以不向上級報告所以即要出國有是理否”。傅要出國的理由徐未弄明白，然而傅要出走的意思徐則明白了。為此，徐指示楊慎五轉告傅：“莫善於先回綏遠。”徐的這個意見看來被傅接受了。2月15日，楊慎五見徐，“楊出宜生致彼電，要求留綏飛機勿返京，俾彼有機會離平”。（25）這就是說，傅要求由他掌握一架飛機，伺機逃離北平。
2月22—24日，傅作義、鄧寶珊與顏惠慶、邵力子、章士釗等前往西柏坡。通常的說法是，毛與傅相見愉快，前嫌盡釋。27日邵力子返回南京，翌日徐永昌看望邵，邵“述傅宜生甚苦悶，一則以外間對之多有不諒解；一則以為他若一走固然落得清靜，但就有若干人受苦”。（26）傅的意思是，他若離平，其部屬將失去庇護。總之，傅的狀態是“甚苦悶”。
接下來不無戲劇性的一幕發生了。3月24日傅作義密電楊慎五：“楊慎五可親送徐部長。請派王蔚梧乘機無論如何於明敬日先到綏，以便研究後日如何赴綏，萬勿遲誤，並須絕對秘密。”傅將其逃離北平的時間安排在26日，然而3月26日南京方面卻收到傅這樣一份來電：“楊慎五親轉徐部長……承派機來接，至深感佩。因毛來平，著陸場附近共軍較多，故此間機場已不能降落。以後另找好著陸場，再行請派。”（27）原來，就在3月25日，毛澤東率中共中央機關由西柏坡遷至北平，並於當日下午在北平西苑機場閱兵。這就是說，毛的忽然到來，並恰恰選擇在機場閱兵，無意中打斷了傅的逃離計劃。
逃離行動失敗，傅作義相當敏捷地回過頭來，再一次不無戲劇性地做出另一政治反應。早在2月3日，毛致電林彪等，指出傅作義“不應當搞什麼中間路線，應和我們靠攏，不要發表不三不四的通電，應發表站在人民方面即我們方面說話的通電”。（28）毛所期待的這個通電傅遲遲未發表，甚至2月下旬與毛在西柏坡進行了那次據說是甚為愉快的會見之後仍未發表。然而4月1日，也就是逃離計劃失敗後的第五天，傅向全國發表通電錶示：“我們的部隊在鄉村是給大地主看家，在城市是替特權、豪門、貪官、污吏保鏢”，“今後願擁護中共毛主席的領導，實行新民主主義。”（29）在毛期待近兩個月後，傅發表了這個向中共靠攏的通電。
由逃離北平到靠攏中共，數日之間傅的行為反差如此懸殊，徐永昌迷惑了。4月4日，徐永昌日記記載：“聞李德鄰私人代表黃啟漢明日返平。晚飯後詣李德鄰，請其令便人一詢前日共方宣稱之傅作義電（申述政府之不善與共之善，且悔其覺悟遲），是否究為宜生自擬。”（30）此事的查詢不見結果。不久，中共打過長江，傅與廣州政府的直接聯繫基本中斷。
三
傅作義部在北平接受改編之後，傅所轄之綏遠董其武部是否同樣採取改編方式？在這裡，中共遇到一個不大不小的難題。1月23日，毛澤東致電林彪等：“綏遠方面我只有姚喆八縱不到一萬人，戰力很弱，而傅、鄧兩部則有三萬人以上。目前只好暫維現狀，談不上軍隊改編。”（31）
正當毛提出暫維現狀之際，1月25日，鄧寶珊轉告林彪等：“傅作義的意見，綏遠部隊不採取北平式的接收，可以採取執行中共的政策（換旗）。”（32）不難看出，毛的暫維現狀與傅的換旗有一定的相通之處，雙方的立場很快接近。2月12日，毛致電林、羅、聶，提出：“如能用談判方法要董（其武）部退入後套讓出（歸）綏包（頭），以利鐵路運輸則為最好……或者包頭屬彼，歸綏屬我，中間劃一界線。但如傅、鄧以部隊地盤太小給養無着為由，要求保有歸綏，我方亦可暫時讓步。”（33）
2月下旬傅、鄧前往西柏坡會見毛，中共提出：“歸綏希望他們交出。他們則希望保留歸綏。”（34）歸綏與包頭為綏遠的兩個主要城市，為此中共提出各占一個，但後來歸、包兩市均劃入傅方。儘管如此，“綏遠方式”的核心則由此產生，此即劃界。劃界較之傅原擬的換旗更為寬鬆，旗亦不換。
3月23日，雙方成立“綏遠問題協商委員會”。4月1日，傅方提出《綏遠問題協議草案》，其第一條為：“綏遠問題以暫維現狀為原則……逐漸成為聯合政府組成之一部分。”（35）把綏遠問題與聯合政府聯繫起來。這個問題是怎樣商討的，迄無披露，不過雙方於6月正式簽署的協議中並無此條。這一點至少說明，綏遠問題與政治掛鈎的擬議未被中共採納。正式協議主要是有關劃界的技術性內容。
不料，綏遠的麻煩亦隨劃界而至。由於綏遠既未解放區化，又未解放軍化，中共不便提供財政支持。另一方面，儘管並未換旗，但因傅作義已通電擁護中共，綏遠的政治歸屬事實上處於兩可狀態，為此，廣州政府亦將其軍費削減。
4月23日，即中共攻占南京的同一日，行政院長何應欽在杭州召集會議，商討今後軍事方針。在談到綏遠問題時，何說：“綏遠軍隊已受共黨接濟，現在起即應停發其糧餉用費。”徐永昌說：“綏遠軍隊近來尚對敵作戰，今即停其糧餉，似逼其投敵。”最後，顧祝同說：“如此可照三分之一發給。”（36）後來傅作義在給薄一波的一份電報中稱：“廣州每月發給部隊薪餉副食費三十五萬銀元，主食軍糧價十三萬六千銀元。”（37）這表明，廣州政府並未放棄綏遠。
由於擔心長時間的兩可狀態導致局面失控，7月14日，傅作義上書毛澤東，要求綏遠“能在最短期間徹底成為解放區、解放軍之一部”。在同一上書中，傅特意將其對董其武的若干指示電一併呈毛，其中有這樣一些話：“不要受反動派殘餘力量的引誘，認為反動派還有什麼希望”：“要知道反動派所代表的政策，是依靠帝國主義的賣國政策”：“中國反動派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幻想，必然要遭到破滅。”傅抨擊蔣、閻等“聽從美國帝國主義的指使，封鎖海口，濫炸人民”，表示“我半年來的親身體驗，深切感到中共各項政策的正確”。（38）傅將對董其武的這些指示呈毛，就是對毛的政治表態。7月16日毛澤東接見傅時說：“信寫得好，觀點正確。”（39）
正當傅擔心綏遠局勢失控之際，廣州政府向綏遠伸出了手。當年6月，閻錫山出任行政院長兼國防部長，7月27日，行政院通過任命，董其武任西北軍政長官公署副長官。（40）其後，董致電廣州友人稱，與中共方面“採取政治應付之舉，其目的是根據指示，想救傅翁返綏，重作領導，以雪受騙之恥。所以政治應付是手段，不是目的”。（41）這是董就綏遠政治狀態向廣州方面所做的解釋，意思是只有如此才能救傅。差不多同時，廣州還任命孫蘭峰、劉萬春為第九兵團正副司令官。（42）第九兵團原為廖耀湘兵團番號，將這個主力兵團的番號授予孫，以示對孫的倚重。對綏遠軍政職權的調整，表明廣州對綏遠仍具一定的操縱能力。
徐永昌於5月初辭去國防部長，在閻內閣中任行政院政務委員。由於與西北將領的歷史關係，徐的主要活動是協調西北各部軍事行動。8月1日，徐永昌飛抵綏西河套地區的陝壩，董其武、孫蘭峰、劉萬春到機場迎接。徐此行的目的是，策動董其武部西撤。徐記載：“飯後董其武來，述其不得已苦衷。蓋不稍與共商洽，共若真西來壓迫，我軍難於全師退至包西。”徐並不同董計較與中共劃界之事，而是直截了當地提出西撤要求。徐說：“第一，須將本地士兵多之部隊即先調至五原以西，留本地士兵少之騎兵等暫駐，綏、包至不易維持時，即全撤臨河以西。即是駐可守、退可走。”這是關於西撤步驟的安排。關於西撤的目的，徐說：“第二，即向最不利處設想，敵先攻漢中及廣州而占領之，並向四川壓迫，發生政治變化，此時中央在大陸據守桂、黔、滇，敵必分兵謀肅。西北到時馬鴻逵或個人出走，但馬步芳必仍拒戰到最後，綏軍盡可適時加入助馬。”
關於綏軍西撤之後的前景，徐繼而饒舌道：“第三，彼共黨亦人也，彼嘗詡其二萬五千里長征，吾人如亦人也，三萬里何妨。”徐甚至為董部出走描繪了一幅廣闊的路線圖，他說：“助馬不利時，可青、可川、可滇、可印，比時吾將為諸君辦外交。”“可印”指退至印度。最後，徐鼓勵董：“吾人必能復國，且必較戴高樂之有法國勝幾倍。”交談中徐得到一條重要消息：“其武曾述到宜生可能得便歸來。”董所以向徐披露此一消息，意思是綏軍的走向要由傅決定。徐當即表示：“即使宜生歸來亦必走我路線。”（43）
總之，隨着廣州政府加強利誘，綏遠政局至少在現象上複雜起來。
四
8月28日，傅作義、鄧寶珊等返回綏遠。此行的目的是，結束綏遠政治上不明朗的兩可狀態，完成易幟起義。而徐永昌則於8月22日被廣州政府任命為西北指揮所指揮，（44）以加強其協調西北各部的職能。28日徐適值寧夏視察，當即獲悉傅返綏消息，是日晚，徐“約崔亞雄來，請其明晨乘送餉飛機往綏遠晤宜生……詢其今後企圖”。（45）迅即展開對傅的摸底。
8月29日，徐與馬鴻逵研判傅作義返綏之意，馬說：“傳宜生之歸，必系受毛澤東指導，收拾西北，即各盟旗亦必響應之，西北大勢已去。”（46）預卜不祥。8月30日，派往綏遠的崔亞雄致電徐：“孫蘭峰、劉萬春皆言，傅宜生亟擬晤徐部長。”（47）這似乎又是一個積極的信號。31日崔亞雄返回寧夏，隨即報告徐：傅作義“對來賓表示，此來只有自我懺悔、自我檢討。詢其共方何以令其歸來等等皆不答，詢之從者亦然”。（48）是對國民黨還是共產黨“懺悔”、“檢討”，我們不得而知，這個滴水不漏、莫測高深的表態，等於沒有表態。崔亞雄未能摸到傅的底。
傅作義惟一的明確表態是，向徐永昌發出了會晤邀請。傅專書一函致徐：“亞雄兄來綏，拜讀手翰，渥蒙關垂，感篆良深。弟離平後，正在自我懺悔，自我檢討，極願與兄晤談，藉傾款曲……俟弟將包頭環境布置妥當後，再當奉邀蒞止，暢聆教益。”（49）
傅函看上去只是表達了與徐會晤的願望，其實是一個不露痕跡的兩手安排。傅所稱“布置妥當”，實際上就是指綏遠起義，傅所以並不邀徐即往，就是要留出時間開展動員，避免徐之早到而破壞起義。那麼，起義布置妥當之後，為何仍然邀徐會晤？因為傅要“藉傾款曲”。這個兩手安排的意思就是，一方面造成起義不可逆轉，另一方面又留出與徐會晤的時間，從而對徐，實際上是對蔣，做一個最後的政治交待。
9月1日，徐永昌、馬鴻逵飛抵重慶見蔣。2日，蔣指示徐到廣州“將綏遠事向大家討論一下”。3日，蔣對徐說：“關於傅宜生歸綏事件，望與李、閻商定取如何態度，及是否仍照常發餉等事。”（50）此時蔣提出是否照常發餉，表明蔣對傅之歸來不甚樂觀。
9月3日徐飛抵廣州，隨即向李宗仁報告綏遠問題，李明確表示“必爭取宜生”，並說他已“徑電宜生約會”。李“徑電”傅，表明李之急切。4日白崇禧見徐，“對宜生亦同李代總統，主爭取”。6日，李宗仁再次指示徐：“必爭取傅宜生。”（51）這樣，廣州方面明確了爭取傅的主張。
9月7日，徐再飛重慶。在對傅作義的判斷上，幾位高層人士並未形成統一意見。徐記載：“蔣先生對宜生之率部歸來不存奢望，余亦然。李、閻則否。”（52）這就是說，在能否爭取傅的問題上，蔣介石、徐永昌與李宗仁、閻錫山持兩種看法。
傅作義此次離平返綏，中共方面有人擔心傅是否會跑掉。毛澤東對主管綏遠工作的華北局書記薄一波說：“北平和平解放，傅作義交出二三十萬人，立了大功，我們對綏遠不能出兵，一出兵就輸了理……現在把領導責任放在傅肩上，這樣我們就主動了。傅作義哪裡會跑！就是跑掉了，又怎麼樣！”（53）在這裡，毛把什麼是被動、什麼是主動講清楚了。毛所以料定傅不會跑，因為此時國共戰局已經並將繼續發生重大變化。就在8月初，程潛、陳明仁舉行長沙起義，廣州政府正在失去湖南這道最後的屏障。大局如此，傅“哪裡會跑”。
傅返綏後，陸續將其工作情況上報北平。9月4日薄一波與聶榮臻致電傅：“毛主席認為兄在綏遠所取態度及步驟是正確的。”同時指出：“打破蔣（介石）、李（宗仁）、閻（錫山）、徐（永昌）陰謀及扣壓一批最反動的特務尤為必要。”（54）9月11日，傅致電薄一波、聶榮臻，表示綏遠起義“通電日內即可發出”，“軍政幹部對中共領導及人民政府各項政策，均表擁護，尤其對毛主席敬仰崇拜之熱忱，出乎一般意想之外”。（55）起義的籌備進展順利。
薄一波記載：“9月14日，毛主席又以我和聶榮臻同志的名義寫信給周北峰，通知傅作義、鄧寶珊和周北峰於9月20日至24日之間到北平參加政治協商會議。”（56）這個通知意味着傅留在綏遠的時間不多了。也就是在此之際，傅作義對於邀徐會晤一事由拖延變為急促起來。徐永昌日記9月15日載：“連日孫蘭峰轉宜生電速余詣綏。”所以催徐啟程，因為政協會議即將於9月21日召開，綏遠起義必須於此前舉行。然而綏遠起義又不能於徐到來之前舉行，因為一旦易幟，綏遠即與廣州政府決裂，這樣，徐將不宜再赴綏遠。因此傅與徐會晤的時間，只能安排在綏遠起義和政協會議之間。不難看出，這個縫隙就要合攏。
五
9月17日下午1時，徐永昌、馬鴻賓一行飛抵包頭，（57）傅作義、鄧寶珊、董其武、孫蘭峰等機場迎候。徐記載：“午飯飯後與宜生暢談。余謂今年一月間，若聽余言來綏，何至在平受數月悶氣。”徐首先與傅談悶氣，也就是首先挑逗傅的情緒。此招果然奏效，“談話間宜生突發議論，以為凡做首領的皆非好人，好人就做不了首領。並及共產黨首領尤其沒有好人，他們最專治，不令任何人有自由。過去若干傾心於共黨者漸有覺悟”。順着覺悟這個話題，傅接着發表議論，徐記載：“渠之長女在乎津亦是有名的作家，在共方每延譽，渠在家裡則嫌其不前進。渠語女，以對汝只有義務並不要權利，以後各行其是，某縱然死去，亦不要你收埋。”傅之長女即傅冬菊，中共地下黨員。
以上所言無非是些氣話，徐傅二人遠道相會當然不是為解悶氣，不過解解悶氣，二人也就有了溝通的基礎。晚飯後二人再談，傅“頗詢國軍能否守住廣州，美援為何”。傅並建言：“若能努力轟炸解放區各大城市的電力廠，則一切大小工業停頓，必能使全體工人發生反共作用。強似無目的濫炸，徒生人民反感多矣。”（58）
不難看出，傅的話題已由氣話轉入實質問題。傅提出廣州能否守住和美援兩個問題，其實是一個問題，美援的程度決定廣州能否守住。這是傅在摸對方的底，揣測廣州的氣數是否將盡。傅獻上了一個頗為厲害的轟炸電廠之策，但並未亮出自己的底牌，即綏軍與其個人的去向。而徐主要是聽，也不急於表明意見。頭一天的談話二人都是在觀察對方。
9月18日，徐記載：“早間張慶恩來，轉來蔣先生致宜生電，略雲二十五年西安事變後，余若不聽共匪甘言愛國抗日對外等等，國家不致受了其後的大禍，所以宜生切勿再受共黨險惡的欺騙云云。”如前所述，蔣對於傅之返綏“不存奢望”，徐亦然，蔣電的到來無非是盡力爭取。但既然蔣有意爭取，徐永昌此行的任務也就明確起來，即策反傅作義。
傅作義並不看重蔣電，因為蔣電不能解決實質問題。在18日的談話中，傅再度向徐提出美援問題，徐答：“很有希望。”僅此一句敷衍而空泛的答覆，實際上說明了美援並無多大希望。於是傅將話題扯開，說道：“美國人幫我們一分，必宣揚成十分，蘇聯幫中共總在暗處努力。如現在中共好的炮射手，都是俄國人，彼等不但穿中國衣服，並且也不進城，不似美國人，每須為之開闢跳舞場。”徐答，“有無陰謀亦即在此。”不過，有無陰謀並不能說明美援有無希望。此後，傅再也不提廣州能否守住一類話題，因為他對美援的情況已經心中有數。
接下來傅作義提出一個全局性問題：“美蘇戰爭看來亦不會遠。”所謂美蘇戰爭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這個問題的內涵在於，它一直被國民黨視為挽回敗局的契機。既然傅有此判斷，沉悶的對話開始活躍起來。徐說：“所以吾人無論現在軍事如何失敗，但正在改進，以待國際情勢之好轉。”在這個虛構的情勢好轉的基礎上，徐繼而要求：“在我看綏遠仍須走我從前對董其武所說的路線，蔣先生許以川北為綏軍根據地，並指揮西北各軍。能開川、陝、甘邊界固好，即先開河西，亦令西北各軍悉受節制。”
至此，徐明確提出對綏軍和傅的要求，徐首先亮出了此行的底牌。然而，話題一旦涉及綏軍西走這個實質問題，傅便不再跟進，冷漠地回答：“綏軍開不動，也不能指揮他人。”這就是說，儘管傅判斷美蘇戰爭不會太遠，但在戰爭發生前，傅並不會輕易上鈎，再度與蔣捆在一起，而是特意與蔣之間留出一定的距離。
就在徐傅交談之間，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18日上午舉行。徐當即得知：“此間旅長以上十之九均已簽名擁護傅宜生二月（按：應為一月）間和平主張，詆毀政府，贊成共黨之宣言，一俟全體簽名，即行發表……此其內心趨向可知矣。”（59）根據簽字儀式的舉行，徐永昌判斷已經探到傅的“內心趨向”。其實，徐遠未探到傅那個深不可測的底。
9月19日是徐在綏遠的最後一天，傅作義特意安排在此一刻向徐最終亮出了全部底牌。徐記載：“九時許宜生來，謂此地不能談話，乃偕過渠處。”此前的談話均在徐處，這一回所以變更地點，因為這將是傅真正的交底。易地之後，傅“秘謂：今日綏軍‘守’力量不夠，‘攻’勢更不濟，‘走’官有二萬眷屬，毫無安置。尤其大部分士兵為綏遠人，一時難於開動。自己一人南去無用，亦復無聊。即使蔣先生叫我指揮別人軍隊，人家對我亦無信心。所以現在必須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
徐永昌前一日提出綏軍西撤併由傅節制西北各軍，被傅拒之，但傅當時未說明理由，以上關於“守”、“攻”、“走”的結論，就是對徐的解釋。然而問題的核心並不在此，而在“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生存的意圖何在，這才是傅的底牌。
接下來傅揭開了這個謎底。他說：“經過一個時期的整理軍隊，以配合人民的支持，假定某一時期中共以兵壓迫時，彼時利用官兵心理卻可打出去。今日對蔣先生須求有效果的途徑，如系維持現狀，絕無生存之理。以聯共求得時間，而以革命求進展，利用合作農場，半年數月間可增至二十萬人。明年三、四月間將為中共最痛苦之時期，其最重要因素仍在經濟，中共絕不能成功。簡言之，領導人物大多數皆是壞人。等等。最後結論，中共可能失敗”，“（渠）要擴展實力，即是將可用幹部放入農村。”
傅將中共最痛苦的時期判定為1950年三四月間，這是指中共難以渡過這年的春荒。而利用合作農場，將幹部放入農村，此即傅之底牌。傅早年擔任綏遠省主席時，欣賞梁漱溟等人的鄉村建設學說，在綏遠推行過教育、生產、武裝三位一體的農村制度，即教、養、衛制度。傅所稱利用合作農場，就是寓兵於農的意思。傅的計劃是，一旦中共遭遇困境，而傅又贏得發展時間，屆時便可“打出去”了。這就是“與共黨聯合，以求生存”的意圖。隨着這個計劃的披露，傅向徐亮出了底。
經過上述解釋與交底，最後，傅作義以一段對蔣的感情色彩頗為濃厚的表態作為此番陳述的結束。傅說：“蔣先生權當認錯了人，權當傅某力量投了敵，但最後必要發生一個大報答。蔣先生此時盡可宣傳傅某之罪惡，只要蔣先生知道傅作義的心。此事做下去可能為中共殺害，但並未希望蔣先生為之昭雪。盼望好友之來如此之切，亦並非要好友為之保證，乃是要一二人知道中華民國勝利因素中仍有傅作義一員。傅作義必有轟轟烈烈之功績以報國家，以報蔣先生，不然有死而已。”據徐記載，傅“言下痛哭，且謂不想作了如此錯事，對不起人”。好友指徐。此番陳述解開了這樣一個謎底：綏遠起義之際，傅作義為什麼一定要留出一個時間差與徐相晤？說到底，就是為自己預留後路，一旦政局生變，有人為其作證。
大概為傅之“痛哭”所感染，徐不無動情地說：“想不到你要走此艱難之途徑。”不過徐的話題立即回到其使命上來，徐說：“中共軍隊南下成功，到某階段必以餘力向綏軍壓迫與清算，還不如此時帶走，總可得兩三萬勁旅。”（60）然而話題一旦至此，傅又縮了回去，以種種理由推之。這就是說，在對蔣的態度上，傅之所做與其所說，並非表現為零距離。
作為對蔣正式的政治交待，談話之後，傅向徐遞交了一份上蔣呈文。這是傅作義就政治、軍事、經濟、外交、黨建等等問題，向蔣提交的一份全面的獻策。呈文分為“（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相持階段之形成”、“我們的做法”三個部分。關於中共可能失敗的條件，傅着重指出中共的幾個弱點：“外交孤立”：“經濟貧困、食糧發生不足”：“軍隊前進太快，後方空虛”。關於相持階段的形成，傅重點建議：“封鎖，疲睏經濟”：“轟炸電廠，以擾其人心”：“沿海交互登陸，以分散敵兵力”；同時建議側重宣傳中共“出賣國家民族”。關於“我們的做法”，這是一個重建國民黨的意見，核心是“我們應認識我們已經失敗，應重新革命、重新復興”。（61）
歸納起來，傅對徐的交底以及上蔣呈文，無論從哪個意義上講，都是一個要做蔣的孤臣孽子的表態。
如前所述，傅作義在7月14日呈毛澤東的上書中，稱蔣、閻賣國，幻想第三次世界大戰，封鎖海口、濫炸人民，沒有希望等等。而在9月19日呈蔣的上書以及與徐永昌的一系列談話中，則稱中共賣國，美蘇戰爭不會遠，建議封鎖、轟炸電廠，並稱中共不能成功等等。將兩者聯繫起來，可以看到一些甚為相近的詞句，但問題的對象完全不同。
據王克俊記載，綏遠起義通電的簽字儀式於9月18日上午舉行，（62）但孫蘭峰並未簽字。董其武與孫蘭峰為綏遠的兩位軍政頭面人物，董在起義問題上態度鮮明，而孫則不甚明朗，稱病住進醫院。如果孫不簽字，綏遠起義便不是圓滿的。為此，傅作義抵綏後對孫做了反覆的動員。傅說：“共產黨是以人民的利益為基礎……從北平和平解放到現在，事實證明我們是做對啦！路是走對啦！”（63）可以肯定，傅的勸說是孫最終簽字的重要原因，但同樣可以肯定，這並非惟一的原因。
孫蘭峰對其住院一事有這樣的說明：“徐永昌和傅先生見面之後，還表示要同我見面。我為了不使傅先生對我產生懷疑，我決定不和徐永昌見面，就裝病住進醫院，對外任何人都不見。”（64）總之，不容置疑地將徐拒之。然而不幸，徐永昌披露了與孫的秘密會見。
9月18日下午，徐永昌胃病復發，一度昏迷，一時間來客均不能見。是日，徐在日記中記載了這樣一件事：當晚“十一時孫蘭峰再來”，“再來”說明孫此前已來過，因徐病未能相晤。此次，孫對徐說：“宜生現在迫其簽字，避走不得，並言此時屈從，將來必可對國家發揮力量。”在孫做了這番與傅作義大意相同的陳述之後，徐永昌的表態是“許之”。（65）
這就是說，孫蘭峰見過徐永昌，是瞞過了傅作義與董其武。“許之”，指孫參加起義一事得到徐的批准。據王克俊記載：“十九日凌晨，孫蘭峰終於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幡然覺悟，給傅先生打來電話，表示願意參加起義。清晨，傅派我帶着通電文件到孫住處讓他簽字。”（66）上述記載表明，孫所以於19日凌晨“幡然覺悟”，原因是他已於18日深夜得到徐的“許之”。
孫從未做過徐的部屬，其行事無須徵得徐“許之”，所以多此一舉，說到底，就是為自己留條後路。從徐永昌前面的記載看，傅作義邀徐會晤的電文多由孫蘭峰經手，而不是董其武，因此孫大體上可以揣摩到傅的此番用意，故而做出了一個與傅大致相同的兩手安排。
徐永昌忽病，引起傅作義的不安。19日上午傅與徐深談之後，對鄧寶珊說：“次辰（徐永昌的號）病了，要呆在這裡不走。他不走，我們不能起義，不是耽誤了我們的大事嗎？”可見，傅上午在徐面前“痛哭”之後，中午即設法如何將徐快速送走。董其武記載，傅與鄧商定由鄧出面見徐，鄧故意要求徐留下來領銜起義，徐見不妙決定立即離綏。（67）
鄧徐談話時董並不在場，從徐永昌的記載中沒有看到董其武描述的那些話，不過鄧的確說了些不甚好聽的話。徐記載，鄧來後“一再勸余辭職務。並謂你的身體不堪再勞苦下去，政府已不可救藥，徒自摧殘自己，於事無益”等等。鄧同時也說了些解釋性的話：“三戶亡秦已非其時，奈何。”（68）這是對綏遠起義的解釋。
結果是，徐永昌於19日下午2時飛離包頭，而綏遠起義通電則於4時發表。
現在，將9月19日在綏遠發生的事串聯起來，可以看到這樣一個過程：清晨，孫蘭峰簽字之後，起義通電的簽字手續圓滿完成；上午，傅與徐深談，亮出了寓兵於農的底牌，並遞交了一份全面獻計獻策的上蔣呈文，至此，傅完成了對國民黨的政治交代；中午，由鄧寶珊出面將徐趕走；下午，徐於2時飛離，綏遠起義通電於4時發表，至此，傅完成了對共產黨的政治交代；當晚，傅、鄧等登車啟程返回北平。
傅作義一日之內一併完成對國共兩方的政治交待，並且整個安排策劃周密，對於國共均無破綻。
六
徐永昌的策反之所以未能奏效，從根本上講是徐始終無法就國共戰局的前景說服傅作義。徐、傅二人曾有這樣一次對話：“宜生詢政府方面對渠之返綏作如何觀察。”徐答：“就余個人看法，共黨首腦以青軍守蘭州，胡軍在南，馬軍在北，共軍如深入，處於三面受敵……故情急而要君等返綏，以阻撓寧綏軍之出擊。”在徐看來，中共至少在西北戰場處於三面受敵的不利態勢。然而對徐的此一判斷，“宜生以為非是”。（69）可以說，正因為傅對於國共戰局保持了清醒的認識，徐最終無功而返。
綏遠之行對於徐永昌來講，最感意外的莫過於傅的那個寓兵於農的計劃。儘管二人相交多年，徐對傅仍然產生了幾分異樣感覺。分手之後，驚嘆不已的徐永昌在當天日記中寫道：“宜生今茲作風誠屬非常人也，余則不能。”（70）
9月20日徐飛抵重慶，隨即見蔣，“將宜生衷曲一一陳之”。對於傅那個瞞天過海的計劃，蔣聽後“搖首，謂很難成功，一定畫虎不成”。10月2日，徐在廣州向李宗仁復命，李“對宜生仍寄與希望，並雲若干所謂和平分子投共亦佳，可以沖淡共黨傾向蘇聯之心情”。（71）這個自欺欺人的結論，為廣州政府策反傅作義的行動畫上了句號。
9月22日上午，傅作義回到北平，次日出席政協會議並在大會發言：“作義這次到綏遠時，蔣介石給了我一個‘親切的’電報，說我這次從北平到綏遠，正像他當年西安事變以後從西安回到南京一樣。他說，當他回到南京以後，由於一念之差，竟鑄成今日危亡之大錯，所以要我接受他的教訓……但是我堅決拒絕了他。”（72）關於蔣介石致傅作義的這份電報，迄今，在有關傅作義的著述中仍被廣泛引用，顯然均出自傅的這個講話，人們並未親見。根據徐永昌9月18日日記，蔣電的確提及西安事變，的確對傅有所勸告，但並未稱傅之返綏“正像”他當年由西安返南京一樣。無論身份還是地位，傅與蔣均不能相等同。“正像”之說無疑為傅之杜撰，意在自抬身價。
傅作義對徐永昌的交底，其核心是“利用合作農場”。對此，傅是否採取過某種方式以求實施？當年主管綏遠工作的薄一波記載，傅返回北平後隨即向薄建言：後套地區“可耕地為10萬頃，而現耕種面積只4萬頃，如果政策允許的話，他願意在此修水利搞合作農場”。薄記載：“我把他的意願報告黨中央，不久，毛主席就在傅的意願的基礎上提名他為中央人民政府水利部部長。”（73）毛對此是怎樣考慮的不得而知，總之，水利部長的職位把傅留在了北平。
行文至此，一切似乎應該結束了，然而不幸，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政治秘書室主任的師哲，在其晚年的回憶中披露了這樣一件事。他寫道：“中央人民政府成立，讓傅作義擔任了水利部部長。約一年後的一天，他找到毛澤東，給毛澤東說，他還有多少電台，多少枝槍，存在什麼什麼地方。”傅作義私藏一批武器電台，證實他對徐永昌所說的那些話並非全是妄言，他的確對中共留了一手。對於傅的這個最後的交待，毛說了這樣一句話：“你留着用吧。”（74）
傅與徐的談話以及上蔣呈文，儘管內容廣泛，但傅真正的着眼點是三個：美蘇戰爭不會遠；中共難以解決來年的糧食困難；軍隊前進過快，南下西征之後華北空虛，易被美蔣登陸。如果這些判斷能夠成立，傅便可以亂中再起。反過來，傅所以最後交出這批私藏武器，同樣因為這些事件並未如期發生。傅失算了。如此結局，應驗了一年前蔣的判斷：“一定畫虎不成。”
將本文前面的材料羅列起來，可以看到一些匪夷所思的現象——截然相反的兩個傅作義。發生在傅作義身上的這種政治與人格的撕裂，恰恰是改朝換代的歷史輪替所派生的那個特殊政治群體——“貳臣”，以及這個群體所特有的政治性格——雙重性格。
一般說，這個群體中相當多的一部分人士在其最初一段時間，大都存在這樣一個問題：政治與情感的錯位。也就是政治上選擇了另一方，而其情感或多或少還停留在原來那一方，兩者尚未統一。鄧寶珊在送走徐永昌時說了一句實話：“寡婦嫁人無痛苦，活人妻嫁人真有痛苦。”（75）改嫁即重新選擇，痛苦即情感尚未同步轉移。傅作義一面舉行綏遠起義，一面對徐永昌痛哭，一定程度上就是這種錯位的反映。
還在天津戰役之前，林彪、聶榮臻於1月8日致電毛澤東，判斷傅所以和談，“其用意是平津不戰以討好人民；不投降繳械討好蔣介石；讓出乎津討好中共”。（76）北平的和平移交，事實上正是一個三面討好的結局。爾後，在綏遠起義過程中，傅作義故伎再施，再次導演了一幕對國共兩面討好的兩手交待。
傅作義所以數面討好，對毛和蔣說兩套話，說到底就是為自己可能的再起，留出足夠的餘地。而傅所以還有再起的打算，實際上就是對中共的政權能否穩固還存有疑慮。
傅作義生於亂世，從一個小派別綏軍起家，最後成為國民黨一個戰略集團的首領。在爾虞我詐的仕途升遷過程中，他看到過太多的群雄起消、世事輪迴，他正是以這些舊式軍人的世俗經驗，來應對國共這一回權力互換的。於是，便發生了兩個傅作義這種看似匪夷所思、實則可以梳理的現象。
毛澤東在七屆二中全會上就解決國民黨殘餘勢力提出天津、北平、綏遠三個方式，這三個方式的直接對象都是傅作義。顯然，無論形式還是性質，三者之間都存在着深刻的區別，其本身並不相通。然而有趣的是，傅作義卻將看似不相通的三個方式貫通起來，一一領教。此舉在解放戰爭全部過程中，傅作義之外，絕無僅有。從這個意義上講，傅之反正過程，創造了一個甚為罕見的殊途同歸的範例。
本文關於傅作義雙重性的研究，並不涉及傅之功過。這個特殊的政治群體的存在與表現，其學術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歷史的多樣性的存在與表現，並且使之更為具體，更為生動。
注釋：
①有關傅作義的著述，重點集中於北平和談，關於傅雙重性格的專題研究似尚未見。另外，傅作義曾有寫日記的習慣，但日記“已在北平解放時全部付之一炬了”。參見仲文：《關於傅作義的“華北剿總”》，政協全國委員會編：《傅作義生平》，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頁。因此目前有關傅作義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戰閻錫山失敗後，1931年張學良將閻部縮編為四個軍，由商震、徐永昌、楊愛源、傅作義分任軍長，故有四大軍長之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