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上次解散眾院是在兩年前。2003年11月10日，第43屆眾議院大選結果揭曉，自民黨跌破議席的半數，甚至比議會解散前還少了10席。而最大的在野黨民主黨獲得長足的進展，席位大增，與自民黨輪流坐莊似乎已成時間問題。與朝野兩大黨相比，左翼的共產、社民兩黨全面後退，對政壇的影響已經式微。
回過頭來看，這是日本在“普通國家”化進程中的一次重要洗牌，僅兩個月後，一隻由一千多名自衛官組成的維和部隊就開赴到了伊拉克戰場。其後，日本在立法、外交和安全保障等方面，明顯加快了“普通國家”化的節奏。
兩年後的8月8日，因郵政民營化改革方案受挫，小泉再次解散眾院，宣布於9月11日舉行大選。三年前的“9•11”事件，客觀上構成了布什政府徹底走向新保守主義，在全球範圍內拉開反恐戰爭大幕的理由。而即將於9月11日舉行的大選，會不會成為“9•11”事件的日本版，包括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正在密切關注。雖然把一次大選與端掉世貿雙塔的恐怖襲擊相比較，有些匪夷所思，但是，就其可能成為一個國家收緊國內輿論的口實和對外政策的分水嶺而言，則似乎不無相似之處。
眾院被解散後的民調表明，小泉的支持率未降反升。在“終戰日”8月15日發表的、其內容由內閣批准通過的“小泉談話”，在對歷史問題的認識上，儘管未能超出10年前“村山談話”的水平，但遠比日前由日本朝野黨派聯合起草的“戰後60年國會決議案”來得積極、誠懇、健康。如果進一步聯繫到小泉放棄了在8•15當天參拜靖國神社的事實及中日關係不盡人意的現狀的話，我們甚至可以認為這不是一個低調的，甚至是比較“高調”的談話。
我們注意到，小泉在8•15談話中除了代表日本政府對於過去殖民、侵略的歷史再次表達了“痛切的反省和發自內心的歉意”之外，還以相當的篇幅回顧並自我評價了日本戰後走過的和平發展道路及其對世界和平與繁榮做出的國際貢獻。雖然照例保留了放棄走戰爭道路的內容，但卻沒有出現曾經在“村山談話”中出現的，並屢次以國家名義對國際社會表明過的“摒棄自以為是的國家主義”、“徹底銷毀核武器”等措辭，代之以對發展中國家開發、克服貧困、地球環境保護、不擴散大規模破壞性武器、恐怖主義的防止與根絕等人類共同面臨的新挑戰、新課題的闡述，及對日本志在“作為國際社會有責任的一員發揮積極作用”的表態。給人的感覺，日本在預設即將成為“普通國家”的前提下，在對成為“普通國家”後的角色進行定義。
事實上，日本政治辭典中所謂的“普通國家”，主要有兩層含義：第一，擺脫“戰敗國”定位，從而徹底掙脫《聯合國憲章》等國際條約中以“敵國條款”的形式，“強加”在二戰戰敗國身上的“歧視性”約束、捆綁；第二，成為一個“正常”國家，而所謂“正常”，則是超越“普通”之上，至少要與其經濟實力和國際貢獻相當才行——說穿了，就是做政治大國、軍事大國。早在日本一心發展經濟、和平主義尚為主流社會思潮的時期，對於日本的發展模式，國內曾有一種意見，認為日本已不必更發達，未來可借鑑歐洲一些國家的模式，以“民生大國”（Civilian Power）為國家目標，國內大力發展高科技、金融、旅遊等高附加值產業，對外主張國際合作與協調，旨在成為亞洲的瑞士那樣的國家。然而，隨着在“失落的十年”中經濟的持續低迷，特別是進入21世紀以來，國際局勢的劇變和日美安保的重新定義，“民生派”早已邊緣化，其曾經的思想空間也已經徹底讓位給了以“普通國家”為國家訴求，對外主張自由、自助、自決，甚至不惜“先發制人”的“總保守化”思潮。
對於9•11大選，尚有諸多不確定性因素，也許我們目前還無法就其結果做出有效的預測。但是，對於日本在“後9•11”時代的走向，似乎已足夠明朗。無論是小泉繼續執政，還是民主黨上台，儘管不同的政黨、不同的執政綱領及不同性格的領導人在對歷史問題、靖國神社問題的態度和應對上，可能會有一定的溫差，但日本社會的“總保守化”將是不可阻擋的潮流。這一點，只要比較一下自民黨和民主黨各自打出的執政理念、綱領就會一清二楚。
只要日美安保繼續強化，“中國威脅論”就不會退出日本的主流意識形態。這不僅是由於中國的崛起給日本帶來的基於歷史文化的心理壓力如此的現實而具體，更因為“中國威脅論”的策源地在相當大的程度上本來是美國，日本不過是基於地緣政治和民族國家性格等原因，過度地檢出並放大了這種聲波而已。
具體到使中日兩國齟齬不斷，並導致雙邊關係全方位大幅倒退的歷史問題，更是錯綜複雜到令人慾說還休的地步。最近，由中日韓三國歷史學者共同編纂的《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同時在三個國家出版發行。細加考察，且不說東亞三國對歷史的“共識”確實欠豐富，即使是對這樣一本小冊子，各國的接受程度也可謂大相徑庭。中國算是積極的，韓國次之。可在日本，“涼快”到幾乎找不到像樣的出版社來付梓發行的程度。
對此，一位日本學者無奈地說，“我們在歷史問題上惟一的‘共識’，就是認識到我們對歷史的認識是不同的。”此言言中與否另當別論，但我們卻應當意識到，包括歷史問題在內，有文化社會的原因，有民族性格的差異，有制度和意識形態的不同，更有冷戰等外部因素，相互尊重，求同存異，變異為同才是惟一可行的道路。日本問題專家馮昭奎認為，“歷史問題不應當是解決兩國問題的入口，而應當是出口。”畢竟，除了歷史問題之外，雙邊關係中還有太多更加重要、亟待解決的課題，而有些問題是戰略性的。
無論如何，既然我們沒有足夠實力來制約日本成為政治、軍事大國，那麼從現在起，我們就必須學習如何與一個日益走向“普通國家”化的強大鄰國和平相處。否則的話，當日本有一天真的坐成了政治、軍事大國，整個亞洲，乃至世界都不得不對它刮目相看的時候，我們說不定又要為沒能在更早的時候“知日”而付出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