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中美軍事關係日益緊張

　　從以增進戰略互信為主演變為管控競爭為主


　　2018年6月26日至28日，美國國防部長詹姆斯·馬蒂斯對華進行了工作訪問。對此，在馬蒂斯結束訪華並離京當天，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美國國防部長馬蒂斯訪華取得積極和建設性的成果。而馬蒂斯也在離京前表示，與中方的會談“非常、非常好”，旨在建立“透明的戰略對話”。吳謙還透露，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將應邀在今年內訪問美國。

　　可以確定的是，這次訪問的總體交流氣氛是積極的，雙方就一些敏感問題坦率交換了看法，但並未形成能夠叫得響的成果。這種看上去有些反差的結果，也多少也反應了當前中美軍事關係日益緊張、從以增進戰略互信為主演變為管控競爭為主的現實。

　　戰略環境持續下行

　　曾幾何時，中美軍事關係也一度掀起了一個小高潮。

　　2013年6月和2014年11月，習近平主席與奧巴馬總統兩次會晤，就兩軍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的新型軍事關係達成了重要共識。2013至2015年初的兩年多時間裡，中美兩軍在高層交往、機制性對話與磋商、中青年軍官交流、聯演聯訓等方面不斷取得新進展。中國海軍應邀參加美國海軍主導的“環太平洋2014”軍演、雙方簽署《建立重大軍事行動相互通報機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為準則》兩個互信機製備忘錄，則實現了兩軍交往史上的重大突破，標誌着兩軍互信和危機管控機制建設取得歷史性突破。

　　然而，這種勢頭在2015年前後戛然而止。表面的原因是，雙方因中國南海島礁建設引發了新的摩擦；實質的原因是，美國對其戰略環境和對中國的認識發生了戰略性改變。

　　在這一年，美國連續出台了新版的《國家安全戰略》、《國家軍事戰略》、《21世紀海上力量合作戰略》和《亞太海上安全戰略》等一系列戰略文件和政策報告。當時美國戰略界關於戰略環境的爭論已有定論，認為美國面臨的海上戰略環境已經發生巨變，失敗國家和恐怖主義雖然仍能構成廣泛的重大挑戰，但大國地緣競爭已經上升為頭號海上威脅。美方報告中提出，“今天的安全環境已經與我們過去25年習以為常的戰略態勢截然不同，這需要新的思維和行動方式。”無論是基於反介入與區域拒止力量、遠洋海軍還是“灰色地帶”對抗，中國都被認為是最具潛力的戰略對手。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在亞太戰略安全政策方面，基本上延續了奧巴馬政府的戰略認知和政策路線。美國的軍事戰略一向具有較大的穩定性，向來不太受政府更迭的影響。在對美國面臨的戰略環境和對中國戰略競爭對手的定位上，特朗普政府更進了一步， 2017年12月的發布《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報告和2018年1月的《國家防務戰略》報告中表示，美國已進入“大國競爭的新時代”，美國的戰略重點在印太，而印太的最大對手就是中國。在歷史上，中國首次成為美國國安戰略關注的最大重點。在任不到兩年的時間內，特朗普放手國安團隊和防務部門醞釀“印太”戰略和海上戰略轉型。從目前披露的信息來看，中國無疑已成為美國國安戰略、“印太”地區戰略和海上戰略的焦點國家或對手。

　　在5月底改名為美軍印太司令部的美軍太平洋司令部總部高官則不斷口出狂言，渲染緊張氣氛。

　　不容忽視也不應存在僥倖心理的是，美軍大幅提高了在南海行動的頻率和等級，在軍事戰略、作戰概念和裝備建設等方面都在以中國為重點進行布局和探索。在2015年至2016年間，美國海軍恢復中斷了74年之久聚焦爭奪海洋控制的高烈度衝突的“艦隊問題”演習（Fleet Problem），該演習在太平洋戰爭前曾針對日本，如今則被認為是針對中國。

　　三大障礙繼續加劇

　　進入21世紀以來，美國對台軍售、美軍抵近偵察和美國對華軍事交流的歧視性法案被稱之為中美軍事關係發展的三大障礙。在歷次的高層對話和交流中，中方一直堅持要求美方採取主動，消除這三大障礙。然而，美國不僅從未嚴肅考慮過這些問題，在實際行動方面反而變本加厲，愈演愈烈。

　　美國對台軍售是早該解決的歷史遺留問題。根據1982年的《八一七公報》，“美國政府進一步聲明‘它不尋求執行一項長期向台灣出售武器的政策，它向台灣出售的武器在性能與數量上將不超過中美建交後近幾年來供應的水平。它準備逐步減少對台灣的武器出售，並經過一段時間導致最後的解決。’”但隨着冷戰的結束，美國即完全放棄了履約的打算，老布什、克林頓、小布什和奧巴馬政府都曾大規模向台出售武器。

　　特朗普政府上台後，有意改變一攬子交易，轉而採取逐案審批的方式，推動對台軍售的常態化。2017年6月，特朗普政府首批約14億美元的對台軍售得到批准。2018年3月16日，特朗普簽署國會參眾兩院已通過的“與台灣旅行法”，鼓勵允許美方所有層級的官員訪問台灣，允許台灣高階官員在“受尊敬的條件”下來到美國。《2018年國防授權法案》允許美台軍艦相互停靠對方港口；《2019年國防授權法案》要求美軍和行政當局採取措施提升台灣的防務能力。

　　美國每年動用艦機針對中國大陸實施上千次的抵近軍事偵察，偵察內容包括中國大陸沿海沿岸重要軍事目標的活動、導彈發射及軍事通訊等。部分行動接近甚至緊貼中國領海線進行，給中國的國家安全、裝備安全和人員安全構成嚴重威脅。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的起因就是美國在海南島附近海域進行近距離偵察。近年來，美國日益視中國為戰略競爭對手，無論是頻率，還是烈度，抵近偵察行動都在持續加強。

　　美國《2000財年國防授權法》、《迪萊修正案》，以及《1990-1991財年對外關係授權法》等法案在至少15項領域限制兩軍交流，限制對華高技術出口。這些歧視性法案是在兩軍關係低迷、國會反華勢力抬頭的情況下出台的，是中美提高戰略互信，加強戰略溝通的瓶頸。以往，美國軍方與國會的態度有所不同，出於發展兩軍關係和互通有無的考慮，在執行層面保持一定的彈性，願意在歧視性法律的邊緣領域進行一些創新性的交流與合作。不過，從2015年開始，美國軍方態度逐漸與國會走近，收緊了兩軍交流的操作空間，很多計劃好的交流項目要麼被取消，要麼被打折扣執行。

　　第四大障礙快速發酵

　　2015年以來，南海“軍事化”問題成為兩軍關係中的一大新問題，其風頭大有蓋過“三大障礙”的趨勢。美國所謂的“南海軍事化”，指的是中國在擴建島礁上部署武器，或者中國將南海島礁用於軍事用途的行為。在中方不斷強調美方才是南海“軍事化”的始作俑者和操盤手的情況下，美國近來開始用“島礁軍事化”代替“南海軍事化”，以使其措辭相對自洽。

　　2015年初，中國南沙島礁建設初具規模，引發了美國的高度關注和強烈反應。此後，美國在公開和官方高層交流渠道中頻頻炒作“南海軍事化”問題，要求中國做出承諾，不在新擴建的島礁上部署武器。在中方看來，美國的指責和要求毫無道理，中國在自己島礁上建設防禦性設施，這是國際法賦予的自保權和自衛權。中國花這麼大代價擴建島礁，讓中國承諾不在島上部署武器不符合邏輯。

　　中方擴建島礁並非完全出於軍事目的，還有多重其他非軍事目的，如改善民生、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等。但是，鑑於南海複雜的地緣形勢，島礁也亟需提高自衛能力，中國不是在南沙最早部署武器的國家，國防政策是防禦性的，中國部署武器的數目多寡和能力高低，取決於其面臨威脅的大小。儘管如此，在實際操作中，中方保持着極大克制。中方南沙島礁的基礎設施早就建設完畢，但一直到2018年5月份前後，為應對美軍在島礁周圍不斷升級的挑釁行動，才開始在島上部署反艦導彈和防空導彈等實質性裝備。

　　值得注意的是，在“島礁軍事化”問題上，美方日益上綱上線，甚至不惜進行議題捆綁，如將島礁導彈部署與環太演習聯繫在一起，以此為藉口，取消了原本計劃內的中國海軍參加“環太演習2018”的邀請，還傲慢地要求，只有中方撤出島上部署的武器，才可能進行類似環太演習的交流與合作。

　　圍繞“南海軍事化”較量的背後，是中美日益加劇的南海戰略博弈。中國希望維護自己在南海的主權、主權權益，並獲得合理的權力地位和戰略空間；而美國希望繼續維持在該地區的海上主導地位，對中國在南海迅猛發展的力量感到極不適應。“南海軍事化”概念已成為一個綜合性博弈的概念，一方面是雙方力量差距的縮小和反縮小，以及雙方現場的摩擦與對抗，另一方面是雙方外交和國際輿論的較量，即便中方相對被動，但面臨美方關於“南海軍事化”愈演愈烈的炒作，也不得不進行反駁和反制。

　　中方並不願意與美方開闢新的對抗戰線，但美國執意如此，中方也別無選擇，可以預見，圍繞“南海軍事化”的鬥爭將成為中美軍事關係中的一大新的具體障礙。

　　防止“真打起來”

　　無論中國意願如何，這場由美國挑起的戰略競爭已經開鑼。在中美關係中，中國當然擁有很強的塑造能力，但美強中弱的戰略格局短期內不可能得到改變，美國對中美關係的塑造能力和潛力先天強於中國。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可能改變不了中美戰略競爭的基本路線，但有改變競爭節奏和烈度的較強能力，過高或過低估計自身的能力都可能導致戰略上的重大失誤。

　　冷戰後的很長一段時期內，中美軍事關係的主要任務在於增進戰略互信，減少不必要的誤判，並推動中美關係的總體穩定。目前來看，情況和形勢已經發生了巨變，意圖的相互了解可能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基於能力的相互試探及相互克制。時至今日，無論中國如何苦口婆心、如何高明地向美國表達自身的和平意圖和防禦性國防理念，都改變不了中美軍事關係發展的趨勢和大局。

　　在美國設定的中美戰略競爭的框架內，雙方亟待解決的是如何管控競爭，防止競爭無限制擴大和升級，進而引發雙方的武裝衝突。就危機管控機制的質量和有效性來看，中美間現存的一系列有關危機管控的安排遠不能與冷戰時期的美蘇相比，與美俄軍事關係相比也有一定差距，儘管中美關係仍然比當年的美蘇關係和今天的美俄關係要好很多。

　　在中美都在強化西太平洋軍事力量並彼此為主要對手的背景下，雙方的艦機和其他軍事平台每天都在發生各類頻繁的“相遇”和摩擦，頻率和烈度還在快速攀升，加強有效的危機管控十分必要。溝通管道和機制建設是很重要，更重要的是，雙方需要就該地區的權力分配、行為規則和區域秩序形成必要的共識，並在此基礎上達成一個包容性的安全架構。唯如此，雙方才有可能進行真正有效的危機管控。

　　鑒此，中方應直面矛盾、直面分歧，以一個強者的心態與美方進行博弈。中國的文化較為含蓄，很多分歧不願意攤開了談，往往過於重視對總體氛圍的維護，而忽視對具體分歧的表達和具體問題的解決。當然，以前長期作為弱者，中國在具體問題上也沒有太多與美方討價還價的本錢，這使得中國可能也缺乏相應的博弈經驗和談判能力。今後，中國要儘快轉變角色，有意識地提高相關能力，不要老以弱者和受害者的心態與美方互動。

　　另外，中方也需要充分考慮到中美戰略博弈的複雜性和長期性，並做好相應鬥爭準備。中美的軍事競爭是一場“持久戰”，可能會持續10年甚至數十年，不經過長期的、激烈的鬥爭，美國不可能對中國的主權、主權權益和海上地位給予相應的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