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變八十年：了不起的中國人 左宗棠

2017年7月7日，是中國抗戰爆發“七七事變”的80周年。

1937年，野心勃勃的日本軍隊以“一名士兵失蹤”為藉口，悍然挑起了針對中國的全面入侵。由此，全世界的華人掀開了波瀾壯闊的抗戰序幕，最終奠定了中華民族由弱到強的基礎。

回首往事，令人不禁唏噓。當年的中國是一個何等貧弱崩解的國家。1937年，全中國的鋼產量僅有55.6萬噸，而日本的鋼產量相比之下竟有580萬噸，超過中國的十倍；1937年，中國正處在四分五裂、軍閥混戰和民不聊生的動盪之中，而當年的日本則是一個令人生畏的世界強權；1937年，中國的軍隊落後虛弱，思維組織還停留在遙遠的綠林封臣年代，而日本則擁有世界上頂尖的武裝力量。 ）

如此懸殊的國力對比，賦予日本軍方狂妄的征服野心，使其試圖在三月之內鯨吞中國；如此鮮明的強弱之勢，弭平了部分中國精英的抵抗希望，使其誤以為“中國斷無倖存之理！”如此明顯的成敗爭局，迫使列強對中國抗戰的未來不報期盼，“中國之局，非我所能干預，唯觀成敗而已。”

然而，無論是那些傲慢的日本軍隊，還是“低調俱樂部”里自卑的中國精英，亦或是冷眼旁觀的西方列強，他們都忽視了最為關鍵的一點，即那蘊含在億萬萬華人內心深處的民族主義之魂，已經在辛亥民族革命的烈火下得以點燃，並形成了不可阻遏、不可戰勝之勢。

在戰爭中過程中： 日本的外交家曾不止一次的認為，隨着中國軍隊的不斷潰敗和國土的不斷喪失，中國政府註定會向日本屈膝求和，如同甲午戰爭中的慈禧老太后一般。

日本的政治家也曾不止一次的估計，隨着中央軍的不斷衰敗和地方軍的保存實力，中國心懷叵測且實力強大的地方軍閥如龍雲、閻錫山、以及李宗仁等，最終將會在日本的寬大誘惑下背叛重慶，與“皇軍”選擇合作，如同清軍入關時投降清朝的吳三桂、劉良佐、劉澤清和左夢庚等明軍將領一樣。

日本的經濟學家（包括西方）更曾不止一次斷言，隨着中國的國際貿易在1939年被全面封鎖，中國政府的財政力量將無法承受總體戰爭的負擔，而中國的社會也將在劇烈的戰爭通脹衝擊下，最終陷入崩潰，如同1917年沙俄、1918年帝德的崩潰一般。

然而，以上這些預判，從來沒有在抗戰中真正發生過。

無論是南京武漢失守之後居正、孔祥熙以及汪精衛等人對蔣介石的連番勸降，還是1940年至1941年6月前德國橫掃歐洲、日蘇日益親密、英美介入渺茫之下的國際希望斷絕，亦或是中共迅速擴大、國家面臨動盪危機，重慶政權及其下屬的中央軍隊從來未曾動搖過抗戰的決心，如同蔣介石在1937年廬山會議上所做的誓言：“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那時節再不容許我們中途妥協。”

1938年武漢失守之後，雲南王龍雲曾經動搖過，並試圖通過汪精衛的渠道與日本達成諒解，1944年12月，日軍占領貴州獨山逼近雲南，龍雲曾授意省議會通電擁護汪偽政權，但這些舉動卻都遭到雲南省議會的堅決反對而罷——“中國之雲南可以破敗，但絕不可投降！”；1942年，面臨日本、中共雙重擠壓的閻錫山決心投靠日本，他通過“安平會議”與日本達成妥協，隨時準備出降，但是閻錫山的鐵杆親信梁化之、血盟兄弟趙戴文卻堅決反對，梁化之在日記里寫道“設有不幸，(司令長官閻錫山)為大家一時之蒙蔽，則司令長官歷史上將如何？我自己將何以自處？吾願忠於司令長官，吾更願忠於中華民國。吾子孫均為中國之民眾，設不幸出此，誓願以生命勸司令長官，並以報國家也。”

從1939年開始，隨着國民政府財政崩潰，以及由此引發戰爭通脹以可怕的速度迅猛蔓延，國統區的經濟實際上已經崩潰，民眾對政府的不滿甚至憎恨日益加劇。不過，中國普通民眾的戰爭決心遠比1918年的德國人和1917年的俄國人來得堅強，他們的意志從未有過動搖。1941年3月，經濟惡化、土地淪喪、國際希望斷絕下的重慶人民在中央公園（現人民公園）舉行抗戰募捐活動，在一片泣啼之中，募捐竟得三百萬元，蔣介石聞訊不由嘆息“唯有我黃帝子孫方能具此抗戰不墮之志也。”

日本的軍閥永遠不可能理解貧弱的中國為何堅強如此：1895年統一的滿清不過是一個異族統治下的蹣跚君主國，1937年分裂的中國卻是一個辛亥民族光復運動催生的民族主義國家；1645年爭相投誠的劉良佐、劉澤清、左夢庚和鄭芝龍等軍閥集團不過是一群有奶便是娘的人渣惡棍，但1937年龍雲、閻錫山、李宗仁卻是辛亥民族革命分離出來的地方自我標榜民族領袖；1895年的清國百姓對異族封建皇帝的戰爭成敗漠不關心，但1937年的中國人民卻是辛亥民族主義革命浪潮滌盪下的華夏子孫。

那些驕狂的侵略者只看到了武器和工業的數據，卻忽視了億萬萬鮮活跳動的民族之心。那裡奔流着遠比德國人、俄國人、美國人、法國人、英國人更加忠誠堅強的民族血液，使這個偉大的民族能夠忍受戰爭通脹的財富侵蝕、能夠經得起殺戮血腥的死亡考驗、能夠直面外援崩斷的孤獨絕望，並最終支撐起世界上最艱難卓絕的民族戰爭。

1900年，痛惜中國庚子之變破敗的梁啓超寫下《少年中國說》，期許道“少年強則國強，少年獨立則國獨立；少年自由則國自由。”在1937年，那些在民族主義革命鼓舞下的辛亥少年，已經成長起來，儘管當時破敗的中國在經濟、政治、軍事實力上還遠遠弱於日本，但是少年中國的華夏新民，卻寧可犧牲自己的一切，也絕不能容忍異族的鐵蹄再一次踐踏自己的國家。 1940年，出征襄河的張自忠將軍留下自己的遺言：“我深信，只要我等能本此決心（死的決心），我們的國家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決不致於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家民族死之決心，海不清，石不爛，決不半點改變！”

是以，抗戰保衛的絕不是什麼封建帝國、也不是所謂的異族皇帝、更不是哪個政府，而是捍衛華人的國家、華人的民族、華人的歷史和華人的文明，這才是抗戰的偉大之處，這才是華人先輩的偉大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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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中國抗戰失敗了， 日本鬼子占領了中國， 最大的可能性是中國百姓被榜上日本鬼子的戰車， 死掉的可能不止3千萬人， 最後還可能成為戰敗國而被清算瓜分。 最好的可能性是蘇聯美國趕走日本鬼子解放中國， 而面對幅員遼闊的中國，美國人恐怕會更依賴蘇聯， 從而在戰後把中國出賣瓜分， 八國聯軍重回中國分豬肉是最大可能。 人民才是抗戰勝利的真正英雄， 這一點不容置疑。 但是，蔣介石最終沒有投降， 閻錫山李宗仁也沒有投降， 其中的關鍵恐怕有一位偉人為給中國的權貴們一絲勝利的希望。

這個人就是毛澤東， 而給中國舊權貴知識分子希望的驚世之作就是《論持久戰》。 蔣粉吹噓的蔣百里空間換時間純粹是扯淡， 蔣百里與當時的中國權貴文人一樣不相信中國能戰勝日本，空間還了時間只不過是以拖待變，等待國際戰爭的結果， 僥倖於用中國富饒的土地和百姓的鮮血汗水與屈辱拖延到鬼子被美國打敗而已。  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則是詳細分析了日本和中國的各種長處與短處， 空間時間上的力量對比， 科學地論證中國必勝的內在原因， 描述了整個戰爭從防禦，相持到反攻的過程， 並且詳細論述了各個階段的戰爭方略。

文中說蔣介石沒有考慮投降，這是不對的。 蔣介石從執掌政權之處就時刻盤算這如何投降。 人人皆知的證據就不重複了， 蔣介石在鬼子四處燒殺侮辱中國的時候，還兢兢業業，一絲不苟地替老佛爺慈禧支付對日本的賠款！  蔣介石沒有投降除了害怕百姓把賣國賊扒皮抽筋，屍骨扔進臭水溝之外，還有汪精衛搶先一步投降讓蔣介石即便投降也處境尷尬。 當然，《論持久戰》的科學論證讓蔣介石心裡打鼓，共產黨經營的勝利讓鬼子進攻受挫， 是更直接的原因。 飽受爭議的百團大戰就是當時判斷蔣介石可能因為戰場上慘重失敗而投降，八路軍戰士用鮮血和生命給蔣介石阻止蔣介石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