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有充分的準備，包括反侵略的精神準備和戰爭準備。１９６４年１０月中國原子彈的爆炸成功，作為重大的技術成就，體現了人類的智慧、毅力與決心，對於民族自信心的樹立或重建，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中國發展核武器，一直堅持三個宗旨，即保證不首先使用，目的是為了防禦，最終目標是徹底銷毀核武器。對於試圖發動核戰爭的“新沙皇”來說，中國的核武器是不可忽視的反擊手段。中國當時最主要的轟炸機“轟―６”，是一種亞音速中型轟炸機。它是在５０年代蘇聯“圖―１６”獾式轟炸機的基礎上改造而成的。雖然在１９７０年才首次報道進行大量生產，但在１９６８年就開始服役了。珍寶島之戰期間它的數量雖然不多，但它可以裝備一個百萬噸級的核彈，已對蘇聯的烏拉爾以東地區擺出了一種威懾的姿態。１９７２年，中國部署這種轟炸機的數量已達到１００架。從１９６９年開始，到１９７０年，部署在中國東北、西北的中程導彈已達５０枚。由於這種導彈的射程可以達到新西伯利亞城，當蘇聯１９６９年開始在中國部署重兵時，中國增加了部署的數量。如果蘇聯要對中國使用核武器，其決策者就不能不考慮到：它所面對的對象不僅不像捷克斯洛伐克那樣軟弱，而且有能力進行核報復，中國可以從中蘇邊境的任何一個地方向蘇聯領土縱深發動進攻。

　　不僅如此，中國陸基導彈的分散、隱蔽和機動性，也使得中國在受到先發制人的攻擊後，仍然能夠保持對對手的第二次打擊能力，儘管這種能力是無法確保的。西方有的研究者指出，中國陸基導彈力量部署形式的獨特之處，早在６０年代就開始形成了。這種情況，使超級大國的國防決策者往往無法確定衛星是否探測到了中國所有的導彈基地。８０年代西方的觀察家都認為，沒有一個國家能在第一次打擊中摧毀中國所有的陸基導彈。

　　中國有備無患的一個更引人注目的方面，是建立起了以防禦為主的核戰略體系。毛澤東提出的增強國防的三條措施——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不僅全國大中小城市都有民用的防空地道設施，而且對部分城市人口和工廠進行了疏散，因此有效地限制了侵略者使用核武器的效果。小山內宏對７０年代中國修建的民用防空地道設施的評價是：“這是一種在地下挖通的隧道式防空洞，離地面深達４到５米或８到１０米。”根據計算，“即使在空中爆炸氫彈，只要離爆炸中心兩、三公里，或一公里以上，就確實可以防止爆壓所造成的破壞”。又說：“全中國所有大中小城市，據說都已修築了這類民用地下掩蔽處，因此即使蘇聯發動全面的核攻擊，恐怕也不可能一舉毀滅全中國的人口。此外，中國還在地下數十米深處修築正規的防核設施，並且正在把生產設施轉入地下。”“中國和瑞典同是世界上擁有最大規模的一般民用地下防空設施的國家。就這些設施的結構來說，瑞典的防原子民用防空洞，可以說具有世界一流水平，但就規模來說，中國卻可以被評價為世界第一位，７億人口幾乎都可以進入地下隱蔽。這些地下避難設施，即使受到蘇聯強大的百萬噸級核武器的全面攻擊，也將會出現極高的‘存活率‘。”

　　毛澤東雖然在１９７２年底才作出“深挖洞”的指示，但中國採取對核攻擊的防禦措施卻要早得多。搞“三線”建設，使許多工廠進山、進洞、分散的措施，從６０年代中就開始了。叛逃到西方的蘇聯克格勃高級官員謝甫琴科說，他認為蘇聯沒有對中國進行核襲擊，“除了美國警告蘇聯，這樣會導致美蘇間嚴重對抗外，還在於中國有了充分的準備”。事後，美國學者也認為，若不是中國嚴陣以待，“蘇聯甚至可能在３０分鐘內突襲並摧毀中國微不足道的核力量”，此外，“中國的原子彈無疑是蘇聯人避免使用核彈頭互相攻擊的理由，而通過這一事件，中國人肯定會更加堅定地認為，他們在建立核威懾方面投資是明智的”。

　　蘇聯當年沒有撕下核武庫封條的第二個原因，是美國的警告。１９６２年的古巴導彈危機之後，使蘇聯領導人對另一個超級大國美國產生了敬畏。因此蘇聯“新沙皇”在把襲擊中國的計劃付諸行動之前，還必須了解美國人的態度。蘇聯通過駛外武官對美國進行試探。接到蘇聯“試探”的信息之後，美國當時的總統尼克松立即召開國家安全緊急會議，對這一問題展開討論。中央情報局簡要介紹了危機背景，說明蘇聯正考慮對中國進行先發制人的核攻擊。尼克松和基辛格聽了介紹後都認為，如果蘇聯“突然進攻中國”，攻擊中國的核設施，那將會給美國帶來危險。尼克松表情嚴肅地說：“我們得讓蘇聯人知道，我們不會容忍他們那樣做。”副國務卿埃利奧特·理查森說，如果中蘇這場衝突演化成“對國際和平與安全的極大破壞”，美國“將不會不深感關切”。９月底，基辛格建議對蘇聯的“試探”作出更加嚴厲的反應，以防止蘇聯在核武器問題上進行冒險。美國不僅明確回絕了蘇聯關於蘇美共同對中國進行核攻擊的主張，還通過美國駐波蘭大使，把蘇聯的企圖通報給中國駐波蘭大使。之後，基辛格又兩次秘密訪問中國，向中國領導人贈送了有關蘇聯軍事活動的、敏感性極強的情報，其中包括與中國接壤地區的蘇軍及其活動情況。這些情報，都是通過竊聽、高清晰度衛星拍照和其他途徑得到的。美國的警告，很難說對蘇聯有多大影響，但至少也使蘇聯在動用核武平方面增加了顧慮。使蘇聯更加不安的是：如果把相當數量的核武器消耗在對中國的作戰中，那麼蘇聯在美蘇核力量對比中就會處於相對的劣勢，從而顯著降低蘇聯對美國的核遏制力量。在這種情況下，假如美國從背後對蘇聯發動核進攻，就可以在不受損失或少受損失的形勢下，給蘇聯以殲滅性打擊。這種戰略設想，使得莫斯科的決策者坐立不安，在考慮同中國進行全面核戰爭時瞻前顧後，猶豫不決。

　　蘇聯沒有撕下核武庫封條的第三個原因，是蘇聯從對中國的核戰爭中得不到任何利益。

　　首先，有人做過計算，要使用核武器殺傷中國半數以上人口，徹底破壞主要軍事設施和軍事力量，從而消滅其戰爭能力，至少需要１０億噸乃至４０億噸級的核攻擊力量。但是在短時間內使用這樣多的核武器，必然會產生大量的放射能，“死灰”也將飛揚起來。這就使得蘇聯一部分地區不能不受到中國境內核爆炸的影響。這種地理和平象的後果，不能不使蘇聯在對中國發動全面核戰爭的問題上受到制約。

　　其次，假如蘇聯對中國進行全面核攻擊，必將遭到全世界人民的反對和譴責。因為如果在中國大陸進行３０到４０億噸級的核爆炸，它所產生的遠遠超過致死量的放射性塵埃，將悄悄地降落到包括日本在內的周圍各國，使這些國家受到有害的放射能的污染。世界人民將把蘇聯看成使地球上的環境蒙受巨大破壞的罪魁禍首，看成圖謀大量屠殺人類的罪犯。蘇聯如果被世界輿論所譴責，即使入侵能在軍事上取得某些“成果”，仍然是得不償失的。

　　再次，全面的核攻擊即使能給中國以沉重打擊，但從地面的一切都遭到巨大破壞和完全污染的中國那裡，能得到什麼利益呢？正因為核武器有驚人的威力，所以入侵者考慮到自身的實際利益，往往也不願大量實際使用。從這個意義上說，它也愈益明顯地表現出“紙老虎”的性質。

　　有人認為，蘇聯既然無法大量實際使用核武器，那麼它無疑可以選擇另外一條途徑，即依靠有限戰爭和常規兵力進行閃電戰，謀求在短期內取得軍事勝利。蘇聯的決策者們不是沒有打過這種如意算盤。

　　索爾茲伯里的《中蘇戰爭》寫道：“蘇軍的作戰設想，是通過核攻擊使敵人陷於癱瘓，然後通過裝甲部隊的閃電式攻擊，使中國在幾天之內完全喪失戰鬥力。”與全面核戰爭不同的是，核攻擊只限於嚴格限定的目標。蘇聯如果對中國進行局部核戰爭，那麼一般地說，它將避開城市地區而集中攻擊下述目標：（１）中國的中程彈道導彈和准中程彈道導彈基地；（２）作為轟炸基地的機場；（３）強大軍團集結地區；（４）在邊界上同蘇軍對峙的兵力；（５）生產核武器和導彈的地區，等等。在攻擊中，將儘可能使用低威力的戰術核武器，即大量使用千噸級威力的核武器。

　　然而一旦撕下核武庫的封條，即使使用的是戰術核武器，也難免遭到報復。中國只要游擊式地使用戰術核武器，也會使蘇聯焦頭爛額：一架戰鬥機投下一顆核炸彈，可以摧毀擁有數十輛坦克的坦克群；一枚戰術核導彈，可以使一個師的兵力在集結地區遭到毀滅性打擊；核地雷可以埋在蘇軍前進的路上，核炸彈可以埋設在民房地下。這樣，有限核戰爭向戰略核戰爭方向發展的危險性就會逐漸增長。因此，蘇聯對於發動局部核戰爭，也不得不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