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家利益》11月29日刊文

了解中國的威脅

--- 衝突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被選擇的。

作者：卡爾·奇奧瓦科(Carl Ciovacco)

今天的中美關係非常複雜。中國和美國不僅擁有世界上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而且還擁有由最大的國防預算提供動力的最強大的軍隊。兩國在經濟上相互交織，中國持有大量美國債務，美國進口大量中國商品。開戰或看着對方衰落，對兩國都沒有好處。在這種經濟背景下，軍事、政治、甚至經濟上仍存在許多摩擦點。美國如何看待來自中國的威脅，本質上是非常主觀的，而且是基於美國國內不斷變化的威脅論創造。隨着大量有關中國威脅的言論嘈雜地在輿論界上流傳，未來的關鍵將是區分那些真正會造成傷害的威脅和那些不會造成傷害的威脅。首先，我們要從一個強有力的起點着手，正視國內偏見的潛在根源，這些根源會影響我們對這一威脅更客觀的看法，同時我們也要認識到，透明度的來源同樣具有優勢。

中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在過去20年裡有所增長，因為它越來越渴望影響境外的國家。雖然美國的經濟和軍事實力依然強大，但其對世界的影響力正在減弱。在一個典型的權力過渡過程中，中國正在尋求在世界上發揮更大的作用，而美國願意，在某些情況下也不願意放棄它。正如羅伯特·吉爾平（Robert Gilpin）在霸權衰落理論中著名的描述，當一個國家無法在世界上發揮主導作用，另一個國家崛起並開始掌權，就會發生霸權戰爭來糾正這種不平衡。這個理論框架將暗示美中之間的衝突，除非解決失衡，糾正不平等的根本概念。然而，中美經濟的互聯互通將使這一切成為定局。

離心力和向心力

仔細審視一下中美關係就會發現，兩國之間既有向心力，也有離心力。這些對立的力量使得將中國指定為美國的朋友或敵人變得極其困難，因為政客和專家們經常使用的是陳詞濫調的友敵術語。美國經濟的相對衰落和中國的崛起促使中國渴望在眾所周知的國際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份額。這是促使兩國分離的力量。然而，兩國在經濟上變得如此緊密地聯繫在一起，以至於它們實際上把自己的馬車拴在了一起。

即使這些離心力和向心力在系統層面上相互抵消(這是一個很大的假設)，美國的國內因素也可以成為打破僵局的因素。艾倫·沃爾夫（Alan Wolfe）曾將冷戰期間蘇聯在美國威脅的興衰更多地歸咎於美國國內因素，而非蘇聯的行動。今天美國的國內因素同樣可以打破這種系統的“紐帶”，決定當前中美關係的結果。關鍵是要確定當今美國可能出現哪些國內偏見力量，影響對中國威脅的敘事創作。儘管中國各地存在許多說法，但美國國防部(DoD)預算和反華遊說團體的理由存在偏見，將北京描繪成一個威脅。為了消除這種偏見，透明度的來源——文化交流的概念和圍繞共同原因的團結——有助於消除人們對威脅的看法。

國防部預算的理由

美國國防預算的維持是將中國描繪成威脅的國內偏見的一個來源。美國的預算是世界上最大的，超過世界第二大預算將近三倍。2017年美國國防部預算為6110億美元，大致相當於接下來的9個最大國防預算總和，其中中國的預算為2150億美元，位居第二。一些專家認為，要維持如此龐大的美國預算，就必須有一個巨大的國家行動者威脅。一些人還注意到，美國對數量相對較少的伊斯蘭極端主義武裝分子的如此龐大的國防預算難以合理化。要為如此龐大的預算辯護，就必須有一個與美國實力大體相當的對手。來自中國的全方位三重威脅(軍事、經濟和政治)的進一步增強，有助於支撐中國國防預算迅速接近7,000億美元的理由。

反華遊說

今天，在美國存在着一股強大的潛流，它圍繞着“如果是中國人，那就不好”的心態存在。“這場運動打着經濟保護主義和國家安全的幌子。從把“中國製造”的口號描繪成反美和不愛國，到中國正在購買美國港口等關鍵資源的說法，故事情節的骰子已經下了。隨着中國出口行業在本世紀初起飛，中國需要一個地方進行投資，以阻止人民幣升值。中國選擇了美國國債和美國豪華房地產。除了中國開始大量購買美國證券之外，最引人注目的豪華房地產交易是中國安邦保險集團(Anbang Insurance Group)斥資20億美元收購紐約著名的華爾道夫酒店(Waldorf Astoria)。將這處標誌性的美國房產轉讓給一家中國公司，有助於推動這群憎惡中國的人帶着一絲惡意解讀中國的所有行為。這種暗流是當代“反華遊說團體”的表現，他們試圖將自己描繪成更大愛國運動的一部分。

敘事硬幣的另一面——透明度

即使在國內偏見的領域，也存在着幾個強有力的透明度來源。國內偏見往往鼓勵在中國各地發表更多負面的威脅言論。這些消息來源存在於系統層面，增強了中國意圖的清晰度，為潛在威脅和打擊誤解提供了更清晰的圖景。

文化交流

透明度的一個來源是當今中美年輕一代之間的跨領域文化交流。這種交流真正是在文化層面上進行的，不僅包括音樂、食品和電影等流行文化，還包括高等教育，以及基於美國大學中持久聯繫而與創業型初創企業的聯繫。在這個空間裡，關於中美文化交流如何發展的故事比比皆是。

在這個空間中，一個這樣的敘述集中在中國精英青年在美國高等教育機構就讀的水平不斷上升。這種發展的次要影響是中美青年之間日益增長的個人友誼，以及他們畢業後逐漸發展起來的商業夥伴關係。一位專家指出，現在在美國學習的中國人比過去多得多，他們正在與美國人建立友誼和商業夥伴關係。中國的精英們成群結隊地把孩子送到美國學習。根據美國國際教育學院(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的數據，常青藤盟校目前招收的中國學生是10年前的8倍。美國和中國學生之間的這種共同教育已經成為未來共同創業的基礎，其中許多企業位於硅谷。

另一種關於交換的說法存在於美國快餐領域。雖然美國快餐連鎖店向中國擴張並不是什麼新鮮事，但隨着這股潮流的發展，文化交流繼續加強。麥當勞(McDonalds)和星巴克(Starbucks)過去曾蜂擁至中國，但如今，規模較小的美國食品零售商正在試探運氣，試圖利用中國對西餐日益增長的興趣。這包括中國年輕人對牛肉的需求不斷上升，以及越來越多的年輕人喜歡吃小份量的牛肉。例如，美國食品零售商White Castle在中國的套餐中增加了麻辣豆腐漢堡和櫻桃鴨滑塊等當地口味。中國居民月收入超過3000元(460美元)，這被認為是中國消費者習慣改變的一個門檻，美國食品零售商從中受益。

圍繞電影交流的第三種敘事方式，是中美文化交流迅速發展的又一例證。一些在美國失敗的電影在中國獲得了巨大的成功。環球影業(Universal)和康卡斯特(Comcast)聯合出品的2016年電影《魔獸》(Warcraft)是有史以來最大的電子遊戲改編版，在北美票房僅為4,700萬美元，成績不佳，但在中國卻獲得了2.2億美元的票房。另一個例子是2017年的電影《功夫瑜伽》，由中國製片人製作，由成龍主演，通篇融合了中文、英文和音樂。這是一個真正的中美兩種文化的拼貼，針對兩個市場。電影和音樂高管在推出產品時，越來越多地將中國和美國市場視為潛在市場。

今天這種跨文化交流與上世紀70年代初美國和中國之間發生的情況非常相似。從乒乓外交到基辛格與鄧小平、尼克松與毛澤東的高層外交會晤，花時間在一起、相互理解，都有其內在的好處。正如1972年是改善話語和文化交流的分水嶺，本世紀頭十年和本世紀頭十年是領導人之間更加開放的交流、商人之間不斷接觸和幾乎無處不在的產品交流的勝利。

常見原因

透明度和敘事創作的另一個現代來源是兩國共同事業的發展。今天，美國和中國能夠團結在一起有幾個原因——共同擴大經濟蛋糕、北韓和打擊恐怖主義。有一種觀點認為，在一些關鍵領域的夥伴關係可以很好地為美國和中國服務。雖然對兩國來說，目標的共性當然不是在所有情況下都一致，但在某些領域，目標確實有重疊之處。由於有着相似的利益或共同的目標，這些敘述構成了中美關係表面上的夥伴關係的基礎。與上世紀70年代初中美對抗蘇聯時的共同目標類似，如今的目標已經成為兩國之間的中介。

在經濟上，美國和中國通過相互合作做得更好。對美國生產商來說，中國龐大的消費群體很有吸引力。不僅中國人的個人購買力增加了(中國人均GDP占美國人均GDP的比例從2000年的8%上升到2016年的近30%)，而且潛在客戶的數量也在飛速增長。例如，中國消費者是否具有購買汽車的能力，是衡量他們是否具有購買能力的一個重要指標。中國的私家車數量從2000年的500萬輛增加到2015年的1.25億輛。經濟夥伴關係的機會從來沒有這麼大過。

在軍事上，美國一直向中國施壓，要求中國幫助朝鮮遏制其核武器野心。由於美國和朝鮮之間的對話在歷史上是徒勞的，美國經常要求中國向其盟友施壓，要求其停止核計劃。中國在這個問題上一直保持着默契合作。即使考慮到最近的美國在北韓峰會上，中國將被要求幫助維持和平。同時，本着國家安全的精神，中美兩國達成了在反恐領域進行合作的協議。美國和中國在防止伊斯蘭極端分子在其領土上實施恐怖襲擊方面有着相似的利益。

這一切意味着什麼?

樂觀是有理由的。今天的反共遊說運動可能面臨類似的未來。美國人在20世紀60年代意識到，意識形態上的政治迫害對美國的進步和價值觀沒有任何幫助。同樣，反華遊說團體如今也面臨着一些同樣的壓力，其成員開始感受到將中國描繪成一個威脅的後果。此外，中美關係透明度的主要來源在經濟領域以及通過共同目標的發展而增長。這種經濟夥伴關係如何向前發展的一個主要例子可以在汽車行業看到，主要的美國公司押注於中國。作為回報，中國將賭注押在美國公司身上，希望它們能幫助中國實現技術增長，並朝着一個更注重環保、擁有電動汽車的國家邁進。

隨着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開始他到2022年的下一個任期，問題將是，在他的民族主義言論面前，反對中國的遊說團體是否會開始變得更大。問題是中國的時機選擇。鄧小平關於中國追求現代化的著名格言是:“韜光養晦。”“我們必須想知道，習近平是否會選擇現在就停止躲藏，讓中國在世界上扮演更大的角色。”

在相互矛盾的敘述中，圍繞着美國對中國的威脅感知，最終的問題是，偏見或透明度的來源是否會在美國人如何談論中國的問題上占上風?未來幾年是會像上世紀50年代那樣，對中國威脅論的偏見占據了主導地位，還是會像上世紀70年代那樣，透明和有關中國夥伴關係的討論贏得了勝利?我們今天確實正處於一個十字路口，我們必須明白，國內的偏見來源是如何人為地製造了條件，為美國對中國威脅的看法提供依據的。

[作者簡介；] 卡爾·奇奧瓦科(Carl Ciovacco)目前是華盛頓特區一家大型金融機構的董事。他畢業於西點軍校，2003年入侵伊拉克期間曾在美國陸軍擔任軍官。他在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獲得公共政策碩士學位，在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公共和國際事務學院獲得博士學位。他在美國政府擔任國家安全顧問近十年，主要從事國家威脅評估工作。他的文章發表在《美國利益》(American Interest)、《哈佛國際評論》(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衝突與恐怖主義研究》(Studies in Conflict and Terrorism)、《警務、情報與反恐期刊》(Journal of警務、情報與反恐》(Journal of policy, Intelligence and Counter Terrorism)和《紙上談心的普通雜誌》(The扶手雜誌)上，並與孟加拉國現任總理謝赫哈西娜(Sheikh Hasina)合寫了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