志願軍跨過鴨綠江

早熟的戰爭與晚熟的和平貫穿人類的全部文明史，並深刻地影響着人類社會為超越自己而邁出的每一步足印。由兩個巨大的社會政治、經濟、軍事和技術力量互相碰撞而激起的戰爭巨浪，能夠推動歷史航船前進，也能無情地把它傾覆；能夠造就出類拔萃的時代弄潮兒，也能淹沒一代甚至幾代人的青春。對於付出了極大的生命代價的戰爭歷史事件，不可能也不應該輕易忘卻，而應使它成為一部讓歷史告訴未來的教科書。

戰爭幾乎貫穿人類發展的歷史，但影響深遠、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戰爭卻屈指可數。西方軍事史學家稱公元前5世紀的馬拉松之戰是“歐洲出生時的啼聲”。那次戰爭古希臘人第一次戰勝波斯人，不僅對自己的命運產生了信心，而且西方文化也由此產生。那麼，發生在20世紀中葉的抗美援朝戰爭，可以說是新中國誕生後的第一聲吶喊，它所激發的中華民族的自尊、自信和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是凝聚民族之魂，推動中華民族走向復興的巨大動力。在抗美援朝戰爭中，中國領導人和中國軍隊在與世界頭號軍事強國及其統率的17國軍隊的殊死較量中，顯示了高超的戰爭智慧和英勇無畏的精神。戰爭的結局是:中國人贏得了勝利和尊嚴，美國當局及其侵略軍得到了關於一個新生的人民共和國不可輕侮的記憶。

抗美援朝戰爭給我們留下許多寶貴的軍事遺產，特別是其戰略遺產，不僅書寫了戰爭藝術的歷史輝煌，而且也永遠啟迪着今天乃至今後相當長一段時間內的戰略指導。

在國家的生存智慧中，憂患意識和掌握戰爭藝術是必須具備的。我們反對戰爭但不怕戰爭。在國家生死存亡的歷史關頭，戰略家必須具有超前的判斷力和果斷作出科學抉擇的魄力，以及面對強敵敢於應戰的勇氣和善於應戰的智謀。

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建立伊始，在各方面存在嚴重困難的情況下，國際反華勢力強加給中國人民的一場戰爭。當時，美國軍隊公然武裝干涉朝鮮內戰和封鎖台灣海峽。特別是美軍在仁川登陸後，越過“三八線”大舉向中朝邊境進犯。朝鮮處境危在旦夕，中國主權和安全受到嚴重威脅。朝鮮勞動黨和朝鮮政府請求中國直接出兵援助。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被迫推遲解放台灣，調整國民經濟恢復計劃，決心不惜付出巨大的民族犧牲，派出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進行新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場反侵略戰爭。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朝鮮中部的“三八線”成為世界兩大陣營在東方的政治與戰略邊界。1950年6月，朝鮮內戰爆發，美國糾集所謂“聯合國軍”進行武裝干涉，很快就席捲整個朝鮮北部，威逼中國北部邊境。在南線，美國杜魯門總統宣布派遣第七艦隊侵入台灣海峽和進駐基隆、高雄兩大港口，武裝阻止中國解放自己的領土台灣。與此同時，美國還向法國提供軍援，支持法國擴大在印度支那的殖民戰爭，以便從南翼牽制中國。

從當時的戰略態勢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新生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面對以美國為首的國際反華勢力舉起的一柄南北夾擊的重鉗。朝鮮戰爭爆發前，中國人民解放軍的戰略方向和戰略部署的重心是在南線，準備解放台灣，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而在北線以友邦為鄰，幾乎沒有設防，那裡卻集中了全國大部分重工業，當時全國的重工業半數在東北，東北的工業半數在遼南。朝鮮戰爭的爆發，使中國的主要工業基地直接暴露在美國陸海空軍的威脅之下，甚至中國首都也在美國重型轟炸機的活動半徑之內。中國的戰略後方和政治經濟中心頓成前線或戰略淺近縱深。況且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力薄弱，百廢待興，戰爭創傷亟待恢復。但敵人打上門來，是沉默容忍，還是奮起抗擊；是堅持向南進擊解放台灣，還是揮師北上出兵朝鮮？

在無法迴避的嚴重挑戰面前，毛澤東等新中國第一代領導人不愧為偉大的戰略家，經過慎重權衡，果斷作出抗美援朝的英明決策。可以設想，如果任憑美國滅亡朝鮮，與我國隔江對峙，並與南線的台灣蔣介石集團、侵越法軍勢力遙相呼應，就將置我於戰略上兩面作戰的不利境地，那時我國的戰略態勢，國際環境，國內建設和東北邊境的民族關係都將出現極大的困難和麻煩，其後果不堪設想。中國人民派出自己的優秀兒女參戰，是面對侵略威脅，迫不得已又是義無反顧的。我們不是挑戰而是應戰，是不得不打別無選擇。抗美援朝戰爭的勝利結局，不僅保衛了祖國的安全，援助了朝鮮，而且促進了亞洲甚至世界的民族解放運動，對二戰後50年世界總體和平的確立和"三個世界"國際格局的形成，都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總之，從維護世界和平，從打出國威軍威、確立中國人民的自信與自尊，從創造有利的國際地緣安全環境，以利國家長遠建設和增強國防的角度看，不論怎樣評價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功績都不過分。

駕馭戰爭的自由，來自認識戰爭的必然。戰略計劃的實施，是“戰爭的一次性閃光燈”，使用一次就展現一場戰爭的結局，留給歷史的或是輝煌、或是災難。戰爭對戰略指導的最初和最後的要求，都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有人統計，在過去一個半世紀以來，世界上發生最大和最有影響的戰爭是兩次世界大戰、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在朝鮮戰爭中，雙方投入的都是久經沙場考驗的部隊，都派出最優秀的指揮官並把戰爭指導藝術發揮到了極致。朝鮮戰爭的激烈程度是世界戰爭史上罕見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在這場雙方武器裝備優劣懸殊的戰爭中，不僅敢於而且善於同強敵作戰並取得勝利，可以說達到了軍事指揮藝術和部隊素質表現的最高境界。

戰爭是一個充滿不確定性的領域，兩軍對陣，了解敵方的戰略企圖、軍事部署、兵力兵器的數量與質量固然重要，但從戰爭指導的最高層次講，還必須了解對方的歷史、哲學和統帥特點。在戰爭史上，言出即行而又出敵不意是很難做到的，在朝鮮戰爭中，中國再三發出警告而且說到做到。美國當局和“聯合國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卻不相信中國真的要抵抗，特別是麥克阿瑟斷言侵朝戰爭“是贏定了”，中國出兵參戰的“可能性很小”，“不足為患”。毛澤東和彭德懷非常重視研究麥克阿瑟的性格和作戰特點。毛澤東說，麥克阿瑟越狂妄、自負、好大喜功，越對我們有利。麥克阿瑟沒有指揮大兵團在廣大地域作戰的經驗，而有豐富的越島進攻作戰的經驗，因而在仁川登陸，包抄朝鮮人民軍的後路是他的必然之舉。基於這種判斷，早在朝鮮人民軍勝利南進，美韓軍退守“釜山防禦圈”時，毛澤東就提醒要防備美軍在仁川登陸，並從中國南方調兵北上，組成東北邊防軍，後來成為中國人民志願軍首批參戰部隊。這是“勝兵先勝而後求戰”的戰略預見與戰略預置。沒有這一舉措就沒有後來的勝利。反觀敵軍方面，麥克阿瑟，按美國評論家大衛·里斯的說法，是位憑“想象和直覺，而不是軍事的邏輯和科學”指揮作戰的美軍司令官。他在完成仁川登陸這一朝鮮戰爭中的傑作之後，接着就是一個大敗筆，他在所謂“聖誕節攻勢”中，親自把美軍趕進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包圍圈而遭到慘敗。當時在朝鮮戰場東西兩線，如果沒有麥克阿瑟和阿爾蒙德的冒進命令，則我軍的計劃難於實現；如果美第8軍軍長沃克和陸戰1師師長史密斯堅決執行上級的錯誤命令，則他們的損失將會更加慘重。

朝鮮戰爭的歷史證明，在戰略指導上的幾個重大問題的抉擇，毛澤東和彭德懷的判斷和決心是完全正確的。例如:第一次戰役勝利後，敵人退到清川江左岸固守。如何打第二次戰役，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定採取誘敵深入，待敵進入我預設戰場後，我以迂迴包圍穿插戰術，各個殲滅進攻之敵。而另一種主張則要求乘勝追擊。如果按後者主張去打，第二次戰役不會取得那樣大的勝利，至多打成一個擊潰戰。又如1950年底，我軍突破“三八線”後，打到“三七線”附近地區。此時志願軍物資供應極為困難，連打3個戰役已十分疲勞，為防南進過遠，被敵所乘，毛澤東和彭德懷高屋建瓴，部署就地轉入積極防禦作戰。此舉為後來的第四、五次戰役和兩年多的陣地防禦作戰創造了條件。如果當時繼續向南猛追，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再如1953年夏季停戰簽字前夕，敵人仍採取種種手段破壞停戰。毛澤東和彭德懷決心再發動一次較大規模的反擊戰役，以打促停。而另一種主張是不再採取軍事行動，馬上簽字。我軍按毛澤東、彭德懷的作戰部署發起夏季反擊戰役，在25公里正面上突入敵防禦縱深最遠達15公里，殲敵12萬3千多人，收復土地240平方公里，從而爭取到更有利的條件實現朝鮮停戰。戰爭的事實和結局證明，在戰爭指導方面，毛澤東和彭德懷始終勝敵一籌。而美軍在戰役上的失利則是替戰略付出了代價；它在戰略上的失敗又是替美國的政治付出了代價。

在中國出兵朝鮮後，美國人曾經發出在朝鮮戰場使用原子彈的叫囂。對此毛澤東表現了大戰略家的從容。他指出:不要說蘇聯已經掌握了核武器，杜魯門不敢冒險打一場原子戰爭，就是真想在朝鮮投原子彈，也沒有義務通知對方。美國的核訛詐終於灰飛煙滅，草草收場。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毛澤東在戰略指導上，展現了他一貫的運籌帷幄決勝千里、舉重若輕遊刃有餘的統帥風格。

戰爭不僅是兩種軍事力量的較量，而且是兩種哲學、兩種戰爭智慧，以及兩種道德和勇氣的較量。戰場是最公平的考場，中國人民志願軍創造的進攻穿插作戰的奇蹟，至今無人能夠超越。

朝鮮戰爭是異常激烈的。在朝鮮半島狹小的戰場上，雙方投入兵力最高達300多萬人。美國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所有現代化兵器。某些戰役戰鬥的炮火密度、飛機轟炸密度、戰場兵力兵器密度和傷亡比例，都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紀錄。而我軍參戰初期，既無空軍，又無海軍（後來雖有少量空軍參戰，也只能掩護後方主要交通線，不能直接支援一線作戰）。陸軍裝備也相當落後，參戰初期基本是靠步兵和少量炮兵作戰，而且是過去繳獲的各種陳舊武器混用。但是，我軍是一支久經戰爭鍛煉和考驗的人民軍隊。他們英勇善戰，克服了一個個難以想象的困難，終於以劣勢裝備戰勝高度現代化的敵人。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業績，足以驚天地、泣鬼神。板門店談判，朝鮮半島戰火平息

美國在亞洲的擴張政策，在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中與中國進行直接和間接較量，都遭到了挫折。這種心理重創，在90年代的海灣戰爭和科索沃戰爭中得到補償，但這兩場戰爭的勝利都帶有誇大的成分。例如海灣戰爭中，被稱為傑作的從伊科邊界向巴士拉迂迴作戰的“左勾拳”行動，如果把地圖顛倒過來看，再換到朝鮮的地形上，就是1950年11月，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從德川向軍隅里、三所里穿插迂迴，切斷美9軍退路的戰法的翻版。但海灣戰爭美軍的“左勾拳”是用裝甲部隊打伊拉克的潰軍，正如美國的一個材料上所說，“伊軍的混亂狀態使盟軍部隊輕而易舉地完成了主要戰略機動——相當於13個師的‘左勾拳行動’”。在這次作戰行動中，美軍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第7軍是2．4公里，第18空降軍是4．1公里。而當年朝鮮戰場的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的“左勾拳”，是步兵作戰，每小時攻擊前進的速度是5公里，14個小時連續作戰，先後打垮南朝鮮第7師、土耳其旅、美25師、美騎1師、英29旅各一部，前進70公里，切斷了敵軍的退路。向南突圍與向北增援之敵相隔不到1公里，在大量飛機、坦克支援下，卻始終不能前進一步。這一仗，中國人民志願軍第38軍創造了步兵進攻作戰速度的極限，獲得“萬歲軍”的讚譽。有人評價說，有史以來步兵從未如此輝煌過。

人與武器同等重要。越是以弱勝強，人的能動因素越起決定作用。越是現代高技術戰爭，武器裝備因素對勝負的影響越大。建立一支掌握現代高技術兵器的人民軍隊，是保衛國家安全和確立大國地位的基本條件。

抗美援朝戰爭中，雖然我軍在武器裝備及其他物質條件上處於明顯的劣勢，但經歷了20多年國內革命戰爭和反侵略戰爭錘鍊的中國人民軍隊也有着許多不同尋常的優長。有敢打必勝的信念，有以弱勝強的豐富作戰經驗，有久經鍛煉的高素質的部隊和著名戰將。加上戰爭的正義性質，得道多助，士氣高昂。這些是中國人民志願軍取得勝利的基本條件。但是勿庸諱言，由於敵我武器裝備優劣懸殊，我軍的火力、機動力和後勤補給能力與對手相比，都相差甚遠。戰爭證明，沒有必要的現代化技術裝備，就要付出更大的代價，就影響取得更大的勝利。這場戰爭使我國政府和人民認識到建設現代化、正規化革命軍隊，以便有效保衛國家安全的迫切性，因而下決心建立自己的軍火工業和現代化的國防軍。

抗美援朝戰爭是我軍現代化建設的發軔。在戰爭開始後，我軍迅速着手建立了新的軍、兵種，特別是空、海軍和裝甲部隊，邊組建邊投入作戰，在戰爭中成長壯大。我軍取得了現代化戰爭的經驗，各軍、兵種在實戰中得到了鍛煉和考驗，造就了一大批適應現代作戰需要的軍事指揮人才，並在總結中國革命戰爭經驗的基礎上，依據與世界上最強大的美軍作戰的經驗，進一步發展了具有中國特色的軍事科學。朝鮮戰爭時期，毛澤東在中南海

朝鮮戰爭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惟一的一場兩個對立的大國直接參戰的大規模局部戰爭。不過在彭德懷指揮中國人民志願軍以連續的進攻行動將麥克阿瑟指揮的“聯合國軍”打回“三八線”之前，國際社會還不承認剛剛站起來的新中國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大國。西方的習慣觀念認為，在戰爭中打敗大國軍隊的國家才具備公認大國的條件。就這個意義說，抗美援朝戰爭是新中國成立後確立大國地位和中華民族挺立於世界民族之林的奠基之戰，是中華民族重新崛起走向繁榮富強的里程碑，它將永久載入中華民族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輝史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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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後不一定挨打， 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都證明了這一論點， 落後確實不一定挨打。 但是， 這裡說的落後是經濟和技術的落後不是挨打的必然原因。 但是， 如果制度和思想同樣路後呢？ 落後的滿清不挨打嗎， 落後的蔣介石張學良不挨打嗎？  所以，真理都是有相對性的， 脫離的特定的範圍就不正確了。 抗美援朝時期中國的經濟落後，武器裝備落後， 但是制度不落後，思想不落後。 從領袖到士兵思想都不落後。 並且， 因為經濟和軍事裝備的落後， 必須用制度的優越性和思想上的先進性彌補經濟和軍事裝備的落後。 如果是兩個相同水平的制度， 那麼落後就必然挨打了。

落後不一定挨打， 雖然我們知道武器不是決定性的因素， 可以用制度的優越性彌補武器的落後。 但是， 落後畢竟不是好事， 代價也是昂貴的， 風險也是很大的。 假如中國也有如美國80%的活力投擲能力，則朝鮮戰爭可能就在美國發動戰爭的當年聖誕節結束了， 當然不是美國勝利，而是美國軍隊早就被趕下海餵魚了。

這篇文章對於抗美援朝的國際意義論述比較詳盡， 但是沒有認真討論抗美援朝的國內意義。 抗美援朝開始的時候， 中國還有上百萬組成複雜的土匪武裝在活動。 他們有的是國民黨逃不走的敗兵， 有的是原來的土匪， 還有一些土豪劣紳。 雖然成分複雜但是他們統一戰線卻相當牢固， 那就是仇恨共產黨， 仇恨分了他們的土地家產的農民。 美國在仁川登陸， 很多準備投降的土匪決定不投降， 很多把槍和子彈埋起來的土匪又把槍挖了出來。  而蔣介石也大批派遣特務攜帶委任狀滲透大陸。 暗殺破壞此起彼伏。

假如美國軍隊占領鴨綠江的一側， 鴨綠江邊各種軍事摩擦不斷， 美軍演習士兵丟失的現象不會出現嗎？ 和平的建設環境----做夢吧。 土共再高傲也不會要求廢除蔣介石與斯大林簽訂的條約中的一條， 旅順軍港和東北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