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月，當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被加拿大非法拘押一事發酵時，一位名叫岡特·舒赫的德國人寫了篇文章，批評美國任性的利己主義做法，沒想到在中國網絡上“火”了。因長期在華工作生活，舒赫對中國多有了解，近日，就西方對中國的認識問題，《環球時報》記者跟他作了交流。

　　舒赫告訴《環球時報》記者，他於2004年第一次來到中國，如今在他眼中，中國最深刻的變化就是不斷的開放。接着他話鋒一轉：“中國官方媒體對我進行採訪，對於大多數德國人來說可能都是難以置信的。”

　　原來，當舒赫與周圍的人分享他對中國的深入看法時，發現他們並不像他那樣熱情且持積極看法。“原因很多，”舒赫說，“他們對中國的印象已經過時，儘管並非停留在鴉片戰爭期間，但有可能停留在1995年時的中國。”

　　舒赫說，中國在迅速變化，而德國人的成見依舊，比如一提到中國，德國人的思維就進入民主市場經濟和共產主義計劃經濟的對比，憂慮人權、知識產權盜竊問題、誕生於“血汗工廠”和環境污染的廉價競爭產品等。“一個更深層次的根源是人們的不發聲：私下裡他們正懷着恐懼、欽佩和嫉妒的複雜心態看待中國過去40年蔚為壯觀的發展。他們需要找到中國‘糟糕的方面’來獲得滿足感……有時，我感到一些人甚至希望看到中國失敗——至少陷入衰退。”

　　舒赫認為，德國的媒體強化了德國人的片面看法，這些媒體被德國人普遍視為客觀、獨立。但他不得不說，他的親身經歷顯示並非如此，即便有些媒體的報道不是“假新聞”，也是明顯倒向一邊、極具選擇性地報道的。

　　當然，了解中國的德國人也有。“他們擁有一個共同點，即都到過中國，了解中國人，許多人回國後仍然想念中國，”舒赫說，“我有兩個好朋友在中國工作幾年後，與中國人結婚成家。與我一樣，他們也為（德國人往往）對中國缺乏常識且充滿偏見感到沮喪。”

　　儘管對中國已經相當了解，舒赫本人依然感受到不同文化的衝擊。他對《環球時報》記者舉例說，在一個“計劃”經濟體，他曾期待中國人做出很多計劃，但現實是，由於存在很多機會，中國人經常改變主意且不喜歡長遠規劃。“德國人喜歡說‘沒有議程就不開會’，中國人卻喜歡面對面開會，先建立個人信任。”

　　舒赫還提到，在華德企通常會組織培訓項目幫助德國高管適應新環境，只是大多數項目集中在基本規則或禮儀上，遠遠不夠用。“在嘗試了14年後，我知道我（在了解中國方面）依然遠非完美。但我曾為一位來中國的某項目經理的朋友提供個人培訓，他說他大開眼界，事後回想覺得明白了很多經歷。”

　　由於中西思維方式的不同，舒赫目睹過各種各樣的誤解，最終認為“過度交流”很必要。他建議德中之間儘可能多地開展人際交流，比如高中生和大學生交流活動，不但能帶來個人友誼，甚至能使學生家庭之間形成友好關係。“與西方人了解中國相比，中國人已經在了解西方的道路上邁出更多腳步，學習對方的語言並前往海外留學。在德國，僅有5000名高中生學習漢語。我們必須打破這一惡性循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