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3月，在基本是儀式性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上，以壓倒性票數再次當選國家主席的習近平進行憲法宣誓。
2019年全國兩會不久將要舉行。人大和政協，一個被譏為“橡皮圖章”，一個被諷為“花瓶”，這說明它們作為中國的最高權力機構和政治協商機構，完全未起到法律所賦予的和人民所期待的作用。
這裡當然有複雜的歷史和現實緣由。然而，就算它的人選是由中共欽定，在歷史的某些時候，也有“脫軌”表現——無論在全國兩會還是地方兩會，都曾經出現過重要官員被代表問責去職或政府報告差點未通過的情形。
在中國的政治結構和制度下，人民早已被虛無化邊緣化，他們無權也無力決定國家大事，但人民的代表則有這個權力，如果他們想行使的話。因此，在眼下的歷史轉折關頭，我建議近5000名代表和委員本着對歷史負責的態度，將今年的兩會開成“國是會議”，從市場改革到意識形態，專門討論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
有人會說，指望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真正代表人民的利益反映人民的心聲，無異於痴人說夢。我承認在多數情況下這是對的，然而，現在是非常時期，是考驗他們的良知和歷史責任感的時候。重要的還有，這些代表和委員作為社會的精英，他們的利益和黨國緊緊捆綁在一起，當黨國絕對主義的列車眼看要翻車時，他們同樣不能置身事外。所以，我期待在這次兩會上，有相當部分“勇者”站出來，真正行使他們的憲法職權，大聲地對習近平說“不”。
在去年全國兩會上，當習近平提出修憲廢除國家主席任期制時，他們本應該站出來行使憲法賦予自己的權力，阻止這個危險的舉動——如果狙擊成功，或許中國就不會有當下的內外交困局面，因他的權力會更受到限制，由一人支配的國家政策就更難出台。然而這些代表和委員沒有這樣做。當然，事後可以解釋，他們未能預料習近平此舉會把國家帶入危險境地，以為修憲廢國家主席任期像他聲稱的那樣，有助於集權以更好更快地實現中國夢，讓中華民族復興。如今一年來的實踐恰恰相反，他們應該從他們共同製造的迷濛中驚醒了。
表面看，正如習近平一再宣稱的，現在是中華民族最接近復興的時刻，紅色帝國還處於上升階段，但實如國歌所言，“中華民族處於最危險的時候”。此所謂“最危險”有兩重含義：第一，就中國發展的外部環境而言，說處於“六四”後的第二個和西方國家最困難的時期，恐不為過。中國和美國的貿易戰，因華為和孟晚州事件而導致的和美加及其他西方國家的緊張與對抗關係，都是近年之最，而且這種趨勢尚看不出結束苗頭。第二，就中國內部的發展道路而言，除了經濟下滑給社會穩定所帶來的各種風險，還有黨國絕對主義“列車”的狂奔也沒有停下來的跡象。
習近平對中國實行的這套統治策略，為何可稱之為“黨國絕對主義”？因為它的特徵是，黨在國上，習在黨上，黨國一體，無縫覆蓋，絕對統治，已經延伸到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的各個方面各個角落各個層次各個細胞。雖然這裡的“黨國絕對主義”是個相對概念，但是還可以簡單地把黨國絕對主義理解成過去講的“黨天下”。習近平上台六年來，這已經很明顯了。
這套統治策略完全背離了中國改革的價值取向。不管共產党進行改革的初衷是什麼，改革出現了什麼樣的問題，它的價值取向總是向着人類的普世價值回歸和靠攏的，這也是中國改革取得成就的根由。但習近平的這套做法生生把它拗轉過來。因此，同多數中國民眾和西方國家產生衝突也就不足為奇。
從好的、善良的願望說，習近平這樣做是要把中國帶向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習也許認為，基於中國悠久的歷史、龐大的人口和共產黨的使命和力量，中國應該也必須對人類有較大貢獻。而開闢一條獨特的發展道路，為人類貢獻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就是他和中共要做的事。理論上講，這也沒什麼不對，因為人類的確不該只有一條發展道路。但是，不論有多少條發展道路，最重要的一點是，不能違背多數人的意志，要增進而不是減少人們的自由和權利。
當下的問題在於，習近平這條黨國絕對主義的、中國特色的發展道路和統治策略，從一開始就夾雜着他及其小集團的“私心”，在為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的口號和話語下，習真正謀求的是中共的一黨專政永固，紅色江山萬代傳。事實上，習和中共並不避諱此點。在胡錦濤時期，中共還被警告“過去先進不等於現在先進，現在先進不等於永遠先進”，但在習近平時期，中共就變成永遠是先進的了。故為使這條道路走得通，習近平在黨內外大肆鎮壓維權人士、異己分子和異議人士，以及政治反對派。在他統治的六年裡，社會的自由大幅度後退，基於法律保障的人權被大幅度削減，依法治國倒退，可憐的一點黨內民主消失。這理所當然遭到大眾反對。
習近平此路在去年也使得國際社會警覺，並導致中國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社會對抗加劇，從而現實地損害民族和國家的利益。但讓人憂心的是，習憑藉絕對統治，中共內部和中國社會已沒有力量能夠約束他，只能眼睜睜地看着這部黨國絕對主義的列車按照慣性奔向懸崖。外部壓力可能使得列車的速度會降下來一點，可還不足以迫使它完全停止。
在這種情況下，最後的一道防線是三月的全國兩會。既然是人民的代表，那當人民不高興的時候，代表委員應該把人民的不高興帶進會場，轉達給中共和習近平，否則便是失職。
全國兩會本就是議論國是的場所，代表委員就重大問題暢所欲言、問責官員本是其職責所在。從往年兩會看，有少數代表和委員對一些敏感或尖銳的話題和人事放言，給人印象深刻。比如上海財大的蔣洪教授，在做全國政協委員期間，在兩會上就曾批評過教育部長的“四個絕對”容易壓制不同觀點，呼籲公民表達的權利必須得到保障。雖然習近平上台後，“敢言”代表和委員變得更加稀缺，兩會開得愈發沉悶，然而，此種狀況現在必須改變。
鑑於中國面臨的經濟困境、正在進行的中美貿易談判和歷年兩會重點討論經濟問題，今年的兩會經濟議題只會得到強化而不會削弱。但要使經濟議題體現“國是”性質，代表和委員就不能泛泛而論，或者抓住經濟的某個方面和枝節而提建議。必須討論中國下一步經濟改革的方向、性質和結構；討論國有企業的地位和作用；討論國家干預和國家資本主義的發展道路等問題；對前一階段實際實行的“國進民退”改革路線檢討和糾偏。這也是減少和西方特別是美國發生經濟摩擦乃至貿易戰的出路所在。
外交議題向來不是兩會重點。然而，由於去年中美發生的近似於冷戰的全面對抗，以及和西方國家特別是“五眼聯盟”的緊張關係，代表和委員有必要在兩會發起“外交向何處去”的討論與問責。外交雖講究國家實力，但一個正確的合乎普世價值的外交理念和路線本身就是國家實力的組成部分，它能最大程度地為中國創造一個和平與友善的國際環境，有助於而不是有害於中國崛起。這樣的國際環境對中國現在越來越重要和關鍵。所以，代表和委員需要向中國政府提出，我們為什麼失去了美國？為什麼與人類和世界的正義愈行愈遠？
無論經濟和外交，落腳點其實在政治和意識形態上。換言之，正是後者的改變導致前者的變形。從歷年兩會看，除少數年份外，政治和意識形態都屬於不能碰的禁忌話題。今年恐更不例外。然而，這種禁忌也必須打破。兩會要辯論：是什麼導致個人崇拜和極權政治在中國的回潮？黨的絕對統治即使從中共的角度說，為什麼也是個壞東西？
政治改革也必須啟動，不能也不應再耽擱。兩會特別是人代會在中國的政治體系中，自身就是極重要的組成部分。憲法賦予人大代表的一項重要職權，就是上至對國家主席、政府總理，下至對各部部長的質詢。如何把這項憲法權力盤活？諸如國家權力的性質，協商民主和選舉民主的關係，公民自由和人權的保障，法治的建立，社會的自治等，代表和委員都需要在兩會上提出和討論。
改革開放40年後，中國本可以自己的成就，在自由民主的大合唱中成為最強音符的，可如今，習近平帶領中共走向了一條黨國絕對主義的不歸路。在兩條道路的生死搏鬥間，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理應利用兩會這個平台，圍繞“中國向何處去”的問題，把兩會開成一個國是辯論會，即使最後不能改變歷史航向，至少也留下了自己的聲音，可以向後人交代。
粉飾太平的全國兩會必須改變了。代表委員們，人民正在睜大眼睛看着你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