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姜良芹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從淞滬抗戰爆發到南京保衛戰結束，在這短短的4個月時間內，蔣介石及國民政府的對日政戰略的選擇實質上奠定了之後中國抗戰的走向。近年來，學界大多認為淞滬抗戰粉碎了日軍速戰速決陰謀，標誌着國民政府決計全面抗戰，使戰局形成持久態勢，由此，國民政府戰時體制初步確立。也有學者認為淞滬抗戰與南京保衛戰時間、空間相連，可以看作是一次大戰役的兩個不同階段。然而，4個月時間裡，蔣介石經歷了怎樣心路歷程？如何作出政戰略抉擇？這些抉擇又為何導致如此的結果？既有研究對這一系列關鍵問題似乎關注不夠。筆者以為，軍事的邏輯不能代替歷史的事實，僅就戰爭論戰爭恐難窺歷史之真面目。因此，本文擬通過對蔣介石日記、相關未刊檔案等第一手資料的梳理，略陳管見，以就教於方家。筆者認為，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的戰略選擇主要服從於國民政府的外交政略需求，即寄希國際干預、大國介入中日軍事衝突。戰略服從政略的結果，進一步加劇了戰略實施的代價：淞滬抗戰雖遲滯了日軍短期速勝的作戰計劃，卻也大量消耗了中國軍力，並暴露了中國軍隊的弱點；此後日軍采殲滅戰圍擊南京，致使中國軍民死傷慘重。南京失陷後，蔣介石痛定思痛，始堅定了立足自身、實施長期抗戰的決心。

　　1　淞滬抗戰：“打給外國人看”

　　盧溝橋事變和淞滬之戰爆發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一改之前的對日妥協退讓政策，決計全面抗戰，學界對此多有闡述。但是，我們不能不看到，在此後的淞滬抗戰和南京保衛戰中，蔣介石、國民政府的各項對日作戰決策，卻無不體現了其寄希國際干預、大國介入的期望，從而影響了中日戰爭的進程和走向。蔣介石決定堅守上海，除考慮到上海地位的重要性外，主要是為了配合外交鬥爭的需要。這一時期蔣介石在各種場合呼籲對日本進行國際制裁的必要性，強調這與國際和平密切相關。蔣此時的政戰策略是“以戰爭為建設嚮導，以軍事為外交後盾”。8月14日國防最高會議決定：“一不宣戰，只說自衛；二不遷移政府。”

　　面對日軍的挑釁，負責守衛的第九集團軍總司令張治中原定於13日拂曉前發起攻擊，以期先發制人，但蔣介石因英、美、法、意等國駐華使節正在調停，要求張“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直至日軍的進攻導致中國守軍“行動勢難延展”之時，蔣介石才發出“明拂曉攻擊”的命令。即便如此，何應欽在14日致上海市長俞鴻鈞的密電中仍強調，現雖“決對敵根據地實施掃蕩”，“惟外交談判及與各國領事之周旋，仍請兄相機應付”。

　　戰爭初始，中國守軍以優勢兵力進攻日軍在滬各據點，屢屢突破日軍陣地，蔣介石似乎看到了軍事勝利的希望：“本日滬戰頗有進展”，“上海倭寇恐慌萬分”，“（日本）陸海軍意見分歧，政府內部不一致，已陷於進退維谷之勢”，“以今日戰況，敵或有退卻可能也”，特別是“英提議滬上倭寇全部撤退，大可注意”，“其能實現，使倭得轉圜離滬，以恢復我經濟策源地”。但日本拒絕了英國調停，令蔣介石“憂心倍增”。於是，蔣反複分析列強的立場：“開戰以來外交形勢當有利於我者為多”，“除意國袒倭與美國態度不定外，余皆可與我以同情”；“美國態度惡劣，而且變為毫無骨格之國。此其現任總統羅斯福應任其咎也”；“德國無甚偏袒，意國亦不敢明目助倭”；“英大使許格森被倭機擊傷引起英國怨憤，現時或無事實表現，但預料其於將來中倭戰爭之勝負所關甚大”。希冀大國介入之情溢於言表。但遠水難救近火，為了牽制日本，在沒有消除對蘇聯戒備心的情況下，蔣介石於8月19日毅然決定與蘇聯簽訂《中蘇互不侵犯條約》，“促其加入戰爭”。儘管蔣介石認為，“中蘇不侵犯條約簽訂發表當於現局利多害少”，“倭德意等‘法息使’國對中蘇協定多現惶懼之態而未敢極端反對”，但為避免國際社會對其聯蘇政策產生誤解，他還是親自召見英國大使“說明理由”，並電告正在德國訪問的孔祥熙向德國政府進行解釋。此後，國民政府在於8月30日和9月10日向國際聯盟提交的聲明書中，除繼續呼籲國際調停中日衝突，並特別表明如下兩點：中國“維護和平的方針”不變；中國的抵抗是“不得不進行自衛”。

　　在淞滬前線，日軍後續部隊源源而至，至9月中旬已達10萬餘人。9月1日至7日，吳淞、寶山相繼失守，至17日，中國軍隊“傷亡奇重”，全線撤守北站—江灣—廟行—朝王廟—羅店西南一雙草墩之間。副參謀總長白崇禧、作戰組長劉斐等向蔣介石提出，淞滬會戰應“適可而止”，部隊應保存實力，及時向吳福線國防工事轉移。蔣面臨着兩難選擇：“集中兵力在上海決戰乎？抑縱深配備長期抗戰乎？”各部雖已“死傷大半”，“若不支撐到底，何以攝（懾）服倭寇完成使命？”蔣的決定是堅守上海，而這與他強調“外交與戰線並重”更是不無關係，唯有堅守，才有國際調停的可能。

　　1937年10月6日，國聯決議召開《九國公約》簽字國會議討論中日衝突問題。16日，比利時向有關19國發出邀請，初定10月30日在布魯塞爾召開會議。蔣介石得知這一消息非常高興，“解決中倭問題，唯有引起國際注意與各國干涉，今九國公約會議已有召集確期，國聯盟約亦有較好之決議，此乃抗戰犧牲之效果也。”蔣希望通過該次會議，“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及使英美允俄參戰”。他還為此致電時在意大利負責軍購的蔣百里，“對於意國商務與價目，請照前電範圍由公全權商訂，但須意國在九國會議中助我，至少亦要求其不助日本為要。”

　　蔣介石不僅要堅守上海，而且希望在布魯塞爾會議召開之際，淞滬戰場能有較好的戰績。10月22日，蔣通電全軍將士，說明九國公約會議即將舉行，全體將士“尤當特別努力，加倍奮勵”，“於此時機表示我精神力量，以增加國際地位與友邦同情”。為此，蔣介石在全國各地普遍調兵赴滬參戰，“調93師”、“調15或11師到新涇”、“催滇軍速進”、“催運劉多荃師與吳克仁師”。在致龍雲電中，蔣言辭急切，“滇軍出發各部現到何處？務請力催兼程急進，能望於九國公約會議之初到滬參戰。約何日可集中長沙？盧軍長何日來京？請詳復。”急圖軍事方面在會前能有所表現。然而，淞滬戰況非蔣所能掌控，各部傷亡極為慘重。蔣介石不得不決定轉移陣地，但為了給世人留下仍在堅守蘇州河北岸的印象，“閘北仍令派留一團”。“我軍殘留一團兵力於閘北，以示死守，感動中外心理甚大”。11月初，隨着日軍第10軍在金山衛的登陸和日軍進攻的不斷加強，蔣介石開始考慮“滬戰轉移計劃”，他認識到“保持戰鬥力持久抗戰與消失戰鬥力維持一時體面相較，當以前者為重”，卻又顧慮“滬戰陣地轉移與九國公約會議之影響”，“使此心猶豫不決也”。蔣同時還轉電蘇俄，“我軍上海撤退，乃為受金山衛敵人登陸側背動搖之故；但撤退安全並無損失，以後持久抵抗，決無問題。無論何時，決不與日言和”，以促蘇俄下定參戰之決心。

　　此前中西學界的研究中，多強調蔣之堅持淞滬全力抵抗，有試圖把中日戰爭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誘使日軍逐漸採取自東向西的主作戰線，使國軍持久戰略更易達成之意。蔣緯國的研究更認為此時蔣介石已確定了“以空間換取時間、消耗敵人之持久戰略”的全盤戰略構想。誠然，日軍主力從長江下游向西進攻，使中國政府贏得了在川、陝、湘、滇、黔大後方持久戰準備的時間，但這絕非蔣介石在淞滬抗戰時即已策劃的結果。蔣所思慮的重點，在以淞滬之頑強抵抗喚起國際社會對中日戰爭的關注進而干預，以早日結束戰事。戰略服從政略的結果是，淞滬抗戰在戰術上多次錯失良機、盡顯被動之態勢。如當日軍於10月上旬突過蘊藻濱之時，中國軍隊側背感受威脅之初，即應斷然退守新涇河西岸，嘉定、南翔、蘇州河右岸之線，如此不但可減少損失，且可憑藉既築陣地為較長時間之持久；當日軍11月5日於金山衛登陸之時，戰區即應向吳福線陣地轉移，不但可減少損失甚至可利用該線既設工事，遲滯日軍，甚至可予日軍以較大打擊。而直到不得已時，始向吳福線倉促撤退，損失重大。

　　淞滬抗戰，中國軍隊士氣旺盛，作戰英勇，但蔣介石單純防禦，將幾十萬精銳之師密集於長江南岸狹長地區內，死拼硬打，特別是要“打給外國人看”，不僅大量消耗了中國軍隊的有生力量，也將國軍主力完全暴露。該項戰略雖遲滯了日軍“速戰速決”戰略意圖的實現，但從另一方面看，也因此改變了日軍的戰略策略，開始着手殲滅國軍之有生抵抗力量。日軍攻占上海後，“華中方面軍試圖在崑山附近地區圍捕、殲滅敵軍主力，但結果成了一場擊潰戰，只殲滅和捕捉了部分敵軍”。這時日本軍方出現兩種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軍隊已經非常疲勞，必須休整；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軍隊雖然疲勞，但仍應向南京追擊。11月15日夜，日第10軍司令官柳川平助召開幕僚會議，研究占領上海後日軍的戰略，認為日軍在太湖以東地區的作戰並不徹底，“湖東戰役未達預期目的”，未能殲滅中國軍隊主力，但造成了中國軍隊的重大損失與潰退，“如果抓住這個變動着的戰機一舉斷然進行追擊，據判斷有二十天的時間可以占領南京。”華中方面軍也贊同這一意見，其25日給東京的報告在談到“對有關上海方面中國軍的觀察”時說，“判斷自開戰以來出現於此一方面的敵軍總兵力八（十）三個師，其中消耗約一半，現在可活動的是約四十萬名。而且缺乏武器、彈藥、糧食的情形嚴重，尤其隨其敗戰，士氣之低落達到極點，似乎完全喪失鬥志。政府內部的爭執激烈化，且決定放棄南京。今後，日本軍如迅速作戰進攻至南京，即可在短期間內，使中國軍主力崩潰”。日軍這一戰略策略的轉變，使中國軍隊在此後的南京保衛戰中不斷陷於被動。

　　2

　　首都南京：民眾疏散不力

　　七七事變爆發後，鑑於日軍有擴大戰爭範圍的種種跡象，國民政府也加快了抗戰準備的步伐。軍政部從1937年7月11日起連續召開會報會議，討論、制定對日作戰部署。出於中日戰爭一旦全面爆發，戰區內大量無辜居民將為戰爭所累考慮，政府機關和民眾的疏散也是政府當局不能迴避的一個問題，因此，疏散計劃的制定快速提上日程。國民政府統帥部於7月27日的會報會議上，專門就落實蔣介石關於首都“各院部會實施動員演習及準備遷地辦公”的手令進行會商，決定“萬不得已時，則遷移他處辦公（如衡陽），凡須永久保存之重要文件，先行遷地保管。至各機關之實行遷移，則須候命實施。”

　　平津地區被日軍占領後，國民黨高層一致認識到中日兩國間的全面衝突已經迫近，一場大戰不可避免。7月29日，統帥部又從軍事角度出發，討論有關沿江各重鎮居民之疏散，其中特別會商了首都南京的人口疏散計劃。會議強調“南京市百萬餘人口，戰時甚感不便”，提出“可先將婦孺遷移他處”，這樣做“雖不免使人民稍有恐慌，但終久必歸實現，故可着手辦理”；對於機關職員眷屬，“尤宜先秘密移動”，以免妨害公務。該項計劃中透出國民政府準備疏散南京普通民眾的端倪及其傾向性。但此後軍政部考慮到此事關係重大，認為“應由軍委會召集各院部會開秘密會商討”，俟方案擬定妥善，並交蔣介石核示後，再逐漸實施。從後來實際施行情況看，出於穩固民心、防止恐慌、穩定社會秩序的考慮，疏散計劃並未優先考慮市民，而只是優先疏散了機關職員眷屬。8月初，軍政部通知在寧公務人員將家眷送離南京，以解除其後顧之憂。

　　政府機關職員眷屬的疏散行動，使一些市民覺得戰爭已經迫近，開始逃離南京。蔣介石顯然也感覺到了民心不定所帶來的問題，“最近要公務人員送眷屬回籍，社會上的秩序已亂起來了，交通站上都是擠得水泄不通。……這種態度與戰時戰事上，是無利而有害的。”為防止民心不安，南京地方當局採取了一些應對措施，如針對憲兵及警察機關屢次接到有關散布流言、擾亂安寧的報告，“當局發布命令嚴加追查，並發表談話要求市民採取平靜態度，勿輕信謠言”。為維持車站和碼頭秩序，首都新運會於8月9日“要求憲兵和警察等17個機關代表集會，決議向車站和碼頭增派巡警和憲兵，由鐵道、交通兩部及警士訓練所派出勞動服務隊，全國新運會和首都新運會也派出人員”，多方共同協助維持。南京地方當局的上述措施，使市民的逃離多少有所緩和。魏特琳8月11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早上南京似乎比較安靜，人們又恢復了日常生活。”

　　但是，南京所受到的戰爭威脅卻日益嚴重。從8月15日起，日軍即對南京展開了戰略轟炸，“為謀求挫折中國政府及民眾的持久性鬥志，於適當時機對中國的政治、經濟或戰略性要衝，斷然重複進行空中奇襲”，欲從心理上瓦解中國的民心士氣。南京幾乎每個晴天都要遭受日機三次以上的空襲或空襲威脅。對此，日方諜報人員多有記述，“日前夜間空襲時，炸彈落在太平路引起火災，約死亡百人，立法院也落了炸彈，由此引起很多人逃離南京”；“26日半夜到午前4點空襲時投到市外的炸彈造成很多市民傷亡。”蔣介石9月25日日記中也寫道，“敵軍連日反覆猛炸南京，毫無損於軍事設備。惟人民生命財產多受傷害，市場悽慘。”

　　然而，自全面抗戰爆發以後，蔣介石及國民政府表現出堅決抗戰的高調姿態及此後的舉措和宣傳，卻都給民眾留下了堅守南京、堅持抗戰的印象。

　　南京防空方面，國民政府在戰前即做了周密準備，如制訂了《擴充首都防空警報配置辦法》、頒布了《防空法》等，“要員住宅、旅館等均設有地下室”。各機關和民房幾乎全部塗上了黑色或灰色，並“隨時進行防空和防火訓練”。日機來襲後，蔣介石致函周至柔，“今晚起應防倭空軍對首都之夜襲”，令其做好空軍的應對；電令馬超俊，“南京市各馬路及要口附近相隔二三里之距離各點，必須多設平民與行人避難所，其計劃、地點、構造法，皆希呈報；並於此十日內，壯丁全體動員構築避難所”為要。蔣並進一步指示，“現值抗戰期中，敵機不時來襲，各該長官均負有維護地方治安，保障民眾安全之職責”，上述避難所之設置，“即便聞警趨避，尤屬費省易舉，安定人心關係甚大”。就媒體對於日機空襲的新聞報道，蔣介石也有所指示，“國內報紙登載敵機空襲新聞關係重要，亟應規定發布標準”，尤以“引起國際同情”為宜。在政府防空機構組織、配合下，南京市民很快克服了恐慌的情緒，防空經驗逐漸豐富，對隨後日軍的疲勞轟炸能逐步適應。日方也不得不承認，“對於我機空襲，敵情報、燈火管制系統、探照燈照射等，均有相當之訓練。”在上海失守的當日，《中央日報》發表社論《告京市民眾》，文中稱對於南京地方，政府“已設立了南京衛戍司令長官，統帥文武機關及全市民眾作守土自衛的打算。這個給我們全市人民以莫大的安慰與興奮”，“抗戰已到了這個關頭，國力的支持全靠民力作後盾”，“是我們民眾報國的最好機會”。“現在，全首都的市民應該把自己感覺到的責任和如何盡責的辦法，做出一個榜樣來，給全國人民看看。”此後《大公報》、《申報》等也相繼報道了蔣介石、唐生智等表示堅守南京抗戰到底的言論。受此安慰，南京市面又恢復了往日的繁榮，蔣介石10月10日的日記中曾有如下的記載，“下午與妻同乘車視察市中，戶戶掛旗慶祝，為之一慰。”

　　在堅守的表象之下，面對日軍的步步緊逼，對於如何安置和保護在寧市民，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等並沒有一個詳細的計劃，其責任存在嚴重缺失。

　　上海失陷後，如果堅持抗戰，遷都已迫在眉睫。其實，早在8月29日，蔣介石即曾考慮遷都之事，當日日記中記下：“如遷都則應在重慶，大本營則在洛陽，行政院則在衡陽。”11月8日中國軍隊撤離蘇州河南岸後，遷都已成為國民政府不得不面對的一個大問題，蔣在日記中更是多有記述。蔣認為，“國府遷渝”“實為內政外交轉移之一關鍵”，“甲、為長期抵抗之計；乙、不受敵軍威脅以打破敵人討城下之盟之妄念”；並強調要注意“遷都命令發表後之敵態如何”。蔣此時的關注點是遷都對中日戰局的影響。國民政府為穩定民心，對於遷都的準備工作是秘密進行的，遷移過程也顯得極其倉促。據當年隨行西遷的國民政府文官處書記官丁紹蘭回憶，“離寧之日，一般員工都是行色匆匆，沒有思想準備”，“精神狀態很緊張”。17日凌晨，國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滿載中央政府官員及眷屬、物資的主席專輪“永綏”號軍艦悄悄起碇西上。辭行時，林森囑咐馮玉祥等送行人員“堅守秘密”。11月20日，國民政府正式公布遷都重慶。在西遷過程中，首先考慮的是政府大量檔案文件和相關物資及公務人員的輸送，為保證國民政府各部門的安全遷移，國民政府所統制的全市交通工具包括600輛汽車和220餘只民船都用在了軍事和國民政府西遷上，使11月中旬頒布的遷移婦孺辦法中“予以種種交通上的便利”僅停留在口頭上。“國府西遷後，各項交通器材隨之俱行。”11月26日馬超俊市長曾專電交通部，希望“西遷各船抵達後，即續回遷送難民。”但以當時的交通狀況，至南京淪陷前，這些船隻根本無望返回。因此，儘管江邊“人山人海”、車站“人多如鯽”，但真正有能力離開南京的普通市民為數很少。為了躲避戰火，許多市民盲目地東躲西藏，“城北的百姓往城南搬，城南的百姓往玄武湖搬。玄武湖的百姓往鄉下搬，鄉下的百姓往城裡搬。搬來移去，好像他們離開原來地方就可以得到無上安全保障似的。”

　　直到12月7日，蔣介石才離開南京。作為最高領導人，他可以說是一直堅持到了最後關頭。但從另一方面來看，蔣遲遲不離京，對民眾也造成了一定的心理暗示，使他們認為留在首都將是安全的。自淞滬抗戰爆發以後，“各地難民紛紛來京，每日千數百人不等”。有調查顯示，南京人口在1937年6月時超過100萬，8、9月份曾急劇減少，到11月初又回升到50萬以上。蔣介石在12月4日的日記中寫道，“本星期留駐南京，不僅於軍事布置能強勉完成，而且於軍心民心亦有裨益。應遷移之物品皆能如數運完，南京倖免兵亂。若早十日離京，則敗局更不堪問矣。”事實上，蔣對自己離京後南京民眾可能遭受的戰禍，也是非常擔憂的，撤離當日，蔣在日記中記道：“人民受戰禍之痛苦，使之流離失所，生死莫卜……慘目傷心，無逾於此。”在日軍攻占南京前夕，滯留於南京的總人數約高達53.5-63.5萬。

　　3　　南京保衛戰：明知不可為而為之

　　南京保衛戰歷來被視為“明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然此乃學界從中日雙方軍力對比而得出的結論。筆者認為，蔣介石決定守衛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政略。1937 年 9 月初，面對日軍由守勢轉為強大攻勢的戰況，國民政府開始考慮首都防禦問題，但受累於力保上海的戰略，南京外圍的防線修築其實極不完善。日軍占領上海後，自太湖南北同時西進，威脅南京。原先在淞滬戰場以重兵阻遏日軍的戰略部署，不得不做重大調整，戰線被迫向內地縱深轉移。當時，中國軍隊已退至首都第一道外圍防線吳福線，但該國防工程卻“無圖可按，無鑰開門，無人指示”，主力被迫繼續向錫澄線撤退。蔣介石非常清楚，“錫澄線如失陷則敵在長江即可長驅直入更無顧忌矣”，故 23 日晚親“到常州召集錫澄線各軍長訓話，精神必為之一振，陣地當能穩定也”。然而，事與願違，“有良好地形，堅固陣地，可資扼守”的錫澄線同樣沒有發揮作用。不僅如此，中國軍隊撤退途中“彼此紛雜零亂”，“一般將領頹喪太甚，士氣不振，搶劫日多”，日軍“看破我軍之弱點，所以敢放肆無忌，視若無人矣”。

　　為打破日軍迫訂城下之盟的戰略構想，國民政府做了兩手準備。一是於 11 月 20 日正式公 布遷移政府於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但是，南京是守是棄，國民政 府內部意見並不一致，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注意到，“敵以意德共同 防共之盟對於蘇俄與英國有所牽制，故得對華任意侵略，為所欲為。”11 月 17 日，“本日為南京固守與放棄問題躊躇再四”。考慮再三，蔣還是決定堅守，“期以 3 個月乃至 1 年”。24 日，蔣介石正式任命病中的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 同時，為了加強南京的防守力量，從正向浙、皖、贛邊區轉移的第三戰區部隊中留下 9 個師，並從武漢調來第七戰區部隊中的 2 個師，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備部隊，總計兵力約 15 個師、10 余萬人。

　　從蔣介石 11 月下旬的調兵遣將不難看出他對南京保衛戰還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 望能像淞滬抗戰那樣堅持數月，以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但接下來十多天的戰事 發展卻使蔣的幻想幾成泡影。蔣 12 月 6 日的日記作了這樣的分析: “敵軍用奇襲與包抄戰術”， 而中方卻“士氣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敵攻句容與醇(淳)化鎮，見我士氣與兵力，彼已熟視無 睹矣”。由此可見，蔣介石最終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純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如有學者已揭示的， 作為首都的南京，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介石對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了 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的還是出於外交的需要，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國際干預中日沖 突的努力。

　　作出固守南京決策之時，布魯塞爾會議尚在進行中，蔣指示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 表顧維鈞竭盡全力，要求顧“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此後在得到“九國公約會議已消極無結果”，“九國公約會議無形停頓”的消息後，蔣又安慰自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及至 11 月 24 日，蔣得知“英美問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寫道，正所謂“慮而後能得”，“國際形勢轉佳而戰局日壞”，“吳興失陷戰局不受影響”，“欲挽此頹勢以冀轉敗為勝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始通過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性。早在淞滬會戰呈膠着狀態時，為了儘快結束戰事，也為了對抗即將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日本一改過去反對第三國干預、堅持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態度，於10月下旬表示“特別歡迎”與日本有友好條約關係的德國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託，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被蔣介石“嚴詞拒絕”。但11月中旬後，隨着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於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接德大使轉達敵國要求言和之報”後，“特約其來京面談。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已經準備接受德國調停。在陶德曼證實了“日本最初的條件雖然只是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原則一直沒有變化”之後，他提出了中國的四項和談基本原則。蔣並補充說，日本政府必須對前期談判、特別是和平條件保密，否則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國政權就會落到親蘇派手裡。這天的日記中他記道，“聯俄本為威脅倭寇，如倭果有覺悟則幾（已）矣。”

　　蔣介石對蘇聯援華確曾有所期待。當時在國際社會中，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從11月下旬起，特別是布魯塞爾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後，蔣頗為關注蘇俄對中國的態度，11月24日日記中提醒自己蘇俄曾有“待我生死關頭必出兵攻倭之諾言”；26日、28日、29日連發三電給時在莫斯科擔任聯絡工作的外交部次長楊傑，令其儘速向蘇求援：儘管國民政府絕不與日媾和，“至不得已時當固守南京，決不放棄長期抗戰之主旨”，“但南京防禦工事殊嫌屬弱，恐難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內能否實現，盼立復。”29日，蔣還直接致電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請求蘇俄派兵。28日蔣接見楊傑特使張沖後，對蘇俄出兵援助充滿期待，當日日記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戰局”。在30日致龍雲函中亦稱，“最近期間俄必出兵助我，國際形勢亦將大變，此乃確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漢）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劃一切，軍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電，與楊張所報者完全相反”，蔣介石才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國際形勢漸陷於不利狀態”，“決定離京赴贛”，“收拾殘部，重整旗鼓，再造時代之計劃”。然而，蔣在同日致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12月11日晚，蔣介石已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儘管有着“本日南京唐孟瀟處已無人接電話，敵已過江占領江浦，則南京恐已不守乎？”的疑慮，依然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可見，蔣至此都仍不甘心放棄國際干預的希望，守城甚至已成贏得國際干預的唯一希望。

　　蔣介石這種為了引起國際干預的明知不可為而為的戰備決策，一旦國際干預沒有如期而至，南京保衛戰的效果受其所累則是必然的。正如蔣介石所預料，日軍自上海開始追擊以來，一路採取“殲滅戰”的作戰方針，在對南京的攻擊戰中，更是採取大迂迴、大包圍的作戰策略。11月24日華中方面軍制定的作戰計劃大綱指出：“方面軍以一部自揚子江左岸及蕪湖方面進至南京背後，其主力自丹陽以東之京滬鐵路—丹陽—句容方面，以及湖州—宜興—溧陽—溧水方面相呼應，於南京要塞外，殲滅敵之野戰軍，攻克南京。”經過上海作戰之後，日軍已認識到必須殲滅中國軍隊之精銳，才能達到速戰速決的戰略目的，殲滅戰遂成為日軍南京攻擊戰的主要作戰目標之一。12月7日，日華中方面軍通告了《攻占南京要領》：“在南京守城司令官或市政府當局尚留在市內的情況下，設法勸告其開城以和平方式入城。此時，各師團各派步兵一個大隊（9日改為3個大隊）為基幹的部隊先入城，在城內分地區進行掃蕩。”“在敵人殘兵仍據城進行抵抗的情況下，將到達戰場的全部炮兵展開，進行炮擊奪取城牆，各師團以步兵一個聯隊為基幹的部隊進入城內進行掃蕩。”所謂“掃蕩”，就是要徹底消滅中國軍隊。為此，日軍第十六師團步兵第三十八聯隊在12月13日下達的作戰命令中稱：“聯隊打算按照前述‘作命三十八第6號’標明的進入路線追擊。……前線部隊要迅速向該線追擊敵軍，在各處殲滅之。由於是殲滅戰，應可以讓部分部隊越過前述界線進入。”第十軍也於13日上午下達命令：“集團要殲滅南京城內之敵。……各兵團對城裡的炮擊自不必說，應盡一切手段殲滅敵軍。”

　　從11月25日組建南京衛戍部隊算起，只經過了18天時間，南京即告失陷。而真正的守城作戰只堅持了兩天即開始撤退。12月11日晚，唐生智在接到蔣介石的撤退命令組織退卻之初，考慮到時間緊迫、人多船少的客觀情況，確定了“大部突圍，一部渡江”的原則，規定只有衛戍司令部各機關及其直屬部隊、第36師由下關碼頭渡江，其餘部隊均由正面突圍。這一原則，本來是比較切合實際的。但在正式宣布撤退令時，唐生智又補充“口授命令要旨，87D、88D、74A、教導總隊如不能全部突圍，有輪渡時，可過江向滁州集結。”另外，由於情況混亂，撤退命令無法正常下達。除少數部隊突圍外，大部分軍隊擁至長江邊，形成極度混亂的局面。“僅有之少數船舶，至此人人爭渡，任意鳴槍。船至中流被岸上未渡部隊以槍擊毀沉沒者有之，裝運過重沉沒者亦有之。”而滯留在南京城的軍人，群龍無首，一盤散沙，被俘者數以萬計，使日軍殲滅中方有生抵抗力量的戰略意圖得以實現。日軍上海派遣軍司令官朝香宮鳩彥，曾簽署了“機密，閱後銷毀”的命令：“殺掉全部俘虜”。還有一些無法逃離南京的士兵紛紛扔掉武器換上便衣躲進了南京安全區委員會成立的難民區內。日軍入城後則以掃蕩敗殘兵為口舌濫殺無辜。

　　1939年4月27日，南京維新政府“大民會”總部組織部長王鴻恩的講話中，也道出了日軍的這一政戰略：“南京市人口在事變以前，即黨政府的全盛時代，計有人口一百零七萬之多，及至事變後，人口驟減至十七萬之數，相差幾達九十萬。此中原因，固然是一部分的民眾受了蔣介石的惡意宣傳，相率逃避，而其中的一部分則因誤會或種種不可避免的關係而罹難散失與犧牲。……後來日本軍隊進城了，因為肅清殘敵又殺死了好幾萬人，而中間最悲慘的一件事，就是一般無辜的善良民眾，因為當時沒有顯明的識別，日本軍隊不能認識他們，聽說也死亡了幾萬人。”

　　4　　蔣介石抗日政戰略之轉向

　　綜上所述，從淞滬抗戰到南京淪陷4個月的時間裡，蔣介石與國民政府在政戰略選擇方面存在嚴重失誤。蔣之考慮在於引起國際注意。他認為，凡與中國有政、經關係的列強，為了保持其本身利益，必然援助中國制裁甚至抵抗日本。故此，中國只要能在上海作英勇抵抗，打破日軍速決戰略企圖，必可促進國際變化，覓得盟友。這一時期，他首重英美，同時也不排除聯蘇之可能。蔣之失誤在於，雖然聯合強國以制日是必要措施，他卻本末倒置，過分依賴國際社會，以求儘快解決中日爭端。由於期待國際干預和幻想“和平調停”中日軍事衝突，蔣介石、國民政府的軍事戰略主要是為其外交政略服務的，因此蔣介石對於上海到南京之防守和軍事部署準備和應變能力均不足。上海雖守三個月，但由於是內線作戰，無外線的支持，使得國軍精銳部隊喪失殆盡，直至1937年11月上海淪陷前，蔣介石尚無組織南京戰役的計劃。上海失陷後，國軍撤退過程中，秩序混亂，潰不成軍，從而使日軍堅定了進擊南京的戰略決策，倉促組織的南京保衛戰根本無力阻擋日軍迅速占領首都南京並殲滅中國有生抵抗力量的戰略目標。“敵人跟蹤追擊，不出數周，便自東、西兩面進迫京畿，將南京合圍”。

　　國民政府在淞滬戰爭爆發之初雖有疏散南京市民的打算，但出於穩定民心的需要，又考慮到南京是中國的首都，“國際觀瞻所系”，遲遲沒有做出周密的計劃。為應付日機空襲，蔣介石與國民政府雖然也做了許多卓有成效的準備工作和民眾工作，如避難所的設置等，然而，隨着戰火臨近南京，國民政府倉促西遷，來不及疏散市民及其財產，致使大批市民滯留南京，留下嚴重的居民安全隱患。

　　防守南京原本已無精銳部隊，以唐生智為總指揮，更是用人不當。而蔣介石作為國民政府的最高決策者，明知南京難以堅守，依然幻想據此圖挽戰局，等待國際形勢的改變，致使十萬國軍滯留城內。日軍占領南京後，除在城內外掃蕩敗殘兵外，並於12月14日開始在安全區內有系統地搜尋中國士兵。“為了削弱我們的人力與兵源，不惜違反人道和國際法，來進行集體屠殺。”蔣介石及國民政府上述政戰略選擇的失誤，不僅契合了日軍殲滅戰的戰略企圖，也間接擴大了日軍南京暴行中遇難者的規模。應該說，當時無論是政府還是民眾，都沒有考慮到日軍占領南京後會進行施暴，甚至“許多本地居民在日軍進城後曾由衷地表示寬慰，因為顯然結束了戰爭狀況的緊張與隨時發生空襲的恐怖”。對於南京保衛戰的失利，唐生智事後也自認其咎，“竊職等奉令衛戍南京，既不能為持久之守備，又不克為從容之撤退，以致失我首都，喪我士卒”。

　　唐生智

　　筆者在此想重點指出的是，在意識到南京保衛戰必敗和國際干預落空後，蔣介石痛定思痛，方開始着手建立長期抗戰的戰略。蔣在12月6日的日記中曾感慨“十年生聚，十年教訓”，並開始預定“三年組織，三年準備”。9日復在日記中寫道：“靜思時局與前途”，“除抗戰到底外，別無他道”，預備制訂“全國總動員計劃”。11日日記中，蔣記下已在進行“南京失陷後政局變遷之影響與預測”和“持久抗戰時期變化之預測”，認為通過“強化政府”，“團結內部”等措施，必能“使敵疲睏”和引起“國際干涉”，他“準備三年苦鬥”。同時，蔣對其過分依賴國際介入解決中日爭端的期望也進行了反思，“軍政時期應以軍事為本位”，“英美人士一見失敗則責難與譏評齊至，而且乘機取利。國不能自立則無論何國皆成敵人也。”（12月17日）“政治與外交皆應自兩面着手，不可只知其一也。”（12月18日）國民黨高層其他成員此時也有着與蔣同樣的考量，據王世傑12月15日和20日日記記載，“羅志希來函謂，戰事可失敗，立場不可放棄。與予素日之見解同。”“白崇禧自桂北來已四月，從不發言，今日在國防最高會議席上慷慨陳詞，力主抗戰到底，不可再以和議二字縈繞腦中。居覺生及于右任則請蔣先生出任大元帥之名”。(95)可以說，這時蔣介石和國民政府對自淞滬抗戰至南京保衛戰期間政府政略與戰略的反思則是促成蔣下決心轉變戰略、準備長期抗戰的重要原因。換言之，沒有淞滬抗戰至南京保衛戰的一系列軍事失利和國際干預希望的破滅，蔣就不可能下定立足自身、實施長期抗戰的決心。

　　對於持久抗戰之利弊，蔣介石在南京淪陷後方有較深入的思考，這在日記中記錄頗詳：“此後敵人前進愈難而我軍應之較易，必使敵人再進一線，使之更陷於窮境。則國際變化如何固不可期待，而倭寇弱點必暴露更甚，敵軍兵力亦不勝布置，不僅使之進退維谷，而且使之疲於奔命”，“持久抗戰到底，我固危殆而敵亦消滅矣”。（1937年12月18日）作戰方略當“以廣大之空間土地求得時間持久之勝利，積各路小勝而成全局大勝。”（1938年3月5日）台兒莊之役中，蔣介石運籌帷幄，身體力行，“考略魯南戰略應生發展運動戰，固守運河南岸，阻止敵軍侵徐，勿使我軍喪失戰鬥力，以求持久，爭取最後勝利也。”（4月24日）其時，孫連仲部守內線，湯恩伯、王仲廉等部打外線，殲滅日軍11000餘人，打得非常漂亮。及至日軍揮師西進之際，蔣注意到，“敵已抽調東北對俄之兵力增援關內，晉綏察省敵皆已增兵，平漢與膠濟兩路亦已增兵，此其為大舉南侵之準備也。敵如大舉攻漢，或粵漢並洛潼先陷或粵先陷，皆應有一準備”，並確定戰略，“有利則固守進攻，否則避戰保持實力與敵作持久戰”（6月8日）。他還觀察到“敵軍後方空虛”，在兵力部署方面，決定“對其後方應增加兵力，襲擊要地”（6月7日），確立了敵後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就戰略實施情況看，武漢會戰純為外線作戰，打了4個多月，“然我軍仍照原定計劃阻制敵軍於國防工事線之外”，“約計敵軍九月間之死傷必在十萬人上下，……我軍傷亡反較敵軍為輕，大體言之，消耗戰之目的成功矣”（9月30日）。1938年10月日軍在廣東登陸後，蔣感於“此時武漢地位已失重要性，如勉強保持則最後必失，不如決心自動放棄，保存若干力量，以為持久抗戰與最後勝利之基業”，“故決心放棄並發表宣言，通告中外，以示決心”（10月20日）。

　　持久抗戰之國策一旦確定，蔣介石對國際形勢之運用，亦強調立足自身、促中國於主動地位，不再唯國際社會之態度馬首是瞻。在這一時期的日記中，蔣寫道：“不患國際形勢不生變化，而患我國無持久抗戰之決心。”（1938年1月10日）就國際形勢而言，“美總統解決遠東整個問題之志含蓄不能過久，當於此一二年內必有行動”，但“倭寇決不允第三國干涉遠東與中國之事”，因此要“使倭知中國必非武力所能制服”（2月1日）。對蘇俄外交，蔣亦不再急於求成，他一方面對蘇俄聲明“無論其對倭戰與不戰，中國必與蘇俄始終一致”（8月3日）；另一方面也體認到，“中國今日之地位重要，對俄倭二方實有舉足輕重之勢”（8月11日）。因此，在得知蘇俄暫時不打算與中國簽署互助協定、並無意“攻倭以待倭之來攻”的消息時，蔣非但不覺失望，反而認為“不與任何國締結軍事協定，是於吾基本政策極有助益，是時代強勉中國以獨立自由與自力更生也。”（8月24日）他還勉勵自己，“立國全靠自己奮鬥，無論何友皆不可存有希冀之心。”（9月4日）對於日方的“和平”談判，蔣介石也由之前的猶豫不決轉為態度強硬，“與德大使言明，如倭再提苛刻原則，則拒絕轉達”（1月16日）。在日本宣布“不以國民政府作交涉對手”並開始在南京扶植傀儡政權後，蔣更是一笑置之，“倭寇已急謀打退堂鼓之法，其急欲造成唐紹儀為南京之傀儡者，亦其無法中之一法也。”（1月23日）在1938年4月1日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選舉蔣介石為國民黨總裁後，他充滿自信，“對總裁責任應當仁不辭，……實與抗戰增加實力不少，而且確定中心無異與敵精神與其策略上一大打擊也。”（4月1日）“倭寇軍閥不倒，決無和平可言，惟有中國持久抗戰，不與言和，乃可使倭閥失敗，中國獨立，方有和平之道也。”（9月9日）

　　1938年1月，蔣介石在漢口指示，“以四川為持久抗戰後方，如武漢失守，即以四川為最後根據地。北固陝西，南控滇、黔、桂諸省，而將重兵扼守平漢、粵漢兩鐵路以西；再置相當兵力於浙、閩、贛諸省，穩紮穩打，以消耗敵人。同時促進國際變化，以求盟友。如此則日本一定多行不義必自斃。”在此後的對日作戰中，“以空間換時間”的政戰略得到了貫徹和實施，1945年，中國的長期抗戰終於取得了最後的勝利。

（作者授權刊發，注釋略去。原標題為“從淞滬到南京：蔣介石政戰略選擇之失誤及其轉向”。）

抗日戰爭剛開始的時候，毛澤東詳細分析了中國日本軍隊與國家的特點之後寫出了著名的《論持久戰》， 不但科學的分析了為啥中國能夠戰勝日本鬼子的侵略， 並且預測了戰爭的進程，給出了不同階段的戰略戰術：

【在戰爭的第一階段，即戰略防禦階段，應部署持久戰，所採取的戰爭形式，主要的是運動戰，而以游擊戰和陣地戰輔助之。中國軍隊要勝利，就必須避免一切大的決戰，在廣闊的戰場上進行高度的運動戰，迅速地前進和迅速地後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用運動戰逐漸破壞敵人軍隊的精神和戰鬥力，而不是深溝高壘、層層設防、專靠防禦工事的陣地戰。

在戰爭的第二階段，即戰略相持階段，敵之企圖是保守占領地，通過組織偽政府，從中國人民身上儘量搜括東西以支持不能“速決”的長期戰爭。此階段，敵在其占領的大城市和大道中取戰略守勢，中國因戰略反攻的條件不成熟，其作戰形式主要是游擊戰，輔助以之運動戰。我軍大量轉入敵後，分散配置，依託一切敵人未占區域，配合民眾武裝，向敵人占領地作廣泛的和猛烈的游擊戰爭，並儘可能地調動敵人於運動戰中消滅之。

在戰爭第三階段，即收復失地的反攻階段，陣地戰才提到重要地位，但主要戰爭形式仍將是運動戰，並以游擊戰輔助運動戰和陣地戰。】

再看看蔣介石的抗日戰爭是怎麼打的？ 尤其是淞滬抗戰， 不但讓大批熱血將士冤死戰場，並且給外國人看的戰爭其結果竟然是解除了日本鬼子的對列強的忌憚心理， 其關鍵點就是四行倉庫，在法國油庫旁邊設陣地，引誘鬼子炮擊， 最後結果是國軍800壯士被租界警察繳械逮捕！  國民黨大批熱血將士的血肉生命竟然成了蔣介石表演道具和賭博的籌碼，並且賭技低劣輸的一塌糊塗。如果沒有上海玩弄列強的拙劣表演， 鬼子在南京敢那樣肆無忌憚的屠殺嗎？  換句話說，如果不是淞滬抗戰表演而坑死了數十萬國軍精銳， 鬼子有機會在南京發泄禽獸之欲嗎？  千百萬熱血抗戰將士的犧牲和奉獻不能掩蓋蔣介石的罪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