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該為南京大屠殺負責？

誰該為南京大屠殺負責？ 毫無疑問，是直接實施南京大屠殺的野蠻禽獸​日本鬼子！ 這個問題是不需要討論的。  但是，我們在譴責野蠻禽獸的日本鬼子的同時要不要問一問 誰給了日本禽獸大屠殺的機會？  世界上財狼禽獸總是有的， 大小屠殺事件至今還接連不斷， 怎樣防止禽獸再次實施大屠殺，這是一個現實的問題。

蔣介石無疑是把南京暴露在日本鬼子屠刀之下的罪魁禍首。 並且， 蘭台同學說的好蔣介石寄希望國際調停產生誤判，是把幾十萬國軍暴露在日本鬼子優勢的炮火之下的主要原因。 換句話說， 南京包圍戰投入數十萬國軍精銳根本沒有想到過取勝的希望， 也沒想到要殺傷鬼子的有生力量， 更不是包圍南京老百姓的， 而是表演給英國美國蘇聯等列強看的。

既然是表演，直接負責的將軍們也就會心無鬥志， 這也能解釋為啥南京撤退途中蔣介石的中央軍嫡系部隊不聽命令，長官扔下軍隊私自逃跑的原因的。 唐生智固然是一個投機的草包，但是蔣介石派人表演也就不在乎唐生智是不是草包了。

事實上南京保衛戰的前因--淞滬抗戰， 也就是蔣介石投入近百萬國軍精銳， 主動挑起的上海抗戰， 也是給列強表演的。  蔣介石想用百萬將士的屍骨和鮮血向列強證明日本鬼子想要獨霸中國的利益， 引誘列強與日本鬼子開戰， 最高潮的表演當然是四行倉庫保衛戰， 蔣介石派了400將士冒充800壯士孤守一座靠近英國燃料庫的倉庫，表演的太露骨拙劣， 以至於讓上海租界的列強們不但沒有幫助蔣介石打日本， 而是把800壯士繳械關押，最後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送給了日本鬼子， 800壯士成為日本鬼子的奴隸戰俘，最後被折磨致死成為真正的烈士！

換句話說淞滬抗戰讓日本鬼子接觸了對列強幹預的擔憂， 南京大屠殺的禽獸放縱能說與蔣介石的拙劣表演無關嗎？

毛澤東在全面抗戰的前一年就反覆提醒只要中國能夠揚長避短能夠取得抗戰的勝利， 但是中日力量對比的特點決定了抗戰是持久戰，在戰略防禦階段要用運動戰壓制日本鬼子的重炮，空軍優勢， 揚長避短， 儘量避免陣地戰，絕對不要打大規模的消耗戰。

可是蔣介石根本沒有獨立抗戰的信心和願望。 並且知道幾天很多果粉還認為中國沒有取得抗戰的勝利。 並且更為可怕的是今天的共產黨權貴正在從心理上和行動上向國民黨靠攏， 悲觀與投降情緒蔓延。  蔣介石為了給列強表演，反其道而行之， 把戰場擺在最利於鬼子發揮陸軍，空軍和海軍優勢的淞滬南京， 淞滬抗戰和南京保衛戰不但讓中國喪失了江南魚米之鄉的大片河山， 更重要的是損失了好不容易積累起來的百萬精銳部隊，給後續抗戰造成了不可估量的苦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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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讀抗日戰爭之二十四： 誰該為抗戰南京的慘劇負責？ 作者：蘭台

淞滬會戰結束後，中國軍隊的主力嚴重受創，隨之而來的南京保衛戰也很快失敗。日寇隨之製造了駭人聽聞的南京大屠殺，數十萬放下武器的中國士兵和聚集在南京的無辜市民罹難。在憤怒譴責和永誌不忘屠城日軍的兇殘的同時，在中國方面，誰應該為發生在南京保衛戰和南京大屠殺期間的慘劇負責呢？<

蔣介石寄望國際調停產生誤判

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從外交角度寄希望於世界列強介入調停。

蔣介石為外交固守南京

對於南京保衛戰的態度，國府上層分為兩大派。蔣介石曾多次召開高級幕僚會議，並個別徵求過一些高級將領的意見，研究南京之守與不守問題。在高級官員中，主張不守的呼聲甚眾，李宗仁、徐永昌、白崇禧、陳誠、張群等都持這種主張。其主要理由：第一，部隊殘破，無力防守。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認為：“我軍新敗之餘，士氣頗受打擊，又無生力軍增援”。大本營作戰組組長劉斐雖主張應作象徵性防守，但也認為初敗之軍，已無力再戰。他說：“我軍在上海會戰中損失太大，又經過混亂的長途退卻，已無戰鬥力，非在遠後方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補充整訓，不能恢復戰鬥能力。”第二，地形不利，易攻難守。李宗仁分析：“在戰術上說，南京是個絕地，敵人可以三面包圍，而北面又阻於長江，無路可退。”專管作戰的劉斐也向蔣介石力陳南京不易防守的見解。他說：“南京在長江彎曲部內，地形上背水，故可由江面用海軍封鎖和炮擊南京，從陸上也可由蕪湖截斷我後方交通線，然後以海陸空軍協同攻擊，則南京將處在立體包圍的形勢下，守是守不住的。”第三，免遭破壞，爭取主動。李宗仁認為：與其在無勝算可能的情況下硬撞，“倒不如我們自己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以免敵人藉口燒殺平民。”軍事委員會常委白崇禧也主張宣布南京為不設防城市，理由為：“南京是總理指定之首都，總理陵寢之所在地，不忍為軍事破壞，應宣布為不設防之城市，以主力退出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帶，一部集結於浦口，監視南京，掩護徐州，保留實力，以便機動打擊敵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張群還持有一種新的見解，即：“如果我軍自動退出南京，日軍不是以武力攻占的，萬一將來和談時，它就不能以戰勝者自居而對我進行要挾。”

但蔣介石自己是主守的，蔣介石曾在日記中寫道：“南京孤城不能不守，對上、對下，對國、對民，殊難懷也。”他決定守衛首都南京，更多考量的是外交戰略。

隨着淞滬會戰的失敗，國民政府做了兩手準備。一是於11月20日正式公布遷移政府於重慶，以示持久抗戰。二是緊急制訂南京守衛計劃。南京是守是棄，面對多數將領主張放棄，蔣介石一時也拿不定主意。他更多的從外交角度寄希望於世界列強介入調停。他注意到，“敵以意德共同防共之盟對於蘇俄與英國有所牽制，故得對華任意侵略，為所欲為。”

11月17日，蔣介石記錄“本日為南京固守與放棄問題躊躇再四”。考慮再三，蔣還是決定堅守，“期以3個月乃至1年”。

24日，蔣介石正式任命唐生智為南京衛戍司令長官；同時，為了加強南京的防守力量，從正向浙、皖、贛邊區轉移的第三戰區部隊中留下9個師，並從武漢調來第七戰區部隊中的2個師，加上留在南京的守備部隊，總計兵力約15個師、10餘萬人。

從蔣介石11月下旬的調兵遣將不難看出他對南京保衛戰還是抱有一定的幻想的，至少他希望能像淞滬抗戰那樣堅持數月，以待國際形勢發生有利於中國的轉變。但接下來的戰事發展卻使他的希望化為泡影。

蔣介石在12月6日的日記分析對比中日兩軍的作戰特點：“敵軍用奇襲與包抄戰術”，而我方卻“士氣不振”、“兵力薄弱”，“本日敵攻句容與醇（淳）化鎮，見我士氣與兵力，彼已熟視無睹矣”。

由此可知，蔣介石是知道雙方戰力與士氣的巨大差距的，但最終仍決定固守南京，絕非純出於軍事角度，除了因為南京是首都，若不戰而退，有失體面；以及蔣介石對自己花十年之功一手締造的首都充滿了難以割捨的感情以外，更多的還是出於外交的需要。蔣介石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列強的國際干預調停中日衝突的努力。

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時，布魯塞爾會議正在召開中，蔣介石指示參加《九國公約》會議的中國代表顧維鈞“以坦白告英美法俄代表，以我國之實力如此，若會議無堅決制裁之表示，決無效力”。此後在得到“九國公約會議已消極無結果”，“九國公約會議無形停頓”的消息後，蔣又安慰自己“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至11月24日，蔣得知“英美問我需要”、“美已允借款”，他寫道，正所謂“慮而後能得”，“國際形勢轉佳而戰局日壞”，“吳興失陷戰局不受影響”，“欲挽此頹勢以冀轉敗為勝也”。

與此同時，國民政府開始通過其他渠道探索中日“和平”的可能。早在淞滬會戰呈膠着狀態時，為了儘快結束戰事，也為了應付即將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日本一改過去反對第三國干預、堅持中日兩國直接交涉的態度，於10月下旬表示“特別歡迎”與日本有友好條約關係的德國出面斡旋。11月5日，德國駐華大使陶德曼接受日本政府委託，向蔣介石提出了日本的七項和平條件，被蔣介石“嚴詞拒絕”。但11月中旬後，隨着布魯塞爾會議上傳來的消息越來越不利於中國，蔣介石的態度有所改變，在“接德大使轉達敵國要求言和之報”後，“特約其來京面談。為緩兵計，亦不得不如此耳”。12月2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已經準備接受德國調停。在陶德曼證實了“日本最初的條件雖然只是幾條基本原則，但是原則一直沒有變化”之後，他提出了中國的四項和談基本原則。蔣並補充說，日本政府必須對前期談判、特別是和平條件保密，否則他本人地位不保，被迫下野，中國政權就會落到親蘇派手裡。這天的日記中他記道，“聯俄本為威脅倭寇，如倭果有覺悟則幾（已）矣。”

一方面聯絡與日和談，另一方面，蔣介石對蘇聯援華也有所期待。當時蘇聯是唯一表示願積極支持中國的國家。從11月下旬起，特別是布魯塞爾會議宣布無限期休會後，蔣介石特別關注蘇聯對華態度，11月24日日記中，蔣介石提醒自己蘇聯曾有“待我生死關頭必出兵攻倭之諾言”；26日、28日、29日連發三電給時在莫斯科擔任聯絡工作的外交部次長楊傑，令其儘速向蘇求援：儘管國民政府絕不與日媾和，“至不得已時當固守南京，決不放棄長期抗戰之主旨”，“但南京防禦工事殊嫌屬弱，恐難久持，未知友邦究能何日出兵，十日內能否實現，盼立復。”

29日，蔣介石直接致電斯大林和伏洛希洛夫請求蘇俄派兵。28日蔣介石接見楊傑特使張沖後，對蘇俄出兵援助充滿期待，他在日記中寫道，“俄機已到，尚可圖挽戰局”。在30日致龍雲函中也稱，“最近期間俄必出兵助我，國際形勢亦將大變，此乃確有把握也。望兄力促永衡（漢）率部兼程赴京增援，公私皆感。中仍在京策劃一切，軍心以固。”直到12月5日，“接史大林覆電，與楊張所報者完全相反”，蔣介石才對“蘇俄出兵已絕望”，而“德國調停似亦無望”。

然而，蔣介石在同日致李宗仁及閻錫山的電報中卻聲稱：“南京決守城抗戰，圖挽戰局。一月以後，國際形勢必大變，中國當可轉危為安。”12月11日晚，蔣介石已給唐生智連發兩電，“如情勢不能久持時，可相機撤退，以圖整理而期反攻之要旨也。”但第二天卻又改變主意，致電唐生智等：“經此激戰後，若敵不敢猛攻，則只要我城中無恙，我軍仍以在京持久堅守為要。當不惜任何犧牲，以提高我國家與軍隊之地位與聲譽，亦為我革命轉敗為勝惟一之樞機”，他指示：“如南京能多守一日，即民族多加一層光彩。如能再守半月以上，則內外形勢必一大變，而我野戰軍亦可如期策應，不患敵軍之合圍矣。”這裡所說的“大變”，仍指蘇俄出兵，“蘇俄無望而又不能絕望”。

可見，蔣介石選擇固守南京，真實因為他判斷對日談和與蘇聯出兵雙管齊下，兩者有一條實現，都是局勢的巨大轉折。而這兩條的實現，都依賴於守住南京表現出中國還有相當的實力，南京也可以得以保住。因此蔣介石一直不放棄國際干預的希望。固守南京甚至已成贏得國際干預的唯一希望。

唐生智：附和迎合蔣介石卻又擔不起守城重任

事實證明唐生智只是志大才疏，根本擔不起這個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