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成濬、白崇禧、丁治磐等一致估計，抗戰壯丁逃亡率高達半數
抗戰爆發後，國軍損失嚴重，常年需補充大量兵員。國民政府自1936年起，實行徵兵制與募兵制結合的兵役制度，以“平均、平等、平允”為原則。但由於戶籍管理混亂、保甲長徇私舞弊，徵兵被辦成了一件大惡政。軍法執行總監何成濬說，“抗戰以來，成績最不良者為役政。”
依國民政府官方數據，從1937年—1945年，全國實征壯丁1392萬，其中1201萬被補充到國軍，僅有191萬在途中逃跑或死亡。①但真實情況，要比這嚴重得多。
徵兵本應採用抽籤辦法，實際上卻是如“四川各縣徵集壯丁,保甲仍多不遵守法令,暗地強拉農工商學獨子,甚至有錢者出錢買放,無錢者獨子亦抽。”②各地所湊兵額，“多系鄉鎮保長賄買頂替”，甚至有“攔路強虜擄過路行人及單獨士兵，濫充配額而來。”③
這些被抓的壯丁，常伺機逃亡。如江西上饒縣1941年逃回的壯丁,占出征壯丁總人數的一半。廣西柳江縣1941年—1942年5月，僅自首的逃兵就有3600多人。
對於壯丁的逃亡情況，當時的軍政大員有基本一致的估計。何成濬在1942年說：“接莆永師管區司令汪世鎏函云：閩省徵兵極為困難，已征入營之壯丁，逃亡者幾達總額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緝拿不易雲。”④同年，白崇禧估計，“目前各師逃兵數，每月至少三百，多則五百，以此類推，一師一年中便要逃亡三四千名的戰鬥兵。”⑤
抗戰期間任任第26軍軍長的丁治磐，也在1943年的日記中說，“民國三十一年，全國計征壯丁100萬人，逃者60%，病30%，傷□□10%”；又說：“自徵兵以來，已征700萬人，連年逃亡達半數。”⑥
蔣夢麟的調查認為，未入軍隊而死之壯丁，高達1400萬人以上
在被“抓壯丁”後，相當多的人死於途中。蔣夢麟任中國紅十字會會長時，曾在各地考察徵兵情況。他在貴陽一個壯丁收容所里，聽來自廣東的壯丁說：“我們從曲江動身的時候有七百人，可是現在只剩下十七個人了！”他們告訴蔣夢麟，由於沒有準備伙食，“有的地方有得吃，吃一點；沒有吃的，就只好挨餓……好多地方的水啊，喝了之後，就拉肚子。拉肚子，患痢疾，又沒有藥，所以沿途大部分人都死了。”
蔣夢麟還看到，“好多壯丁被繩子拴在營里，為的是怕他們逃跑，簡直沒有絲毫行動的自由，動一動就得挨打了，至於吃的東西，更是少而粗劣，僅是維持活命，不令他們餓死而已。在這種殘酷的待遇下，好多壯丁還沒有到達前線就死亡了。”合格入伍的壯丁，“只四分之一”，甚至“恐不及百分之十矣。”
蔣夢麟估計，“在八年抗戰期內，未入軍隊而死亡的壯丁，其數不下一千四百萬人”，這相當於國民政府公布的實征壯丁總數。當蔣夢麟把這個數字告訴國軍高級將領時，“他們異口同聲的說：‘只會多不會少。’”⑦
西南聯大教授陳達的觀察，為蔣夢麟的說法提供了佐證，“由廣西柳州運兵入雲南……一路餓死或病死的兵頗多……士兵夜間許多人共宿一房，無床和被。少數人能坐，多數人站立。次晨開門，有人依牆而死……估計自廣西柳州至交兵地點，死亡的士兵，約占一半。”⑧
很多壯丁活着到了訓練營，沒有上戰場，就被軍官或疾病折磨致死。軍令部的一個電文說，“據國軍某團長云：‘我們的兵不是胖子，便是瘦子，瘦子固是營養不良，而胖子……不是真胖，而是浮腫。全團每日死亡，有時至二十餘名。’”⑨營中，“壯丁一經患病非特醫藥治療,長官漠不關心,而猶責亦照常上操課。偶因病而無力操作者,動輒以木棍或扁擔,加以痛擊,每一責罰，必致壯丁血肉
橫飛,非死即廢。甚至有因細故而遭槍殺者, 亦有於行進間因病不能速行而遭毒打成廢或拋入江河岩谷者,極盡人間慘毒。”⑩
以上壯丁逃亡與病死的大致情況，符合史迪威在1943年做的一個判斷：“所有壯丁到達其指定接收新兵地位者，僅有百分之五十六”“幾乎每一百萬新兵中的四分之三在在路上病死或開小差”。
注釋：
高戈里在雲南石林採訪的起義士兵劉益，抗戰期間在雲南屏邊駐防時，就被強迫喝過“人肉湯”。他說，那一次軍官強調：“喝了人肉湯，就不會開小差了。”不喝就挨打，打了以後還得喝。
在華北傅作義系統的某部隊，有一位逃兵被抓回後，殺了37刀。逃兵的肝肺被挖出來後，還要強迫死者的父親去吃！
試問，類似這樣如同囚犯一樣被押解到前線，又要靠“凌遲”和“人肉湯”維持紀律的部隊，怎麼可能產生英雄？ （這是針對國民黨的勳章都發給了將軍， 最低的獲獎者也是少將。 共產黨的英雄勳章多數都是發給士兵的，因為共產黨的軍隊裡，士兵感覺自己是主人）
國軍士兵是可憐的。
他們不是自覺的戰士，他們是被壓迫者，他們是麻木的、被動的，他們需要的是被解放，他們被國軍指揮官毫不吝惜投入戰火中，經常導致毫無必要的大量死亡，他們是值得同情的犧牲者，但他們不是英雄！把他們稱為英雄，是對他們的最大嘲諷！
然而，當這些處於殘酷階級壓迫之下的國軍士兵獲得解放之後，尤其是明白了為誰當兵為誰打仗的道理之後，就會產生永遠令後人敬仰的超級英雄！邱少雲就是這樣的光輝榜樣， 狼牙山五壯士也是榜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