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在淞滬抗戰的主要意圖是期待“國際干涉”

淞滬會戰，又稱作“‘八一三’淞滬戰役”，是中國抗日戰爭歷史上一場震撼中外的重大戰役。會戰歷時三個月，從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其間國民黨軍隊先後投入70萬左右的兵力，日本軍隊亦陸續增兵至30萬左右。儘管淞滬會戰以上海失陷而告結束，蔣介石具有表演的目的，但國民黨軍隊還是給了日本軍國主義以一定的打擊，挫敗了日本軍國主義者驕橫的侵略氣焰。

虹橋機場事件有一定的偶然性

1937年8月14日，南京國民政府發表了自衛抗戰聲明書。該聲明稱：

【“中國為日本無止境之侵略所逼迫，茲已不得不施行自衛，抵抗暴力。”

“當此華北戰禍蔓延猖獗之際，中國政府以上海為東方重要都會，中外商業及其他各種利益，深當顧及，屢命上海市當局及保安隊加意維持，以避免任何不祥事件之發生。乃八月九日傍晚，日軍官兵竟企圖侵入我虹橋軍用飛機場，不服警戒法令之制止，乃至發生事故，死中國保安隊守衛機場之衛兵一名，日本官兵二名。上海市當局於事件發生後，立即提議以外交途徑公平解決;而日本者竟派遣大批戰艦、陸軍以及其他武裝隊伍來滬，並提出種種要求，以圖解除或減少中國自衛力量。日本空軍並在上海、杭州、寧波以及其他蘇浙沿海口岸，任意飛行威脅，其為軍事發動，已無疑義。迨至昨日(十三)日以來，日軍竟向我上海市中心區發動猛烈進攻，此等行動，與盧溝橋事件發生以後向河北運輸大批軍隊，均為日本實施其傳統的侵略政策整個之計劃，實顯而易見者也。”】

在後來的大部分史書中，提到“‘八一三’淞滬戰役”(下稱“淞滬戰役”)，一般都會提到虹橋機場事件;而關於虹橋機場事件的描述，一般都會以該聲明的中的內容為基礎。

但據當事人之一，時任上海市公安局浦淞警察所所長的董昆吾回憶，其具體情況是這樣的：

【日方兩軍人於1937年8月9日下午駕車闖向虹橋機場的大門。哨兵向空中鳴槍示警後，日軍駕車沿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向北行駛。後都被身着上海保安隊服裝的國民黨部隊獨二旅(一稱該部番號為獨二十旅)士兵擊斃在警戒線內。由於此事件發生在董昆吾轄區內，董昆吾帶領警員在第一時間趕到案發現場。據董昆吾回憶，事件發生後，淞滬警備司令楊虎即提出將警備司令部中的一名待決死囚調出，將他換上保安隊的服裝，打上綁腿，拉到機場東面的鐵絲網內擊斃，以為對這一事件的交涉有站腳地步。】

董昆吾在和日方人員交涉時說：

【“起初是這輛汽車意圖衝進飛機場大門，不聽守兵攔阻，並先向場內守兵開槍，擊斃我方守兵一名，場內守兵為自衛計才向汽車開槍”等。】

當晚10時，上海市長俞鴻鈞為此事親赴日本駐滬總領館交涉。俞鴻鈞表示，對虹橋不幸事件殊深遺憾，盼日方力持鎮靜，盡力勿使擴大，循外交途徑以謀圓滿解決。日方同意將該案交由外交途徑解決。第二天，中日雙方就該事件展開調查。俞鴻鈞除派人調查、搜集證據外，還詳電中央報告與日方商談經過。外交部訓令以外交方式解決，避免擴大。日方也派員調查，海軍武官並將肇始經過電海軍省報告，請求善後辦法。同日，日本海軍省與軍令部開聯席會議，協商對策。

事件的激化出現在應日方要求的驗屍環節上。據董昆吾回憶，事發當晚日軍軍醫曾在現場驗屍並質疑。1947年5月在國統區出版的《中國抗戰畫史》，收集了抗戰期間的新聞圖片和報道資料。其中有兩副圖片分別顯示了中日雙方人員在夜晚和白天到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其說明文字為：

【“民國二十六年八月九日傍晚，上海日海軍陸戰隊大山勇夫中尉與水兵齋藤要藏駕汽車經徐家匯至虹橋，欲沖入虹橋機場，擊斃衛兵;布防該處之保安隊乃開槍射擊，將日官兵擊斃，形成所謂虹橋事件。圖為雙方至出事地點調查的情形。”】

當年的《大公報》記者楊紀採訪過虹橋機場事件，他有這樣的回憶：

【“我趕到真如(滬西地名)的法醫研究所時，已經有兩個日本海軍陸戰隊的軍官和兩個穿西裝的日本人站在解剖室里。手術台上躺着一具屍體，背部有兩個小洞，顯然是手槍一類的兵器打的。法醫們每當工作告一段落時，四個日本人不約而同地總是搖搖頭，表示很不相信的樣子。一是死屍手臂上有被繩索捆綁的痕跡;二是此人是被駁殼槍打死的，而兩名日本軍人使用的都是小口徑勃朗寧手槍;三是此人蓬頭垢面，指甲過長，不像是軍人……。”】

關於虹橋機場事件的中方人員替身問題，時任國民黨參戰部隊之一的第九集團軍的作戰科長史說，在其回憶中也有類似董昆吾回憶的內容。還有值得一提的是，事件發生後，張治中立刻在其蘇州的住所召見獨二旅副旅長楊文瑔，要楊文瑔親自到上海調查事件真相。經楊文瑔10日上午實地調查核實，發現了淞滬警備司令部製造替身，其結果弄巧成拙，反被日本人和其他國家參與調查的人員看出了破綻的事實。楊文瑔認為：此事件的發生有偶然性，屬於突發事件，並非中日兩國蓄意而為之。

儘管上述人員回憶所述具體細節有所差異，但這個替身問題的確是激化了雙方對整個事件的處理。日方態度強硬。8月11日，日本駐上海總領事岡本季提出無理要求：一、將上海保安隊撤退;二、將上海保安隊已設立之防禦工事完全撤除。俞鴻鈞表示，中國政府必將此事照外交方式解決，但日方尚在交涉之際大舉增兵上海，是赤裸裸的威脅。

除了駐上海的日軍在調配兵力備戰外，東京方面也在籌劃增兵上海。8月11日，日本首相及外、陸、海三相舉行四相會議，決定派兩個師團至上海。日本海軍軍令部首腦會議主張抓住時機，“在近期內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避免“留下禍根，貽誤將來”。當夜11時55分，日海軍軍令部總長伏見宮博恭親王向第三艦隊司令官發出放手行動指示。

8月12日，蔣介石以上海虹橋機場事件談判中日方態度強硬，為防日軍在上海發動挑釁行為，積極部署上海軍事。張治中被任命為第九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右翼(滬西)防務;張發奎被任命為第八集團軍總司令，擔任上海左翼(滬東)防務。張治中在部隊輸送完畢後，曾請示是否可以在8月13日拂曉開始攻擊，但蔣介石復電：

【“希等候命令，並須避免小部隊之衝突為要。”】

對於張治中的這個先發制人意圖受阻一事，許多史家認為錯過了一個的最佳的作戰時機。同一天，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次長陳介會晤日使館參贊日高，商討虹橋機場事件解決辦法。

在當時中國國內抗日情緒十分高漲而日本又急切希望儘快使中國屈服的情況下，中日雙方態度都很堅決。雙方交涉的內容以虹橋機場事件為開端，延伸到對方的備戰舉動，相互激烈指責對方破壞了1932年雙方簽署的《淞滬停戰協定》。因此，不管虹橋機場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但它突然引爆了淞滬戰役卻是不爭的事實。因此還可以說，以就事論事而言，虹橋機場事件是淞滬戰役(日方稱為“上海戰役”)的導火索;而點燃這個導火索，則可以說是有一定的偶然性。

1970年代，台灣“國防部史政局”(編撰戰史部門)曾派員訪問日本防衛廳戰史室，收集中日戰爭日方資科，訪問人員見了十多位當年曾在中國作戰的日本高級將領。有訪問員問道：

【“請問日軍攻略上海的戰略目的是什麽?”】

一位叫今本的將軍回答：

【“日軍最初並無攻略上海的計劃，由於大山勇夫在上海被殺，惹起雙方衝突，日軍在上海作戰，最初是只保護僑民，不料日軍在上海遭到中國軍猛烈圍攻，日軍才增兵上海，演成上海戰。”】

改變日軍入侵方向不是蔣介石的作戰意圖

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後，在英、美、法、意等國調停下，1932年5月5日，中日雙方代表在上海英國領事館簽訂了《淞滬停戰協定》。根據協定的內容，中國實際上承認日本軍隊可以長期在上海公共租界及吳淞、江灣、閘北等地駐兵，建立據點。而中國方面只能由上海保安部隊(2個團)及警察總隊(約1個團)維持秩序。

虹橋機場事件發生後，儘管中日雙方在交涉中言辭激烈，但此時雙方並無開戰大打的意圖。

先來簡述一下日軍。由於自九一八以來，日軍的侵華受到的阻礙很小。因此“七七”事變後，日方有人認為只要一個月到三個月就可以滅亡中國，而且只要搞定華北即可。1937年8月31日，在淞滬戰役已經進行了半個多月的時候，日本參謀本部向日本華北方面軍下達的《臨參命第88號》命令稱：

【“迅速消滅河北省中部的敵人，以達到挫傷敵人的戰鬥意志，獲得結束戰局機會的目的。”】

陸相杉山樂觀地認為，

【“這次華北會戰將是結束中日戰爭的一戰。”】

至於上海，儘管駐上海日本海軍第三艦隊司令長官長谷川清中將也提出了“華中作戰，應以必要兵力確保上海和攻占南京”，但日本政府主要致力於華北，未予同意。7月18日，日本參謀本部作戰課對7月11日制定的陸海軍《關於華北作戰的協定》作出說明，該說明指出：

【“根據情況派遣一部分兵力到青島、上海。本作戰限於保護僑民及奪取飛機場，但力求避免向上海派兵。”】

因此，直至淞滬戰役開始後，日本還沒有在上海“大打”的意圖。另據《日本帝國主義侵華史料長編----大本營陸軍摘譯》記載：淞滬戰役打響後，日方最初僅想以第3、第11師團組成“上海派遣軍”應對，但隨着對中國軍隊決心在上海“大打”的意圖逐漸明了，而被動地向上海增派兵力。這與前面所述的日本的今本將軍的說法是一致的。

同時，中方一開始也並沒有大打的意圖。

1932年“一.二八”事變後，為了防止日本再次由上海入侵，國民政府於1934年起密令修築防禦日軍攻擊南京的工事，即吳福線，錫澄線和乍嘉線以及以城垣為核心構築的核心陣地。不過，直至1937年，其修築質量仍令人堪憂。1937年8月7日，在南京召開的國防會議上，蔣介石指出：

【“我們現在對於國防上作戰的準備與外人比，不但十分之一沒有，就是百分之一也沒。”】

蔣介石還給出了具體例子：

【“官方報告稱南京的防空工事已接近完成，但在飛機上往下一看，事實是十個裡有九個還暴露在外，極易遭到空襲。”“就防空一端可以推知其它事情了。”(拉納.米特：《中國，被遺忘的盟友》新世界出版社 2014 第91頁)。】

1937年1月的國民黨參謀本部制定的《民國26年(1937年)度國防作戰計劃》指出，

【“長江下游地區之國軍，於開戰之初應先用全力占領上海...阻止敵之上陸...不得已時，逐次後退占領預設陣地。最後須確保乍浦--嘉興--無錫--江陰之線，以鞏衛首都。”】

在同年8月7日的國防會議上，決定在華北部署三道防線進行抵抗。軍政部長何應欽作了“七七”事變以來的中央軍事準備報告，在談到彈藥儲備時，稱：

【“在長江及黃河以北囤積三分之二，江南囤積三分之一。”】

順便提一下，8月10日行政院通過了關於《上海各工廠遷移內地工作案》。關於這個工作案的執行，只有一小部分工廠，123家左右進行了遷移。其它大部分工廠，同平、津一樣，均淪入敵手。淞滬戰役開始後的8月20日，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制定的作戰指導方針提出：

【“對於侵入淞滬之敵，應迅速將其掃蕩，以確保京滬政治經濟重心。同時對於浙江沿海敵可登陸之地區，迅速構成據點式之陣地，阻止敵人登陸，或乘機殲滅之。”

“該戰區應以掃蕩上海敵軍根據地，並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陸取包圍行動之敵，以達成鞏固首都及經濟策源地，為作戰指導之基本原則。”

“敵國為牽制我國軍兵力之轉用，及從政略上威脅我國軍根據地起見，將以一部攻我淞滬，窺伺我首都。”】

在參加淞滬戰役的國民黨軍隊將領的回憶中，還有這麼一個內容可資佐證。第九十八師二九四旅長旅長方靖回憶說，他們於1937年8月12日由武漢乘輪船開往南京擔任警衛，13日抵達南京下船後得悉上海發生戰事，於是在14日下午乘火車奔赴上海。在這裡首先是奉命警衛南京，到達南京後才改變了目的地。而宋希濂擔任師長的第三十六師，8月13日晚在駐地西安接到的命令是：

【“火速開赴上海參戰!”】

在這裡值得注意的是，關於引發淞滬戰役的虹橋機場事件，是與國民黨軍隊秘密增兵上海和秘密修築工事分不開的。“七七”事變後，張治中被任命為京滬警備司令。張治中制定的作戰預案，擬進行“先發制人”，決定在上海發生戰事時，“先以充分兵力進駐淞滬，向敵猛攻”，爭取“一舉破敵”。張治中於7月30日致電軍委會，要求自行掌握髮動進攻的時機。電文稱：

【“我在北方作戰，固不宜破壞上海，自損資源。然若敵方有左(下)症候之一，如：......即可斷定敵必發動無疑。”】

於是，張治中派正規軍，即獨二旅的部隊，穿着上海保安隊的服裝進駐虹橋機場。此事被日方察覺後，向中方提出抗議，還向中方提出要查看。但日方的要求均被中方拒絕。同時，中方也指出了日方的“敵對行為”，即日方在上海的一系列備戰舉動。因此，關於日軍人員私闖虹橋機場究竟出於何意，就這個具體事情而言，也是一個見仁見智的問題。當然，日軍在中國土地上橫衝直撞，其本身就構成了一種侵犯中國主權的挑釁行為。但也不能忽視當時的歷史背景。

通過以上史料可以看出，開始中日雙方都沒有大打的意圖。作為中國，不過是吸取了日本慣於尋找藉口搞突然襲擊，進而得寸進尺的教訓，採取了事先防範措施。一旦可以“斷定敵必發動無疑”，即“先發制人”。而日本，一來沒有把上海作為作戰重點，二來認為“七七”事變後，三萬日軍幾天就攻陷了北平天津，在上海只要“再次行使我們的實力”，就肯定可以達到消除“禍根”的目的。

自上世紀60年代以後，台灣史學界開始流行一種說法，認為，蔣介石之所以下了決心在上海開戰，是有戰略目的的。簡言之，就是將主戰場和日軍主力吸引至長江沿岸，防止日軍從華北南下直撲武漢。後來不少大陸學者也多多少少認同了這種說法。這種說法還延伸到大陸的文學藝術界，以至於有些名作家的紀實類作品甚至說大批日軍“稀里糊塗”被引向上海時，“蔣介石眼見日本人中計，止不住暗自竊笑”，云云。

這種關於蔣介石有調動日軍入侵方向的作戰意圖(亦稱戰略意圖)的說法，實際上陳誠早在1946年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就曾提到過。至於大陸不少學者認同這種說法，則主要還是依據1987年大陸公布的關於陳誠的回憶史料(就像現在流行的“檔案解密”)。下面是這則史料的有關內容：

1937年8月20日，陳誠向蔣介石建議：

【“敵對南口，在所必攻，同時亦為我所必守，是則華北戰事擴大已無可避免。敵如在華北得勢，必將利用其快速裝備，沿平漢鐵路南下直撲武漢，於我不利，不如擴大淞滬戰事以牽制之。”】

蔣立即表示：

【“一定打。”】

陳說：

【“若打，須向上海增兵。”】

這則蔣介石和陳誠對話的史料來自於《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據刊載此資料的大陸《民國檔案》季刊介紹，該回憶資料是1945年由陳誠本人口述、經其左右記錄整理而成，後保存於國民政府“國防部”參謀總長辦公室內。1948年，“國防部戰史編纂委員會”指派專人從重慶到南京，攜回回憶資料的全稿，摘錄其中部分章節交該會編纂組用於編寫抗日戰史的參考。

筆者以為，研究歷史，當事人的口述、回憶，包括事後發表的日記等，固然很有參考價值。但更重要的是要與其它史料相互印證，特別是與發布在同時期的資料印證。事後發布的文字資料，由於個人記憶問題，個人情感問題或者其它問題等等，不一定能還原當時的真實情況。《陳誠私人回憶資料》是否能作“鐵證”，非常值得商榷。我們不妨來比較一下《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一書，此書有陳誠在淞滬戰役期間發表的論述。

《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是1937年11月14日，即淞滬戰役結束後第二天出版的書籍，由上海戰時生活社編輯兼發行。該書收錄了陳誠，洛浦(張聞天)、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其中有陳誠的三篇關於淞滬戰役的文章。第一篇是陳誠的《持久抗戰應有的認識》，其發表時間是在淞滬戰役進行到兩個月的時候。該文寫道：

【“當盧溝橋事變爆發之初，我們就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很明顯地是在傾其全國可能兵力，運用大炮戰車的威脅，求達速戰速決之手段以遂其一面占我整個華北，一面發動淞滬戰爭，以牽制我軍力，甚至妄想‘威脅我南京’，造成所謂既成事實，使我們屈膝求和，使列強措手不及，而予以默認。”】

陳誠同時對戰事進展充滿信心，稱：

【“經過兩月的苦鬥，敵人已疲於奔命，處處暴露了儒怯的醜態與難堪的破綻。”

“將來戰爭延長半年以上，誰能說敵人國內，不發生政治經濟崩潰，引起內部叛亂，和國際的干涉呢?”】

通讀陳誠的三篇文章，找不到任何陳誠向蔣介石提出的建議那樣的內容，倒是有陳誠發現日軍的作戰意圖是“牽制我軍力”。這與8月20日國民政府軍委會的指導方針中的“敵國為牽制我國軍兵力之轉用”也是一致的。

在這裡必須要指出的是，關於陳誠和蔣介石的那段對話，早在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就記載過。因為《八年抗戰經過概要》是抗戰勝利後的文件，無論是該文件本身的內容，還是與《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中的陳誠文章的內容對照，都可以發現不少難自圓其說之處。例如戰略意圖，陳誠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中一方面說：

【“日寇認為侵犯上海，是擊中要害，射人先射馬的絕招，必可使中國早日就範。”】

另一方面又說中方要“擴大淞滬戰事，誘敵至淞滬作戰”。既然“窺破了倭寇這一次的企圖”，竟然還以“引誘”倭寇以增兵的方式幫助倭寇完成其“企圖”，這叫什麼戰略意圖?陳誠在《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說日本“毀滅了上海，可使中國經濟崩潰。”但在《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中又說日本發動的淞滬戰爭是“自毀其市場與產業。尤其是日本在上海之紗廠，停頓毀滅，更為其對華經濟侵略之致命打擊。”不知這到底是“毀滅”了誰家的經濟?順便再提一句，實際上，是在淞滬戰役結束後的11月22日，日本華中方面軍才向大本營提出，“為了解決中國事變，攻占中國首都南京具有最大價值，”“現在趁敵人處於頹勢，必須攻占南京。”11月24日，在日本御前會議上，日本參謀本部作戰部長下村定少將介紹陸軍作戰計劃時稱，華中方面軍要“利用上海作戰的成果，不失時機地果斷地向南京追擊。”因此可以說，如果陳誠在寫《八年抗戰經過概要》時能夠知道這些史料，他的論述肯定就會不一樣了。

關於蔣介石戰略意圖之說，直到陳誠的《八年抗戰經過概要》面世二十年後，台灣方面才又有人提起。到了1970年代初，則形成了一個流傳頗廣的新論點，即蔣介石主動引誘日軍改變作戰方向是抗戰初期的“戰略之最大成功”，是“抗戰致勝的決定性戰略作為”。1987年大陸公布了《陳誠私人回憶資料》後，大陸的一些學者也認同了“引誘日軍改變作戰方向”之說。但不知大陸是否有學者認為其作用可以達到決定“抗戰致勝”的程度。這種以歷史事件發生過後的某些回憶性質的文字資料為定論的研究，一般是有先天性弱點的。

因此，要還原這個歷史真相，最好還是回到類似《陳誠將軍持久抗戰論》這樣的同期史料中去。畢竟這些都是當時公布於眾的，原汁原味的。看了這本書中陳誠的三篇文章，再聯繫到的淞滬戰役整個過程，同樣可以發現，陳誠在著述中強調的日軍“威脅我南京”和國民黨期待“國際的干涉”這兩大熱點問題，貫穿了淞滬戰役的始終。這倒可以說是體現了蔣介石的主要作戰意圖。

關於防範日軍進攻南京，除了前面提到的國民黨的兩個指導作戰文件外，後面還有9月6日制定的第三戰區第二期作戰指導計劃，指出日本“以圖威脅我首都”，因此要“保持經濟中心，鞏固首都”。直至結淞滬戰役束，第三戰區11月16日下達的《第三戰區第三期作戰計劃》(因台灣當局有時故意篡改檔案，在出版的戰史中改為了11月8日-------筆者注)提出作戰方針是：

【“為打破敵由杭州灣方面包圍我軍之企圖，並鞏固首都...壓迫敵人於錢塘江附近而殲滅之。”】

至於國民黨期待“國際的干涉”方面，自有其歷史原因。因為當時英國在華投資的72%、美國在華資產的64%都集中於上海，國民黨認為在上海開戰必然導致英美出面干預，造成停戰結果。研究這段歷史的西方學者一般也都認為國民黨是懷有這種期望的。例如當今被稱為西方中國抗戰史研究新一代權威的英國教授拉納.米特，在其新著《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下簡稱《盟友》)中認為：

【“蔣介石懷着很大的期望，希望通過這場戰爭引起外國勢力重視並贏得支持。在日記中他寫道，他希望‘使各國怒敵，作經濟制裁……並促使英、美允俄參戰’”。】

作為一個弱國，有這種期待有其正常之處。但問題是對這種期待的過高，又促使了蔣介石在戰役進行期間多次徘徊於戰、和之間，以至於貽誤戰機。特別是在戰役最後階段，直接導致了國民黨軍隊的大潰退。有學者指出，潰退造成的兵員傷亡甚至超過了雙方對陣期間的傷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