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三”是“濟南慘案”紀念日，“五四”當然是“五四”運動紀念日，“五七”、“五九”是國恥紀念日，前者是鬼子下最後通牒的日子，後者是袁項城接受“二十一條”的日子，“五二一”是“馬日事變”紀念日，“五卅”則是“五卅慘案”和後續“五卅運動”的紀念日。

　　順便說，對我們這代人來說，還應該銘記個“五八”，紀念1999年美國轟炸我駐南大使館，犧牲三位烈士的國恥日。

　　說到“紅五月”，就得從1928年的“濟南慘案”說起，這是“紅五月”的第一滴血，也是日後諸多歷史事件的張本。不但深刻影響了中國現代史的走向，甚至時至今日，依舊能以此為鑑，觀照到對岸國民黨的未來走向。

　　“京師患者，莫如山東”

　　說這話的是明末清初的顧祖禹，見於《讀史方輿紀要》。

　　明清到民國，無論漕運，還是鐵路，北京—南京，宛若一根扁擔，山東就是它的承力點，不管你的首都放在在南京，還是北京，山東的重要性都不言而喻。

　　島國日本，作為帝國主義的後起之秀，對東亞大陸的所有半島，從朝鮮半島到遼東半島，再到山東半島、雷州半島，乃至中南半島，都有異常偏好。鬼子的小短腿，總是希望藉助一塊跳板，能儘快蹦到亞洲大陸腹地，掏心噬腸，肆意啃咬。

　　眾所周知，“紅五月”的標誌性事件“五四運動”，即因日帝爭奪青島和膠東而來。鬼子把一戰視為“大正天佑”，覺得歐美列強一通亂打，無暇東顧，我可逮住擴大東亞勢力範圍的機會了，遂以奪取德國在遠東的根據地為最低目標，以實現在華優勢地位為最高目標。

　　怎麼着，也得從中國身上，咬掉一大塊肥肉，這就是山東。

　　不料戰後，美英捲土重來，日美在遠東的角逐日趨激烈，鬼子的小身板兒，相比新崛起為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帝，還孱弱得多。

　　日本經濟雖然狂吃一戰紅利，仍比較落後，在原燃料、商品銷售市場及資金技術等方面，還需要美英的大力支持。在對外出口上，日本40%的產品銷往美國，其餘也大都銷往英國及美英屬地。

　　生絲和絲綢是其最大宗的外銷產品，甚至靠“南洋姐”挺身創匯，商品及銷售市場都比較單一，對英美有嚴重的結構性依賴，有技術含量的工業品，能換匯的沒幾個。存點錢，又多半給進口原材料消耗了，實力對比太過懸殊，所以幾番爭鬥下來，日本不得不進行戰略收縮。

　　說白了，怎麼吃，怎麼給我吐出來，但日帝耿耿於懷，所謂不怕賊偷，就怕賊惦記。

　　從兵要地理的角度來看，你會發現山東半島是插入華北的一把刺刀，等於攔腰斬斷了整個中國。

　　一方面，由於山東是低山丘陵，在中國東部大平原上可以作為憑恃;另一方面在交通上，運河時代的大運河和鐵路時代的津浦路，即北京—南京之間，山東恰好處於樞紐性地位。

　　對南方來說，得山東則進可問鼎中原，北逼幽燕，退可翼蔽淮泗，鞏固江淮;對北方而言，得山東則進可飲馬江淮，退亦確保河北。

　　由是觀之，得山東謀中國，日本所圖非小，特別是食髓知味後，怎麼可能輕易放過到嘴邊的肉呢?

　　它只是以退為進，蟄伏待機，且等羽翼豐滿，不但要蠶食山東，更要鯨吞中國，甚至爭霸東亞，暴揍美英，徹底打破華盛頓體系的限制，建立為其馬首是瞻的東亞政治經濟新秩序。

　　“日本，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

　　說這話的是蔣介石，時間是1928年3月6日。

　　為了二期北伐，也為了重返權力中心，在其期間，蔣介石做了大量工作。

　　娶了宋美齡，勾兌好了馮玉祥、閻錫山、桂系，乃至湖南的唐生智、四川的劉湘。再加上江浙財團的支持，還有宋家背後的英美勢力，北洋政府的覆滅和中國的統一，幾乎可以倒計時了。

　　至此，南京國民政府以非常自信的態度，昭示天下：“中國統一之期已近，國民革命成功不遠!”

　　一貫迷信武力的蔣介石，算了筆賬：“這次前線奉魯軍最多二十萬條槍，我們足足有五十萬條槍，所以在槍械上、兵力上，確有致勝的把握。”

　　此外，“四一二”向國內外反動派繳足了投名狀，蔣介石又親赴日本，遍拜碼頭。從首相田中義一到黑龍會，財界、政界、軍界和右翼團體，能磕的頭，一個不落，都磕到了。他的北伐和革命，“希望日本政府不加干涉，且有以助之。”

　　但鬼子的態度很明確，消滅某黨，才是你的當務之急，給我盯緊了。長江以南，我已經許給你了，見好就收，北邊跟你沒關係，別蹬鼻子上臉，不拿自己當外人!

　　蔣介石這輩子，對日本有特殊的感情，這個我就不多做評論了，歷史就在那裡，朋友們自有評說，咱們只說二次北伐前後的蔣日關係。

　　別看鬼子啪啪打臉，蔣介石還是對日本心存幻想，回國復職後，大談：“日本與我中國關係最深，與我國民黨交誼最久，故吾人確信日本在友邦中，必最能諒解我中國國民革命之意義。故我敢相信，日本國民對於我之北伐，不特不加阻害，且必進而樂觀我之成功。”

　　什麼叫與虎謀皮，還迷之自信，就是如此。

　　作為近在咫尺的帝國主義國家，日本怎麼可能樂觀其成，讓你走向統一強大?

　　早在1927年的“東方會議”上，日本政府就制定了阻止中國統一，維護其在滿蒙特殊地位的《對華政策綱領》。其中第五條，說得非常露骨：“帝國在華權益及日僑生命財產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時，除根據需要，採取斷然自衛措施予以維護外，別無他法。”

　　既然國民黨不聽招呼，又眼見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各路軍閥土崩瓦解，日本政府出兵已是弦上之箭，只不過正在等待時機，尋找“體面”而“適當”的理由。

　　“日本應該下決心出兵時機已到。”

　　說這話的是酒井隆，時任駐濟南武官，時間是1928年4月16日。

　　他致電陸軍參謀總長鈴木莊六，如果失去出兵時機，可能造成人心動搖。人心散了，隊伍就不好帶了，那些流氓浪人和日僑社團，還有豢養多年的漢奸和軍閥，都已摩拳擦掌，就等着藉機生事，為蝗軍前驅呢!

　　一看這份電文，陸軍大臣白川義則和鈴木都急眼了，迅速聯動海軍、外務二省，19日，日本政府正式下令出兵山東，特別聲稱：“為達成任務，必要時可以使用武力!”

　　首相田中義一在議會討論軍費預算時，公然威脅：“如不通過該案，則再解散議會!”

　　作為增援部隊的第六師團，原本只是受命進駐青島，在未等待東京的命令的情況下，直接開進了濟南。在此同時，日軍參謀本部已經完成了名古屋第三師團的動員，並做好了戰時編組，隨後很快也被派到了山東。

　　如果局勢進一步發展，成為正式的中日戰爭，那麼日帝就會源源出動侵略軍，從山東開始蠶食中國。

　　換句話說，抗日戰爭就不是“九一八”和“七七”的版本了。

　　“兵者，詭道也。”

　　要說國民黨被帝國主義嚇破膽，搞出來的“不抵抗政策”，最早並不是“九一八”，而是九十一年前的“濟南慘案”。

　　1928年4月20日，由天津南下的日軍三個中隊，強行進入山東省會濟南，公然在主要街道修築工事，封鎖交通，試圖阻遏中國軍隊北伐。

　　面對日本明目張胆的干涉和侵略，國民黨中央黨部要求全體黨員，須有“忍辱負重精神”。4月24日，蔣介石嚴令北伐軍：“對日本始終忍耐、勿出惡聲、勿使衝突，一切宣傳品有喪失日本邦交者，一概不准發貼，並隨地表示和平為要。”

　　猶覺不足以感動日帝，蔣介石派出親信，也是留日同學的張群，秘密赴日本遊說，表示願意蕭規曹隨北洋的老章程，日本“在華既得之權利，亦必獲如常保護。”

　　5月2日凌晨，蔣介石進入濟南，當時在濟南的北伐軍總兵力約有5萬人，是日軍的10倍，即便考慮到裝備因素，真打起來，起碼中國軍隊也不至於是引頸受戮的命運，打個平手是沒啥問題的。

　　即便你不準備打，起碼也得有防範之心，《孫子兵法》說“兵者詭道也”，總讀過吧?

　　作為先遣部隊進占濟南的四十軍軍長賀耀祖，當時就跟蔣介石匯報過濟南城中的嚴峻形勢，並提醒後者，特別要注意雙方爆發直接衝突的可能性。

　　但蔣介石相當不以為然，覺得賀耀祖是庸人自擾，說人家相繼來了好幾批人，新朋舊雨，誠意滿滿，已經跟我打包票了。

　　賀耀祖立刻就急眼了，我進城好幾天了，城裡啥情況，還不清楚?何況我還是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畢業，也有自己跟他們的溝通渠道，還不了解小鬼子啥德行?

　　可蔣介石就是油鹽不進，他就信鬼子的“友善”，心生麻痹，心存幻想。

　　後來賀耀祖說：“蔣介石並沒有意識到中日民族間的矛盾和日本出兵濟南的企圖是怎麼一回事。他好像還是同住在上海的租界一樣，有了帝國主義軍警的保護，就可以高枕無憂。”

　　5月3日晨6時左右，距離濟南慘案正式爆發不足3小時，蔣介石再次致電張群，要他利用自己的公私關係，勸說日方撤兵。

　　此前，蔣還多次呼籲英美和國聯主持正義，他總覺得日本是體面的帝國主義國家，總得顧忌吃相吧?

　　過了三個小時，9時許，又來了批鬼子到蔣介石的司令部。外交官和軍官都有，也包括酒井隆，他們繼續忽悠：“北伐軍頗守秩序，迄今鮮見暴動掠奪之事，吾等頗為欣喜，日支關係日益親密。”

　　賓主相談甚歡，臨走握別前，日本人表示，隨後將安排福田師團長跟蔣會晤，一準化干戈為玉帛。

　　可前腳剛出門，日軍就發起了進攻，對中國軍民無差別開槍射擊，一時間濟南商埠街頭死傷枕籍。10點後，連重炮都拉出來，開始點名轟炸了。

　　即便到了如此光景，蔣介石還是不太相信鬼子在“耍”他，而認為只是“日本士兵或不服從其司令之命，由於平日紀律不嚴”所導致的偶然事件。

　　“此種國恥，何時可雪？”

　　日軍在濟南的種種暴行，相關公私史料，汗牛充棟，我就不贅述了，只說幾件。

　　在搜捕中國軍人時，日軍在省銀行附近的一處澡堂里，發現了幾件軍衣，竟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所有洗澡的中國人，都槍殺在浴池中。

　　濟南商埠小學教員黃詠蘭，因學校無法正常上課，準備回家照看不滿6歲的兒子，途中被日軍獸兵那啥後虐殺，挖眼割乳，連帶暫避處的女老闆，也被砍下雙手。

　　外交人員也不放過，蔡公時是國民黨元老，參加過欽廉和鎮南關起義，給孫中山做過秘書，又兩度留日，日語水平極好，此時以外交處主任的身份擔任山東交涉員。日軍衝進交涉署的時候，蔡公時並沒覺得大難將至，畢竟“兩國交戰不斬來使”，古今中外，這是通例。

　　可隨後，針對外交人員的虐殺開始了，僥倖逃脫的勤務兵張漢儒回憶：“諸人大多有耳無鼻、有鼻無耳、血肉模糊，其狀之慘，令人毛骨悚然。蔡主任被削下鼻子，割去雙耳，挖去雙目後，整個頭部和胸前被鮮血染紅。”

　　臨死時，蔡公時大喊：“此種國恥，何時可雪?”

　　濟南慘案烈士遺屬呈報國民政府外交部、內政部死亡烈士撫恤花名清冊上，自主任、科長到會計、雜役和廚子共有17人。

　　但實際上，交涉署里到底死了多少中國人，卻是一筆爛賬。因為蔡公時帶人進駐，一天不到，還來不及跟留守人員熟悉磨合。事發突然，後者多是本地人，看勢頭不對，一鬨而散，或藏或死，確切數字也就成了問題，跟後來南京大屠殺沒有確切的統計數字，頗為相似。

　　據後來濟南慘案被難家屬聯合會調查：中國軍民死亡6123人，傷1701人，財產損失2957萬元。

　　還有說被繳械的五千多國民革命軍中，有700多名被日軍以“土匪”名義槍決，屍體被拋入黃河，這也成了筆爛賬。

　　而根據國民黨方面的不完全統計，日方僅死、傷各15人。

　　當然日本方面，也有自己的統計數字，但中日死傷人員的巨大差距，卻是不爭的事實，更何況中國人民請你們來中國的土地上，為非作歹了嗎?

　　《紐約時報》記者哈雷特·阿班(Hallett Edward Abend)調查發現，日軍在中國軍隊奉命停火、撤離的情況下，仍然動用三英寸野炮、斯托克斯迫擊炮和飛機轟擊濟南城區。大量屠殺中國人的同時，難免殃及城內的本軍和僑民，造成自己人的大量“炮彈破片創傷”和“爆炸創傷”。

　　換句話說，即便是日本方面的損失，也多數是他們自己下手過重誤傷的，純屬咎由自取。

　　“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

　　中國人不都是沒有血性的。

　　這裡應當提到方振武、陶峙岳、李延年、鄧殷藩、蘇宗轍，起碼他們還有中國軍人的氣節，率領部隊進行了堅決抵抗。

　　可蔣介石在幹什麼呢?

　　差點死於亂軍之中的他，驚魂未定，5月3日12時，也就是日軍展開大屠殺最激烈的時刻，蔣介石下令：“所有的軍隊，今天下午五點鐘以前，除了在城內的軍隊之外，凡在城外的軍隊，一起要離開濟南，不要再同日本人衝突，讓了他們，他們若來找岔子的時候，我們就便讓了他，不許同他們衝突。”

　　5月5日，蔣介石正式向北伐軍下達了撤出濟南，繼續北伐的命令，並隨大部隊離開濟南，在城外的党家莊，與專程趕來的馮玉祥緊急會商。

　　兩人“皆主忍耐”，以維邦交，馮玉祥還引經據典，大談“多難興邦”，作為不能與日方正面衝突的理由。這對盟兄弟要高掛“免戰牌”，山東隨你折騰，我不要了，我走了，還不行?

　　到了5月10日，蔣介石南下兗州，與從南京過來的國民政府主席譚延闓、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吳稚暉和張靜江會合，很快達成共識：“決取不抵抗主義，宣告中外，而各軍渡河北伐，完成革命，為惟一方針。故對日本凡可忍辱，必須至最後亡國之時，乃求最後歷史之光榮。”

　　另：趕在紀念五八烈士二十周年之際，終於寫完了這篇一萬多字的濟南慘案紀念文章。篇幅所限，只好分上下兩篇發出。

　　底稿是很多年前的一篇，不過三四千字，這次大幅增減，增加了不少新東西。

　　近些年想到“濟南慘案”，我總會以此為緯度，對歷史做縱深觀察，如今在台灣政壇依然活躍的國民黨，到底怎麼走過的百年?未來他們將向何處去?

　　也許“濟南慘案”是面很好的照妖鏡，既能看到蔣介石的傳統配方，依然在如今的國民黨地區候選人身上發酵，比如挾洋自重，比如對中國人民的刻骨仇恨和鄙視;更能看到這九十一年間，真箇是“換了人間”，讓蔣介石的嫡派傳人和便宜子孫，賣國無門，唯造謠、詆毀以逞口舌之快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