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香港“占中”如火如荼，作為港島商界領袖，“四大家族”紛紛出來發聲。長江實業集團主席李嘉誠發表聲明，懇請大家不要激動，不要讓今天的熱情變成明天的遺憾，“如果法制決堤，將會是香港最大的悲哀”。

　　恒基地產主席李兆基則顯得有些激動，他直斥占中行為是“自毀長城”，會令香港失去在全球的經濟地位和優勢，不但影響香港經濟、金融及社會繁榮，也有損香港的“國際聲譽”；新世界發展的主席鄭家純則認為，占中者是在犧牲港人的利益在爭取民主，其本身其實一點也不民主，並且看到學生的熱情很有可能會被他人利用（果然是全國政協常委）；而香港船王包玉剛的女婿、九龍倉集團主席吳光正態度有些許的不同，“在‘一國兩制’下港人的言論自由以及和平表達一件的自由已經被全世界看見，但如果活動繼續則不可持續。”

　　不論是已經退休的李嘉誠、李兆基、吳光正，還是仍無退休計劃的鄭家純，都沒有像2014年那樣出面表態，和愈演愈烈的局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他們的接班人，包括李澤鉅、李兆基的兩個兒子李家傑，李家誠、吳光正的兒子吳宗權，也都沒有對於這場風波表示出任何態度，好像這件事從頭至尾都與自己毫無瓜葛。

　　所謂“四大家族”實際上並非是只有這四大家族，而是這四家權勢最大的企業，正是香港社會金字塔頂端最具財力的代表。

　　在四大家族之下，還有包括新鴻基郭氏家族、中電控股嘉道理家族、利豐集團馮氏家族、霍氏家族、利氏家族等等。基本在香港每個重要的行業中，都有一個或者幾個重要的家族把持着行業絕大多數的資產。

　　和700萬香港普通百姓市民關係最大的房地產、公用事業、零售等行業中，商業家族獲得了為數最多的利益。實力最強、最具代表性的四大家族，全部是以地產為主營業務。

　　在經營地產業務的同時，這些家族不同程度的控制着各種類型的公用事業。例如李嘉誠旗下的香港電燈（02638.HK）和嘉道理家族控制的中電控股（00002.HK）兩家企業壟斷了香港的電力供應並且區域劃分明顯，港燈主要供應香港島、南丫島等區域的電力，其他地區則是由中電控股負責供應；

　　李兆基家族則是通過對香港中華煤氣公司的掌控，為香港近200萬家庭提供燃氣能源，實現了對香港供氣的控制。除了家庭所用的煤氣天然氣之外，中華煤氣下屬公司還和香港機場管理局簽署了為期40年的專營權協議，為香港國際機場的飛機提供煤油和燃料設施；

　　九龍倉則是在碼頭港口、電車系統之外，通過旗下有線寬帶通訊有限公司將觸手伸向住宅電話和家庭寬度服務，但這部分業務由於受到互聯網的直接衝擊而日漸萎縮，到2016年九龍倉宣布不再對有線寬頻的運營提供財力支持，後備新世界鄭家純家族接盤。

　　“四大家族”之所以看中這些產業，和這些產業規模體量較大有密切的關係。除了體量大、每個家庭都需要之外，這些產業還都需要重複消費。電、燃氣、電話費和有線電視之後還要繼續購買，只要人要生活，就必須不斷購買這些商品。

　　同時，這些公用事業行業天生就具備壟斷效應。電力的供給幾乎在全球範圍內都是天然壟斷產業；燃氣管道一旦進入某個小區和單元住戶之後，幾乎完全不會被替換；有線電視在互聯網出現之前，也是每個家庭所必須的，每月繳費，極少更換服務商。

　　包括港燈、中電控股和香港中華煤氣在內的這些企業，往往都有非常深遠的歷史沿革，成立時間非常久遠，在百餘年的時間裡深耕港島市場，但由於多種原因，最終控股權落在李嘉誠、李兆基等人的手中。

　　例如香港中華煤氣早在1862年就在英國成立，在兩年之後就向香港市場供應煤氣。那個時期正值清朝末年，整個中國也沒有幾家真正意義上的企業。

　　1975年，隨着英國資本控制力的逐漸衰弱，李兆基入主中華煤氣，在1983年正式成為董事局主席，並在隨後不斷增持強化控制。到2018年底，李兆基通過三家公司累計持有41.53%的股份。

　　隨着市民不斷使用燃氣，香港中華煤氣的利潤不斷上漲。1999年時公司每年稅前利潤是33.22億港元，到2018年，其每年產生的稅前利潤已經達到123.40億港元，由於具有很強的盈利確定性，其股價也不斷上漲，到2019年7月底，市值已經攀升到接近3000億港元。

　　情況類似的還包括嘉道理家族旗下的中電控股，稅前利潤從1999年的90.97億港元上漲至2018年的186.41億元；李嘉誠旗下的港燈（後改名電能實業）公司則是從1999年55.48億港元稅前利潤上漲至76.90億元，市值超過一千億港元。

　　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壟斷企業——特別是對房地產行業、基礎設施和公共事業的占據，最終可以實現對政策制定產生影響，從而增強自己對行業的控制力。

　　眾所周知，香港全境房地產開發的規模實際上並不大，而是保留了大量的森林、濕地、山地甚至是荒地，這些面積相加起來占到了香港全境的三分之二，但香港政府幾乎從未想過要增加土地供應。

　　按照簡單的經濟學原理，當商品價格越高的時候，這種商品的供給就會變得越來越多，因為嗅到利潤的商家會被吸引進來，增加商品的供應量，進而造成商品價格的下降。

　　但是在香港，房產價格日益高漲，卻並不能帶來更多的供給，因為市場上的玩家就那些人，市場上的土地供應也都掌握在政府手裡，每年都非常有限，只要增加土地的供給，香港的樓房供給一定會增加，價格就有機會下降。這個道理任何人都能理解，但是在過去幾十年的是時間裡，卻遲遲無法推行。

　　2014年的風波結束後，普通市民面對的生活環境沒有一絲一毫的改變，隱藏在政治訴求背後的經濟訴求始終得不到滿足，因為這些經濟訴求想要被滿足，就一定會觸及到以四大家族為代表的壟斷企業的利益，這是大佬們斷然無法接受的。

　　因此，只要四大家族對於香港房地產行業、經濟的控制力仍然存在，就一定會施展出自己影響政策制定的能力，去阻止新變化的出現，這是由利益所決定的，一種消費者和商家之間不可調和的矛盾。

　　過去將近20年的時間裡，香港的總人口仍在不斷增長，總數從2000年666.9萬人增長至2018年745萬人，這其中還不包括來自大陸和海外的流動人口、暫住人口。

　　這些居民都需要購買和租住房子，都需要源源不斷的消耗各類公用事業，總數不斷增長。但所有這些居住和生活開支，最終都變成了四大家族們的超額利潤。

　　當所有的積蓄最終換來的只是基礎的“生存條件”，那麼生活的意義就會消失掉。年老者尚且經歷過港島經濟輝煌的時代，可以追憶往昔，但對於年輕人來說，如果不作出改變，他們面對的將是一個長期的、無法改變的局面。

　　更有甚者如李嘉誠家族，甚至不願經歷香港經濟波動變化所帶來的陣痛，而是選擇轉移資產，去追逐歐洲市場上潛在的投資收益，這對於那些“貧賤不能移”，必須直面香港經濟波動的年輕人來說，意味着更大的刺激和不滿。

　　香港四大家族在如今這場風波中的表現，可以用淡然和冷漠來形容，沒有安撫，沒有譴責，連表達不滿也沒有。但恰恰是這種冷漠，體現出了他們與香港市民之間的真實關係。

　　相比於市井出身的一代們，剛剛接班不久的二代們則更加無法理解街道上年輕人的境遇。他們的沉默中不僅有利益的衝突，也有他們對於街道上年輕人的訴求完全沒有感同身受的現實。

　　這種隱藏在沉默中的尖銳對立，讓人深感不安。

　　在一個正常的經濟體中，如果某件商品的價格不斷上漲，一定會導致越來越多的消費者失去購買能力或者放棄消費，最終商家不得不以降價的方式來增加銷量。雖然商品的單價下降了，但越來越多的人買得起，利潤還有機會保持。

　　但是香港的房產偏偏不是這樣普通的商品。當商家不斷提高房屋價格，導致香港購房者無力購買房屋。按照劇本，本應降價銷售的時候，大陸買家出現了。

　　對於擁有14億人的大陸來說，只需要有一小撮的富豪選擇赴港置業，就足以將當地的房價穩定在一個非常高的位置，而不用考慮當地人的支付能力。可以想象這些大陸買家揮舞支票的樣子，在四大家族們的眼中是多麼的可愛。

　　原本穩定的周期循環就這樣被打破了，原本將要下行的曲線被真金白銀再度拉高。買家圓了東方之珠的夢想，四大家族們拿到了更多的錢。只剩下那些再也等不到房價下行周期的700萬人，陷入了更深的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