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屠殺8000新四軍的前因後果有多文討論。 犬儒文人試圖造假抹黑毛澤東徒勞無益。

我今天想說的是國軍和新四軍的戰鬥力。  顧祝同糾結了8萬人，把新四軍圍困在狹小的區域內進攻很長時間，結果還有2000新四軍逃出包圍圈。 國軍的戰鬥力實在太差。

並且，項英葉挺是共產黨里對蔣介石最信任的軍官。 毛澤東反覆提醒項英國民定的危險，項英卻認為他可以討好蔣介石。 項英和葉挺甚至為了討好蔣介石而殺了戰功卓著的高敬亭，但是蔣介石沒有放過葉挺和項英。 葉挺獨自投降蔣介石而被蔣介石關押，項英被警衛給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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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千古奇冤，蔣介石製造皖南事變鐵證如山——評《炎黃春秋》所刊<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

關於新四軍“向北發展”的方針，早在1937年1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就已經確定了的，但項英一再頂着不執行。

　　1939年4月，周恩來來到皖南涇縣雲嶺新四軍總部駐地，進行了廣泛調查研究，從中發現新四軍軍部一面臨敵，三面受圍，蜷縮在橫寬約100公里，縱深不足五十公里的狹長地帶：前方長江沿岸據點被日軍占領，軍部背後又是剿共最得力的國民黨頑固派顧祝同的第三戰區司令部駐地，稍有不測，將沒有迴旋的餘地。在分析上述種種困境後，周恩來在軍部召開的一系列會議上，號召新四軍的幹部克服種種困難，大膽地到敵人後方去：“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周恩來提出的這個方針，得到了新四軍眾多負責幹部的贊同，陳毅、粟裕尤為積極執行，很快，取得了一系列輝煌的戰績。

　　1940年1月，劉少奇從延安來到中原後向黨中央建議：抽調八路軍一部南下，而在江南的新四軍渡江北上，大力發展蘇北。但是，項英仍然固執己見，要求留在皖南。面對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1月18日，延安舉行了中央書記處會議，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等經研究後，決定支持劉少奇的意見。2月19日，中央書記處致項英並東南局電，重申兩年多前六中全會確定的，後來周恩來在新四軍軍部會議上宣布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鞏固現有陣地”的新四軍發展的方針。10天后，毛澤東和王稼祥又致電項英、葉挺，再次強調指出“你們主要出路在江北，雖已失去良機，但仍然非力爭江北不可”，並要求他們“須秘密準備多數渡江，為緊急時用。”(毛澤東、王稼祥1940年1月29日致項英、葉挺電)

　　對於兩年多來自己也在六屆六中全會上舉手擁護通過的這個新四軍發展方針，項英表面上沒有反對，但在實際行動中他仍然堅持自己的錯誤方針，並將已經進入江南敵後的第一、第三兩團又調回皖南，同時還把中央調來的，以及從前方抽去受訓的幹部留在軍部，對國民黨的種種無禮要求，仍然一味地遷就、退讓。

　　面對國民黨頑固派企圖在華中發動新的反共高潮(主要是對新四軍——注)的嚴峻局勢，在延安的毛澤東，再一次從關愛新四軍的立場出發，當即發出了“摩擦中心轉移至華中”的警告，並且及時作出了如下部署：“以淮河淮南鐵路為界，在此線以西避免武裝鬥爭，在此線以東地區應堅決控制在我手中。”“將來八路軍到達華中後，則應堅決爭取全部蘇北在我手中，陳毅部隊立即應當向蘇北發展。”毛澤東更是憂心忡忡地提醒處在國民黨軍隊三面包圍下的皖南新四軍軍部，深刻指出“顧方有可能利用其優勢兵力向新四軍軍部地區進攻，因此軍部及皖南部隊應預先有所準備，以免遭襲擊，萬不得已時可向蘇南陳支隊靠攏，再向蘇北轉移。”(毛澤東、王稼祥1940年3月29日致朱德、彭德懷、項英、葉挺電)。

　　毛澤東發出的這個警告，距1941年1月初秉承蔣介石剿滅新四軍主旨的國民黨頑固派頭子、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發動皖南事變，要早上九個月。請問《炎黃春秋》雜誌的決策者們，還有泡製《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的所謂“整理”者，這能說毛澤東、黨中央對皖南部隊不關懷、不公道嗎?!

　　距上述毛澤東向新四軍發出的這個警告電報才不過三天，1940年4月1日，在為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起草的電報中，心急如焚的毛澤東要求八路軍立即抽調四萬至五萬人的兵力，在三個月內外到達華中，增援新四軍，創建新的敵後根據地。毛澤東此舉十分明顯：緩解皖南新四軍軍部的壓力!

　　僅僅過了兩天，1940年4月3日，一刻不停日夜牽掛着皖南新四軍安全的毛澤東直接致電項英，詢問新四軍“軍部及皖南部隊被某方襲擊時，是否有衝出包圍避免重大損失的辦法?其辦法以向南打游擊為有利，還是以向東會合陳毅為有利?渡江向北是否以絕對不可能?”等問題。稍後(1940年4月15日)，毛澤東又電告劉少奇，項英：“顧(祝同)有對皖南江南我軍採取壓迫手段之可能，望項準備應付辦法，唯決不可能先動手，應取自衛原則為有利。”

　　江南的新四軍正處於萬般險境絕地之中，但項英卻要求江北的部隊“急返江南，以應大事變。”而陳毅、粟裕則主張“皖南軍部率部即向蘇南靠攏。”

　　10天后，1940年4月26日，中央書記處致電項英、陳毅並告劉少奇、張雲逸，十萬分火急地強調：“皖南軍部以速移蘇南為宜。”並再次重申一條重要原則：“在團結抗戰期間，我軍不應向友黨後方行動，而應向戰爭區域與敵人後方行動。”

　　局勢日趨惡化，而項英的遲疑猶豫更是雪上加霜。1940年5月4日，在為中共中央起草給東南局及新四軍的指示中，毛澤東對項英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指出：“在一切敵後地區和戰爭區域，應強調同一性，不應強調特殊性，否則就會是絕大的錯誤。”“在應對可能的全國性的突然事變的問題上，也只有採取鬥爭的方式，才能使全黨全軍在精神上有所準備，在工作上有所布置。否則，就將再犯一九二七年的錯誤。”

　　在這裡，毛澤東還將對國民黨蔣介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與1927年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大屠殺，上百萬共產黨人、革命人民的人頭落地的血的教訓緊密地結合在了一起。大量史實表明，毛澤東是高瞻遠矚的。

　　就在毛澤東，黨中央接二連三為新四軍解脫困境發出指示的同時，遵照毛澤東、黨中央的部署，多支八路軍部隊迅速揮師南下與新四軍會合。

　　1940年5月，黃克誠奉命率八路軍第二縱隊第344旅和新編第二旅共12000人，由冀魯豫南下，6月下旬在皖北渦陽縣新興集與彭雪楓率領的新四軍第六支隊會合。七、八月間，八路軍第二縱隊與新四軍第六支隊，以及1939年5月南下創建皖東北根據地的八路軍第115師蘇魯豫支隊、10月進入皖東北根據地的原八路軍山東縱隊隴海南進支隊等部，合編為八路軍第四和第五兩個縱隊。第四縱隊由彭雪楓任司令兼政治委員，留豫皖蘇地區執行向西防禦的任務。而由黃克誠任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的第五縱隊，則擔負起配合已經度過長江北上的陳毅、粟裕所部東進淮海開闢蘇北根據地的重要任務。至10月10日，由黃克誠率領的八路軍在蘇北東台白駒鎮與蘇北新四軍勝利會師。

　　1940年11月，為統一對華中八路軍和新四軍的領導，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成立了華中總指揮部，由新四軍軍長葉挺任總指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任政治局委員，新四軍蘇北指揮部總指揮陳毅任副總指揮(葉挺抵達蘇北前由陳毅代理總指揮)。而項英依然為新四軍副軍長兼政委。這與劉少奇擔任的華中總指揮部政委是兩回事。劉少奇的政委職責僅限於江北。因此，無論是在“皖南事變”前，還是在“皖南事變”發生中，從來不存在《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所言的“毛澤東把項英免職，由劉少奇同志擔任政委時，部隊歸他指揮，……劉少奇先命令陳、粟部隊北上到鹽阜地區。……劉少奇命令一、二支隊先到蘇南，再往北進”諸如此類的情況。而所謂“劉少奇把一、二支隊調走以後就發生了皖南事變”的說法更是不能成立。陳、粟部渡江北上開闢蘇中根據地是1940年5月間的事情，是在接到毛澤東、黨中央的緊急指示後執行的，與劉少奇後來的任職無關。而“皖南事變”發生在距陳、粟部渡江北上八個月後。劉少奇擔任新四軍政委，是在1941年1月17日蔣介石悍然下令取消新四軍後，黨中央於1月20日作出的決定。下文另依據史料論述。

　　毋庸置疑，華中指揮部的成立，擴大了蘇南、皖中新四軍根據地，大大溝通了華北與華中兩個根據地之間的聯繫，有力地握緊拳頭打擊日寇，也進一步遏制了國民黨頑固派。及至1940年底，亦就是蔣介石滅絕人性發動旨在消滅新四軍主力的“皖南事變”前夕，在兩年多的敵後抗日游擊戰中，東至上海，西至武漢，北抵徐州、開封一線，新四軍共對日、偽軍作戰2700餘次，斃傷俘敵55000人，而新四軍部隊也發展到近9萬人。實踐證明，毛澤東、周恩來、黨中央提出的“向北發展，向東作戰，向南鞏固”的新四軍發展方針是無比正確的。而大批八路軍南下與新四軍會合創建鞏固的華中各根據地，更是證明了一個事實：所謂《項英秘書揚帆談皖南事變》一文中杜撰的諸如“中央與我們皖南軍隊有點矛盾”、“黨中央對皖南部隊與對八路軍不同”、“皖南事變”前“毛澤東把項英免職，由劉少奇同志擔任政委”、“‘千古奇冤’……主要指我們內部，指毛澤東對皖南軍隊的不公道”的一系列說法，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事實：面對一浪高過一浪的反共高潮，毛澤東、黨中央一直將皖南新四軍的安全時刻掛在心中。針對蔣介石欲圖消滅新四軍的圖謀，晝夜不停地作着努力與安排。

　　請看以下史實——：

　　1940年10月19日，國民黨軍參謀總長何應欽、副總長白崇禧致電(即歷史上那個殺氣騰騰的“皓電”)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副總司令彭德懷和新四軍葉挺軍長(他們從來不承認共產黨軍隊的“政委”一職，而且，事實已經證明，短期內對圍剿、消滅八路軍是難於實現的，或者叫做鞭長莫及也可。除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盤踞區外，在華北，國民黨基本上沒有連片的區域，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其他人民武裝力量應對着占80%正面日軍侵華軍隊的有生力量。如果沒有日寇主力部隊的牽制，在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軍部的同時，蔣介石也許會仿如七、八年前舉百萬國民黨軍隊圍剿江西紅軍一樣，發動對八路軍的全面攻擊)，對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進行種種攻擊和污衊。並強令在大江南北堅持抗戰的八路軍、新四軍於一個月內全部開赴黃河以北，還蠻橫地要求將50萬八路軍、新四軍合併縮編為10萬人。與此同時，蔣介石還密令湯恩伯、李品仙、韓德勤、顧祝同等準備向新四軍進攻。其罪惡目的，妄圖把共產黨領導的絕大部分軍隊趕往黃河以北，會同日軍前後夾擊，消滅新四軍、八路軍。

　　頗具諷刺意義的是，就在何應欽、白崇禧發出這個殺氣騰騰的“皓電”前十天，在葉挺指揮下，皖南新四軍打了一個漂亮的大勝仗：將自繁昌、南陵、江縣等地南下進犯雲嶺欲圖一口吞掉新四軍軍部的5000多日軍打了個落花流水，蔣委員長為此還向新四軍頒發了嘉獎令呢!

　　早在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皓電”之前的一個月，中共中央在獲悉國民黨軍令部向三面圍合新四軍的顧祝同部發出“掃蕩”長江南北新四軍的命令後，中共中央軍委致電葉挺、項英、劉少奇(請讀者們注意了，中央軍委的這個電報，項英排名在劉少奇前——秋石注)準備自衛行動，並囑皖南尤須防備。

　　面對國民黨咄咄逼人的欲圖消滅共產黨軍隊的“命令”攻勢，針對20天前何應欽、白崇禧發出的“皓電”，毛澤東起草了以朱、彭、葉、項名義的復電，嚴正要求國民黨“中央對於時局趨向，明示方針，拒絕國際之陰謀，裁抑國內之反動，而對於聯合剿共內戰投降之說，予以駁斥，以安全國軍民之心。”與此同時，毛澤東要求蘇北的新四軍“積極整軍，沉機觀察”，皖南新四軍“認真準備北移”，於十二月底全部開動完畢。他還致電周恩來，要他在重慶加強與美、英、蘇等國外交人員聯絡，並“利用時機向國民黨各方奔走呼號，痛切陳詞，以圖挽救。”為新四軍尤其是皖南新四軍的安危作着最後多方面的努力與安排。

　　然而，蔣介石要消滅新四軍的決心已定，就在毛澤東、周恩來為新四軍的存在作着各種努力的當口，12月8日，何應欽、白崇禧又一次電令，強橫要求八路軍、新四軍全部開調黃河以北，還喪心病狂地故意把新四軍軍部北移路線泄露給日本人，以便共同夾擊。12月9日，蔣介石親自發布命令，限長江以南新四軍於12月31日前開赴長江以北地區;黃河以南的八路軍、新四軍於1941年1月30日前開赴黃河以北地區。僅僅隔了1天，12月10日，蔣介石又秘密下達了《剿滅黃河以南匪軍作戰計劃》和《解決江南新四軍方案》，同時密令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第三十二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等全力調兵圍殲新四軍部隊。

　　在延安晝夜不眠的毛澤東，最擔心的就是皖南新四軍的日趨惡劣的處境，接二連三致電一直拖延北移的項英。在12月26日的電報中，他對項英尖銳批評道：“你們在困難面前屢次來電請示方針，但中央還在一年以前即將方針給了你們，即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你們卻始終不執行”。心焦如焚恨鐵不成鋼的毛澤東還指出：“如果動搖猶豫，自己無辦法無決心，則在頑敵夾擊下，你們是很危險的，全國沒有任何一個地方有你們這樣遲疑猶豫無辦法無決心的。在移動中如遇國民黨向你們攻擊，你們要有自衛的準備與決心。這個方針也早已指示你們了。”

　　周恩來在重慶頻頻會見各方人士，包括國民黨聯絡員張沖，竭盡全力，一次一次地作着為皖南新四軍險境解困的努力，乃至在12月25日面見蔣介石本人……

　　12月27日，為新四軍安危日夜操勞得茶飯不思的毛澤東致電周恩來，要他繼續向蔣介石交涉，要蔣介石命令李品仙部不得妨礙新四軍北移;一面以朱德、葉挺的名義急電國民黨第五戰區司令長官李宗仁和副長官李品仙，懇請他們從抗戰的利益出發，不要妨礙新四軍的北移。

　　然而，此時的形勢已經難以逆轉，毛澤東、周恩來的所有努力，已經到了回天無術的地步。也正是由於項英的一再拖延北移，使得顧祝同從容部署兵力，得以全面完成圍殲皖南新四軍的準備。不僅如此，國民黨部署在長江以南的軍隊故意泄露皖南新四軍即將北移的消息，日軍接訊後迅速將長江封鎖，燒毀大、小渡口全部船隻，江心遍布艦艇，岸上崗哨林立。同時，顧祝同依照蔣介石下達的“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命令，集結起七個師的兵力，在安徽涇縣、太平間布成袋形陣地，皖北則由李品仙部布防堵截，而冷欣部則負責封鎖新四軍到蘇南的去路。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軍部及其直屬部隊9000餘人開始原定於一年前必須進行的北移任務。正是由於項英對國民黨不切實際的幻想與猶豫不決，行期一再延誤，國民黨已經在新四軍行進的必經地區埋伏下了重兵。而且，據一些隨軍部北移的新四軍指戰員事後回憶說，還是在新四軍開拔，離開軍部所在地雲嶺之前，身為副軍長兼政委且大包大攬負總責的項英，全然不顧迫在眉睫被剿滅的危險，竟然滔滔不絕地向全體指戰員作了長達三個小時的所謂“政治動員”，把在一旁的葉挺軍長急得直跺腳。項英的這個再一次貽誤北移戰機的錯誤，等於給蔣介石、顧祝同、上官雲相“一網打盡，生擒葉項”的鐵壁合圍部署又增加了一份保險。而且，項英的這個滔滔不絕的“政治動員”，竟然還做着“很快會回來的美夢”。不僅如此，項英依然不把黨中央反覆強調的由葉挺軍長負軍事總責的決定放在眼裡，否決了葉挺依據實際情況作出的整個部隊一起北移及後來受圍時一起突圍的安排(因軍部各單位多老弱病殘和非戰鬥人員)，而是自作主張兵分三路，從而給了國民黨部隊各個擊破最終予以圍殲的良機。

　　1月6日，當倉促北移的部隊到達涇縣茂林地區時，突然受到了國民黨第33集團軍總司令上官雲相指揮的七個師八萬餘人的嚴密包圍和猛烈襲擊，非戰鬥人員占多數的新四軍頓時陷入了孤立無援的苦戰中。

　　值得指出的是，在戰鬥打響後，身為軍長的葉挺一直與前衛部隊保護着軍部一起同生死共患難，站在最前列指揮部隊突圍。而項英卻帶着袁國平、周子昆二位領導和身邊十來個參謀及警衛人員離開大部隊私自突圍……據說，面對全軍將士的一片怒聲載道，突圍不成返回原地的項英這才表示了自己內心的懺悔，沒有聽從葉挺軍長的主意，沒有從雲嶺出發時把全部指揮權交給葉挺軍長，否則，也不會走到四面楚歌的這一局面。

　　因為通訊被阻斷，直到事變發生三、四天后，在延安焦慮萬分的毛澤東才得到了有關皖南新四軍的一些確實消息。毛澤東先收到的是中原局書記、華中指揮部政委劉少奇一月九日發來的兩封電報，一封電報說：“我江南遵令北移被阻，戰況激烈，請向國民黨嚴重交涉。”另一封電報則向黨中央報告道：項英、袁國平等“在緊急關頭已離開部隊，提議中央明令撤項職，並令小饒(饒漱石)在政治上負責，葉(挺)在軍事上負責，以挽危局。”次日，一月十日，毛澤東才收到葉挺、饒漱石(時任東南局副書記，隨軍部行動)拍發的緊急求救電和突圍不成又回到部隊的項英自請處分的電報。為此，毛澤東當即決定，由葉挺、饒漱石指揮新四軍，克服困難，繼續執行北移任務。並要劉少奇、陳毅“就近隨時去電幫助他們並加鼓勵，惟項英撤職一點暫不必提。”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指示電：“中央決定(新四軍)一切軍事、政治行動均由葉軍長、饒漱石二人負責，一切行動決心由葉軍長下，項英同志隨軍行動北上。”

　　新四軍軍部的命運是那樣緊緊的牽動着毛澤東的心。他心中唯一思考的問題，就是如何把陷在國民黨重兵槍林彈雨圍困中的皖南新四軍從九死一生的危難境地中給解救出來。一月十四日，他在致周恩來、葉劍英的電報中深刻指出：這是救死問題，如不停止進攻，即將全軍覆滅。請立即要蔣下令停戰撤圍。正是出於這種焦急不安的心情，中共中央決定“在政治上軍事上立即準備作全面大反攻，救援新四軍，粉碎反共高潮。”這個決定還指出，如皖南部隊被蔣介石消滅，我應堅決、徹底、乾淨、全部消滅韓德勤、沈鴻烈軍部，徹底解決華中問題。

　　由於力量過於懸殊，在奮戰七天七夜後，皖南新四軍終於因彈盡糧絕而告敗。軍長葉挺被俘，項英、袁國平、周子昆等遇難。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檢討新四軍失敗的原因。毛澤東指出：從我們自己方面來說，首先是由於項英、袁國平等缺乏反摩擦的思想準備，其次是指揮上的錯誤。但最主要的原因，乃是蔣介石國民黨頑固派的反共、溶共、剿共政策造成的。應當肯定，項英同志在領導新四軍的工作中有着不可抹煞的功績。他和葉挺、陳毅等人一起，在短時期內把極為分散的南方八省紅軍游擊隊進行集中整編，組織部隊奔赴敵後開展游擊戰爭，積極進行部隊建設，使得新四軍不斷發展、壯大，並領導了建立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但他對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認識不足，對中共中央“向北發展，向敵後發展”的正確方針缺乏理解，貫徹措施不力，且存在着以皖南為中心，待日軍向浙贛路進攻時向南發展，恢復紅軍時期南方根據地的不切實際的思想。1940年10月以後，當國民黨頑固派進攻新四軍的跡象已經十分明顯的時候，項英對皖南部隊的北移，一再遲疑不決，最終喪失了迅速東進或北移的有利時機。在部隊北移受阻後，指揮失當，既未能與葉挺軍長一起隨大部隊行動，又未能粉碎國民黨的圍殲，致使新四軍蒙受了重大損失。

　　一月十七日，蔣介石悍然宣布新四軍為“叛軍”，宣布取消新四軍番號，並將葉挺交付軍事法庭審判，將反共高潮推向了頂點。

　　一月十八日，與蔣介石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剿滅新四軍的殘暴血腥罪行針鋒相對，刊有周恩來“為江南死國難者誌哀”題詞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同室操戈，相煎何急!?”詩等揭露國民黨頑固派製造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真相的《新華日報》，搶在各大報發出之前，送到了廣大讀者手中。

　　一月二十日，中共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了重建新四軍的命令，任命陳毅為新四軍代軍長(被國民黨頑固派囚禁的葉挺仍為軍長)，張運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賴傳珠為參謀長，鄧子恢為政治部主任。隨後，新四軍軍部在蘇北鹽城宣告成立，整編全軍為七個師和七個獨立旅，共九萬多人，在大江南北堅持敵後抗戰。

　　與此同時，根據中共中央決定，東南局與中原局合併，改稱中共中央華中局，同時成立新四軍軍分會，劉少奇為華中局書記兼軍分會書記，委員為饒漱石、陳毅、曾山;新四軍軍分會委員為陳毅、饒漱石、賴傳珠、鄧子恢。

　　同一日，在以中國共產黨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言人身份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中，毛澤東凜然宣告道：“中國共產黨已非一九二七年那樣容易受人欺騙和容易受人摧毀。中國共產黨已是一個屹然獨立的大政黨了。”緊接着，毛澤東提出了解決皖南事變的十二條辦法：第一，懸崖勒馬，停止挑釁;第二，取消一月十七日的反動命令，並宣布自己是完全錯了;第三，懲辦皖南事變的禍首何應欽、顧祝同、上官雲相三人;第四，恢復葉挺自由，繼續充當新四軍軍長;第五，交還皖南新四軍全部人槍;第六，撫恤皖南新四軍全部傷亡將士;第七，撤退華中的“剿共”軍;第八，平毀西北的封鎖線;第九，釋放全國一切被捕的愛國政治犯;第十，廢止一黨專政，實行民主政治;第十一，實行三民主義，服從《總理遺囑》;第十二，逮捕各親日派首領，交付國法審判。

　　中共的十二條要求，受到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的好評。宋慶齡、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陳友仁等國民黨元老聯名致信蔣介石，譴責政府對新四軍的迫害，要求釋放葉挺。連從前怕共產黨過於強硬會引起統一戰線破裂的民族資產階級首領陳嘉庚、張一麐等也為之仗義執言。馮玉祥、于右任、孫科等也紛紛表達心中的憤懣。馮玉祥將軍慨然道：“只有共產黨的十二條，國事才能解決。”在國際上，斯特朗、斯諾、史沫特萊等在美國報紙上發表報道和評論，向世界披露皖南事變的真相。

　　為迫使處於內外交困重重壓力下的蔣介石接受這十二條要求，董必武、鄧穎超等中共人士拒絕出席三月一日召開的三屆一次國民參政會。

　　之後，歷次國共談判，中共都把恢復葉挺軍長自由，釋放關押在上饒集中營的全體新四軍被俘指戰員的要求，作為一個重要議題向國民黨方面提出。此外，按照黨中央及南方局、中原局的指示與安排，在上饒集中營所在地附近設立多處地下聯絡點，及時掌握集中營內的情況，策劃並妥然接應越獄的被俘新四軍人員等。

　　1945年日寇投降後，中共不斷要求國民黨方面釋放政治犯和被俘的新四軍人員。1946年春，中共方面以1945年秋粉碎國民黨軍破壞和談向我解放區大舉進攻的邯鄲戰役中被俘的第11戰區副司令長官馬法五為交換，被蔣介石無理囚禁達五年之久的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於1946年3月4日獲釋。次日凌晨，葉挺即致電延安黨中央、毛澤東，莊重地表達了重新回到黨內的熱切願望。

　　僅僅過了兩天，1946年3月7日清晨，周恩來副主席給葉挺送來了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接受葉挺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批覆電報。

　　由毛澤東親自起草的中共中央批覆電報，內容如下：

　　親愛的葉挺同志：

　　5日電悉，欣聞出獄，萬眾歡騰。你為中國人民解放與人民解放事業進行了20餘年的奮鬥，經歷了種種嚴重的考驗，全中國都已熟知你對民族與人民的無限忠誠。茲決定接受你加入中國共產黨為黨員，並向你致以熱烈的慰問與歡迎之忱。

　　中共中央3月7日

　　筆者相信，倘若項英、袁國平等人不遭叛徒殺害而被俘的話，毋庸置疑，毛澤東、黨中央也會如同營救葉挺一樣，花大力氣營救他們的。手心手背都是肉。經歷了1927年大革命的嚴峻考驗，在紅軍初創時期立下了不朽功勳的項英、袁國平等人，同樣是黨和人民軍隊的寶貴財富。儘管他們在執行黨中央指示及新四軍北移中犯了極其嚴重的錯誤。

　　事實：美、英、蘇等國強烈譴責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皖南事變後，國內外輿論幾乎群起指責國民黨破壞抗日統一戰線，並擔心中國將因此爆發內戰。外交上，美、英、蘇等國都立即作出強烈反應，表示關切，甚至影響到對華的援助，令蔣介石深陷極度被動的局面。

　　最早向世界報道中國共產黨、中國工農紅軍、毛澤東，出版了震撼世界政壇、文壇的《紅星照耀中國》一書的美國著名記者埃德加·斯諾，以及與羅斯福總統關係十分密切，在華期間深入敵後，詳細考察過共產黨前線抗日軍隊的前美國海軍陸戰隊少校伊文斯·卡爾遜，他們先後在美國有影響的一些大報上發表評論，抨擊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揚言中國將爆發內戰。已經回到美國國內的美國著名女記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接到周恩來的電報及附去的中共中央軍委關於重建新四軍的命令後，立刻通過紐約的一些報紙和《美亞》雜誌，詳盡地披露了皖南事變的真相。還有在皖南事變發生四個月後回到美國的另一位著名女記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以其在新四軍的親見親聞，及擔任新四軍戰地醫院醫護救治工作的經歷，在美國各地作了數十場演講，痛斥國民黨軍隊的腐敗無能與製造摩擦攻打共產黨軍隊，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而國民黨駐華盛頓大使胡適向蔣介石提供的報告，則更能說明問題了。他說：“新四軍事件，美國人士頗多疑慮……其左傾者則公然批評我政府。”事實上，皖南事變發生後，海外華人輿論幾乎眾口一致在批評國民黨。僅皖南事變爆發後的一個半月左右的時間，有據可查的發給國民黨中央的其海外黨部和各有關華人團體的批評電報，就達數十通以上，期間充溢着惋惜激憤之詞。

　　更重要的是美國總統羅斯福坐臥不安了，他，以及美國國務院，公開表示了對國共衝突的嚴重關切。二月七日，距皖南事變發生不過一個月，美國總統羅斯福派出的特使居里來到重慶。在三天后同蔣介石的會見中，居里明確表示美國贊成中國統一，希望國民黨和共產黨能夠真正組成抗日統一戰線對抗日本，不願內戰擴大，主張政府改革，自下而上地開放民主。居里還向蔣介石聲明，在國共糾紛未解決前，美國無法大量援華，中美間的經濟、財政等各問題不可能有任何進展。與此同時蔣介石還接到了羅斯福的來函，同樣是要求蔣介石推行國共合作，而不是分裂。當蔣介石強詞奪理地辯解說，他個人認為中共以效忠共產國際和蘇聯為首要目標。他還說，共產黨並不希望看到中、美、英結為同盟。……然而，居里並不認可蔣介石的這個詭辯。他十分清晰地告訴蔣介石，在即將爆發的戰爭中，美國只有一個目標：即打敗德國和日本。既然中共也是抗日統一陣線的一員，美國同樣會把中共看成是朋友來加以對待。

　　四天后，居里全然不顧蔣介石的反對，堅持與周恩來舉行了會見。針對美國因擔心日本南進急盼中國內部團結抗日，以便牽制日本兵力的心理，周恩來向居里提供了國民黨製造摩擦的材料，並說明蔣介石如不改變反共政策，勢將導致中國內戰，有利於日本南進。居里同意周恩來的看法，並表示：美國贊成統一，反對日本。如果中國分裂，美國很難給予援助，如果內戰擴大，抗戰將更不可能。在離開重慶啟程回國前的一次公開演講中，居里又一次對國民黨提出了嚴厲的批評：“中國應有自下而上的徹底的民主”，必須改變腐敗的政治機構，必須杜絕類似皖南事變清除異己的事情發生。

　　說實話，美英政府對蔣介石的反共限共政策本來是持贊同態度的，但當蔣介石發動皖南事變後，又極其害怕會因此引起大規模的中國內戰，不利於他們利用中國牽制日本的目的。英國駐重慶大使卡爾請周恩來到自己家中面談，詳細地了解了皖南事變的真相，也由不得同情共產黨，反對磨擦。隨後，他又在同蔣介石的會見中勸告蔣介石採取有力措施停止國內衝突。英國政府在收到卡爾的報告後，給予了高度重視，致電蔣介石警告說：內戰只會加強日軍的進攻。英國政府的這個警告，雖說談不上什麼“及時”，倒是貼切的很：事實上，日本方面並不買蔣介石討好他們清除共產黨異己圍剿新四軍的賬。他們更是反對蔣介石將所有八路軍、新四軍等共產黨武裝的有生力量趕至黃河以北與其正面對峙。戰爭爆發以來的大量事實已經證明，日軍對付國民黨一個集團軍，遠比對付中共一個師要容易得多。國民黨軍隊腐敗，士氣低落，而八路軍、新四軍軍紀嚴明，英勇驍戰，以一當十，且遠比國民黨軍隊深受戰區人民的支持。這也是日本軍隊為什麼要在華北大規模推行“三光政策”的根本原因所在。發動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的一個嚴重後果是：距皖南事變結束不過十天光景，日軍突然集結起整整五個師團的優勢兵力，兵分數路對駐守河南平漢路以東的十五萬國民黨軍隊發起了大規模的進攻。這就是中國抗戰史上著名的中條山戰役。為此，猝不及防的國軍損失慘重。自然，這也是給了蔣介石奉行的“攘外必先安內”反革命政策最有說服力的一個回報。日本人以血淋淋的事實，狠狠地教訓了蔣介石一把。

　　不久，卡爾離任回國。在蔣介石的國民政府為其送行時，卡爾將前來送行的中共代表周恩來贈送給他的一把日本軍刀，告訴同樣為他送行的國民黨六戰區司令長官陳誠將軍說：這是新四軍軍長葉挺將軍在皖南涇縣禦敵前線親手繳獲的戰利品(此軍刀系1940年10月上旬葉挺率新四軍大敗從繁昌、南陵、江縣等地南下進犯雲嶺的5000餘日軍時繳獲——秋石注)。在連聲讚嘆“太有意義了!”之後，他還質問道：“對了，葉挺不是還被你們關在監獄裡?為什麼要長期監禁他?”弄得陳誠好不尷尬。

　　而蘇聯政府更是旗幟鮮明地表明了自己的態度與立場：強烈譴責國民黨製造皖南事變圍剿新四軍。為此，蘇中央機關報《真理報》還刊登了有關皖南事變真相的報道和火藥味甚濃的抨擊性評論。新任國民黨駐蘇大使邵力子原定於一月十七日晚舉行宴會，此前，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已經答應出席。但很快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和延安中共中央關於皖南事變真相的詳細經過情況報送到了莫斯科。湊巧的是，也正是在這一天晚上，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發布了國民黨軍委會的通令和發言人談話，污衊新四軍為叛軍、匪軍，悍然宣布撤銷新四軍番號，並宣布將葉挺軍長交付軍法審判……這樣一來，更是大大地激怒了蘇聯高層!蘇聯外交部立即通知邵力子：宴會改期進行，這是外交史上前所未有的事。當邵力子奉命前往蘇聯外交部作混淆是非模糊事實真相的所謂“解釋”時，洛佐夫斯基副部長毫不客氣地打斷他的話，批評說：蘇聯人決不做可以使仇者快親者痛的事。洛佐夫斯基還尖銳地責問邵力子道：請問大使閣下，日本人對此事高興否?請轉告貴國政府勿做敵人快心之事。在陪都重慶，蘇聯駐華使館一直與中共負責人周恩來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多次會談並了解情況。潘友新大使和崔可夫武官先後向前來“解釋”(實為歪曲真相)、下令製造皖南事變的直接劊子手何應欽、白崇禧，強硬提出質問與批評。一月二十五日，潘友新大使在會見蔣介石時，代表蘇聯政府向他嚴正指出：進攻新四軍有利於日本侵略者。他還敦請蔣介石注意一個生死攸關的問題：對中國來說，內戰將意味着滅亡!

　　在國內外輿論的一片責難聲中和美、英、蘇三國政府的重重外交壓力下，蔣介石突然發現自己在政治上已經陷入了異常孤立和被動的境地。